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在公共食堂的日子里（第三节章 再见了！公共食堂）

这年天旱，我的六姐又和社员们到水库工地去了，生产队剩下的劳动力就更少了。红苕地里爬满了虫，苕叶被虫吃光了，挖出的虫蚕比红苕都多。水稻减产，交国家任务都不够。公共食堂就只得用瓜菜为主食，一点菜和着红苕煮的汤也只能由炊事员掌勺分给各家，记得最清楚的是食堂管理员吴有木天天念叨的，每人每天定量红薯五两四钱八。五两四钱八，刻骨铭心，至今难忘。

红薯吃完了，小麦豌豆还没成熟，就吃红苕叶、老莲花白叶。许多人出现水肿，就住到大队临时医院，医生给他们吃一些油枯和点米熬的粥，不几天水肿就好了，可出院后几天又肿了。后来大队也没办法管了，因为水肿病人太多了。公共食堂也停业了，叫自家想办发开伙。于是人们又找回自己交上去的锅盆碗钵，找不到的就用烂瓦罐做锅，找些老菜叶、野菜、树皮之类煮住吃。记得邹永哥的爷爷因吃糠拉不出屎，叫他用手帮他爷爷抠。还有人满山遍野捉老鼠、蛇、癞蛤蟆、蝙蝠等凡能捉到的动物，放在火里烧熟就狼吞虎咽地吃下，甚至还有吃“观音土”的。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时就开始饿死人了。开初，三天两头死一个，后来每天都有一个两个人去见阎王爷。

那时我父亲偏偏又从炼钢厂回来了，他是我们家最先得水肿病的人。眼看着我家过去几年的干红苕藤、干菜叶都吃完了，我和七姐就拿着镰刀遍山遍野地挖野菜和找野红苕回家充饥。那时几颗胡豆、豌豆之类的就能解决一顿伙食。我那时爱做同样的梦——不是检到一颗碗豆就是检到一颗绿豆，它门总是很大，有碗那么大，可当我笑醒时什么都没有，只听得肚子在呱呱叫。学校也找不到学生读书，只得放假了。

一天队长邹如石叫大家到公共食堂开会，他说明天上级领导要来检查，大家要煮最好的东西端到食堂里吃，不准说公共食堂没开伙的事，谁出错谁负责。可到了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我父亲好像故意做的一样，端着一碗干红苕叶在食堂桌上慢慢的咀嚼。一会，果然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朝食堂走来，队长叫我父亲赶快进屋藏起来，可父亲就是不走。正说着时干部模样的人就到了，于是父亲就接受了干部的采访。

干部说：“大爷，你吃的啥？”

父亲说：“吃的几年前喂牛用的干红薯藤。”

干部说：“能吃吗？”

父亲说：“就连这个都吃完了。”

干部说：“公共食堂没给你们吃的吗？”

父亲说：“公共食堂一个月没开伙了，已经饿死二十多个人了。”

干部不再说话，很不高兴地走了。队长走过来骂我父亲：

“你闯祸了，看你怎么死法。”

父亲说“迟死不如早死，一人做事一人当。”然后气冲冲的回了家。

可是到了第二天也没什么事，到第三天就听说国家发放贷粮了，每人每天一斤谷子。第四天公共食堂又开伙了，炊事员把谷子用大磨磨成面和着菜叶煮成糊，再用勺分到各家，虽然谷糠有点卡喉咙，但大家觉得也很香。我爷爷喝下菜糊糊后说：“这下我们饿不死了，还是共产党好啊，旧社会遇到天灾就只有等死。”

至到小麦豌豆收割后国家才停止了发放贷粮，但小麦豌豆都因种得过密，并且没有劳动力去管理，没有多大收成，人们又依靠瓜菜过日子了，所幸的是再没有人被饿死了。

虽然公共食堂没有多少面粉吃，但我们小学六年纪的学生因为要升学，大队就配给每个学生每天一斤面粉。而且还规定我们在学校住，住房是用过去王遗家的厢房。那房已分给一家农民了，就叫他让出两间，男女生各一间，还把他的厨房也给了我们。我们的床是用农民的竹子捆绑成的通铺，各人拿着从家里拿来的被子和席子，往上一放，就开始做中学梦了。

