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传略

大漠，原名陈小平，出生时叫件仔，男，1959年农历5月24日，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出生头几天，由于乡下的接生婆技术差，肌带没剪好，没日没夜的哭，后来又请了一个技术稍微好点的接生婆，也是合该我命苦，别人只痛一次，我却偏偏就得“吃一遍苦，受二茬罪”。后一个接生婆断过胎肌，忙问取名了吗？父亲说取了，叫陈件仔。接生婆听了，沉吟了半晌，说我给孩子取个名儿，叫小平吧。

也许那个接生婆压根就不知道，在这块黄土地上，还有个影响中国命运的人叫小平，更预料不到，30年后，有一群学生娃会举着“小平，您好！”的横幅在天安门广场大声祝福。但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民之子，倒也经历了象那个伟人般的磨难……父亲体弱多病，上面又还几个哥哥姐姐，处在那到处饿死人的时代，父母实在无法可想，便打算将我送人。送的人家都找好了，可临走时，母亲反悔了，原因是来带我走的人忘了带一根吊背有背带。母亲想，这个人连一根吊背带都舍不得花钱买，他能对我儿子好吗？

童年时期，家里穷，不仅亲戚瞧起，还经常受邻居的欺负，因此我从小便养成了一种特别孤僻的性格，怕见生人，更怕见熟人。常常是碰见熟人就绕道避开，实在避不开，便勾着脑壳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等人家走远了，才敢抬起头……故得了个绰号叫“勾脑”。

从此，常有一些怎么也记不住的亲戚向父母告状说我这个死“勾脑”见了他（或她），远远地避开，装大没有叫……

当时的医疗条件差，加上穷，有个三病六灾的，母亲便给我喊魂。母亲在外面喊，父亲便在屋里应。有时则备一把捞箕，在水缸里捞一下喊一声，意思是我的魂魄丢在水边啦，唯其这样才能喊回来。与此同时，母亲会无师自通地备用一些土法给我治病。眼睛红肿发炎便用海带蘸上水敷。感冒伤寒不是扯痧，就是炒了大粒的盐，用布包了，在脚肚上揩来揩去。夏天生了疮或是做好事出天花水痘，便在田埂上扯了麦杆子草碾碎，涂得红红蓝蓝。有一回我生了病，整日烧得晕晕糊糊，半睡不醒。睡梦里我觉得自己就象是一粒小小的电子在电线上慢慢地爬着，爬呀爬，电线突然断了，我便向一个无底的深渊掉去……醒来后，我将这个梦告诉母亲。母亲便问父亲电是什么东西，父亲摇了摇头，因为那个时候许多人对电还是一无所知。

上学后，我终于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别的孩子要哄着上学，哄不了就打，有时甚至边哄带打都不能凑效。而我总是快快乐乐地去，高高兴兴地回。记得刚发蒙的时候，一二年级是复式班在一个教室，选班干部时，老师说选谁，我连忙高高地举起小手说，选我！引得高年级的同学哄堂大笑。

小学，我在班上总是第一名。看着别人留下在老师那里背课文或九九乘法表，自己一放学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家，那种自信一点点地升腾起来了。可好景不上，很快就开始了“割文化的命”……喜欢养八哥鸟的老师被学生揪了出来站在讲台前亮相，那些年龄稍微大一些的学生便捧了领袖相，挥舞着国旗在学校旁边的公路上拦车去了，说是“造反有理”……

