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知青生活 十二、不再抽烟 十三、曾经的尴尬

十二、不再抽烟

长长的田垅望不到头，玉米和积雪黄白相间，北风呼啸着像小刀一般狠刮着裸露在外的脸。我无数次地机械地重复着一个动作：左手一搂再右手一拽，一刀一刀地，仿佛永无止境。

全队几千亩玉米，可只有一百来口人，又没有玉米收割机，只能先把玉米放倒敛成堆，再一个一个地扒出光棒，然后用车拉回场院脱粒。这么大的工作量，把队长愁得睡不着觉。于是不管当时全国上下“大批判”喊得震天价响，他还得采取“文革”前的老办法：不论男女老幼，每人十二条垅，限半个月完成。也就是用落实责任制的办法。

北大荒的雪来得早，踏着厚厚的积雪下地，对于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现在我全身大汗，“手闷子”里边却是冰冷，脚面上还结了一个大冰砣。我再一次直起腰。

惭愧，从外表上看我这北京知青比那些干枯瘦小的当地小伙子要伟岸得多，可是一下地就看出来了。他们弯着腰拼命地向前拱，从来不直起身来歇歇，好像他们没长腰似的。一会儿的功夫，地里就只剩下我这“打狼”的了。我可是过一会儿就得直直腰，不然就受不了。今天我发发狠，中午不回去吃饭，不信我完不成定额。

要想知道往前割出有多远，只要数数地号左边的电线杆子就清楚了：每两杆间距五十米，一共有四十八根电线杆子。也就是说整个地号长二千四百米，将近五里地。今天我干了几个小时，刚与第十九根电线杆找齐，还早着呢！

该吃饭了，可是带来的馒头冻得像石头一般坚硬并且还结上厚厚的一层霜，没法吃了。怎么办？这时我想起上衣口袋里还有两盒烟呐。

我本不抽烟，但是若有人起哄，也不妨唆上一支——那可都是人家的，我从不买烟。今天早上我去小卖店买烟了，一次就买两盒。小卖店老板的目光怪怪的，他冲我笑笑，问：“下地去？”我点点头转身就走。他从我身后追上一句：“别穿得太厚，否则一出汗反而不禁风！”

这是经验之谈，他挺关心我的。

我现在倒不觉得饿，出汗多的人都如此。问题在于我想歇一会儿而严寒又不容我呆着。幸亏我有先见之明。我掏出烟盒，叨上一支点上火深深地吸上一口，真舒服。我这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抽烟而毫不顾及书本上的危言耸听。

可一支烟不解气，我又掏出两支并排塞进嘴里狠狠地抽上一大口，两支烟一下子烧去半截，真美。可是三支烟下去，我还是冷得不行，大风吹进棉衣，我那被汗湿透的衬衫冷得像铁。没关系，再来两支！我总得歇一会儿，在这严寒中下地干活，连累带冻，闹得我浑身都疼。当我再一次叨上两支烟，再一次深深地狠命地唆上一大口的时候，坏事了。

突然我觉得满嘴麻木，连下巴都麻了，并且鼻塞、反胃，像是得了什么瘟病。不用问，都是那几支烟闹的。我把两盒烟都掏出来，用力扔得远远的，然后抓起镰刀，拼命地向前割去，不能再歇着了，只有拼命地干，才能驱走身上的寒气。

那一年我终于完成了定额，既不是最先，也不是最后。

如今在黑龙江垦区那一带，收玉米该是全部用机械了吧。“用小镰刀打败机械化”那样的蠢话，再没有人提起了。

还有，从此我再也不摸烟盒了，真是天助我也。

十三、曾经的尴尬

那年月谁没经历过些尴尬的事？反正我有经历。

1963年我父亲奉调带着全家从陕西到北京，住进了阜外甘家口八号院乙楼。那时候我刚上初中一年级。

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都爱放二踢脚。尤其是男孩子们都爱玩悬的，他们在阳台上互相向对方“开炮”！当然这种高危的行为一旦被自己家长发现了或是被对方家长告状，是要挨打的。

可是有一家孩子的家长不然，他的孩子若受了欺侮，那个长辈绝不来家告状，而是亲自动手为爱子“报仇”——他随便放一只二踢脚，就能准确地把你正要发射的那只二踢脚崩掉！你若再想还击一下掉头就跑，那你的屁股准得挨上一炮！

