九、财校深造，险遭不测

1955年春节后不久，随着水利工程堤院的变化，为了便于管理，上级对常德县的行政区划作了一些调整，前河的毛家滩区划归汉寿县，后河的陈家嘴（十美堂的三分之一）划归安乡县，根据“现有机构人员，原封不动办理交接”的精神，我和税务组的全体同志，都应一起划归安乡县管辖，但本县税局领导赶在移交前，将我调到了十美堂，把十美堂的康存主调到了陈家嘴，通过对调，康存主就顶替我划到了安乡县，我就留在本县了。这件事，虽然是本局搞了一点“本位主义”，但也说明县局领导对我的信任和器重，因此，我告诫自己，不要受宠而骄，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要更好地努力学习和工作。

十美堂没有陈家嘴大，只有百把家商铺，跟西河口一样，因不上两千人口，不是建制镇，但商店比西河口多一些，税收任务也比西河口大一些，当时全年任务是三万元左右，配有税干三人，临时组长孙笃如分管十美堂，刘体胜分管黑山嘴，我顶替康存主原来分管的黄株洲、牛望嘴等地。三个人的小小税务组，是蒿子港税务所的派出机构，同时也属十美堂区政府行政领导，办公是工商联安排的一间民房，吃饭是在供销社搭的餐，工作环境虽不如陈家嘴气派，但麻雀小肝胆全，总是一个区属部门，各方面的工作，仍然一样多。

我虽有病在身，但毕竟年青，能够带病坚持工作，加上没有断过药物治疗，身体逐渐好转，但“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一直牵挂我的身体，为了让我养好身体，又专门为我磨了一包“米粉子”，亲自带到十美堂来看我，一方面是以“送亲”的身份，送黄瑞英来十美堂与孙笃如结婚（黄瑞英是我母亲结拜姐妹黄家姨妈的女儿，她家是西河口开棺材铺的，孙笃如在西河口工作时订的婚）。我留母亲在十美堂住了几天，在闲聊中，母亲向我提起一门亲事，说她的另一个结拜姐妹寒姨妈的女儿康新春，小时候虽然因长癞子（头藓）没有头发，但早已好了，现在长得也很标致，寒姨妈有意将她许配给我，问我是否同意，我说现在还不想谈婚姻大事，母亲看我不太满意，也就没有勉强我。

一天深夜，十美堂发生了一场火灾，一夜大火，烧完了一条主街，当夜，恰巧孙笃如睡在银行里了，刘体胜在黑山嘴当天没有回来，只有我一个人睡在组里的，我首先抢出了“税票、印章、现金”和一些文件等重要物品，正当紧张抢火时，孙笃如赶来了，两人抢了一些办公用具和家具后，大火快封门了，此时，我想起办公桌里放有两颗“手榴弹”，还没有抢出来，如果爆炸，将会伤害很多人性命，我毫未犹豫，立即冒火冲进屋里，来不及开抽屉，背起办公桌就往外冲，孙笃如急糊涂了，不知道进来帮我抬桌子，而是站在门外只喊“要小心”，我也不知哪里来的这么大劲，竟背起桌子冲出了火海，抢出了“手榴弹”。

火灾后不久，孙笃如调走了，我担任了组长，分管十美堂集镇，新调来的刘中全，顶替我原来的工作。由于十美堂不是建制镇，没有设立镇政府（只有一个工商联合会和一个居民委员会，担负行政工作），也没有公安派出所和工商管理所，区属部门，除税务组外，只有一个粮管组，一个银行营业组，一个供销社和一个中心小学校，这些都不是行政管理机构，所以我们税务组，除了本职工作外，受区政府委托，还兼管了镇上的一些行政管理工作，包括对工商联、工会、居委会的一些管理事项以及市场管理、民间纠纷、治安管理等等，镇上的团支部书记，也是我兼任的。

