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在城市肌肤上的那些钢针

如果是正常时间下班，我很少去挤公共汽车。

在老家，我父亲赶集，五里多路，几乎步行了一辈子。我很好的继承了他这一点，几站路，我也步行。其实，广州的人行道上，人很稀少，甚至让人为这宽阔的人行道感到浪费。迎面来，擦肩而去的人寥寥。马路上，车是川流不息，轰轰轰的堵在那里，像肠道里等待排泄的那一堆物件。这个时候，我自己觉得有一种轻松感，走多快，全凭自己掌握。路边的树一动不动，叶子也不张扬一下，像一张阴着的脸。阳光在天上，在房子顶上，在夜幕边缘。

走在一公车站边，公车站后面巨大的广告牌的灯光已经开启，乳白的光柔和的亮着，为候车的路过的人壮胆。一个青年——头发垂下来盖过了耳朵，矮小个，穿皱皮黄色夹克，一手提了一手挽袋，一手拿着一把小刷子，飞快的在广告牌上刷一把，然后拿刷子的手伸进纸袋，拈出一张粉红的广告纸贴上去。广告纸上是夜总会的招聘广告，男人女人都招。流落在公车站的男女，可以多一种谋生选择。而这广告是城管和环卫工人人见人恨的“牛皮癣”。我是亲眼第一次看到有人在我面前贴这广告。我看他一眼，他看我一眼。他有点紧张，我想笑，没有笑出来。凭直觉，这个小青年也是十七八岁样子。在人们回家或者回出租屋的时候，他出来开始工作。错肩而过，走不远，是一张派出所的大门，再过，是新市的广场。

好又多超市的前面右侧树下，是一条臭水河。路过的人，都极为快速的通过。风吹过，翻上来的气味，确实有令人晕倒的劲。一个穿着整齐的青年在路之一边跪着，前面平整的写“求两块钱买一个面包”，再行前几步，是一个残疾中年男人，斜歪在路栏杆下，双脚夹一磁碗，在路人前晃着失去了掌与指的双手。我没坐公车，省下两元，立定在那衣着整齐的青年面前，准备掏给他。一个路过的中年人伸过头，看了地上的字，冲我一笑，说：“还要求吃包子呢”。我觉得也是，即使有吃包子的权利，但写出来，好象与行为不符。于是快步离开，前面的中年男人见我赶上来了，说“这是惯犯，口袋里揣一支粉笔，走到哪讨到哪。”我笑笑，他热情不减，说：“真的没得吃的，可以去救助站。”

听完他说完这话，我想起了前几天，跟几个朋友在百佳饮食广场东北菜馆吃饭，一个挑了全副身家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在花基下放下了行头，不知是从怀里还是从极为邋遢的包袱里找出一个碗来，钱也要，不给钱，给夹几筷桌上的菜也行。他一桌一桌的走着，城管来了，先发现了他的行李，一头是破棉被，一头是衣服，蘸满了灰尘，还油光发亮。一个年轻的城管提了那一挑包袱往车里塞，我担心老人没了这身家，夜半寒凉，于是告诉他。老人心不在焉地跟我说：“让他们去”。我说：“救助站不好吗？有吃有住。”老人用手抹了一把有点浮肿的脸，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再说，走了。而一个城管却在跟一个乞丐说好话，要他不要在这里游荡，领导见了，要批评他的。乞丐敷衍着，一边撤到了阴影里去了。

回忆完这事，我到了百信广场。我以为，广州人流量最大的两处，一个是天河城，一个就是新市百信广场。天河城因周围写字楼林立，路上行动的，多办公室白领。百信广场上走的，多半是附近工业区的工人。广场上有很多婚纱影楼在摆地摊搞宣传，有模特在铺了T型红毯的地砖上走猫步。外边围了一圈工人，伸长了脖子看那些模特。有的人还掏出有照相功能的手机，对着模特跟着移动。深秋广州的夜风无情的扫过那些露胳膊和腿的模特，让人佩服她们的坚强。

过了百信广场，是小区马路，四周静了下来。

一行一行榕树静立在灯光里，丝毫没在意噪音、废气、臭水。走过榕树的时候，我抬头，看见了榕树根，黑的，一缕一缕，垂在枝叶下，一动不动。榕树生长在南方，甚至土生土长，因为适应这里的气候，而被南方的居民所青睐。一棵靠近房子的大榕树脖子上挂了块长方形木牌，写“此处禁止倒垃圾”。我想起了路上见到的那些人，贴牛皮癣广告的，伸手要钱的，要饭的，像一颗一颗钢针，扎在城市的肌肤里。城市是污染源，他们只是让这城市看起来更像垃圾堆而已。而穿着干净的人们，觉得他们有碍观瞻，一定要将这一切掩盖起来，让人看见虚伪打扫出来的卫生。我不反对卫生，但更希望像建多功能的城市一样，人性周全。

睡到床上，拿起书，读到智利女诗人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写的一篇短文《玫瑰树根》，我立刻想起了广场上看节目的民工、跪着的乞丐和夜里在饮食广场讨吃的老人。他们不退缩，在各个角落渗透。因为他们，我们的城市才有如此的壮观辉煌，或让人看到眼前的辉煌。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广场上追逐小小的欢乐，或跪在黑暗里，伸出磁碗，乞求光明里投过来的一枚硬币。他们是深埋在土壤里的玫瑰树根，埋得很深，甚至接近腐朽。

还有，他们不知道，他们一直是这城市的主人。他们把城市当主人，贡献了青春或者毕生的心血。想想，我还是继续读书，可以在字里行间把自己的良知隐藏起来。城市的痛，让城市去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