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甲申三百年祭》

过去的2008年对中国来讲是大事难事多，冰雪灾害和汶川地震在前，奥运在后，那个也没有难住中国人，2009年注定也是不平凡的一年，国际方面，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的经济灾难的持续和蔓延；在国内，今年是建国60周年，中央提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各地都在围绕科学发展展开干部作风建设，在此之际，笔者重温了郭沫若1944年3月19日在重庆写的《甲申三百年祭》。

1644年，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王朝相继消亡，一个是朱明王朝，另一个则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王朝，朱明王朝的覆灭，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则是在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刚刚建立即宣告败亡。这一段让人惊心动魄的历史，不能不让人深入思考。

崇祯帝，客观的讲，实在是一位十分要面子的人。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闹着要减膳、撤乐，但当李自成进入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明季北略》卷二十）。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亡国的悲剧来了。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一万多字，郭沫若在文章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紧紧抓住了甲申年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交替，从朱明王朝崇祯皇帝的腐朽统治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始末的对比叙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明王朝的统治极端专制和腐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好刚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而其官吏则“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结果只能是“纵贪横于京几”，吏治败坏到了极点。这样的王朝是必然要灭亡的。

对于李自成，《明史》都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看得出他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但是在进入北京后，在形势急剧变化、队伍迅速扩张的同时，李自成及其将领迅速头脑发热，进而一败涂地。客观地分析当时的情况：李自成实在是不注重战略环境的分析，不能敏感地察觉形势的急剧变化，更不能迅速调整决策部署，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

首先他在中原之所以能连战皆捷，因素很多。中原地区灾情较重，地主阶级与穷苦农民矛盾尖锐，他的“均田免赋”政策获得了人心。这一因素进军华北后就发生了变化，华北地区地主阶级的势力很大，与农民的矛盾并不那么尖锐，反扑能量很大。农民军进京后，环境更是发生了变化，农民军军纪败坏，引起了百姓的反感。而在大环境上，明末农民战争后期，人心思稳，人民厌倦了战争，与战争高潮期大不相同。李自成不能敏感地察觉形势变化，过于相信自己的竞争优势。事实上，由于战略环境发生了变化，他的优势已成为劣势。

其二，李自成对竞争对手缺乏认真地研究。李自成在中原与明军争战数年，眼睛只盯住明军，对关内明军的战斗力比较了解，但对清军和吴三桂军队的实力却不甚了了。他对竞争对手的分析和研究也远远不够，对清军的战略意图基本一无所知。这种情况下，霸占陈圆圆，出京奔袭山海关，失败是必然的。

其三，李自成缺乏一个战略管理的班子。李自成的志向是得天下，但对如何取得政权，取得政权后如何巩固政权，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体系。一方面是他本身缺乏战略管理思想，另一方面是他没有一个好的战略管理班子。牛金星、宋献策、李岩应该是他的战略管理班子，但是这个班子力量薄弱，内部矛盾重重，精力没有用在战略研究上。牛金星人品不正，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很难提出独立性强的见解。他对李岩存心打压，压制正确意见。

有了这几条基本的原因，就有了“打了18年做了18天皇帝”的结果，李自成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在其后清末的太平天国洪秀全以及他的农民军的开始与结束与之惊人的相似。

说回来，就在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后不久，毛泽东在延安给高级干部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别提到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延安《解放日报》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加编者按，称赞文章“充满爱国爱民的热情”。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在解放区普遍印发，供党内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专题向全党、全军发了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正是基于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训。毛主席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建国60周年之际，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之时，重温《甲申三百年祭》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时时抱着赶考的心态去面对工作、面对人民群众，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