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三节 走在田埂上

我记得一个星期前和陈淑珍在校园里谈话是个难得的好天气，那天正值中秋，秋高气爽，微风拂面，一轮明月悬挂在当头。可是今天，天高云低，星光微明，秋风阵阵，树影昏黑。从那户人家出来，小郭他们几个上前走了，团员中有赵蘅和刘宝琛，他们是继郭淑芝之后在班上第一对谈恋爱的同学，他俩的恋爱不声不响，只是默默地形影不离。刘宝琛本来不是这个组的，赵蘅来了，他也来了。那时班上已经有了三个团小组，第一组组长仍是郭淑芝，第二组任平生，第三组王宗泽，都有着比郭淑芝更强的工作能力，有了这些好同志，团支部的工作总是得心应手。

“大姐认为你的特长不是头脑灵活，也不是积极肯干，而是组织能力强，说你善于观察，能够分析判断，特别是能抓住一个环节解决一系列问题。刚来时你抓读书活动，既进行了思想教育又树立了学习风气，后来抓一帮一，普遍提高了学习成绩，这次联欢会亏你想的出来，所以对你的评价相当高。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你的工作还有点束手束脚，关键问题你总推着别人干，自己躲在后头。”

我望着昏暗的天空，但没有兴叹出来，我的内心有我的苦衷……

由于天黑，我们没有沿原路回来，而是走完那条田埂转小路接上了一条大路，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绕整个学校院墙一个大圈子。小路上她一直走在前头牵着我的手，不断地叮嘱：“小心点，这里有个坑……那里有个洼……我真担心你的眼睛……”。这也许又是小郭使的坏，赵祝平走得慢，我的视力低，又赶上这么一个坏天气，现在不知道是她陪我，还是我陪她。走上大路她松开我，所谓大路不过是条牛车路，也是坑坑洼洼，由于天黑，又有点冷，所以我们靠得很近，一路上她又和我谈起了工作，先谈班上这些好同志，然后谈起了我。

我告诉她：上小学的时候樊先生这样说我，宋云娴也这样说我，他们甚至指出我的“自卑感”。可是到了初中，像一只鸽子飞起来了，我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匹“不羁之马”。真的我犯了错误，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侯志勳说我骄傲，现在李琛甚至说我“不够安分”。我喜欢这个农民的儿子，他是我在班上最好的朋友，他这样说我当然没有恶意，但是不够安分就是不安分，不安分就是不守本分，不守本分就是没有安于所处的既定环境。换句话说，我应该成一名“本儿技师”，这个团支部书记还有什么用呢？也许我应该上大学，应该从小学起就“跳级”，应该像李芙美那样地读外国小说，像刘绍棠那样地从事写作，可我的条件没有形成。我一直在夹缝里过日子，归根结底还是“命运”在捉弄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些话都告诉了赵祝平，也许是太亲了？太熟了？太信任她了？她太关心我了？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一直到了很久很久都没有知道。不过，也正是这次谈话，使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最亲密“战友”，建立起纯真而深挚的友谊。

那些日子我忙的连家都忘了。其实我没忘，时刻想着他们，还很想念过去的一帮小朋友，从小到大，行影不离，可是现在实在抽不出时间去见他（她）们，也只好不见了。

第二天我回家，爸爸给我买好了一条毛巾、两双袜子、一把牙刷、一条牙膏、一块香皂和一条肥皂。这些东西再平常不过了，可是爸爸总是算好了我用完或是用坏了给我买好了放着。

我说：“这些东西我正想去买。”

爸爸说：“我算计着你也该用完了。”

爸爸的病比先前好多了，只是看着见老，身体也比原先瘦多了。

我娘挺精神，也瘦了，学了速成识字也是只会念不会写，我过冬的棉衣早已经拆洗好了，还给我做了一双新棉鞋，可是现在还用不上。

四姐的变化最大，所生女孩不幸夭折了，和北京的姐夫离了婚，说是包办婚姻，又说年龄太大，还说离家太远，“想看看小全喜不方便”，不过最后一条在法院里可没这么提。她现在又找了一个姓林的姐夫，广东人，比她小，双双在林业局制锯厂工作，休息星期天，差不多我每次回家她总要给我准备点好吃的。天热时我星期六回来，一进门准有冰镇的西瓜或火柿子（番茄），有一次还是杨莓，里面略放点糖，清甜可口，沁人心脾。暑假时我和孙景波去游泳，回来时刚好把糖馒头蒸熟了。知道我喜欢吃甜的，屋里时常有软糖或蜜饯什么的，一直把我当成小孩子，有了四姐我对亲姐姐也就想得少了。不仅对我好，对我爸爸和我娘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这样我又可以一条心去读书，去工作了。

孙景波学习很刻苦，都是甲等以上的好成绩，我找他去玩多是谈谈心，有时玩玩乐器，这次我去他拿出一份油印给我看，上面正是王树元老师朗诵的那首散文诗，不过没有王老师朗诵的那么生动，电影的名字也不到120部，孙景波说这首诗在学生中间流行很广，这使我想起了两年前在一中的时候，知道了学生的许多事情，如今看来，我进了工业学校已经与“学生时代”相去甚远了。

我的神经衰弱越来越严重，不得不打“封闭”，一种很疼的针，先用细长的针头在肚皮底下打麻药，然后再用短粗的针头往麻药的针眼里灌“胎盘组织浆”，里面有许多肉块块，再用药棉花和胶布把针眼堵上，左右轮换，每天一针，接连要打十针，真是痛苦极了。那时学校的医务室很大，医生也很齐全，看病也不要钱，工业局每月每人拨一元医疗费，也就是每个学生每月十元伙食费加医疗费，治疗条件很好。治疗期间校医和同志们都劝我休息，要说对学习和工作我都不必担心，因为郭淑芝和陈淑珍相处得非常融洽，她的学习大可不用我再操心了。班上申请入团的同学非常踊跃，这是组织委员的事，有赵祝平忙活也过得去，只是我今年的计划没有完成，那就是做李芙美的工作。

其实班上疏远团组织的不止李芙美，比如广东的三位同学，他们就像一个小团体，别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还有一个叫杜远略的同学，爱打篮球，似乎除了篮球谁也不认识，但是他们都能响应团支部的号召。那时学校的文体活动也很活跃，要么怎么把郎砚芳选进学生会当文娱委员呢？陈淑珍就加入了舞蹈、歌咏两个队，除了新闻社和口琴队以外原市一中所有的社团这里都有，而这两个社团恰恰又都是我的强项，没有倒也免得我分心。体育方面体操比一中更活跃，器械也更齐全，除户外的以外户内还有一个体操馆，全是活动器械，能安排两个班上体育课，我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就出了一名体操健将杨健民，强项是单双杠和吊环，扇子面胸脯，走路十分威武，长的也挺帅，那年他得了全国亚军，后来到国家队去了。可是我，对这一切都置若罔闻，只知道傻乎乎地做团的工作，又钻进“夹缝”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