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

凭着从各自祖父和外婆得到的项链组合成一块的金表中，齐徵和袁羽发现了打开齐徵祖父留下的檀木盒。

在檀木盒弹开的一瞬间，历史也在那一刻揭开了。

原来是一本日记本，或者说是齐徵祖父的回忆录。

他们对视了一下，翻开了那本回忆••••••

我这是在哪里？黑暗，光明，黑暗，光明，在相互变换着。

“他怎么样了，••••••”

感觉有声音在耳畔打转，时有时无，我像是沉溺在水中，一会儿露出水面呼吸一下空气，一会儿又沉入水中，恍恍惚惚，一会儿又像随着清风浮起来，自由自在，一会儿又像坠入漩涡，憋闷沉沦。

终于，我强打着精神睁开了双眼，一道光线映入眼帘，然后周围的世界也绽开光明，耳朵顿觉清朗。

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双眼睛，浸着一汪潭水的眸子，关心的眼神中藏着我不熟悉的幽幽冷清。之后，我才看到这双眼睛的主人，一个梳着长辫子的女子，眉目浓重，身体强健，穿着淡灰色的衣服，袖子挽着，正端着一个碗，对着我，看来是准备端给我的。

那女子见我醒了，眉一挑，眼神亮了一下，之后，微露笑容，又恢复原来的稳静的样子。

我诧异地看着她，脑袋很沉重，仿佛脖颈上顶着一个硕大的铅球，晃晃更是感觉像是有无数条蛇在脑中攀爬缠绕。

“你醒了，醒了就好，这样我也省心了，我把你的药放在这里，你记得喝，这里有吃的东西，饿了你就拿着吃。我先出去了。”她将碗放在了我睡的土炕上的一个小方桌上，桌上还放着一个碗，里面放着几个贴饼子。她便准备出门。

“姑娘，咳咳，”我挣扎着喊出来，声音嘶哑。

姑娘转身，好奇地看着我。

“我这是在哪里，咳咳，你们是谁？咳咳，我怎么来这里的，咳咳••••••”

姑娘笑笑，若有所思，说道，“刚醒来就记得问这些，担心掉进狼坑啊，你现在在郭家堡村，我们是这个村子的人，你怎么来这里的，很简单，你晕死在路边，半死不活，怕你被野狗吃了，所以我们将你带到我们这里，至于你怎么会半死不活躺在路边，你又是谁，等你精神好点你要是愿意讲，你就讲，不愿意讲你就不讲，快点好，早好早离开这里。”她讲完就转身离开了。

哦，我受伤了，我半死不活地被别人救了带回来养伤，那我又是谁，我又怎么会受伤，我摇着混沌不清的脑袋，回忆的门打开，一幕一幕开始回放。

我叫齐峰，江西南昌人士，自幼喜好读书，性自洒脱乐观，对好多事都充满好奇和兴趣，我XX岁那年考取了清华学府，畅游于大学海洋中，我仍旧兴趣广泛，我喜好踢球，挥汗奔跑在足球场上，释放出青春的激情。我喜好网球，球击打在球拍上，我的臂膂受到力的撞击的同时，我的手和臂膂也积聚力量于球拍，作用于那小小的绿色小球，绿色小球向我施打的方向飞去，我喜好那种力量的交换传达出的迸发力。我喜好舞台，我喜欢掌声，我加入了话剧团，我什么角色都想尝试，不管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还是唯唯诺诺行为猥琐的丑角形象，我都会好好去琢磨人物的精神世界，然后去淋漓尽致地诠释人物。我还喜欢舞弄一些机械的东西，对了，我记得那时候我向物理系借了一架莱卡式照相机，然后省吃俭用积攒钱，在清华园内开了一个小的照相馆，居然收益还不错，在舞弄照相机的同时，看着那一个个光顾我的顾客满意的笑容让我会油然而生幸福满足感。谈起照相机，想起了我当年的壮举，这还真不是我自夸，在当年这壮举给清华这汪湖泊中投下一块石子，激起圈圈涟漪。我那时从课本中知道国外已经采用红外射线进行摄影，而我国的这方面的技术还是捉襟见肘，别说没有红外摄影技术，连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和书籍都没有，我只能自个儿琢磨，不停做实验，再加上教授的指导，我用物理系的光谱实验室和X射线衍射对胶片进行处理，真还有了突破。那时，我是多么兴奋，我跑到了清华学府附近的香山鬼见愁峰顶上，用这项技术拍下了清华学府的俯视图和北平城的全景图，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在当时赢得了不少好评。谈起这壮举，我就不得不谈在清华中对我意义非凡的一个人，就是我的导师孙企冶孙老师。我二十几年的人生中，除了对我有养育之恩的父母对我有至深至情外，就是孙老师了，他对我亦师亦友，亦父亦兄。在学习上严格要求我，在生活上又无时无刻不关心我。我会跟他为某件学术问题在实验室争得面红耳赤，走出实验室，我们又会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一块儿到餐厅吃饭。我的那篇毕业论文，即红外摄影技术研究课题就是孙老师给我提议的，并且尽可能用他的满腹经纶的学识给我提供学术见解帮助，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孙老师，我是绝不可能做出红外摄影的。人生最大幸之一便是得一知己，而我最大幸便是认识孙企冶老师。