我的裤子被崩开了裆以后，我就牢牢地记住了我的“仇人”，那个半瞎的、从来不穿袜子的长辈。

那时候我家里没有电视，但邻居家有一台出国时带回来的前苏联产的电视，所以我们兄弟几个就总上他们家去看电视。有一次那台电子管的电视无论如何也调不出图像来了，一个人说：“去叫吴运铎来！”

我听了一愣，难道真是那位号称“中国保尔”的新四军兵工专家、《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著名英模吴运铎？我问了一声父母，他们点点头。于是我怀着崇敬的心理等着那位学校里少先队多次组织学习过的著名英模来修电视。

那位英模来了以后我立刻目瞪口呆，原来正是把我的裤子崩开了裆的那个半瞎的长辈！他的脚后跟长着一层黑乎乎硬硬的老茧皮，所以他从来不穿袜子。后来我知道那是旧社会他长年赤脚在煤矿里劳作的痕迹。

我姑且把他的儿子称作卓，因为后来我与卓同赴黑龙江兵团同一个连队共事，我那尴尬事就是因为他。

我得承认，卓与我不属于同一个层次。他是北京101中学的高材生，而我整个小学期间都在陕西的农村里瞎晃，所以到了北京，能进入当时还没有毕业生的甘家口中学就读，恐怕还是因为那校长听说我母亲也曾与她一样在北平地下党里混过。

卓喜欢踢足球，而当时谁家若有一只足球，那他家简直阔得要死了。我家正好有一只，所以每天放学以后，我家楼下就总有一群孩子们在喊：“石希生，咱们踢球呀？”

那些仰头望着我家阳台的孩子群里就有卓的身影。

后来我去过卓家里一次，天呐，那简直不是家居。靠墙那一排大书柜里摆的不是显示书卷气的书，而是各式各样的五金工具，写字台上甚至还装着一个虎台钳！这就是卓的父亲的书房，不如叫它是钳工车间更为贴切。60年代我父亲作为部里司局级的干部，也不过住一套三居室，卓的父亲是国防科工委高级工程师，比我父亲级别高，国家分给他一套四居，可惜他都给弄成个钳工车间了。

文革乍起，卓的父亲也尊严不复，下放到干校种地去了。

我父母受到严重冲击，我在家里没有饭吃，就主动报名上黑龙江支边。

上农村有什么？我从陕西农村来到北京不过才4年，再回农村就是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卓也报了名，而北京101中学和甘家口中学都位于海淀区，所以到了黑龙江省绥滨县绥滨农场以后，我发现卓也来了。但我们分配到不同的生产队。1969年组建建设兵团，因为战备，团里组建了武装值班分队，我和卓都从各自的生产队调到了武装分队。从此我们就在一起了。

那件事是在某一年的春节前夕，我们一行十几人结伴同回北京。在佳木斯转车时，我自告奋勇地把卓的两只手提包用围巾勒在一起搭在我的肩上。当火车（是刚出库的空车！）驶入站台，我们一涌而上想挤上去抢座位。当时人很多，我觉得前后左右都被人挤住，根本就动不了，结果谁都上不去车。在车门口挤在我旁边的一个人突然说：“你先上，先把我的包递上去，我再递你的包！”

我真糊涂呀，我把那个人的包递上去后，那个说要递我的包的人没了！我心里一惊，赶快把那个人的包打开一看，不过是两只卷在一起的空麻袋！而我丢的那两只提包却正好是卓的全部家当——所有的新衣服、钱包、半导体收音机等等！后来我想起来，当时在我前后左右拼命地挤住我让我动弹不得的那些人一定是同一个团伙的。

我父亲调到四川去了，我母亲虽然从干校回到北京，但她当时已经没有工资，每月只有十几元钱的生活费。尤其是当时即使有钱也不行，什么东西都得凭票购买，而我家里则因我母亲是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这些东西一律停发！

卓什么也没说，从此再也没跟我提起过这事。但是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穿了好几年他兄弟姐妹的旧衣服。

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以后，当年在沈阳军区曾经到处宣讲吴运铎事迹的团政治处主任首先把卓提出来向团里推荐，经过考试，卓被选送到长沙工学院导弹弹体结构专业学习。

卓走了，从此再也没对我提过我弄丢他全部家当的事。

如今卓是航天部副部长，每逢我们聚会时，他仍然和我谈笑风生，仍然不提当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