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在公共食堂的日子里（第二章 妇女大队长）
由于青壮年多数都炼钢去了，挖红苕都用牛拉着犁把红苕犁出地面，在家的妇女儿童就背着背篓拾。遇到农活出来，学校就不上课，学生就由老师带着干活。
在我的印象中，那些年我们几乎都由辜老师领着干活，但总是有张彩虹在旁监管。记得一次辜老师带着我们几个班的学生刨花生，他那黑黑的壮壮的矮矮的身体，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口里不断地发出沙哑的不准偷吃花生的警告声。肥胖的有着男人一样胡须的张彩虹就在前面怒目监视着我们，不一会，她就发现了我班的陈明明在偷吃花生。张彩虹就像老鹰叼小鸡一样地把陈明明提起来摔在地上，然后赏他几个耳光。辜老师可傻眼了，自己的学生居然被妇女大队长抓住，太扫面子了。于是，他赶快跑过去把陈明明拉到全体学生前面进行教育。愤怒的张彩虹也只得给辜老师一个面子，自己乘机翻到坡地后面一个隐藏处方便去了。谁知肚子不舒服不能很快解决战斗，等到结束时，看到山上有个人影晃了一下就消失了。当她回到原地坐下时，总觉得那些学生在嘲笑自己。聪明的张彩虹明白了一定是刚才有人偷看了自己，是谁呢？除了陈明明还会有谁敢？她想。
原来辜老师见张彩虹翻过小山坡后，就不再教训自己的学生了，叫陈明明认真劳动。陈明明却溜到山上想看张彩虹是否也在偷吃花生，不料看到了正在解便的张大队长的又大又白的屁股。他又怕又兴奋地跑回来就向同学们介绍张彩虹那大屁股，等到妇女大队长返回时大家就笑个不停。
张彩虹气不打一处来，心里不断的盘算怎样收拾那小子。
等到中午收工回食堂吃饭时，张彩虹叫辜老师到食堂拿来一个碗和一桶水，再叫学生排成长蛇一样的队伍，一个一个用水漱口，检查是否偷吃过花生。张彩虹把排在最后的陈明明拉到队伍前第一个检查，漱口水中有很多花生残渣。张彩虹就把陈明明拉出队伍“修理”，其他人就交给辜老师检查。不用说就知道大多数学生都偷吃了花生，辜老师气得吐屎，每人打一耳光。很幸运的是，查到我们班时，辜老师就叫解散，快去吃红苕，大家一窝蜂地就散了。然而，可怜的陈明明还在食堂保管室里受李大队长的折磨，直到我们下午再到地理刨花生时都没见到他。不用说，再也没人敢偷吃花生了。
直到农忙结束后，我们再回到教室上课时，我们才看到了可怜的陈明明，但他已是一个瘸子了，他的脚踝骨被打裂，走路时一瘸一拐的。
后来公共食堂又几经变迁，由一个变成两个，最后又变成三个，每个生产队各自一个食堂。每个食堂人虽然少了，地方也宽敞了，但大体都和过去一样。
在我的记忆中，在大跃进的年代操作我们生死大权的就是妇女大队长张彩虹，至于支部书记和会计，我还觉得他们很少行使权利。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总和我家过不去。
在传达广积肥时，据说老墙泥是好肥料，张彩虹就叫人把我家的百年老墙推倒做肥料撒到田里去。但那房子却不是新盖的，是把过去的旧房子用长竹竿顶着，等比老墙更矮的新墙舂好后，就把房顶放下来。这样的房子就是满目疮痍了，就和杜甫的茅屋一样，下雨时的场面就是：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还在滴答。我们全家就在这近乎露天的茅屋里度过了七年。我经常一个人在晚上和衣而坐，用棉被顶在头上睡。天亮下床时，地下也和水田一样。我母亲、小弟和两个姐姐，他们那间屋的床上那片房没有漏雨，可地下的水和我的一样深。我就用锄头把门坎下挖过洞，虽然水退了，但地下的石骨水总往上冒。后来我干脆就在每间屋里挖条通往门坎那个洞的小沟。我就像大禹一样治我屋里的洪水。所幸的是我的土墙没有倒塌，也许老天有眼吧，但我家里的人几乎都患有湿气病。直到后来我该娶老婆的年龄了，我的姐姐们才帮助我家把这房子重新建好。
