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到岗巴前后的日子

我19岁进藏，33岁调回家乡，在藏工作14年，其中在岗巴县工作12年，我的青春年华全部奉献给了祖国西南边防最前哨，这段时间是我一生当中最艰苦也是最值得回忆的经历，现在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特别是调到岗巴前后所经历的一切更让我终生难忘。

1967年元旦，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席卷全国，并跨越崇山峻岭直逼西藏，元旦的气氛还没有消逝，西藏日报社的“革命群众”率先夺取了报社的领导权，没过几天几十辆卡车毫无顾忌的开进自治区党委大院，他们不由分说查封了自治区党委领导下的文革办公室，强行没收了我所管理的很多把钥匙，当时我在这个临时单位里供职，主要负责材料工作，吃住全在这栋房里。当天夜晚我的住宿就成了问题，那天机关招待所已经住满了人，我不得不在水泥地上凑合一宿，躺在冰冷的被窝里，心里被眼前发生的一切折磨着。我在文革办公室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已经比较熟悉了各位首长，以张国华为首的自治区党委一班领导，全是在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在革命的烘炉里接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张国华司令员32岁就带领十八军进军西藏，和平解放了西藏，并进行了平叛改革，使百万农奴翻了身，当家做了主，过上了好日子。所以张国华这个名字是个响亮的名字，全西藏无人不知。可是就在前几天，我亲眼目睹了他的助手、书记处书记周仁山，宣传部长张再旺被游街示众的场面，今天他们又无端的被剥夺了自治区的领导权力，这究竟是为什么？夺权以后，领导机关瘫痪了，象我这样没有原单位的学生便失了业，没办法只有暂住到区政府第四招待所里等待分配。

三月中旬我被分配去了日喀则地区，在那里我只停留三、四天的时间，地区人事处就宣布我到岗巴县去，有人说，两巴一噶，谁去谁傻。意思是说岗巴、仲巴和沙噶这三个边境县，气候最恶劣，条件最艰苦，分配干部有一定困难。可我在这里两眼一抹黑，一个熟人也没有，没有和别人商量的可能，似乎也没有那个必要，我二话没说，毅然决然的服从了分配，宣布分配去向后的第二天，我就搬起行李爬上了开往岗巴的解放牌卡车，敞篷车箱里已经坐满了人，大约有二十多人，他们全是二十左右岁的藏族青年男女，据说当时日喀则地区爆发了家畜一号病[口蹄疫]，因为岗巴县还没有畜牧工作机构，这些青年去帮助进行一号病预防注射的。上车后他们对我十分热情，主动把靠近驾驶室后面那块位置让给我，坐在这里背可以靠着驾驶室的后窗，风也小点。汽车启动了，离开市区后，又向前几天从拉萨来的方向驶去，大家把头用藏袍蒙上，埋在两腿之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蒙头，任凭高原风无情的吹在头上，于是，我只有戴上墨镜尽情的欣赏着这高原风光。周围的山上没有树，也没有雪，路两旁地势很开阔，平地里散落着为数不多的村庄，青稞地的面积很大，地边上有零星牛羊在吃几乎看不见的草，没用多长时间汽车就从白朗县城旁边疾驶而过，转瞬间就到了江孜县城，远远望去，一个形象略象布达拉宫的建筑在我的视线里展开，那就是有名的英雄城的象征，在拉萨时我就听人说，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时，江孜人民奋起抵抗，击退了英帝侵略者，为保卫家园作出了英勇的牺牲。过了江孜城汽车离开通往拉萨的路，改道拉亚公路向西南方向疾驶，路是由沙土筑就，汽车在前面奔驰，尾部拖着一条长长的黄色之灰龙，我和另外几个没有蒙头的人脸上和头上都落满了厚厚的尘土，如果眼珠不动的话，谁也看不出来那是活人，绝对象几尊泥塑摆在车厢里。汽车抵达康马县的卡拉区后，就下了拉亚公路，我们在卡拉兵站简单的吃了点午饭后，就急急忙忙向西奔去，汽车在不象路的公路上颠来颠去，海拔也越来越高，这里是高山草甸带，南边是一条看不见两头的雪山，那就是横亘在中锡边境上的喜玛拉雅雪山山脉，北边是沙子石头堆砌的大大小小的绵延不断群山，山上没有树，光秃秃的，山脚下有一群缓缓移动的野山羊群，对汽车的到来它们并不害怕，抬头望望有又照样低头吃草。这里的野兔较多，对于汽车的到来，它们先是站起来惊恐的张望，然后四下逃窜。公路顺着山中间的平台一直延伸到茫茫深处，这条路不是人工修筑，只是因汽车碾压后留下的印记而已，而这条不象路的路却承载着岗巴军民与外界相通的全部希望。路两边没有人家，也没有绿色植物，荒芜得有点让人心惊胆战，可我却分明看到了路边有人工修筑的痕迹，那是几处断墙残壁，虽经风雨剥蚀仍然高高的伫立在苍茫的高原之上。原来是清朝末期英帝分子越过雪山，侵入我境内。清朝驻四川总督赵尔丰派兵由川入藏，抵抗英军。这些断墙残壁就是清兵当时的营房。下午六点来钟我们终于见到了一座山上有人影在云雾中晃动，还隐约可以看见山上修筑了不少营房，这是塔克逊边防哨，这里的海拔很高，气候十分恶劣，可是这里的官兵为保卫西南最前哨，经受了高山反应等各种考验，忠诚的驻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天渐渐的黑了下来，风也越来越凉，这里的海拔明显变高了，尽管很年轻，也感觉到头晕目旋，心跳心慌。我不知道离岗巴县还有多远，只有闭上眼睛，晕晕糊糊的想像着岗巴县到底是什么样。

