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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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对协约国的胜利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11月15日、16日，北京大学连续在天安门举行了两天讲演大会，有11人登台演讲。校长蔡元培亲自讲了《劳工神圣》。11月28日至30日，北京大学又于每天下午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外举行讲演大会，许多知名教授参加了这次活动。李大钊就是在这次讲演活动中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1919年1月XX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

5月2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学生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5月3日，当蔡元培得知国务院已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后，立即告诉了国民杂志社的负责人许德珩和新潮杂志社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人。许德珩当即约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在北大西斋集会商讨对策。

蔡元培与会并发表讲话说：

“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

会议当即决定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

北京学生得知中国外交失败，政府准备妥协后，久压心头的不满和愤慨之情一下子迸发了出来。

5月3日晚，除北大全体学生到会外，北京高等师范、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朝阳法理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汇文学校、民国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税务专门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等12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也参加了大会。

会议先由《京报》社长、北大新闻学讲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和当前的形势。然后，学生们争相上台讲演。

张国焘也以他特有的萍乡口音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会议一直开到晚11时，最后通过四项决议：

（1）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2）原定5月7日的国耻游行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二十一条”。故5月7日为国耻日。提前于次日（5月4日）举行。各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

（3）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

（4）通电各省5月7日一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5月4日下午，北京十几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多人，挥舞白色小旗，高举标语牌，上写“还我青岛”、“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字样，在天安门前汇集。

学生们不顾军警和教育部官员的阻挠，纷纷发表演说，痛斥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行径。

会后，开始进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吸引了很多市民观看。

队伍到达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后，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宅。

在这次集会和示威游行中，北大学生起了主力军作用，张国焘则与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人起了核心领导作用。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从此拉开了帷幕。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从此拉开了帷幕。

像所有的爱国青年一样，张国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

学生们激烈行动碰到的第一个打击，就是32名学生被捕。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没有因遭到打击而低落，反而更加高昂。

5月4日晚，北大三院礼堂挤满了学生。对被捕学生的同情和对卖国政府的痛恨，使这群热血青年决意采取进一步行动，联络各校举行同盟罢课。

这次会议一个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的诞生，张国焘也在干事之列。

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出现于学生运动的前列，也使他成为不可否认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5月5日，在北大学生干事会号召下，北京各高等学校开始举行同盟罢课。

学生们在罢课声明中说：

“各校学生既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罢课之第一理由也；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捕同学亟待营救，全体奔走，日无暇晷，学虽至宝，势难兼顾，此罢课之理由二也。”

下午3时，北京14所高校3000多名师生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大会，讨论决定下一步斗争计划如下：

（一）立即开展营救被捕同学活动，各校一律罢课，至被捕同学回校为止；

（二）敦促各高等学校校长与政府交涉，营救保释被捕同学；

（三）联合上书政府，要求惩办曹、章、陆；

（四）打电报给巴黎的我国专使，对青岛问题要死力抗争，决勿签字；

（五）通电全国教育会、商会，一致行动。

北京学生的爱国通电，得到各地、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响应。人们的爱国热情被激发了起来，一时间各种类型的电报飞向京城，飞向巴黎，不仅一般团体和公民，而且国会议员、社会名流都纷纷通电要求释放学生，谴责军阀政府。

为了进一步把爱国运动引向深入，5月6日，在北京大学倡议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是为我国有“学联”这一名称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