在十美堂工作了两三年，这几年，是我的青年旺盛时期，也是国家完成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和完成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农业合作化由互助组、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资本主义工商业，由代购代销、经销、发展到全行业公司合营，手工业也由个体单干组成了集体经济，作为税务干部，为合作化运动，担负了大量工作。随着经济成份的变化，税收工作，由粗到细，由“民主评议、定额征收”的方法，逐步改为了“申报纳税、查账计征”。这些变化过程，使我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提高了文化知识和业务技术水平，为后来锻炼成全县税务系统业务骨干和业务主管，奠定了良好基础。

这几年，也是我的青年爱玩时期，由于自己少年时学过打“围鼓”，有一些“吹打弹唱”的基础，在陈家嘴工作时，又学会了识简谱，在这里又担任了团支书，结识了很多青年朋友，他们中间，很多人各有所长，如工会秘书李文运，善于写作诗歌、漫画，银行干部禹早，手提琴和二胡拉得很好，学校老师康进桂更是多才多艺，还有商店职工和手工业工人以及一些居民学生，如蔡松柏、陈中秋、刘运军、习桂秋、陈进霞、郑桃枝、康心元、康世菊、钟维汉等很多青年男女，能歌善舞，大家经常在一起玩和学习，开始只是读读报、唱唱歌，玩玩而已，后来围绕党的中心，配合“合作化”运动，宣传时事政策，在区委书记左维俊的重视与支持下，以团支部为核心，组织了二十多个男女青年，成立了一个业余文艺宣传队，办起了一个土广播宣传站，工商联游育民主任亲自出面动员了十几户工商业老板，赞助了千多元资金，购置了一些乐器和道具，“工会”还安排了一间房子，专门作为青年活动室，我和李文运、禹早、康进桂等同志一起，担任编导，成为领导核心，领导大家每天晚上排演节目，每天清早，在菜市场和闹市区，用土喇叭广播宣传一小时，每周还出刊一块黑板报，每次区里召开大小会议，都有我们演出的文艺节目，有时还下乡上门演出，同时在当地采访好人好事和劳动模范，作为宣传资料，编成短小精干的节目，很受广大群众欢迎，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起了很好的促进推动作用。后来还排演了大型古典歌剧“孔雀东南飞”等节目，配合了婚姻法的宣传，受到了县文化馆的表彰。

由于工作表现较好，区委打算培养我入党，但县委组织部根据中央精神，为纯洁革命队伍，开展了“审干”工作，就是对所有干部的政治历史，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经过一年多时间，全县查出了不少有政历问题的人员，我们税务所的陈国栋所长，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解放前当过上海警察局巡长，属历史反革命范围，撤销了所长职务（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群众揪斗，并清出了革命队伍，文革结束后，落实了政策，作了退休处理），新调来的刘昌德同志担任了蒿税所所长。我本来没有任何政历问题，自以为历史清白，但在审干学习中，明确了“同善社”属“反动会道门”组织（等于反革命组织），故在填写“审干简历表”时，在“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一栏里，填写了“同善社”三字。实际上就是在渡口当学徒时，为了祈求神灵，除掉我眼睛上挂的影，表兄李国安（同善社骨干）带我到同善社去敬过一次菩萨。对此问题，组织上经过调查，给我作出了“系一般道徒，解放后断绝了关系”的结论，并要我在结论上签了字，装进了干部档案，这就成了我的一个历史污点，延长了我入党的考练时间。

组织上并未因此失去对我的信任，更未放弃对我的培养，县税局为了不断提高税工队伍的政治业务水平，培养出一批新生骨干力量，从1955年起，每年都选拔了几个同志，带薪离职去“省财校”学习。1957年，省财政厅又给我县分配了三个学员名额，县局领导安排了五个同志参加体检和文化考试，我是其中之一，结果录取了张成勤、杨先胜和我三个人。我为自己被录取，感到非常高兴，一是通过体检，证明自己的肺病已经痊愈，二十年前，如果医疗如此发达，父亲就不会英年早逝，我是幸运的；二是高小学历，能考上初中以上文化知识（主要是语文、数学），证明自己能够深造，没有辜负组织上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郭德世同志生前对我的帮助。

