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最痴的生产队长（第二章 死不明白）

有一天，我们可怜的队长终于得解放了。土地承包到各户，他也被年轻人替代了领导职务。论理说他应该高兴得解放，可是他无法面对自己被领导的现实，无法容忍那个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自己面前大声讲话。因此，他几乎是不去开会，虽然只要去了，新队长总要谦虚地叫他说两句。

他开始在家里面琢磨：为什么好好的农业学大寨的路不走？为什么不走集体化的道路要包产到户？这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走回头路吗？我们不吃二遍苦吗？所以，他只有在家生闷气，抽闷烟。

一天，他实在在家待得难受，就一个人朝过去曾打钟喊出工的山上。他似乎又有了使不完的力量，他很快就到了山顶，他放眼望去，差点气得半死。那些人在自己承包的地里锄草，干得非常起劲，连懒腰都不伸一下。过去做生产队的活路，哪有这么卖力？于是，他忍不住就又开始骂人：

“狗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起劲得很，走社会主义道路拉都拉不出来！总有一天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可这次的骂声不大，几乎被西北方吹来的寒风刮走完，干活的人并没有人听清楚他在骂什么，也没有人理他，只忙自己的活路去了。于是他回家就倒在床上睡大觉，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这样的日子虽然难熬，但也还算轻松，因为他的一家十来口人都还在家，山上的农活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做，老婆在家把做饭、家务活和喂养家禽等全承包了。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生产队长家就不成家了。

先是她的小儿媳跟着村里的人到深圳打工，一去不返，后来就当了别人的二奶。小儿子邹元去找了几回，花光了几头肥猪钱，连老婆的面都没有见着，大儿媳就闹着把家分了。小儿子农活不干，沉天喝酒。后是小儿子把一个十来岁的女儿小花丢在家里，也跑出去打工。这一来，他一人还得去做五个人的承包地，还要去为孙女儿找学费钱，这日子够苦的。

可我们的队长，一有空就犯傻。就去回想过去的风景，就想到自己所得的荣誉。于是就把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农业学大寨的先进个人、批林批孔先进生产队……一大堆奖状奖品摆在供奉祖先的贡桌上。仔细回味领奖时的光辉场面，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可过一会又愤怒地把奖状奖品甩到地上，口中不断的诅咒走资派，然后又到毛主席像前默哀，口中还念念有辞的向主席请示汇报……

这样的日子又熬了几年，可我的政治启蒙老师邹如石队长家的光景非但没有好转，还雪上加霜。

有一天，正当他的孙女小花捧着初中文凭高兴地回家时，在半路上被人枪走了。他的大儿子邹永也算是农村的能人了，可是，报案也好，电视上滚动播放寻人启事也好，发动亲戚朋友四处打听也好，总之没有一点收获。

这次的意外，对我们的生产队长邹如石是一次致命的打击，本已遍体临伤的身心彻底崩溃了。他躺倒在床，一天到晚的骂人。一会骂他的小儿子儿媳不是人，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管；一会又骂“走资派”把社会搞乱了，在生产队时人人有人管着，那有坏人干坏事的机会……总而言之，只要有一点力气就在床上骂。没有力气时就睡觉。田地里的庄稼没人管，但总得吃饭嘛。于是，他的大儿子邹永也就肩负起了他的五个人的田土的种植任务。

就这样的苦日子，也没有过上几年，队长邹如石就遭到了更严重的打击。他觉得周身上下不舒服，饭也不想吃，人就不断的消瘦。后来就是到处都在疼痛，忍受不了就在床上骂人。他的大儿子邹永只得卖了一头猪，用猪钱带他去县上医院看病，这一看却看出了癌症晚期。医生也不收了，钱也没有了，就叫他回家好好养养。

这一下，他就发挥了他骂人的长处来减轻痛苦。只要听到他在骂人，老伴就知道他又痛起来了，就跪在床上大汗淋漓地帮他按摩、捶打。几个月的时间，他骂遍了全中国他心目中的所有坏人。从孔丘孔老二到走资派、林彪；从地富反坏右到奸商、懒汉，都无一幸免。他是完完全全地用他的共产党的世界观去痛骂敌人，他像堂吉诃德一样同假想的敌人作战。

有一天，他的被人贩子枪走后又强奸拐卖的孙女被公安解救回来了，于是他在见到孙女后才停止了骂声。

整过一晚，他都沉浸在快乐和安静中，还吃了很多孙女带回的糖果。可第二天天亮时，他的老伴才发觉他已离开了人间，去毛泽东主席那里汇报工作去了。

他的丧事办得很节俭：身上穿着打满补丁的中山服，装进一个用自留山上的杂木做的匣子，几个老哥们（也是常被他骂的）把他抬进一个大土坑，再填满泥土，烧了些纸钱，就算入土为安了。

没有追悼会，也没有悼词，只是几个老哥凑钱买了一个花圈插在他的坟上。挽联是一个曾被他臭骂过的算命先生帮忙写的：

祭奠中国最痴的生产队长邹如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