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科举的日子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踏遍长安花”，这首诗充分表达了科举及第后的喜悦与畅快。在中国过去的几千年里，“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科举及第，金榜题名成了一个社会的向往。

开蒙教材《神童诗》在第一首就堂堂宣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至今依然是中国教育最普遍的理念，无论贫富，都要让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那样就算是光宗耀祖了，只要不务农、不耕田、不做工这就好，作为孩子只要是进了大学的校门就是所谓的“天之骄子”了。你不能说不和这种传统的教育观有关系。

纵观中国古代史，没有科举的日子大概只有元朝一代，读元史，对那段没有科举的日子多少有些感悟。

科举这个官僚再生产的工具，平世也好，乱世也罢，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没有被废止过。所以，因改朝换代而耽误了前程的士子在一直等待着，等到了白头的士子又辅导着子孙，期待着有一天科举的重开，来实现千千万万个士人的同一个梦。

现实一点说，读书做官，对于士人来说并不仅仅是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实现，更多的还是改变个人与家庭处境的现实考虑，士大夫政治主导的优礼政策，首先是对后者的满足。以“杯酒释兵权”开国的赵宋王朝空前重文轻武，即使天下积弱亦在所不惜，从而将文治和科举推向了极致。面对这种情况，文人皓首穷经，肆力博取功名。功名到手，即释褐从政，或为兼济天下，或为中饱私囊而奋斗。离俗趋雅，为上流社会所认同和接受，乃其人生最高境界。

以范仲淹为例子，当他及第后，还是大理寺丞这样的正八品小官时，据他自己讲，一年的俸禄已相当于两千亩土地的收入了。这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是多大的诱惑！在整个宋代，朝廷给予了士人相当的优崇以及极高的社会地位。孙国栋先生在对《宋史》中北宋官员的列传进行分析后指出，其中有46％的官员系平民出身。一旦通过科举跻身官员行列，其家庭即不再承担任何徭役，也无需再缴纳身丁钱。即使不为官，只要成为各级官学的学生，也可以获得同等待遇。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好比今天大学毕业成了“公家的人”就万事大吉了是一个道理。

然而，蒙古人建立的王朝粉碎了中原各个阶层多少代人的执著，让一个社会普遍的失望与失落，尤其是文人。元朝百年大约有80多年的时间废止科举，在当时肯定对士人的冲击是巨大的，对士人的心理冲击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如果家无余赀，一无所能，又高不成低不就，那么这样的士人境遇就很惨了。而在那个时代里，的确有这样的士人，就像清末只会遛鸟当票友的没落旗人。这样的士人，被元人刘岳申称为不择术与不知命都碰到一起的“弃民”。

而对于另外一些士人来讲，在失望之余，不啻是一种解脱或解放。士人可以不必身为形役，顾虑与科举考试是否合范，自由地研究学问，自由地吟诗作文，总之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这些，并不是笔者想当然式的主观臆测，是有着大量的事实依据的。元代科举的不兴，让许多的文人离开了象牙塔走进人民中间。

儒生的社会地位下降，儒学的影响力淡化。世传“九儒、十丐”的说法不准确，但儒生被忽视，则是事实。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再依附政权，或隐逸于泉林，或流连于市井，人格相对独立，思想意识随即异动。余阙说：“夫士惟不得用于世，则多致力于文字之间，以为不朽。”（《青阳先生文集·贡泰父文集序》）仕途失落的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抒愤，大量涌向勾栏瓦肆，文坛便掀起波澜。儒生不幸文坛幸，这些修养颇高的文化人，被沉入社会底层。在疏远经史，冷淡诗文的无可奈何之中，他们只有到勾栏瓦舍去打发光阴、去寻求生路。于是，新兴的元杂剧意外地获得一批又一批的专业创作者。

阅遍中国古典文学，真正把最底层的人民做主角的文学作品在元代最为突出。王实甫的《西厢记》剧中对青年男女幽会、私奔行为的大胆描绘，以及剧终时愿“天下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的祝福，都明确宣告了自主婚姻的合法性，尽管它仍属于才子佳人式的一见钟情。在封建正统观念看来，一见钟情的本身，也是十足的叛逆。颇具说服力的团圆结局，成为中国戏曲的常用模式。它体现了中国人热爱生活，追求理想的精神气质，对民族的文化心理构成，有着重要意义。戏剧性与抒情性的完美结合，使《西厢记》成为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被视是古代剧诗的一个范本。在诗情画意的氛围中，矛盾起伏跌宕。张生的热烈执著、莺莺的含蓄蕴藉，红娘的锋利俏皮，都写得活灵活现。尤其是作者怀着民主思想刻划的红娘，以自已的聪明机智、泼辣爽朗，不但为莺莺张生穿针引线，传书递简，而且在私情败露的紧要关头，不畏家法挺身而出，维护着他们的爱情。所以红娘这个晶莹亮丽的形象，在后世成了热心撮合男女恋爱婚姻者的共名。