十美堂的一些青年朋友，听到我即将要去省里学习，就要离开他们了，大家在为我高兴的同时，一个个都流露出难舍难分的深情厚谊，李文运、禹早等同志，纷纷在日记本上为我题词留念，习桂秋、陈进霞等同志，忙进忙出，称了几斤肉，十几斤鱼，弄了一大桌饭菜，为我践行，一二十人欢聚一天，很多同志深更半夜，还舍不得离开，尤其是康进桂、郑桃枝、康心元同志更是不忍分离，情深意长，埋头含泪，要我经常来信，不要断了联系，李文运与我最知心，他悄悄对我说，要我在三个对我最好的女孩中，选中一个，明确表态，不要再犹豫不决了，我也虽有此意，但始终没有决定下来，就匆匆离开了难舍的十美堂。

在蒿子港税务所，办理了移交手续，同志们以改善生活为名，给我送了行，刘昌德所长对我很关心，交代我要好好学习，不辜负领导的希望，并亲自送我到船上（当时还没有常蒿公路，不通汽车，只能坐小木船走七十里水路和走三十里旱路，才能到常德），分别时，长时握手，语重心长。

好像是五月尾的一个凌晨，我和张成勤、杨先胜一行三人，在常德汽车南站乘车去省城，这是我头一次去远门，也是头一次坐汽车，十分兴奋，坐在车上，两眼不停望着窗外景色，只见公路在车脚下像流水一样往后飞，沿路两旁树木一排排往后倒退，所有的房屋、田园，都在飞快往后转动，很有趣味，很有刺激感。其实现在的高速公路，只需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当时却跑了六个多钟头，因为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大量生产汽油，汽车是烧的木炭，公路也是简易的，加上途中要过沅水和资水两道河，由于当时还没有修建大桥，是渡船度车过的河，过河的速度更慢，所以下午两点多，才到长沙汽车西站。虽然坐了大半天车，但并不觉得疲乏，因为是头一次到大城市，心情激动，感到外面世界很大，在荣湾镇大街上大家东张西望，一眼就看见了醒目的“热烈欢迎新学员”的大字横幅标语，是学校在此设的接待处，来自各地的很多学员，都在这里集中，我们三人也交了介绍信，接着就被学校开来的专车，接进了学校。

湖南省财政干部学校，简称“省财校”，是省财政厅举办的一所专门培训财税干部的高等专科学校（只培训本省财税系统在职的二层骨干，即所股长和业务骨干，科局长以上干部，属中央财校培训，一般干部在地区培训班培训。省财校后来改为“省行政学院”移交给教育厅后，又改为“省财经学院”，面向社会招收高中应届毕业生，分配工作），校址在岳麓山省党校旁，校园宽阔，风景优美，有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等十余栋，师资力量充足，有教职员工近百人，其中教授、讲师、高级会计师等十多人，设有校长、主任等办公室，行政科、教导科、政治教研组，财会教研组等机构，还有党团、工会等组织，图书室、文娱室、体育场所、商店等一应俱全。

学校每年只办一期，时间为七至八个月，每学期根据学员人数，分五至六个班，我们这学期是两个财政班，四个税务班，共700余人，我们县的三人是编在税一班第七组内，全组十五人，班主任是一个姓袁的教授，班委会是由老师和各组组长共同组成，班里建有党支部和团支部，还办有黑板报，各学习小组正副组长是在学员中，由老师提名，选举产生。

讲授是以班为单位上课，上午八点至十二点，听老师讲课（中间有十五分钟“课间操”活动），下午两点至五点，以小组为单位，集体讨论，有辅导老师帮助消化，晚上八点至十点，为学员自习时间（写思考题答案与学习笔记），由于当时国家尚未实行“双休日”制度，所以每周除星期天外，六天都是紧张的学习时间，不过星期六的晚上，可以自由活动，很多学员都到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或在党校舞厅学跳舞，星期天可以到长沙市内游玩，或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球赛，所以学校的生活是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动局面。

