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奉献

一年前的今天，妈妈走了，妈妈到我爸爸那里去了。我们兄弟妹妹七个成了真正的孤儿。

刚刚从悲痛的心情恢复过来的我，多么想写一篇纪念母亲的小短文啊，可是往事如烟，理不出头绪不知从哪开始。只好信马由缰，随心绪飘荡，漫无边际的地写下去……

那是一个什么年代呀，是个没有战争的太平年代，但是，好像是描写的旧社会一样。树叶早没了，树皮吃光了，野菜挖光了，反正人能吃的都吃了，狗不吃的人也吃了，为了活命连造纸厂的纸浆也买来家吃，美其名曰：“代食品”，拉不出用手抠，拉出来还要吃。人人饿得皮包骨头，水肿大肚子司空见惯。死个人太平常了，大多是饿的。好在干部党员都一样，所以大家也没什么怨言，都是苏联逼债逼得，好东西都给苏联了。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要有骨气，宁愿挨饿也要把外债还上，大家把一腔怨恨全发到国外去了。

殊不知，引起这一切不幸的主要原因还是前几年瞎折腾的恶果，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钢铁，15年赶上英国，家家砸锅炼铁，处处“冒烟起火”。吹牛皮，“放卫星”，热气腾腾，乌烟瘴气。农村大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出工不出力，尽管老天风调雨顺，地里庄稼疯长，但丰产不丰收，好多庄稼都烂在地里没人管。老天好像要惩罚违背规律的人们，第二年，自然灾害频频出现，地里收成锐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不可思议的大饥荒。不可想象，在一个刚刚建国蒸蒸日上的和平年代竟能饿死几千万人，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因政策失误引起的历史悲剧。不幸的是，我们的家庭也是这个悲剧中的一员。

爸爸是从青岛调来支援烟台的一个汽车教练员，在当时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我们全家也就跟着来到这个不过十万人的小城。

那一年，我12岁，兄弟五人，最大的14，最小的五岁，我行二。妈妈为了照顾五个孩子没有就业上班，有时在家干点晒花边的活掙点小钱帮撐着。

五个小子，五个“壳郎猪”，正是能吃饭长身体的时候。那年月，粮食是配给制，普通人每人每月24斤粮，平均每日不到一斤粮食，副食品奇缺，油料，猪肉每人每月二两，蔬菜和其他副食品也是定量供应，面黄肌瘦的人们默默的熬着日子。

为了教孩子填饱肚子，又能使粮食凑付到月底，妈妈在玉米面里掺上槐树叶子，地瓜蔓子，地瓜叶子，海藻菜，纸浆什么的，做成饼子或者窝窝头，每人只分一个，吃完就没了，但是，熬一大锅能看到底的稀粥，是敞开喝得，让孩子喝鼔肚子，也就饱了，但是尿泡尿后很快就饿了，又盼着下一顿饭。妈妈每次吃饭总是最后一个吃完，默默的看着孩子，看到那个孩子身体不好或者企盼的眼睛，再把自己的一份掰一块给他，到她肚子里也就一口口了，有时干脆把她的那份全部分了，只喝点稀汤就算一顿饭。孩子小不懂事，总是把妈妈的那份狼吞虎咽的吃了。

孩子那个不喜欢吃糖，那个时候吃糖是一种奢望。一天，不知谁结婚，给了妈妈两块青果糖，橄榄球形的，几条青色的条条缠绕着糖蛋，没有包纸，外面滚了一层砂糖。妈妈从口袋里拿出来用手绢包着，五个孩子欢喜雀跃，但是两块糖五个孩子怎么分呢，妈妈有办法把糖放在嘴里，嘎嘣一下咬碎了，然后用手把糖的碎末抹往每个孩子嘴里，五个孩子都吃到了，好甜呀，这是我一生吃到最香甜的糖。从此后再也没有吃到这么香甜的糖了。

爸爸在外跑车，好歹能吃饱肚子，四五天回来一次，家里的事全交给妈妈了。妈妈又黄又瘦，身体就像一片树叶，飘飘摇摇，由于吃不饱，营养不良，得水肿病的人很多，但是哥五个都没病没灾。只有妈妈得了水肿病，腿肿得老粗，用手一摁一个窝，老半天起不来，妈妈饿得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接近年关了，孩子盼着呢，能吃上一顿饱饭，能穿上一件新衣服。每天晚上，妈妈都把大孩子的衣服缝补一下，卖点燃料染一染，给小一点的孩子穿。从我记事，我没穿过新衣服，都是哥哥穿小了的衣服，染一染给了我。但是，我从没怨言，妈妈夸我：知道知足。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了，哥几个总算吃了一顿饱饭，厚厚的腊八粥好香甜，小肚子撑得鼓鼓的，一大锅粥一会就喝得精光，妈妈喝得很少，只是慈爱的看着我们喝。

