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一代论宗”

话语前，悲哀。

说实在，在此之前，我对文人论证的典型人物张季鸾并不了解。细心翻阅了三本著作《百年沧桑》、《追求失去的传统》、《季鸾文存》以及看了几遍《蒋介石之人生观》、《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等几篇代表性评论。

在《季鸾文存》的序文中，胡政之是这样说的：“季鸾是一个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的阶段，季鸾就是文人论证的典型。”作为一名报人，他激扬文字，针砭时弊，促成了《大公报》“舆论重镇”之名。

蒋介石称他为“一代论宗”，周恩来誉之“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这都是无可厚非的，放大胆子说，仅仅从《蒋介石之人生观》、《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中就足以印证。

张季鸾身上禀承“文人论政”的传统，“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曾说自己“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这既是对自己社评技巧的概括，也是其为文宗旨。

他曾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后，经过蒋介石身面的政客美言，蒋对《大公报》及张季鸾青睐有加，后来每有重大国是，都请张季鸾相商，他也以国士报答蒋的知遇之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但季鸾本人一直保持其非党人士身份，与蒋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由于蒋介石礼遇的影响，季鸾曾让《大公报》做过“缓抗”的宣传，且宣扬所谓的“国家中心论”；西安事变时期，季鸾撰写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极力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刊载这篇文章的《大公报》立即被国民党政府印出数万份，用飞机从西安上空撒下，大造舆论营救蒋介石。抗日爆发后，季鸾也曾制定出“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的社评方针。

此时，不得不对他深深鞠躬表示神情地佩服与感动。锋利者如刀，张季鸾的笔既取其锋利，又去其滥杀之气，立意所以忠厚；钝拙者如炮，张季鸾因得之钝拙故能发振聋发聩之声，出言所以尖锐。刀快，季鸾的笔也快，炮准，季鸾的笔亦指向分明，这就怪不得他思人所不能思，语人所不敢语了，从其愿望及其效果上来看，为病态的旧中国发挥着驱寒健体的一定功效。

就如拿他的办报方针简单说说。1926年9月1日，季鸾在《大公报》续刊号上发表社评《本报同人之志趣》，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从一开始，新记《大公报》就把自己区别于一切党办报纸及一般商业性的报纸，实实在在走“文人论政”的路子。正所谓特立独行，与众不同。

但是不幸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张季鸾的见解虽说不是绝对的正确，但也不是毫无道理。这些言论也可说是季鸾不偏不倚，不参与党派、军阀之争之独立报人风格的体现，是其禀公直言之文胆的外在诉求，也是标新立异之“四不方针”的具体诉求。

虽说张季鸾是文人论证的典型代表，但是作为一位独立思想的报人，他同时他的办报宗旨：崇尚民主，主张新闻自由。也就是说，他的文人论证与他所追求的自由主义总会有个交叉点的。

写到这，忽然想起，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有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张季鸾对各时期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新闻制度都十分不满，并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他先后多次在《大公报》发表社评如《关于言论自由》、《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疾呼统治当局对各界言论和新闻舆论要采取宽大主义，充分尊重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力。

在张季鸾身上，中国文人立言纪事的忠勇传统，与西方知识分子崇尚自由的民主巧妙结合为一体。记得，普利策还有另外一句名言：“只有最高的理想、兢兢业业的正当行为、对所涉及的问题具备正确知识以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得报刊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寻求自私的目的，不反对公众的福利。”这话用来褒奖张季鸾，一点都不过分。

无疑，在办报过程中，张季鸾所追求的自由主义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报纸的新闻及言论都是有其倾向的，关键看其倾向是否合于时代潮流，是否合于社会现实。在此个人认为，报纸不是为革命而天生，而是为服务社会而天生的。作为社会的公共机构，报纸有服务公众的责任，给政府治理公众事务的工作添乱当然不可取。帮忙虽然是应该的，却不能操之过头，因为它还有监督政府的责任。

总之，要数风流人物，还看季鸾，但是，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文人论证与自由主义的交叉中，张季鸾逞书生之义气稍有过头，确实是他在报人生涯中的一点瑕疵。也许，并没有损坏这位报界宗师的卓然独立之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