第一阶段三个多月，是学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两门课程，学校教研组，编有讲授提纲，印发到每个学员，人手一册，两门课程的具体内容，都有十余章，每周讲授一至两章，每章有三至五个思考题，学员听讲后，都要写出答案笔记，由老师抽查审阅。对这样正规系统的理论学习，我是如饥似渴，越学越有兴趣，几个月中，我写了近八万字的学习笔记，主要是思考题答案（这些资料，保存至今，尚未丢失）。学到了很多原来从未听说过的理论知识，大大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首先是明确了马列主义是由“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的。在政治经济学中，不仅弄清了“生产资料、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规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等各种名词概念，而且初步懂得了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各种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占有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直至社会主义）的经济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明确了商品的属性、价值规律的作用等问题。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保证最大限度的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根本原因。从而增强了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自觉性。通过“哲学”、同时还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以及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经典著作，不仅明确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清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而且还初步懂得了事物的矛盾规律、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共产党员应具备的高贵品质等问题，从而初步了解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初步树立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由于认真学习，每次考试都取得了优异成绩，被评上了全校优秀学员之一，还被选进参加了学校团委和工会举办的各种宣传活动，在庆祝“国庆”八周年文娱晚会上，我扮演的花鼓戏“假报喜”中的男主角，受到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学校还给我发了奖状。划到安乡的原陈家嘴税务组组长陈贤长同志，也在这里学习，不在我们一个组，他看了我的演出后，第二天专门找到我，笑得合不拢嘴，夸我演得真好，说我天生有艺术细胞。

第二阶段，也是三个多月，是学的“工业会计”与“商业会计”两门课程，从“会计原理”到“会计核算”直至“会计报表”，都是系统完整、循序渐进的教学，首先明确了会计是国家和企业之间，以第三者的立场，用“借、贷”式的记账方法，对“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以及“资金积累”和“资金分配”进行记录和监督，明确每个账户的作用，熟背各账户的代号，在学懂记账方法的基础上，根据“原始凭证”做出“记账凭证”，再按照每笔“分录”，过到有关账户，最后根据核算结果，编织“会计报表（月结、季报、年报）”，主要是“资金平衡表”（也叫“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记账凭证”是记账和核算的基础，只有学会正确的记账方法，才能做到正确的核算，这不仅是一个会计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业务知识，也是一个税务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的一项业务知识，作为一个称职的税务干部，除了熟悉“税法”外，再掌握了会计知识，才能到各纳税企业单位，查出是否有“漏税”和“偷税”的情况，尤其是征收“所得税”必须要检查企业是否正确核算了“成本”和“利润”，否则，就不能做到“所得税”的十足收齐，（因为所得税是按照企业实现的利润，依率计征的一个税种），这就要求一个税干的会计知识，不能低于，最好要超过企业会计的水平，所以我很认真的学习了这两门课程，每次考试都在九十分以上，排列全班前十名以内。遗憾的是，这两门课程尚未学完，学校开始了政治运动（“帮党整风”和“反右斗争”），停止了按计划教学。

第三阶段，搞了两个多月，就是全体师生开展“帮党整风”和“反右斗争”。这个运动，其实上半年就已经开始了，首先是党中央提出，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开门整顿党的作风”运动，要求全国各地各部门党内外人士都要进行“大鸣大放”，写大字报，给各级党的领导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各种报刊，每天都是大篇登载各界人士提出的批评文章，不久，文章越来越多，批评意见也越来越尖锐，有的甚至过激过火，说什么“管工的不懂工，管农的不懂农，管商的不懂商，管医的不懂医，管学校的不懂教育……”等等，总之，就是一句话，“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不久，反驳批判的文章一篇篇连续不断的发表了，说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乘“帮党整风”之机，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于是一场“整风运动”转为“反右”运动了（抓右派分子），首先是中央抓出了章伯钧、罗隆基等大人物，接着上串下联，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湖南抓的大人物有副省长程星龄等，由于层层搞扩大化，每个机关、团体、学校和企事业等单位都要抓一小撮右派分子，所以小人物、尤其是知识分子中，抓的右派分子更多，因此，阶级敌人，由原来的四种人（地、富、反、坏）增到五种了，对他们施行无产阶级专政，劳动改造，不准乱说乱动，这就是阶级斗争，以此为纲、突出政治、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的特色。