大约晚上七点来钟，车上的青年男女有些骚动，我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汽车已通过了一个村庄，马上就要进入前面一个土垛的大门，因为门口有解放军站岗，我想这可能就是县政府吧。汽车进院后嘎然而止，我站起身，努力活动着已经麻木了的双腿，四下望了望，发现这是个不大的四合院，一些人端着饭碗站在自家的门口，象欣赏外星人一样看着我们，下车后，那些藏族青年不知道被领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被安排到县政府招待所，招待所只有一间房子，里边有一张可睡六、七个人的大木床，放下行李后我发现这里已经有了一个人，他好像刚刚洗过脸，行李还没解开，待我洗过脸后，与他闲聊时才惊讶的知道他也是同我乘一辆汽车来的，奇怪的是，我们挤在一起颠簸了十一个小时，竟不知道旁边还有个汉族青年，说后我们禁不住捧腹大笑起来，以至于以后每每谈及此事都让我们乐不可支。他叫王庆藏，河南人，学财会的大专生，同我一样被分配到岗巴县来的，他个子较高，白白净净的，看样子很精干。这次滑稽的相识让我们成了终生的好朋友。他在这里工作不久就入了党提了干，那时这里的条件极差，我们新来的年轻人连办公桌都没有，王庆藏的入党申请书还是趴在窗台上写的，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我也入了党，介绍人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王庆藏。晚饭是机关食堂免费为我们提供的，主食是馒头，副食是萝卜条子汤。饭后，县委书记赵九鹏同志亲自来看望我们，他个子很高，腰背挺直，国字型脸上的五官搭配得十分合理，一看就感觉到他是个正直、善良、可亲的人。他亲热的寻问我们有没有高山反应等各种问题，最后还看了我们的干部调配通知书和临时户口，当他得知我是吉林省桦甸县人后，脸上明显的露出兴奋的光，他告诉我们，十六岁那年他的老家河北黄花县大旱，日子没法熬下去，他只身挥泪闯关东，落脚于桦甸县，给日本鬼子当苦力，后来全面抗战爆发，他回家乡参加了革命。他离开桦甸县已经三十年了，但对县城仍然记忆犹新，什么莲花泡，大十字街等都十分清楚。那天赵书记已经把我当成了老乡，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接触就相对多一些，在加上我们有爱下象棋的共同爱好，他和老伴经常喊我到他家去下棋、吃饭，我从来也没客气过，有请必到。但是这位可尊敬的老革命后来还是被戴上莫须有罪名而停止了工作，第二年他在地区党校学习改造一年后，落实了政策，调回老家河北沧州，现在他已经是86岁的耄耋老人了。当年我们都住在地区招待所里，启程回河北那天，赵书记患了感冒，我为他找了点水，服了两片去痛片就出发了，送行的人只有我一个，在一个可乘坐二十多人客车里安顿后，我向他挥手告别，他也向我挥手，我看得分明，赵书记的眼睛已经湿润了。

第二天早饭后，我想参观一下这个不大的四合院，可是有人通知我，让我和工作组一同下乡，到工巴楼乡组织群众学习中央对文革的最新指示。出发时工作组的同志照顾我，把最好的马让给我骑，可是没走到一个小时我屁股就痛得不了得，可是也不好意思吱声，到了工巴楼乡后，找个避静的地方用手一摸，发现臀裂处磨掉很大一块皮，痛得厉害。小时候听大人讲，屁股被马铲了，抹鼻涕就好使，于是，我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擤鼻涕，可是西藏气候干燥，鼻涕也没有，直到晚上才算擤出一点抹了上去。中午伙食很简单，吃的是糌粑，喝的是酥油茶，工作组的六、七个同志知道我没吃过糌粑，也没喝过酥油茶，就往糌粑里放了不少白糖让我吃，吃后心里感到甜甜的，第一次喝酥油茶虽然膻味重了点，但在大家的鼓励下，我还是喝了好几下碗。

当时，中央对边境地区文革的具体指示是，不许搞“四大”，只能进行正面教育。所以工作组带来的材料主要有，“两报一刊”的社论，中央领导的讲话和自治区下发的材料等。在这些材料里，我发现了我在区文革办公室工作时的《情况反映》，这些材料早已过时了，可这里才收到不久，其实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所有人，至今也不知道自治区已被夺权的消息。我在这里的任务就是材料员工作，就是在讨论会上通过翻译把老百姓的发言纪录下来，一个阶段后整理成文，上报给县里。我在这个工作组一共干了有三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我却和当地农牧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对我建立长期建藏思想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在岗巴这块热土上，一共工作生活了十二年，我的足迹踏遍了所有乡村牧场，不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听到“格啦，小郭”［藏语，小郭老师］的喊声，在这里我入了党提了干，还被选为光荣的人民代表。现在我调回原籍已经有二十八年了，每当听到岗巴的消息时我都会兴奋不已，岗巴是我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