世事弄人，如果不是我们祖国正在遭受国难，如果不是小日本当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如果不是遇见鲁孙及受他的鼓动，我想我的人生便会按着原来的既定轨道前行，清华毕业，考取留学资格，与恋人结婚然后出国留学，然后这一生从事科学研究或像孙老师一样奉献给教育事业。但往往人生总是出现一些拐角，一些分叉，一些意想不到的中断事件。我的人生恰恰很好地诠释了这一主题。在我考取了德国留学资格后，准备回老家与恋人完婚时，日本在卢沟桥找借口发动了七七事变，和三一年的九XX事变惊人地如出一辙，

北平遭到了日本的侵入，清华园也被迫进行南迁，与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清华老师和学生忙着向昆明进行迁移，南迁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图书资料，教学设备器械等等都需要有条不紊地抢运。就在那时候，日本人已经侵入了清华园，顿时昔日的幽静的学习园林XX声阵阵，荷塘的白粉色荷花上洒下了斑斑不堪的鲜血，抑扬顿挫读书声换成了嘶鸣哭泣声。当时孙企冶老师和许多老师学生都被迫去了天津的英国租界，在那里成立了临时办事处，负责师生顺利通过津门。我也在其中，和孙老师一同工作。就在所有安顿好，我和孙老师也即将启程去昆明的时候，鲁孙找到了我。我的人生也因为他的出现，像是火车偏离了轨道，向另外一个方向驶去，如果说没有后面的不堪的经历，我或许不会认为这是人生的一次错误的选择，但当时我是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希望做出选择的。鲁孙是我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昔日同窗，他的辅仁大学的校友甄章极力鼓励他投身抗日大潮，于是乎他找到了我，让我和他一块儿去加入共产党。甄章当时在冀中做参谋长，当时共产党在冀中成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冀中的地形简单，日本人卢沟桥事变后侵华的脚步变为大跨步，占了铁路等重要的要塞，使本来就条件不利的共产党在这里作战就如履薄冰。物资供给不足，医疗救助恶劣，技术有限，这就是冀中的形势，彼时急需专业的人才投身进来，助抗日一臂之力。甄章的一番教导经鲁孙传递到的我的心中，报国的满腔热情燃烧着我的躁动不安的心。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历经沧桑的中华民族不乏保家卫国的英雄在我们学过的历史书上熠熠生辉，撩拔着我报国的英雄心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之不国，纵腹有学富五车又有用。于是，我告诉孙企冶老师我要抗日的决心。

当时孙企冶老师曾经就我的性格和形势告诉我并不适合搞战斗或政治，但我心已有所向，决定的事情不想再变更，孙老师见我心意已定，也就不再劝我，而是告诫我凡事要小心。我就这样，告别了恩师，彼时彼情这一辈子我都难以忘记，孙老师对我是千万个不放心，后叮嘱我有什么事找他。后我随着鲁孙离开了英租界，去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加入了共产党。

我将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了抗日的洪流中，我先是在军区的修械处做技术员，后调任印刷所所长，不能不说我很努力，我总是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是我的秉性，也是我的责任。

当时冀中的吕司令听说我的事对我也是嘉奖不断，后又将我调到供给部做了部长，全权负责整个根据地的物资供给。说实话，当时我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力气，在孙老师的帮助下，许多的学子都投入到我所在的抗日队伍中，使得我们的队伍力量扩大，个人各施展自己的本领，发挥作用。要想同日本人作战，信息的获取很重要，于是我通过各种关系购置无线电设备，并安排专业的人士向根据地的战士传授使用的方法。成效还是很显著的。我又组织人研制烈性炸药，用炸药可以炸毁铁路轨道，可以炸毁火车头，挫败日本人把持铁路的有利因素。经过研制，加上偷偷运来的装在肥皂中的TNT，烈性炸药应运而生。炸药在许多地方发挥了其它XX械人力无法取代的作用，使得冀中的小日本闻风丧胆。也因为这，上级多次夸奖我。后逐渐成立了炸药厂，炸药厂又逐渐开始涉及到手榴弹，地雷，子弹等，不可谓势不可挡。

但伴随这些成绩来的除了夸奖外，更是灾难。

这个灾难便是我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成了众矢之的。

灾难来的时候，我真是措手不及，瞠目结舌，不明所以，直到后来，我静下心来分析，才将灾难的祸根一一理清。

首先不能不说我性格有居功自傲的一面，但我觉得我有自傲的资本，这是别的人想企及而无能为力的。但这恰是别人嫉妒心升华的温床。我不能不说对我的灾难而言，别人的嫉妒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再次，39年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关系有些摇摆不定，我想着国难当头，凡事都应该以国事为重，所以极力维持他们的合作，在与国民党有合作的时候也是热情地当和事老，在很多场合我也是极力宣扬这种观点，我觉得这就像学校中的教育，需要耳濡目染，需要慢慢深化，但我万万没想到，我的所有的这些努力在上级那里成了瘟疫，成了我灾难的铁证。

