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最痴的生产队长（第一章 鞠躬尽瘁）

其实，在还活着的人们都回到生产队大办农业的时候，在人们都在骂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的时候，有一个人总是一言不发地听大家骂。他就是我们的生产队长，我的政治启蒙老师邹如石。他为什么不发言，是在反省自己当队长时犯下的错误？还是后悔没有为大家说话，以减轻灾害？我们不得而知。

他是一个只读过两年私塾的半文盲，一个干瘦的骨头汉子，讲话刚劲有力掷地有声；做事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

在我有记忆之时就听他的政治宣传，他是共产党、毛主席的最有力的宣传员。他认识的字不多，可他能把每次开会的内容全部记下来，然后深入浅出的传达给社员们。

在土改运动时，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斗地主，怎样斗，斗垮地主后又怎样把他霸占我们的土地和金银财宝平分给我们贫下中农，我们就很高兴地跟着他干。他站在土台子上大声喊道：

“今天我们要斗争恶霸地主，为什么要斗他们呢？他们不劳而获，白吃白喝。你看那些地主婆娘、少爷小姐们，个个长得白白胖胖的；我们贫下中农呢？一个个饿得像干猴孙一样。大家说合不合理？”

“不合理！”回答的声音如雷贯耳。

“该不该斗他们？”

“该！”

“今天哪个的手软，哪个就不是我们贫下中农这边的人！”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的激情就被他煽动起来了。

斗垮了地主，分得了田地后，有些没有劳动力的家庭，遇到大病不能劳动的家庭又开始落入贫穷。这时政府就组织互助组，他传达会议精神时说：

“这两年大家生活怎样？”

“好多了，粗粮细粮总算能填饱肚子了。”

“你们看没有劳动力的张三娃家，得风湿病的李二娃家，还有邹瘸子家，土地荒废，有种无收，他们都吃什么？”

“他们是穷，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帮他们，你说该咋办就咋办。”于是，我们的生产队长就又开始了演讲：

“我今天到区里开了一个会，宋区长说我们要学苏联老大哥，一步一步地走上集体化道路。我们劳动力强的人家，把活路做完了就在家里睡觉，在院坝里吹牛耍，你们就安心看那几家土地没人种？为什么就不去帮他们干呢？我们贫下中农都是一家人哇，共产党解放我们容易吗？光是毛主席一家就死了十多个亲人。刚才有人说想帮他们不知到怎样帮，现在政府叫我们组织互助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于是，邹如石队长就很快地把我们带进了互助组。今天几家人一起种张家的田，明天又一起种李家的地，那个场面真是感人。开初还有人记一下工，到后来就不再计较哪家出的工多少了，总之，大家一起把农活干完才算完事。

后来的加入合作社、人民公社以及各级政府的号召，都是他用这种方式传达和执行的。

话得说回来，我们的生产队长并不是神，他也有把会议内容记错的时候。比如，在林彪事件传达时，队长说：

“那个狗日的林彪要暗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被发现后就逃跑，结果被蒙古的瘟猪儿含来‘干球’（吃了）。猪都见不贯林彪，我们贫下中农要跟他划清界限。”

后来，大队干部给他纠正说“温都尔汗”是蒙古的一个地名，不是瘟猪儿吃的。大家还笑得合不拢嘴，并没有人去怪他说错了。

到了农业学大寨时期，农活就特多，人们不仅要忙田地里的活而且要改天换地造梯田。农民们实在太累就偷懒，往往听到出工的打钟声后还要在自家自留地里干会儿。这时，队长就用土话筒在打钟山上骂人：

“我日你们的先人板板，出工像躲杀场一样在家里走不出来。你们在家里做娃娃吗？晚上干也不迟嘛！”

说来也奇怪，一个二个的被骂得笑咪咪地从家里、自留地里跑了出来，有胆大的还敢和他接话。很快，人就排满了一个地。

可走到地里干了一会后，一个个就都害了瘟似的，有的索性就站着吹牛。

这时，我们的队长邹如石又气急败坏地大骂：

“狗日些又站起干什么？你们整哪个？整生产队！整国家！你狗日的良心还在吗？”

这一骂真有效，害瘟的人们伤病全愈，奋起锄头向土地劈去，没一会工夫，整个一个几亩的地就被放翻。

这时，我们可爱的队长就笑着说：“这才像干活路的嘛，狗日些真逗人骂。”

若干年后，我们单位上一个头儿也爱在大会上骂人。他骂人的水平并不比邹队长露骨，也只创造了一些挖苦讽刺的词汇。可是，在年终对头儿考评投票时，老百姓就给他投“不称职”，结果那头儿就下课做老百姓了。做了老百姓就觉得低人一等，干脆就提前退休了。后来的头儿不但不敢骂人，还老是拿些小事来表功，尽力讨好老百姓。

如此看来，邹队长有多么幸运，多么受农民弟兄的欢迎啊！可邹队长老是用这种方法推动工作也确实太累，相邻的生产队队长并不骂人，他们的劳动日要高我们一毛多，粮食人平也要多分一百来斤。我常见他一个人坐在家门口抽闷烟，许久不说话，只是偶尔叹一口气。也许，他也在反思自己的功过，只是他不懂得什么叫反思罢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