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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八节 心灵波涛

耕石叟 《海河之恋上册第四部青年篇》 历史小说 2012-08-06 08:32 责任编辑:追逐你的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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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以来,天津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虽然与我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我的思想产生着重大影响。

由于我们学校在法国教堂的后头,所以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就在那一年的春天,突然晴天一声霹雳,把教堂靠右边的一个尖顶给劈掉了。这时有一位修女正在苦修《圣经》,右膀子也被雷电击得麻木,但人无恙。于是人们传开了:共产党不讲迷信,要雷击一下教堂给上帝看看,但共产党讲人道,所以只击教堂不伤修女。这也许不是一个笑话,足见当时人们思想转变得快,又是何等的幼稚无知。

天津人无论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喜欢相声演员小蘑菇的。小蘑菇名常宝堃,常连安长子(常宝华、常宝廷的哥哥,常贵田的父亲),人长得瘦,曾与赵佩如合作,也和师妹荷花女同台演出,荷花女被国民党一高级军官逼死,小蘑菇也曾多次受国民党迫害,他的相声在解放前对日本的“强化治安”和国民党的物价飞涨都有过强烈的批评和讽刺。这些痛苦我们都亲身经历过,他能替老百姓说话,所以我爸爸不止一次夸奖过小蘑菇的骨气,我想参军受到爸爸的鼓励也正由此。一九五一年初小蘑菇由廖承志率领前往朝鲜对志愿军进行慰问,在战场上创作的相声《新灯谜》天津的男女老少无一不知无一不晓,至今我还记住其中一条“厨房里的柜子——里盛碗(李承晚,当时南朝鲜总统)”。这段相声也深深影响了老百姓,差不多所有的群众文娱活动都来上一段《新灯谜》,我校曲艺组就曾自编自演过“鞋底子上装灯泡----照地(赵地,老师名)”,差不多把学校里的老师都编排进去,其创作源泉也是来自小蘑菇,所以老一代的人都称小蘑菇是“天津人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位天津人的儿子于当年劳动节的前夕被美国飞机炸死了,牺牲时口袋里还装着他新创作的相声稿子。

记得小蘑菇出殡的那一天,天津市的居民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无一不到街上翘首等待,其实灵车不可能经过全市的每一条街道,凡经过的地方百姓站满道旁,自发地带起黑袖章,扶老携幼涕泣失声。这时商店关门,交通中断,工厂和火车鸣笛,汽车和电车也都按响喇叭和踩响脚铃,我想那种隆重是空前而绝后的。这时在和平路上有一位老太婆,指天痛骂:“挨千刀的老美!还我儿子!不还我儿子让你不得好死!”哭着骂着晕倒在地上,纯朴的感情和纯朴的爱憎,像刀子刻的一样印在我的心坎上。

这一年的年底前后又有一件重大事件发生在天津。当时的地委书记刘青山和专员张子善,参加革命二十年,在艰苦的抗日和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树立过功绩。可是,在全国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他们却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蚀和诱惑,贪图可鄙的不正当个人享受,过着极其腐化的生活,堕落蜕化,变成党、国家和人民的不可饶恕的叛徒。青年团组织我们学习了一个文件,后听说毛主席亲批对他们处以了极刑。当时我还没有这种觉悟,但从我的亲身经历和我对新生活的纯朴热情与向往,对共产党的伟大崇拜得五体投地,无疑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也打上了一个深深的烙印。

还有一件事情对我的心灵震动也很大,当时中国出现了一个“神童”,十三岁开始写作,十六岁成名,成了当时学生中口头流传的一名了不起的作家,那就是刘绍棠。他的小说我虽然当时没有读过,但听过他的报告。1952年元旦,《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写的小说《红花》,当时他才上高中一年级,印象是他比我小一岁,却高出一个年级,团中央对他进行重点培养。他说胡耀邦同志曾找他谈过四个多小时的话,希望他多写农村青年题材,并且让他到东北农村去采访。他背着馒头到东北农村住了两个多月,并把在东北得到的创作素材挪到白洋淀家乡自己的村子里,换上他所熟悉的人物原型,开始构思他的小说《青枝绿叶》。刘绍棠的报告大致讲了这些,是团市委和《天津日报》、《天津青年报》联合举办的,我校新闻社也组织了“记者”参加。夏幼岩既是团员又是社长,当然他也一起去了。听完报告我们谈了很久,他说他的家境也不好,底下还有四个弟弟和妹妹,那年我初三他高二,他鼓励我将来一定要上大学,他说他做梦都想进南开读新闻系,可是不久他到《进步日报》去了。后来我把我的心里话对李元芬老师说了,她也鼓励我将来上大学,可是我没有那个条件。

由学校回家必经劝业场,劝业场的对面就是“大光明”电影院,是头轮影院。那时新片子大部分是苏联影片,也演过“抗日三部曲”(《八年离乱》、《天亮前后》、《一江春水向东流》),团支部经常组织团员看电影,其他同学们想看也可以跟着一起买票,于是我看了不少苏联电影。象《保卫察里津》、《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攻克柏林》、《丹娘》等等,对斯大林特别崇拜,对苏联有了深厚的感情,对苏联的女英雄也是由衷地热爱。当然也看过反特的故事片,如《侦察员的功勋》、《底萨河畔》、《水银湖上的魔影》等等,看完了《侦察员的功勋》(也称《最高奖赏》)我回去给院里大宝、大肥他们讲故事,我看了不到两个小时,给他们讲了两个多小时,添油加醋地学我爸爸,他们听得很紧张,这时多了一位新朋友——吕家胡同的孙景波。听完以后大宝特地跑去看,说没有我讲的那么好听。

就在我快毕业的时候,两部苏联电影对当时青年的影响很大,《幸福的生活》讲述了苏联集体农庄的幸福生活,《拖拉机手》讲述了一个女拖拉机手的故事,接下来又有一部《走向生活》,讲的是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从这些电影中影响了我一生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