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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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

两个月后，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将领被杀害。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在清除掉这批“反革命”后，张国焘又命令全苏区审查整肃。

这场“整肃”杀害了红四方面军多少人，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

“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

“从9月XX日到11月中旬，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12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12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28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29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30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32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33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34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35团团长王明，第36团团长魏孟贤，第38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12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

“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

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

之后，继续扩大肃反，并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

1933年6月，邝继勋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时年36岁。

1935年，胡底红军长征途中惨遭杀害，年仅30岁。

1935年8月，曾中生被秘密杀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时年35岁。

许继慎和曾中生是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

张国焘叛党背叛中国共产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

张国焘说：

“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

王明说：

“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

他告诉张国焘：

“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XX决了。”

（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

“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

“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

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

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

“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

便匆匆离去。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还能接受。但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

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

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

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

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

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

4月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驻地，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

张国焘对林老发泄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

林老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被张拒绝。

林老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张国焘的情况。

4月8日早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

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

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

11日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

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

“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

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