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13）

XX

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是这个组织的主要骨干，其中有：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段锡朋、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锷等。

张国焘是学联讲演部部长。

对于手无寸铁的学生来说，最能表达自己爱国情怀和最能唤起民众的方法，莫过于在街头讲演。

5月12日，当军阀政府正在为学生运动引起的全国呼应而束手无策的时候，由学联组织的大大小小的讲演团忽然遍布京城的大街小巷，使京师警察厅立即感到手足无措。学生们手执各色旗帜，演说情真意切、慷慨激昂，吸引了不少听众。他们的讲演均围绕山东问题展开，号召民众急起救国，反对卖国的军阀政府，反对横暴的日本帝国主义。

据《北京大学日刊》载：邓中夏讲演的题目是“青岛交涉失败史”；周炳琳讲“山东与全国之关系”；廖书仓讲“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张国焘讲“自卫”；易克嶷讲“抵抗强权”；李秀龙讲“真正民气”；罗运磷讲“争回青岛”；潘宗翰讲“五月四日”；黄耀华讲“亡国之痛苦及救国之方法”，等等。

张国焘作为学联主要骨干之一，在整个讲演活动中积极负责，以身作则，起到了带头作用。

学生们的讲演活动使反动政府大为恼火。

5月15日，军阀政府下达警备令，禁止学生聚众讲演。巡警在得到命令后，开始对讲演活动横加干涉。

学生们每到一处，总有巡警随行，只要一开口讲话，立即被制止，甚至押到警备区盘问。但学生们仍然坚持讲演，并散发各种传单。

5月XX日，当得知政府仍未表示拒绝签字时，学联便组织了北京市中等以上XX所学校的学生集会，决定于19日举行全体北京学生总罢课。

19日，学联通电发布《罢课宣言》，揭露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号召学生一律罢课，坚决斗争到底。

从此，学生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不仅讲演团更为活跃，而且“国货维持会”、“十人团”等爱国团体也应运而生。

学生运动深入发展，越来越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同情，也使军阀政府越来越感到恐惧，它想尽快扼杀学生运动，恢复京城往日的秩序。

但这完全是徒劳！学生运动在政府的压迫下不仅没有停歇，反而愈加风起云涌。

军阀（张作霖）政府只得拿出它最恶毒的一招，这就是逮捕。

凡是上街讲演的学生，只要被军警发现，即被殴打和捉拿起来，失去行动自由。被捉的学生多了，监狱容纳不下，便将北大三院辟为临时监狱。

在这一场爱国与迫害的抗争中，张国焘和讲演团的团员们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6月2日，他们以卖国货为名，又走上街头进行讲演。结果张国焘与其他六名北京大学的学生遭到警察的逮捕。

内左一区警察署署长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记述了张国焘等人被捕的经过：

本日下午二时余，又据东安市场巡官白祖荫电称，有北京大学学生刘仁静、陈用才等二名，在市场南门内售卖国货，并有该校学生牟谟用大洋一元购买，故意因钱惹人注目。

经巡官、巡长等婉言劝说，而该学生等大声疾呼，谓警察阻制人民买卖自由，并齐声喧嚣。现在办公室内等情。

当经电饬婉劝，令其到署。经职在外接待室内接见座谈，告以卖物之理由并警察劝阻之用意，劝至三小时之久。

其时并该校执事人林冠英自行到署，帮同劝说。该学生等坚称警察为不法之干涉，既被巡警送来，即不能走等语。

该管理员无法，先行走去。复经职多方譬解，该学等见又有巡警送学生来，始行走去。

于是又将第二起学生接见……其劝说辩论情形大略与第一起之学生相同。

正劝说时，而第三、四、五起学生相继而为巡警送至，共计钟笃余等七名，均系北京大学学生也。

其所执之理由则谓售卖国货并不犯法，巡警干涉即为滥用职权，送其到署则为违法逮捕，不但不能停止卖货，如无稳妥之答复即不能去署等语。

职以彼等蓄意矫情，故婉譬曲解，百端劝说。不料该学生等无理顽赖，决不转圜。乃经电禀将其送厅，而该学生又只推出二人代表到厅，其余五人在署候信。

遂先将钟笃余、张国焘二人送厅后，又向在署之陈锡等五人劝解良久，始终坚持既不赴厅亦不走去。

后据要求非有先赴厅学生之电话，彼等不能出署等情。

在职署本不难强制将其关厅，惟该生等势必叫嚣，殊于观听有碍，于是复电知司法处令学生通电话后，在署之陈锡、倪品真、刘宝华、龙石强、刘云汉等始允赴厅。

此本日学生顽赖之情形也。

张国焘等被捕后，当天即由司法处对他们进行审讯。张国焘等人在审讯过程中与审讯人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警察厅档案这样记载：

讯据该行等同供，此次贩卖国货，各本良心上之主张，既不致影响外交，亦不致妨害秩序，警察因何干涉？请宣示理由等语。

当晓以营业有一定之规则，市场尤有特定之章程，且现奉明令学生不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果如该生等行动，群相撞扰，既荒学业，复碍秩序、背定章。

警察有保卫治安之责，无可放任。一再晓导，该生等始终不悟。至谓贩卖国货，如官厅认为违法，则请依法惩办。

否则仍须贯彻初衷，自由售卖。滔滔逞辩难以理喻。

在工人罢工的相应下6月8日，张国焘等被捕学生被用汽车送回学校。

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署的日子。27日，在巴黎的旅法华工、学生和华侨包围了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强烈要求拒签和约。在国内外一致的压力之下，中国代表团总代表陆征祥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以爱国救国为职志的知识青年。张国焘就是其中之一。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

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

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

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

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

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