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光 孤独与寂寞

引子：我曾不止一次说过，我最不会写散文和诗歌，尤其是游记，那完全是文字功夫，文学功底浅陋的我，无法驾驭精美而简洁的文字，浓缩不出深邃的寓意。当读了粤亮的《以寂寞之心，来感受简朴的生活——初读有感》的博文，引起了我的兴趣，以为是《鲁宾逊漂游记》一类，也想读一读这本散文集。其实在写《廊桥遗梦》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读后感之前，我曾读了两本传记文学：一本是《断头艳后》，一本是《卡特叶琳娜二世》，对传记文学的作者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是一个时代大背景的缩写，一个人物的全部。不像写小说，可以无边遐想地虚构，随心所欲地驾驭人物，“凤头豹尾猪肚子”，只要放得出去收得回来，其中塑造一到两个人物就行了，如果人物树立的形象鲜明，小说就成功了。而传记文学需要大量的史料，读那两本书时，大有作者翻遍了天下图书馆之感，既还原了人物，也还原了历史。而对于《瓦尔登湖》的译者徐迟，我也无比敬佩，不是因为他是湖北省的作家，而是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和《地质之光》两篇报告文学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文学家对两位科学家写得那么细致入微，深情感人，不仅了解了杨景润和李四光，也了解了高深的数学和地质科学知识，以及两位科学家的贡献对人类的深远影响。在《瓦尔登湖》里，译者对作者的介绍也不例外，从生到死写得那么仔细，而且资料翔实，无异于亨利•戴维•梭罗的一部小传。我还没有读完这本书，只读了“译本序”和“经济篇”两个篇页，无疑它吸引了我，因此想就粤亮博文命题中的相关问题，沿着《瓦尔登湖》经济篇的思路，写一写我往昔少为人知的亲身经历，谈一谈个人的一些看法，作为“我心如镜　　回顾人生”栏目的一个完善，也作为《浮生若梦（《海河之恋》续）》和《大爱无声（岁月三部曲）》的一个终了续篇。

在敏思我的2XX0多篇博文里，除了《孤独与美丽》一文的题目偶尔用了“孤独”两个字，从来没有提过“孤独”这个字眼儿，也没有那个情绪，不是避开不写，而是根本想不到。其实我的人生是最孤独的，用旧思想的老人们的话说，我的“命孤”或是“名独”。在我的《海河之恋（自传体长篇小说）》里曾经提到过：三岁时死了生父，母亲生下我和一个大我四岁的姐姐，可是在我九岁那年，姐姐也夭折了，继父无儿无女，从此孑然一身。虽然表弟表妹和侄儿侄女一大群，但是很少来往，且都比我的年龄小一大截，因此从小就养成了孤独的性格。我不爱合群，特别不爱和邻居的男孩子们一起踢球打蛋，做什么呢？看书写字，在娃娃书上描小人儿，给姐姐梳头扎辫子，跟姐姐学绣花，姐姐死了做手工，小学四年级时学演讲、学口琴，专心致志学好功课。后来上了初中，开始注重体育锻炼和参加课外活动，但除了年级垒球队外，也只是口琴队和新闻社，给报纸副刊当学校小记者，干的都是个人喜欢的事。到了工校就大变了样子，当了半年班长，半年组织委员，两年的团支部书记。父母的疼爱、同学们的友谊，加之工作和学习的紧张，根本没有孤独的概念。

参加工作就一头扎进云里雾里，1958年划成“右派”，我用拼命劳动阻滞思想；1962年结婚，学会了一身持家的本领，我自己曾开玩笑说：除了给孕妇接生以外，没有我不会的。可是1966年以后，我因一本小说和保存了整风材料，被认为“企图翻案”，经过几番“辩论”，重新戴上了帽子，苦海孤舟，一晃就是八年。在那极左路线的思潮下，“文革”时期的“右派”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我有了两个孩子，和爱人同甘共苦，不就是不参加一切活动吗？小日子过的挺舒坦。收入有限根本难不倒我们，到江边捞菜帮子做泡菜，捞萝卜做萝卜干，捞辣椒做扎广椒，自己做各种酱菜；买了一台旧缝纫机自己做衣服，给孩子们改衣服，补胶鞋球鞋，给磨破了的布鞋打包头钉掌子……除了心里憋一股气外，也感觉不到什么孤独与寂寞。

孤独与寂寞是一对孪生兄弟（姐妹），1995年初爱人突然去世几乎一棒子把我打倒，在乡下亲戚们的热心照护之下，不到一年我又缓了过来，开始接过来爱人做饭的手艺，精心照顾好外孙，陪他学习和看电视，一个人在家里收拾房间做家务，闲下来就看看书，搞累了就吹吹口琴，2003年开始编织中国结，直到搬入新家学会了上电脑，每天的博客众目可见，又有和粤亮的“五年相伴”，时间过得飞快。一般来说，容易感到孤独和寂寞的人，通常是思想比较活跃、又有多种爱好、感情比较充沛（即所谓“性情中人”），性格需要展示或表达。但平时无处表达，感情不能充分抒发，心中有话无处说无人说不能说，更不能慢慢地从心底往外说。而我虽然也属于“性情中人”，但始终有个“防空洞”（家庭），“保护伞”（先妻，现在转为儿女）和“听众”（众所周知的老孙、老刘等挚友），写博以来又有敏思做平台，这都是我精心打造的，所以孤独与寂寞今生似乎与我无缘。

除了上述之外，读书是消除寂寞的唯一法宝，只要沉进去，书中的情景和人物就可以和你对话。我的藏书不多，但从小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人民文学》是19XX年5月1日创刊的，那时我就买了创刊号；在工校时填鸭子式的学习和团的活动紧得喘不过起来，我几乎读完了苏联新出版的小说和普希金的诗；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文化禁锢，除了五卷《毛泽东选集》以外，我仍读了四大名著、聊斋志异和三言两拍；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开放了，我订了《新华文摘》、《当代》，《十月》、《收获》、《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散文》、《报告文学》等一大堆杂志；还参加了《长江》杂志社举办的为时八个月的函授班，读完了六本关于写作的“白皮书”；在搬入新家以前，我和老孙逛了两趟书市，购足了一辈子看不完的书。其中按套计就有十好几套，主要中国的有《中国古典传世名著》、《中国古代禁毁小说》、《中华孤本小说》、《中华历代通俗演义》、《李清照全集译注》；外国的有《世界中篇小说经典全集》、《世界短篇小说经典全集》、《足本外国禁毁名著全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莫泊桑长篇小说全集》，此外《魔戒》、《教父》等不一而足。至今坚持每日至少一小时读书和每周在电视上看两到三部电影，搞不好弄到晚上九点半钟才吃饭，凌晨两点钟睡觉，早晨八点钟以前照醒不误。当然，这和整阁整轩的藏书，从事文史专业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爱好者、媒体和社会工作者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可是不怕博友们笑话，我毕竟是学工程、搞技术的，而且“文革”以后才开始“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