学校开展运动后，先是学习各种文件资料，接着进行“大鸣大放”，我本来对党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但校领导在各种大小会上反复动员，要求全体师生都要积极投入运动，班主任袁教授要求每个学员至少要写五张以上大字报，我七想八想，写了两张，一张是关于粮食“统购统销”中的问题，有的地方征购过了头，把农民留的口粮都征购了等等，第二张是写的“对私改造”中的问题，供销社不是行政管理机构，领导“私改”，理论上说不通，有的私改工作人员，本身就是奸商……等等。这两张大字报，在“反右斗争”中，成了两株毒草（即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受到了一些“反右积极份子”学员的批评。我崇拜的袁教授和几个要好的学员，都打成了右派份子，我还比较幸运，只受了一些批判，没被打成右派，主要原因，据说是校党委，给常德县税局去了一封公函，征求处理意见，县局回函，说我出身贫苦，对党忠诚，是党的培养对象，此次鸣放中的问题，只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本质立场问题，建议只作教育处理，因此，我只坐了个把多月“冷板凳”，就是不能参加各种正常活动，只能和一些受批判的学员一起学习，每天写检讨，接受批判，但我始终坚持，主观上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只是客观上起了与资产阶级右派共鸣的作用，大家看我没有多大的油水可捞，慢慢也就放松了对我的批判，后来完全没有管我了。运动结束时，已近年关（五八年春节），学校开了结业典礼大会，我虽跟其他学员一样，领了结业证书，但没有他们那样笑得自然。

来校时，是春末夏初，风和日丽，离校时，是年边処日，漫天大雪，坐在回常德的车上，沿路望着窗外的雪景，感慨万千，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一年就完了，虽然学了很多知识，可算是满载而归，按理应该高兴才是，但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总有沉重压抑之感，好在回到局里后，领导和同志们的热情接待，特别是两位局长和人事股长陈作文等同志对我的个别谈话，要我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好好工作，准备为党挑更重的胆子，回家过年后再来县局监察股上班等语，使我轻松愉快了很多。

回家过年与父母团聚，是我每年不变的规律，从1956年全家下放农村，从西河口搬到南洲村后，几十年从未间断，往年只是买一些糕点和副食品回家，这次多了一样礼品，是在离校之前，想起弟弟国安，他结婚时，我好像不知道，没有回家，现在他已有了小孩，我想买点什么东西回去，作为给小侄儿和弟媳的见面礼，于是就在长沙市的一家大商店，选了一件“婴儿披风”，是红缎子面子，两个兔子耳朵的帽子，连在披风一起的，实惠适用，价廉物美。带回家后，披在几个月大的小侄儿身上，很好看，全家人都很高兴，都抢着抱起玩，弟媳杨文梅笑着对小孩说“叫伯伯，感谢伯伯”，小孩真的对着我笑了，母亲和伯伯笑得更开心，因为这个小孩的姓名，不叫曾明生，而叫黄明生，既是曾氏的后代，也是黄氏的后代，这是母亲多年的愿望（好多年前，母亲向伯伯承诺过，说华安和国安，不能改姓，但他两兄弟，无论哪个先成亲，生的头一个男孩就跟伯伯姓黄）。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我笑着对母亲说：“您老人家满意了吧”，母亲笑着批评我“你当哥哥的不积极，这是你弟弟的功劳”。我一想，弟弟确实比我有出息，他不仅成了亲，而且还入了党，当上了生产队长，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