梨园领袖关汉卿结合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体认，精心构制的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悲剧《窦娥冤》取材于汉代流传下来的“东海孝妇”民间故事，戏剧的锋芒直指酷虐的封建统治。当窦娥幻想破灭，她愤怒地呼喊出：“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窦娥的责天问地，也是关汉卿的呼喊，代表着不屈从于现实命运的浩然正气。

还有白朴的《墙头马上》、郑德辉的《倩女幽魂》等等。所有的这些中国文学精品的出现客观地说来是科举不兴的结果。

崛起于漠北，习于草原游牧的蒙古统治者不仅有着与中原汉地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更有着东西方征服几无敌手的独特经历，思想和文化上也没有一般后进民族所常有的自卑。他们在南下征战中毁灭了大量汉族文化典籍，也残害了许多文章道德堪称楷模的文士儒臣，即使天下统一后对这些也不特别看重，视之为华而不实的多余物。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显然不理解也不欣赏汉族传统所谓的高雅文化，而更注重的是实用。也正因此，与贬斥传统汉族雅文化相对应，蒙古统治者对百工技艺、卦术命相等实用功利较强的俗文化特别看重。

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几乎所有蒙古大汗都以大肆屠戮的方式对付曾经顽强抵抗的各地军民，但都无一例外地注意保存被俘妇女和工匠的生命。主要原因非他，即在于他（她）们一以肉体，一以工艺，都有着为统治者提供看得见的享乐服务之特殊用途。至于卦术命相，则可以为他们预测将来、趋吉避凶。这方面非常明显的例子是大蒙古时声名显赫的契丹儒臣耶律楚材。他作为辽代一个没落贵族能受到成吉思汗、窝阔台的器重，在“大根脚”云集的黄金家族毡幕内占有一席之地，并非由于他是一个汉化程度很深的北方儒者，而是他的善于占卜（“素通蓍”）。此外，由于出身草原的蒙古统治者文化素养甚低，事实上很难习惯也欣赏不了中原上层传统的妙歌雅舞、精典六艺，而市肆商贾、戏场歌台、卖唱行院、城乡庙会这些世俗行业和场所，虽也出自中原，但由于能够直接满足统治者的口腹之欲、感官刺激、灵魂寄托，所以很容易得到青睐，成为当时最热门的文化聚散地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简言之，统治者的思想便是社会的统治思想。中原儒学正统权威被打破是元王朝建立后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的重要标志，而此前雅文化的主流地位无疑是与这种权威地位密切联系着的，也无疑随着它们的丧失而丧失。同理，活跃在传统“下九流”行业和场所中不被汉族社会上层看重的俗文化，此时期却由于正统雅文化地位衰落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说到底，这些俗文化正由于适合同样粗俗的蒙古统治者的审美层次，故而大受鼓励和提倡，以至在事实上取代了正统雅文化的地位，最终成了社会的主流文化。完全可以断言，在中国思想及文化史上，元代这种文化转型带有乾坤倒置的革命性意味。过去，从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开始，思想史论者常常把明清易代作为“天崩地解”的文明大事变看待，事实上那不过就狭隘的满、汉种族关系而言，如果真的要从文化历史立论，“天崩地解”一词放在元代倒是恰如其分的。

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即不难感受到，一直处于正宗主流地位的诗歌散文，到了元代即一下子失掉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其黄金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由唐诗、宋词过渡到元曲，人们习惯上接受它们各为“一代之文学”，但事实上前二者与后者之间已经出现了本质的差异。这不仅因为唐诗、宋词特点在“雅”而元曲特点在“俗”，更在于前二者为抒情短篇而后者为叙事长篇，性质和类型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戏曲一下子由过去被鄙视、一直处于非正统世俗地位而跃居传统诗文之上，成为时代文学之主流。其他叙事文学如长篇小说也发展起来了，元代即已产生了以《至治平话五种》为代表的长篇讲史平话，直接成为明以后章回小说形成和繁荣的先声。

站在宏观角度看，我国古典文学正是以公元13世纪元王朝建立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如果说前半部分文学性质为短篇抒情文学占据主流地位的话，那么后半部分的文学性质则为长篇叙事文学占了绝对的优势。前者以诗歌、散文为其代表，后者以戏曲、小说为其代表。这样表述也许只是道出一个文学史事实，并无多大新意。但问题在于，很少有人真正认识到这种演变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应当说，此乃基于文学内在规律之空前剧变，是其他时期任何文学变革都难以比拟的。

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元代汉族文人的地位也在短短的时间内一落千丈，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老九”，斯文也确实扫地了。这些失掉了赖以进入仕途的科举制度的文人，也就只好与娼妓、乞丐真正打成一片，从事起传统所鄙视的“贱业”而“其乐融融”了。文人之外，上层统治者原只为了歌舞玩乐，加上当时中外文化交流和北方大都市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这种消遣娱乐的物质条件，原先委靡不振的通俗叙事文学一下子如火如荼地兴盛起来，与此相反的是原先作为正统的诗歌、散文由于失掉了自身发展的适宜土壤而愈来愈走下坡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戏曲、小说等通俗叙事文学之所以能够在元代压倒原来正统的诗文而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正是士人儒生没有了科举的束缚，摆脱了传统束缚而走出“象牙塔”，走进人民中间，创新新兴艺术形式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