最直接的原因，现在想起来也让我自嘲苦笑。39年一月，国民党当时派了一个团来考察，我先是让供给部的政委王某接见，没想到两人话不投机吵了起来，于是我便去了，我看出对方是个知识分子，为了免得王某从中插话两人再吵起来，于是我便用英文和对方交谈，我们很是投机，相互间谈到了大学生活的情况，谈到点人生的感悟和追求，谈到点时事情况，我们俩还真有点惺惺相惜。没想到，听不懂我们说什么的王某将这件事报告了军区政治部主任那里，特务之嫌居然就那样像个标签贴在了我的后脑勺上，成了别人的瓮中之鳖，就等着时机的到来。时机还真是来得快，现在我竟然想不起来究竟是什么事情，反正有名同事在某件事上有违纪律，我严厉地批评了他，我当时也有点气急败坏，骂得可能有点过火，那名同事居然也是火躁脾气，出言便骂我特务汉奸。当时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事，没想到这却成了一切灾难的导火索。特务汉奸四个字被别人偷听到，报告了上级。

当时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专门的锄奸部。于是，戴着“特务汉奸”帽子的我便被抓起来，任我如何为自己辩解均是无效，更令我气愤的是，凡是与我有关系的人都被牵涉进来，一百多人啊，这种规模的特务汉奸上级也能想得出来。

我的罪名便是供给部是国民党设在党内的联络站，我便是这联络站的大头目，那一百多人都是这联络站的成员，呜呼哀哉，凡是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想一想有这么明目张胆的特务间谍活动吗。幸而上级认真考虑，认为这次锄奸活动扩大化了，要求释放那一百多人。但我作为头目，难以幸免于难，我仍旧关押着，等待进一步审查。

彼时，我的自由没有了，我被关在一个小屋子，条件极其简陋，时不时拉我出去就是拷问，动不动就是拳脚交加，然后便是拖回小屋，要我写交代书。纵使我仍抱有主义，抱有希望，在一次一次拷问动武中，我的心渐渐变凉了。

我吃不好，睡不好，年轻的心像是在几天间就苍老了。我无力再为自己争辩，争辩的结果便是新一轮的拳打脚踢，争辩的对手便是人家铁定的罪责。我想到了恩师孙企冶老师临别时的叮嘱，想着老师当时的劝阻，我真是悔恨不悔参半。不悔于做过很多有意义的事能同日本人作战，保卫祖国。悔恨于希望的落空，主义的失真，支柱的坍塌。

敌人侵犯，我被押解着撤退。滑稽之极的事就在这路上发生了。

押解我的人荀建史，这人很是土匪痞气，动不动就是拿手中的XX捅我背部，要我快走，嘴里也是十分的不干净，“妈的”“兔崽子”不绝于耳，我都忍气吞声。直到他出口骂道“操你祖宗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回骂道：“你给我闭嘴，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连句是人的话都不会说。”

那人见我反抗，于是动怒，滑膛，说着：“特务一个还有资格教训老子，老子XX毙了你兔崽子。”就准备勾手，扳动扳机。

我知道那人说到做到，一想到我的生命不是同敌人进行顽斗，死在战场上，而是就这样交付在自己人的手下，心真是不甘。但看到那柄XX，那柄XX是多么熟悉啊，那是在自己的兵工厂中生产出的XX，那里面的子弹也是自己生产的，多么好笑，用自己造的XX械对准自己，是生命同我开得最大的玩笑。

“不，我造的子弹应该射准的是敌人，而不是我，不是自己人。”想到这里，在他未扳动扳机时，我说道，“不要用XX，留下子弹射杀小日本吧。你只要用你脚下的石头对准我的脑袋砸下去就行了。”、

荀建史真就放下了XX，捡起脚下的石头，无所畏惧地走到了我的身边，还不及我多想，我的脑袋就感觉一阵力痛，之后感觉有液体倾盆浇注在我的脑袋上，顺着我的脸颊汤汤往下淌，我的眼睛模糊，意志模糊，坠入黑暗之中。

这就是我的经历。

我在历史的潮流中，寻觅到一种信仰，并且从心中孕育了要为这个理想信仰奋斗自己的终生，我努力为了信仰主义前进，用青春祭奠这个信仰主义。当我将自己全部的热情投入其中时，信仰主义却背弃了，如同我努力想要乘坐的火车丢弃我一往无前地离我而去。我伸双臂去拥抱它，换来的却是它的鄙夷与不屑，甚至是它对我的抨击、锤击、陷阱、深渊。我不知道现在的自己还剩下什么，除了这个空心的肉体躯壳，余下的恐怕只有难以抑制的失望、钻骨穿髓的寒心、无边无际的堕落。

我坐在土炕上，靠在墙上，回想这一切的时候，包着伤口的脑袋阵阵生疼，但这身体的疼痛比不过心的疼痛，针扎似地疼痛。希望没有，支柱没有，精神没有，只是徒有一具行尸走肉的躯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