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随母下堂，惨遭横祸 三、劫后求生，重建家园
为了生存，为了哺养两个孤儿长大成人，不到三十岁的母亲，在残酷的寡妇现实生活中，在亲友的反复劝说下，终于打破了千百年来“从一而终”的封建传统观念，于1940年冬，经人介绍，改嫁到常德县西湖乡受祜弓一个姓胡的家里。在去胡家前，母亲担心人家不能善待我兄弟二人，决定自己一人先去看看情况，再来接我们，就将我和弟弟暂时留在渡口，托给外婆照管。
个把月后，年关将近，母亲和继父胡协成（母亲要我叫他胡叔），冒着鹅毛大雪，来到渡口接我们，在去他家的路上，经过澧水大河，由于天寒地冻、雪花纷飞，驾船的人躲在屋里不想出门，我们四人在河边等了很久，喊了一会，船家才出来，上船后，胡叔骂了他一顿，船家一看，吓得不得了，连忙磕头赔罪，说不知是胡爷您老人家，实在对不起，胡叔说：“就算不是我，任何人来过河，你也应该出来，方便行人”，骂得他哑口无言、战战兢兢，连忙说：“是、是、是”。这件事，我印象很深，当时就觉得，胡叔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不是个财主，也是个大人物，要不然穷人怎么会那么怕他呢？
到家后，才知道胡叔并不是一个财主，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住的房子是个茅草屋，家里也不是很阔气，跟普通人家差不多。胡叔本人，三十多岁，与前妻早已离婚（当时叫休妻），一个儿子随前妻走了，家里只有他单身一人，他行武出身，武艺高强，带有几个徒弟，帮地主看管“柴山”（芦苇山）。这种职业，过去叫做“师爷”，人们都称他“胡师爷”。旧社会有句俗话，叫做“好汉难养娘三口”，胡师爷虽不很富有，但不是一个普通的好汉，凭他的能力和职业，养活几口人，根本就不是问题，所以我们母子三人，总算是有个依靠了。
这个地方，与渡口只一河之隔，不过二十多里路，是个堤院围成的湖乡农村，堤外就是澧水大河，堤内左边是个广阔农田，右边是很大一片荒州，长着一望无涯的芦苇，称为“柴山”。左右交界处，就是受祜弓码头，码头圩场不大，只有几家小小商铺。二三十户农户都住在堤下路边，与渡口的砖木瓦房不同，家家都是茅草屋。胡叔的屋就在这个码头上，虽是一栋茅屋，但房子较大，有三间门面，是准备做生意开面馆用的。离胡叔的屋半里路远处有个小学校，还有一家油榨坊和一家药铺。
由于胡叔对我们母子的热情关爱，我们安心住了下来，过年后不久，请来了一个“白案”师傅（专门做包子、馒头和手工面的人，称为白案师傅）。面馆开张了，生意虽不大，但也红火，母亲每天忙于操持家务和管理面馆生意，我上学读书，弟弟虽不到五岁，也报名读了学前班。正当全家人向着幸福生活迈步的时候，（端午节前），天不从愿，大祸临头了。
由于胡叔，在为其主子与人争夺柴山地盘的斗争中，得罪过大恶霸地主周姓公，他们纠集了几十个武装土匪，带着几十条长短XX，突然来此，包围了胡家，冲进屋里，抓住母亲，为逼其招出胡的下落，将母亲捆绑，吊在屋檐下，用XX托拷打，竹扫把都打断了两把，母亲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我和弟弟在放学回家路上，蒙邻居隐藏，才免遭毒手。胡叔不忍连累母亲受苦刑，主动出来，当即就被捆绑，解押出门，押到几里路远的南堤荒郊，就被XX杀了。
第二天，土匪们走后，我跟随母亲，在邻居曾运初（胡叔生前好友）和胡叔两个徒弟的陪同下，赶到杀害现场，只见胡叔尸体，躺在堤坡下血泊中，荒郊野外，天气又热，还有蚊虫飞舞，凄凉景象，惨不忍睹，母亲哭倒在地，悲痛万分，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几乎晕了过去。
