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知青生活 十四、阴阳界

那时候的事情现在看起来真是荒唐。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他和她都随着潮流报名来到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支援边疆建设，并被分配到同一个生产队。她本来无所谓跟谁分在同一个队，只是当有些同学公开说不愿意与“大流氓”分在同一个队，竟跑到场部劳资科去换另一个队时，她觉得没必要而已。

他自幼练就一副好体格，在场院装车时别人一次扛一个重80公斤的麻包，他竟用双臂夹起两个麻包往车上扔，惊得一些老职工目瞪口呆。而生产队学校的老师有病让他代课一学期，结果他代课的这个班期末考试成绩在全农场三十四个生产队里名列前茅。同时文艺演出时他居然也吹拉弹唱样样过人。更有一次队部失火，他冒险独身冲进火海，把平时至少得几个人才能搬动的、装有全队各类资料和会计账簿大木柜拖了出来。而他的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九三学社”的成员，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他虽然学业很好，可自从他父母被送劳改之后，社会的歧视和邻里的欺凌迫使他四处求师练武，并且很快成为胳膊粗拳头硬打遍几条街无敌手的一条“龙”，所以被送到工读学校强制学习。强制学习结束以后他升入北京某高中与她同校学习。全班同学都知道他是工读学校出来的“大流氓”，虽然他的成绩并不差。

他们来到农场等待分配的时候，居然有两位同班女同学向农场劳动部门提出要与他分开——不跟“大流氓”在一个队！

她的父亲是五、六十年代正军级的解放军将领，母亲也是个老八路。那时候她的身边经常有成群的年轻人向她献媚，院里的一些阿姨不顾她还是个中学生，多嘴多舌，非要介绍一些男孩与她认识；

那几年她的身边一向不乏追求者。有一位根红苗正的男青年甚至每月替她领工资，俨然是一副“家里人”的模样。军人世家出身的并且讲求实际的她，却偏偏看不上那些狂热的“红五类豆芽菜”。女孩儿多思，她想来想去却只对他有好感！他们相爱了。这消息在队里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队里议论纷纷：这位高干家里的千金小姐简直连起码的阶级意识都没有！其实最着急的是从部队复员的指导员——当过兵的人最崇拜将军。于是一封信从黑龙江寄到北京，向她的父亲详细汇报。

疼爱女儿的将军所受的震撼可想而知。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让在黑龙江一带“支左”的他的老部下插手这件事。这好办，当时到处都在闹派性，那位二十来岁的“右派崽子”难免说些过头的话，于是被支左的解放军抓住把柄打成一个“反革命”。

将军错了，如果由母亲出面——“文火慢慢地熬”，也许她会回心转意。可如今来硬的，这位将门之女却比将军还倔。她仍然每天与他在一起，偏要与这正监督改造着的“反革命”成双成对难舍难离。

农场革委会见状就把她调到相距很远的另一个生产队，反正必须把他们分开。但她每逢休息日，就步行几十公里来到他身边，为他缝缝补补洗洗涮涮，两个人有说不完的悄悄话。怎么办？

那一年她所在的地区本来没有征兵的指标，可是生产队却给她戴上一朵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把她塞上了开往云南昆明的火车。她知道又是她父亲插手，她也完全能想像出她母亲那焦急和哀求的目光，所以没有大吵大闹。农场的人终于松了一口气——这回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可以向她父亲交代了。

他早有思想准备，只是她对他的一片痴情叫他割舍不下。如今那位集权势于一身的“岳父大人”动了真的，那年月军营的大门就等于是传说中的龙门，谁跳过去谁就升入上层。而他，则是从工读学校来的流氓，如今又是被劳改的五类分子。他彻底地绝望了。“我们是不可能的！”这位动起拳头来就没有对手的硬汉流泪了。后来几年他始终没有女朋友。

几年之后，刚办完复员手续的她在军营里久久地沉思。她面临着两条道路——要么回到北京她父母的身边，找一个根红苗正的奶油小生结婚，做一个乖女儿，从此衣食不愁；要么她成为家庭的叛逆，和他结合，永远在边疆农村刨土求食。

想着想着她开始“不怀好意”地盯着她腕上的名牌手表。她清楚地记得那一年，整个佳木斯大百货商店只进来两块“上海”牌手表，只好让蜂涌而至的顾客们背诵“老三篇”，谁最先背得一字不差就卖给谁。如今这可是外国名表。她当兵这几年家里一分钱也不寄给她，那是怕她回东北找他去！

她用卖手表的钱买了到鹤岗的火车票，回到了生产队。两人见了面只是互相对视着，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不到她抛弃了一切优越的条件从几千里外跑来，只是要和他在一起。

指导员再也不想为难他们了，和队长商量了一下，给他们分配了一间草房，那意思是告诉他们：同意他们结婚，以前的事可都是她爸爸的意思。

两个人一起来到婚姻登记处，平静地说：“我们登记。”

农场机关的人再也不找他们的麻烦，顺利地为他们办理了结婚手续。国家的法律里没有明文规定，说是将军的女儿不许嫁右派的儿子。

灶间两口铁锅，屋里一盘土炕，房顶上厚厚的洋草。他们觉得这新房是世界上最温馨的家。

他又振作起来，队里知道他有些墨水，就让他当了队办中学的教师，结果不久他以优异的成绩在全农场三十多个队办学校里脱颖而出，被评为优秀教师。

十年动乱结束了。他的父亲重入全国政协，与已经退居二线也进入政协的她的父亲“同朝为官”。他们夫妇两人也回到北京，他通过学习成为农业部门的研究人员，而她进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为一名工会干部。

这两个家庭终于门当户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