我班只有28个学生，20个男生，8个女生。看来，那时的农村干部也懂得抓教育。

当时邹永哥和我在一个班读书，他当班长，管理粮食，每天下午下课后和文娱委员吴蓉蓉一起到大队面坊背回我们班一天的面粉，然后再由我班的大女生轮流煮饭。

有天上午快放学时，一股烧馍味被微风吹到了教室，跟我们的菜糊糊味道大不一样。正在大家尽情地做深呼吸享用这香味时，调皮蛋刘怪怪和瘸子陈明明给老师请假出教室去了。不一会，他俩就得意洋洋地拿着用南瓜叶包着烧好的馍，在教室门口大喊：

“大家来看烧馍﹗”

同学们马上就知道有人偷面做烧馍，于是教室乱作一团。邹永哥赶快到办公室请来了辜老师，辜老师走到教室门口大喊一声：

“干什么？”

同学们一个个就吓得目瞪口呆的。然后他说邻居老大娘烧在我们的灶里的，不好好上课就滚回家劳动。风波虽然平息了，但大家还是知道是那天煮饭的文娱委员吴蓉蓉干的。后来越闹越凶，刘怪怪还给吴蓉蓉取了个“火烧粑”的绰号，至到吴蓉蓉长大嫁人当了奶奶后，同学们都还记得她叫火烧粑。

龙门大队的三霸主在公元1961年反对“浮夸风”和“一平二调风”运动中相继倒台了。支部书记吴成发在党内被批斗后被罢了官；大队会计刘波因涉嫌贪污被吓得叛逃（据说逃到了新疆，后来还在新疆建设兵团当了点小官）；妇女大队长张彩虹因干部作风恶劣而罢官，被她打骂的群众太多，以至后来她上街都要躲躲藏藏的。

公共食堂走到1961年就被宣布解散，各家去找各家的锅瓢碗铲，找不到的就用瓦钵当锅，木棍做火钳。家家户户又炊烟袅袅，虽说锅里飘浮的都是些瓜瓜菜菜，但出现了生机。

龙门四队所有外出炼钢、修水渠还活着的人都回来了，人们在这三年经历得太多，都在干活时尽情的释放。

我还记得谢觉住大叔的故事最精彩，他说：

“有一天晚上我饿得忍受不了，就到后山上去偷花生吃。我看到一个黑影，就慢慢地爬过去，我看到什么了？原来是长得白白胖胖的炊事员孙得乖，她吓得浑身发抖地说：‘大哥不要告发我，我的儿子没奶吃，想弄点回去发奶，你要做什么我都答应你。’我真想和她干那种事，可没那种能力，我只好又去刨花生吃。过一会又去，还不行，连续三次都没成功，你说那时公共食堂的人有什么用啊！”

这话他都敢说，还有什么顾及呢？于是，人们纷纷说自己偷鸡摸狗的事，一时间还成了光荣来炫耀。

一切都说完了，人们又开始诉苦，被骂得最多的就是张彩虹，有的甚至当着她的面就骂。她也不吭声，椐说只有队长的老婆没有被她打骂过。在他不在时，有个曾经当个炊事员的大娘就把张彩虹是大队干部的情妇的事讲了出来。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公社干部和她睡觉时被她碰过正着。至此，我才明白张彩虹为什么当时就有那么大的权利，可以一手遮天。从此以后，人们只要与她发生口角，就会乱骂他。到我的小弟高中毕业后，也在一次争吵中痛骂了她一顿。所有的人都说骂得好，你弟为你家出了口气。可见，人们对她的仇恨之深。

后来就开始骂公共食堂，公共食堂也就成了人们发泄怨气的出气桶。

公共食堂在人们的期待中慌忙登场，却在人们的咒骂声中收场，这是谁也没想到的。人们理想的各尽所能，按需分派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真能实现的话，也不会再有这样的公共食堂了，因为人们永远都不会喜欢它。就算买菜做饭有天大的麻烦，就算物价再涨多少，我也不愿意去吃那个公共食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