好在我那个同名人，其间又在上面主持过一段工作，我才有机会读几句书。也才有中学时和一个比自己在一岁的女孩争第一的机会。那时期，我经常被语文老师请到房里，帮他改同学们的作文；不过当时，我压根没想到自己日后会与写作结下不解之缘。可是一到高中后，就截然不同了，先是批“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再一个“马振浮中学事件”便把所有的想读书的学生和想认真教书的老师，一下子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社会实践代替了课堂教学，不要考试，连数学作业都变成了糊纸盒子。不讲成绩，我这样的小“勾脑”便没了优势，个子矮，皮肤黑，上体育课抢篮球不到，加之班上有个同学的名字与我父亲同名同姓。那家伙天天嘻嘻哈哈地对小我说，你叫我的名字罗，搞得我很是自卑……于是我便钻到图书堆里，上课看，下课看，放学回家的路上也看，回到家里晚上还看。我一个人垄断了班上六七个人的借书证，几乎是每天看一部小说。可惜当时没什么好书，好书不是当作“封资修”烧了，就是封存起来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部前苏联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便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既而被主人公不屈不饶的坚强意志打动了……打动之余又想，这个作者只读了短短几年书，就能写出这样好的书，我读了高中写一部书应该不成问题吧……

两年的高中生活一晃就过去了，14岁那年，我又回到了农村，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涯。刚毕业那阵，队上就派我到望水沟修水库，但因年龄小个子矮吃不消，被退了回来。第二年又进了大队办的红砖厂做砖坯，这活特累，但除了记工分外，一天有几毛现金的进项。此时，哥哥成了家分伙另住，姐姐出嫁了，父母带着我和两个妹妹相依为命。父亲三天两头生病，有好几次差点走了，母亲身体也不好，我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当时的粮食还很紧张，晚上很少有饱饭吃，但无论怎么样，母亲都要留一碗满满的饭给我……

1977年，我18岁了，本应不小了，但由于没营养发育不良，还象个15、16的半大小子。那年我在队里当记工员，随了大队人马在公社茶场挖茶山，听说国家恢复了高考，便借了几本“文革”前的高中教材，利用出工休息和晚上翻了翻，就匆匆上了考场，居然榜上有名，公社的广播还反反复复地念了好几回。然而这在这时，我犯了人生的第一个大错误。高中时看书多，把眼睛看成了近视。亲戚们担心体检过不了关，暗地里找了一个医生打过招呼。体检时，眼睛倒没什么，但表上记载是“肝大一点五”，当时招生还没完全走上正轨，连肝功能化验都没有进行，肝大很有可能被认为是不合格则排除在录取对象之外。我这个“勾脑”真是“勾”到家了，现成找好的关系不用，白白地把这么好的机会放弃了。不用说，这回我没戏了。一直到第二年，好学校都录取完了，扩大招生面积时，我又自己跑到人民医院化验了肝功能，寄到省招生办，这才被一家师范学校录取。

在师范读书其间，我的身心才真正健全发育起来。

开始我一心想发愤读书，来年再考个理想大学，也曾得过一个全年级第一。可后来政策不允许，我便转入了文学创作。参加工作后，教过小学，也教过中学，当过县文化馆的文学干事，创办过茶陵第一个文学社团——“蓓蕾文学社”。1981年在县级文学刊物《铁牛潭》上发表处女作《悠悠恨》，1984年在《湖南日报•湘江》发表散文《老人和船》《远山，有一座小屋》，1985年创作的小说《一座雕塑的诞生》获株州市征文地等奖，同年加入市作协。2008年加入省作家协会.1996年至今连续两届被选为茶陵县作家协会副主席。长篇小说《回水滩》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十电视连续剧《乡村警察》曾被潇湘电影制版厂等多家影视单位看中，导演彭沛曾带了一个剧组的主创人员（制片、美工）来茶陵与之商谈拍摄事宜，北京一制片商把本人接到株州宾馆签约，后因资金没到位而搁置。

早几年，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为了彻底改变自己的“勾脑”形象，竟然开办和组织了就是目前大城市也少有的，聚文化娱乐歌舞休闲心理咨询为一体的，“家庭幸福俱乐部”，虽然让好不容易积蓄的1万6千多元工资打了水上漂，但毕竟提升了不少人的生活品味，还敦促了一所有影响的民营学校的诞生。最近，我正致力于犀城文学的传播，编辑之余，也赶赶时髦，写起了网络小说，并开辟了个人小说网站乡土中国小说网（网址damo592008.2008red.com）主要作品有《江山美人传》《回水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