孩子们都睡了，妈妈在昏暗的灯底下继续给孩子们缝补着过年的衣服。

半夜我被一个声响惊醒，我睁开眼看见妈妈摇摇晃晃的往厨房走去，不小心碰撞了一下饭桌，过了一会，妈妈拿着一个酱油瓶子，往碗里倒了一点酱油，随后掺了一些开水，仰头喝了下去，这样连喝了三碗，定了定神，就又坐在桌子旁干了起来。

妈妈，妈妈……我蒙着被悄悄地哭了，我知道妈妈是饿的，今晚上她只喝了半碗粥，为的是叫孩子吃饱呀。我那时立下了誓言：长大后一定叫妈妈吃饱，过上好日子。

日子慢慢的好起来，妈妈喜欢女孩，非想要个女儿不可。老天好像在和妈妈讨价还价，妈妈怀了个双胞胎，第一个生下的又是一个男孩，最后一个才是我的小妹妹。老人们说：老天爷开玩笑了，要个女儿，行！再给你缀上一个小子。

我们兄妹七人渐渐长大成人了，像雏燕一样，一个个离窝成家了，妈妈也老了，孩子们很孝顺，老人爱吃什么买什么，什么好吃买什么，给老人买上了房子，雇了小保姆来家，伺候她和爸爸，节假日开车拉着老两口到处逛逛，上海的，青岛的，北京的，加拿大的，美国的，孙男嫡女们也常常买营养品捎回来，老太太闲来无事打打麻将，找老伙伴聊聊天。每星期六，七个孩子都回来，车载手提的捎一些东西来，弟弟妹妹做菜，摆在一张大圆桌上，围在爸爸妈妈身边，边吃边喝边聊，老两口乐滋滋的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爱个不够。街坊们都说我妈的命好，是个福老太太。

老太太乐哈哈的说：是好，七个儿女七个存折呀，现在是“取钱”的时候啦。

妈妈总说老了不给儿女添麻烦，不愿到孩子们家里去住。爸爸妈妈单独住在儿女给她买的房子里。妈妈没有工作，没有养老金，但是，我们兄妹几个每年给妈妈的养老费也有两万块钱，九十年代初可是个大数目。吃的，用的，穿的，戴的都是儿女送去的，平日里老太太花不了几个钱。老太太还是保持着节约的习惯，给她买的空调不舍得用，风扇也不常开，说是浪费电多花钱，有时到街上买菜买水果买一些日用品总爱买便宜的，孩子给的钱大多都存到银行里去了，孩子们都劝她，存那么多钱干什么。老太太说：等我得了病了住院用。孩子们说：真住院了还用你花钱。说急了，老太太说：我有我的活法你们别管。不管就不管吧，只要老太太高兴就行。

爸爸走了，为了不让妈妈寂寞有个照料，大家商议叫小弟搬来家和妈妈一起过吧，小弟和小弟妹脾气好，心细，大家都放心。老太太当了一辈子家，那就叫她当吧，小弟也乐得清闲。爸爸过世八年了，妈妈生活得有滋有味。

近些日子，妈妈的肚子老不好受，到医院一检查，老太太得了不治之症，这消息不啻在儿女们的头上爆了个晴天霹雳。但是谁也不敢告诉她真实病情，直到去世她也不知自己得了绝症。在医院里，能用得办法都用了，该花的钱都花了，儿女们在背后流了多少泪，妈妈面前还要强装笑脸。无力回天呀，无奈和苦恼啮齿着儿女的心，最后妈妈还是抛弃了我们，她在七个儿女的恭围下安详的走了。

妈妈风风光光的去了，后事办完了，大家围坐在大圆桌旁边吃边谈，儿女们一个不少，只少了亲爱的妈妈，大家心情悲伤，但是又互相安慰。这是小弟拿出一个小包，哽咽着说：“这是咱妈给咱们留下的东西。”说着打开小包，七个存折赫然得露出来了。大家惊呆了：七个存折分别写着七个儿女的名字，每个存折存有一万五千元。这是她不舍的吃穿，留给儿女的最后财富呀。

悲痛噎在胸头，泪水模糊双眼，妈呀，这是为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