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推崇者大致有两类：或是他的承袭者——与之继往开来；或是他的传播者——使之声名雀起。但就以我拙劣的文字自然丝毫不能与他的文风沾边了，而以我之卑微又是断然不致不引起旁人对他的关注，所以我是算不得其间的一种。历史人物的传述又向来是比较困难的，主要缘于相隔时代的日益久远而导致历史原貌的失真，同时作为像苏大学士这样声名宇内的大家就是更加得难了——使人不免要担忧作为再传者的以讹传讹而承担误人子弟的罪过。

有了这些历史的涂层的束缚，自然会使我们的认识也要受到局限，同时作为现代人又很难体验到在当时大历史的背景下，身为当时的人又会有怎样的与现代人的种种不可同日而语的东西。只是对苏大学士的景仰之情，顾不了其他，当下情不自禁作如是文！

他的文才斐然，考试时的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就获得了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但因其文风像欧阳修，欧阳修以为是自己门人曾巩，而评定为第二），后来又受到包括太后在内的许多达人的赏识，但他并不屈于富贵，他依然故我，只是他有自己的人生操守，他拣尽寒枝不肯栖，正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他生活的时代恰逢庆历新政等重大历史变革期，但他却不偏不倚，在他看到新党在实施新法出现纰漏的时候敢于指正，却不容于新党；而在旧党彻底推翻新法时他冒死抨击，终于又难容其间而不得不自愿下放！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心怀的是天下，他顾虑的是苍生，这才是他一生所操守的，至于功名利禄，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他的下放又不同于许多人，他未曾自甘堕落，他呕心沥血造福一方。在西湖就留下了苏堤，一直保留至今。

正是在西湖，有了那许多美的东西，让他的胸怀更加旷达了。在这里他留下了不少诗句：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状浓抹总相宜等。当时的词当属他和柳永为最，他也会如小孩子般问自己的侍女：我的词和柳永的比如何？侍女答道：柳七之词如二八娇女——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之词如关东大汉——大江东去，浪淘尽。所以他也是个平凡的普通人，也会儿女私情，他的词虽然如关东大汉——铁板琵琶，但也会为亡妻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千古名句，至于对第二位夫人也道出：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可见他的用情之深。

那么学士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或者是悲天悯人的别才，或者是心怀天下的鸿儒。但他却总是一幅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无论身处何境，生逢何时，他总能嗤之一笑，如天地一尘，风吹之而无所踪迹。到了西湖，原本是背井离乡的他却说“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河山”，可见其胸怀之旷达。待他初到黄州时，他表现的完全有别于白居易的“黄芦苦竹绕宅生”，他说：“好竹连山觉笋香”，到了岭南，（时被认为是瘴疠之地）他依然会心无顾虑地说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他确实是甘于平淡的，他懂得自我调解烦闷的内心，有时会写“书生事业真堪笑，忍冻孤吟笔退尖”，有时会说“东坡先生无一钱，十年家火烧凡铅”，有时说“非人磨墨墨磨人”这些话从一个大学士的嘴里讲出，着实有道不尽的风趣和幽默，而这就像林语堂讲的懂得自我解嘲吧！

后来他最终到底是把什么都看穿了，才会说“人生识字忧患始”，他还会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到了后来他还写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情”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