在公元1960年的栽秧季节，正是我们准备考初中的日子（那时一个班平均能有一两个人能考上初中，不是现在这样人人能读初中的），我们的妇女大队长却亲自点我和邹永哥放下书包去栽秧。我们班我是学习委员，邹永哥是班长，等于班委会解散。我那时个子矮小，推不动秧盆，我们的现场总指挥刘会计就安排大力士吕法公帮我拿秧盆，等于给我配了一个助理。
直到有一天中午快吃饭时我晕倒在田里，吕助理把我背到田坎上为止，一共战斗了15天。好心的刘会计叫我下午回去上课，但还是叫我在栽秧组吃午饭，因为栽秧组吃的是贵族伙食——豌豆稀饭。我受宠若惊，至今都还忘不了我们的刘会计。
似乎刘会计很喜欢我，因为在栽秧比赛时，我恰遇到没有水的田边。口令发出到比赛结束，我的脚就在那里与旱田搏斗，并没有栽多少株秧子。可公布结果时却是我和邹永哥两人获胜，当晚领到奖金五角钱。我俩第二天到区上比赛却无功而返，但也领到了参赛费四角五分钱。我有了这笔钱，当时不知道有多高兴。我在大队代销店买了一根凡布皮带，还剩下几角钱，我给了母亲买针线用。
在这年的冬季，人们忙着种豌豆。由于豌豆可以生吃，所以，保管员拿出豌豆种时要放到粪坑里浸泡后再和些肥料，然后再交给社员去种。可饿慌了的李青书却不怕脏不怕臭，她伙同三个妇女把沾满大粪和肥料的豌豆偷回家，在水里洗洗就放进一个烂瓦罐里煮着吃。谁知，一个妇女拿回家给她妈吃时，被妇女大队长张彩虹看到。经过审问，那个妇女很快就交代了李青书。于是，在一个夜晚，我们的保管室又上演了一幕惨剧。
自然又是开社员大会。首先，邹队长讲话，他说：“今天叫你们来开会，是有人偷吃豌豆种。事先我们就猜到有人会偷吃，所以才叫我们的吴保管和上大粪、化肥，可还有人偷来吃。你狗日的心好黑啊！种子吃了，明年三四月我们就饿肚子，现在由张大队长说该怎么处理。”
这话音还未落定，张彩虹就大声叫喊道：“民兵队长把李青书给我押上来！怪名怪眼的，种子都要吃，还是和上屎的。她喜欢吃屎就喂她屎！”
骨瘦如柴的李青书被几个民兵拖到会场中央，张大队长就大声喝问她：
“为什么要偷豌豆种吃？”
“我实在太饿了，我认错。”
“一句错就可以了事吗？那以后大家都偷，不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偷跨吗？李队长，到粪坑里去舀瓢屎给他吃。”
民兵队长李不怕还以为张彩虹是在开玩笑，就不动。张彩虹就冒火了：“站着干什么？你们龙门四队就不听我指挥了吗？邹队长说说，叫谁去？”
邹如石就说快去舀来。于是，素有不怕事的民兵队长李不怕，就到保管室旁边幼儿园的粪坑里舀来一瓢屎。
这幼儿园里就只有一个幼儿教师，只教三个生产队的几个幼儿。生产队专门修一个厨房和厕所，主要是用来为大队干部煮饭用的。他们吃的都是白米饭，有时公猪死了，就请他们来享用，所以，舀来的就是货真价实的人粪，不像一般厕所里的尽是些菜菜水，特别的臭。好多人都捂着鼻子，李不怕也一手捂鼻子，一手端着大粪朝李青书嘴边送，可老送不进嘴。臭得李青书双手忙去捂嘴，站在一旁的张大队长气冲冲地走过去夺过粪瓢，用另一只手捏着李青书的嘴，就把大粪灌进了她的嘴。李青书哇的一声就吐了出来，弄得我们的大队长满身是粪，大队长就用她的铁拳狠狠的揍正在呕吐的李青书大娘。直到李大娘吐出几个臭豌豆才停止了呕吐，大队长也才就机会坐下休息一会。所有的干部和社员都在一旁看闹热，却没有人为李大娘说一句话。后来我读到鲁迅先生回忆中国人看到外国人枪杀自己同胞时的麻木，才知道中国人真就是这样的，谁敢说话谁就会有同样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