九死一生，伤痕累累，身心憔悴的母亲，在邻居们的帮助下，卖掉了茅草房屋，买了一口棺材，埋葬了胡叔的遗体。这个家庭，只有短短半年时间，像做了一场恶梦，就这样，家破人亡结束了。
在受祜弓，遭受了家破人亡的悲惨大祸后，我们母子三人，举目无亲，没有栖身之所，只有渡口的舅父和姑妈，是我们唯一的两家亲戚，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只好暂时去投靠他们了。于是，母亲带领我和弟弟回到了渡口，弟弟跟随母亲寄居在舅父家里，在外婆和姨妈的照料下，治病养伤，我已七岁，单独寄居在姑妈家里，既是小客人，也是小学徒。
舅父虽然不是母亲的亲哥哥，但同母亲毕竟是从小在一个锅里吃饭长大的，还是有兄妹之情，他热情接待了我们，不过由于家境不很宽裕，全家除原来的四口人（包括外婆、舅妈、表姐）外，又抱养了一个儿子，只有一岁，名叫周裕国（这个儿子后来听说是舅父的真血脉，是舅父在外的情人所生），负担已经不轻，再要加重负担，也就露出了畏难情绪，好在母亲从胡叔那里，带来有一点钱，交给了舅父，作为请郎中（医生）看病治伤和补助生活之用。姨妈和谷姐，还是跟以前一样，单独开的伙食，一直以纺纱为生，生活十分清贫。
姑妈曾小年，由于以前与我父亲的关系不好，姐弟俩一直无往来，故对我们母子也就没有什么感情，但从父亲去世后，她的态度有所转变，觉得曾家只有我兄弟两个后代了，出于血缘关系，对我每次来到她家吃住，都没有嫌弃，这次遭难了，又来投靠，也没有拒绝，并有所同情，甚至还流了眼泪，不过我也还懂事自觉，不白吃她家的饭，每天帮助扫地抹灰，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还帮助姑父搬运货物，摆列商品，因为他家开的是商店，是渡口较大的一家杂货铺，招牌名叫“李同兴”，木瓦屋很大，四间四进，前屋门面临街（下码头正街），卖的各种陶器（坛坛钵钵）、渔具、麻线等商品，二进是一栋木楼，开的滩坊（大米加工厂），中间天井宽阔，两旁厢房住人，后面两进，办的养猪场，养有百把头牲猪，请得有几个工人和佣人，虽比不上大资本家，也算是个小地主，这份家业，是姑父的爷爷（祖父）早年做起来的，姑父从小父母双亡，是跟着他爷爷长大的，他爷爷九十多岁了，虽然健在，但毕竟年事已高，持家已无能为力，家业就交给了姑父，而姑父是个最忠厚老实的人，虽然勤劳俭朴、烟酒不沾，不乱花钱，但能力不强，不会治家，不善言词，只晓得做点本分生意，家里任何事情一概不管，全由姑妈当家，姑妈又不珍惜钱财，生活奢侈，除吃烟喝酒打麻将外，还经常躺在床上烧鸦片（吸毒），她的烟具都是银器玉具，完全是大资本家太太的生活方式。加上表兄李国安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挥金如土，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所以后来，老爷爷一死，家道很快败落，这是后话。
我寄居在这里，对我最亲热的人，真心实意爱护我的人，是表嫂雷甫英，我称她“甫英姐”，因为她本来就是我大姑妈曾大年（我父亲的大姐）的女儿，是我的表姐，由于大姑父母死得早，家境贫困，甫英姐只有几岁，就跟着我祖父母（她的外祖父母）和我的父母（她的舅父母）在曾家渔行长大的，我祖父母死后，她就被接到小姑妈家做童养媳，后来就同表兄李国安结婚了，他们是表兄妹开亲（结婚时，是我母亲送的亲），婚后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荷儿（学名李富有），比我小五岁，小儿子叫芙儿，比我小七岁。