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无声 四瓜藤（鼠为媒）

1958年元月至1959年10月，是我人生中最倒霉的日子，在这一年另10个月的时间里，首先是父亲心脏病突发不治猝死，5月份戴上了一顶“帽子”，接下来未婚妻跟了别人，不久母亲得了癌症。据当地医生说：“听说上海和北京能开刀”，治疗癌症还处于医生“听说”阶段，于是等到1959年的10月母亲弃我而去。

如果还有娘在，也许我对人间还有些留恋，在那种“孤立分化”的高压政策下，我如孤岛上的孤儿，无救无助，奄奄一息，何况我的老家又在远方，当年的实足年龄是24岁。

等死吧，再坚强不过的人！

这一年的年底，寝室里来了一个留高平头的人，20多岁，个头不高，人很精神，看去有点农村人摸样，据说是东山电站装机后调到供电所来的，武汉青山技校水机专业的毕业生，姓刘，名洋明，是我后来忍下的异姓兄弟。

寝室很大，通条房子，住了十好几个人，一楼是工具仓库，二楼是医务室，洋明来了以后被安排在紧靠门口的一张床上，和我正好斜吊角。我算是比别人优惠，和床并排有一张黄色的长条桌与临床隔开。三天以后洋明和我隔壁的那个青年换了位置，我们只隔了那张长条桌子。

我的床上床下发生了变化，纯属一个烂猪窝看见了线条。

我在楼下仓库里修破烂，刘在电修车间修变压器。我的行动轨迹就是一楼仓库、二楼医务室、三楼寝室，然后直接下楼穿过篮球场到食堂买饭，还要等到人少的时候。等院子里没人，端着饭再穿过篮球场、再到三楼，吃完饭把碗一推蒙上头等死。

偏不死！你说怪不怪？本来想死相当容易，从三楼往下一跳，或是随便扯断一根电线用两只手往上面一捏，凭我这个高才生，要是想把自己电死，你们谁想救都救不活，可是我不能这样做，那会死得不明不白，再说我们家里也没有这个传统。

就在那些日子，饭不用我端了，洗脸水不用我打了，被子脏了不用我洗了，甚至早晨漱口的牙膏都不用我自己挤了。

我开始写小说，想把那些日子记下来，他就扑在桌子上，一动也不动，眼珠子也不动，有时我瞅眼看看他的眼睛，瞳人里只有我，左眼里是我，右眼里还是我。

第二年的春上，由于同时增加了水、火两台机组发电，电量显得富裕，于是所里组织了一批人到外面去“发展用户”，我也算了一个，三个人一组给老百姓装电灯。我们这三个人中有一个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姓邱，一个是电修班的女工姓李。这一天装到了朱家巷，破破烂烂的巷子，房屋大小不一、参差不齐，特别是那些瓦屋顶，灰有半尺厚，钻进去比那下煤窑还龌龊。邱虽然个子大，但他刚来，又年轻，不懂得什么派不派的，就XX着干这苦差使，一下来像个黑煤猴，引的隔壁邻居都过来看。25号住着一个张婆婆，那天装在她家，让邱洗了脸大家就坐下来休息。张婆婆忽然问我：

“今年多大啦？”

“二十五。”

“家里都有什么人哪？”

“爹和娘。”

“他们都好吧？”

“死了。”

“啊？”

邱和李都笑了：“别听他的，他最爱逗。”“他是我们的技术员……”

他俩这么一说，张婆婆不往下问不就没事了吗？他偏要问：

“结婚了吗？”

“早结了。”

“爱人在哪呀？”

“和我一个单位。”

“那好呀，有孩子了吧？”

“有了。”

“几个呀？”

“一个。”

“是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

“今年几岁了”

“二十五。”

“啊？！”

“哈哈……”

我说的一点没错啊，大伙笑什么？这一笑笑出豁子来了。

要说我那个未婚妻呀，是个拼命三郎，她刚来厂拼命追我，出事以前拼命跟我，出事以后拼命蹬我，什么原因？没有介绍人。以后再找老婆一定要先找个可靠的介绍人。这个介绍人是谁？谁也猜不着，其实谁都认识——

耗子！

转眼一年过去了，装灯结束了，小组散伙了，我还是到工具仓库里捡破烂，修也没什么好修的了，只有收收检检，没事喝茶吃西瓜，躲在角落里倒也自在。刘洋明仍然把我“顶在头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看去一个粗人，心比针尖还细。

这一天我在街上走，碰见了张婆婆，隔多远就向我打招呼：

“喂，技术员！你这是去哪呀？”

“哦，张婆婆，您真是越老越威武了，看您走路多带劲。我去解放路买点东西，您这是去哪呀？”

“我正在找你。”

“啊！找我？”

“可不是吗，你们给我装的三盏灯只亮了两盏。”

“找供电所维修班哪，何必耽误这么长时间？”

“我知道你总要打这条路上走。”

坏了，我被跟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