甫英姐原本就不喜欢表兄，两人同床异梦，虽然生活比较富裕，但日子过得并不愉快，在这个家里，也很孤独，她对我的处境非常同情，对我的生活非常关心，怕我住在这里受委屈，每天吃饭时，怕我吃不饱，帮我夹菜，晚上睡觉后，怕我着凉，帮我盖被子，如同母亲一样爱护我（她比我母亲只小六岁）。所以在这段时间里，甫英姐给我留下了难忘的亲切印象。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做一些家务劳动，还学会了珠算“六百六”和“九九”歌诀等加减法知识，姑父是我的珠算启蒙老师。
经过几月疗养，母亲基本康复，但心灵创伤并未痊愈，恶梦阴影，尚未消失，横祸余惊仍隐隐作痛，明知寄居娘家，不是长久之计，但又想不出养大两个儿子的良策，靠纺纱织布又实在养不活一家三口，何况前几年，已受够了做寡妇的冤气，其痛苦深有体会，若再重新组织家庭，早已心灰意冷，不想走再嫁人这条路了，故终日愁容满面，神志恍惚，感到人生道路前景迷茫，不到三十岁的母亲，已看不到昔日的美容。
寄人篱下的生活，也不是滋味，日子久了，钱也用光了，矛盾也不断发生了，记得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母亲与舅父吵了一恶架，只见母亲手里拿根竹篙，要戳乱屋上的瓦，说是外公的遗产房，她也应系一份，言下之意，好像是舅父不欢迎我们住在这里了。母亲是个有骨气的人，本来就没打算长期住在这里，只是暂时尚未决定一个长久之策，其实，在养病期间，母亲与几个童年好友在一起聊天时，都劝过母亲，为了两个儿子，还是要振作精神，再找个适合的人，重新建个家庭。其中有一个好友，是前几年嫁到西河口的，说她那里有一个做丝线的手艺人，是个单身汉，名叫黄福和，为人很忠厚，要母亲去看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母亲就到她那里去住了几天，经过几次与这个手艺人见面交谈，了解了他的身世，他表示愿意哺养两个儿子，母亲虽未当即表态，但内心也觉得还满意，回来就作了这个打算，与舅父吵架后，才下决心走这条路，带领我和弟弟，再次离开了渡口。
到了西河口，我们临时住在母亲的这个好友家里，这个好友，我称她叫“幺姨儿”，别人都称她“丁太太”，因为她丈夫丁竹青在此地有些头脸，家里还比较富裕，他们夫妇两人对我们母子三人很热情，我们就暂时住在他家做客，同时与黄福和筹备建立新家庭的事宜，主要是买木料，请人做屋，因为他原来是租的房子住的。
西河口距渡口，约三十多里路，也是堤院围成的湖乡，离受祜弓只有十余里，同属西湖乡管辖，但码头比受祜弓大很多，有千把人口，大几十家商铺，丁形横直两条街道，大部分都是茅草房屋。外河水路，可通常德。因为是新围的院子，农田更肥沃，粮棉水产更丰富，到处都有一片片莲湖，荷花盛开时，一眼望去，美不胜收，这片天地，属熊、康两大家族所有，两姓祠堂都在此地，姓康的财主多些，姓熊的除了财主外，还有当乡长、团长等官职的，租田种地做工的，都是四面八方迁来的贫民百姓，黄福和就是其中之一。
个把月后，黄福和做起了一间茅屋，他又同母亲一起，到渡口把母亲当年出嫁时的一对衣柜等家具搬来了，顺便接舅父母来吃酒，弄了两桌酒席，请丁竹青夫妇和其他一些邻居吃了喜酒。我们母子三人住进了新屋，就这样，我们母子三人与黄福和继父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这个家庭，虽然贫穷，但一家四口，患难与共，风雨同舟，抚养了我们兄弟二人长大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