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

“汶川大地震了！”大街小巷奔走相告。而当我目睹电视惨不忍睹的画面时，我竟痛撼地说不出话来。室内灯火荧荧，我点燃一根烟，蹒跚至阳台，凭窗眺望西天的黑夜。室外原本黑洞洞的夜变得绛褐，全凭依稀的路灯。我的心在祷告无辜的遇难者，除此之外就是一片沉寂。久久静默。

小时候爱看出殡的，特别是看死者家属哭，倘若听见有人近乎于嬉笑的哭腔，便当做一种热闹随着伙伴们哄笑。但看殡的大人们的眼却紧盯着哭孝的，往往要取笑那些不吱声的，而称赞那些嚎啕大哭的，并以此来评判他们与死者的远近亲疏。我后来也曾为几位远房亲戚出过殡，缠白头巾颔首走在人群中，耳边不乏熙攘嘈杂，感觉却与众不同。谈不上哀伤，但受哭声感染，竟也潸然落泪。母亲病重，我经常独自暗暗地流泪。待到母亲出殡时，我居然哭不出声音来——丧母之痛，锥心无语。对那些故意在母亲灵柩前的嚎啕大哭，便觉多余，异常反感。

我所在的胶州小城距震中千里之遥。下午两点半左右，震源冲出的地震波晃动了新市委大楼。我两点四十接到在大楼办公的朋友的电话，他只管恐惧地絮叨：地震了，太可怕了，整个大楼都不停地摇晃，我们现在都逃到楼前的广场上了……而我口里此时正含着药棉，只能嗯啊地附和他，脑海中想象着他们畏惧逃命的景象。心猛然揪起，自己童年时被“地震”掩埋的一幕恍然浮现。

那是生产队时期，社员的房子由队里统一建造。谁家要盖房子，谁家就热闹了。全队的劳力都集结在一起。墙是大家用土夯的，地基的上方两边绑了两根圆木，中间填土，铁锤砸实；房顶先立起三脚架式的木头檩条，上面并排上妇女们用玉米秸勒的“笆子”；在上面便是草皮、泥巴和瓦块。虽然盖房子的地方比较危险，但却是孩子们放学后玩耍的天堂。我们家盖房子的时候，我大约六七岁，正是顽皮的时候。自己家的人最忙，除了跟着干活以外还要给其他人烧水、点烟，找点工具什么的，全然顾不上我。我这里瞅瞅那里望望，终于酿成一场大祸。

我记得，我攀上屋顶，站到屋梁之上的笆子上，迎着落日的余晖。至于是何原因我记不清了，或许是由于逞能，还是好奇贪玩。而那时上梁的人们才刚立好三道，铺好两道梁的笆子瓦块，临时用两根檩子支撑，尚未固定好就散工。那时是集体经济，挣公分。人们出工晚，下工却出奇得早。我肯定是触动了起临时支撑的檩子，导致三间屋顶的垮塌，而那一刻夜幕已经降临。我们家霎时围满全村人，都赶来救我。后来母亲回忆说，我被全埋，她第一感觉就是孩子没了，她和父亲已经吓傻。我是跌晕了。不知道跌到那里去，只记得嘴贴在冰凉的泥地上，用舌头舔一下嘴唇全是血腥味儿。母亲说我被落地的两块大水泥板夹住，而这两块水泥板刚好与地面组成一个三角椎体。我只是受了点儿轻伤，两只耳朵被挤碎，磕掉两颗门牙，身上有几块青紫。奶奶她们不停地念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很多人都为我能捡回一条命而欣慰。当然，我也给乡邻当了一次长时间的教训教材。譬如，以后盖房子未完工的要有专门守护者（类似监工）；盖房子的人家附近不准让孩子玩；父母要加心看护孩子增强安全意识等。母亲是吓破胆的，她一直对我进行安全教育，珍惜生命教育，直到她离世。

地震当晚，我修好牙没顾上吃饭便打开电视。秀美的天府已是残垣断壁，哀鸿凄惨。当看到压在巨块水泥板下的孩子的时候，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我一步闯到电视机前的屏幕，用手抚摩安慰那个孩子，多希望自己有巨大的魔力来掀开那块巨大的水泥块！救援在在瓦砾中争分夺秒的进行。我除了上班以外的时间全浸在电视直播的救援情景中。我们全家都不说话，都在默默地为惨死者流泪，为救援捏汗、感动，为得以生存的人而祝福……哀痛生命，凝噎无语。

痛极无语不是六神无主而是充满思辨、凝蕴智慧。全国哀痛三日。沉痛之中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达到了空前的凝聚。前方救援，后方捐钱、出力、义演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奉献自己的爱心。而我既不能赶赴灾区，也没有很多的款物可捐，只呆坐在电视机前流眼泪，真为自己的无力而汗颜！

温家宝总理面对灾区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悲情无语，转身在黑板上郑重地写下：多难兴邦。忧国忧民，铿锵有力。每个人都会有痛苦，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痛心疾首。而痛到极处便是无语亦能产生无限的力量。当我和女儿一起把钱放入街头捐款箱第二次捐款时，我脑海里显现出各级领导和一线救灾的英雄们的形象，还有央视赈灾晚会的巨额捐献，他们多么像普照大地的太阳。而我呢？仅尽微薄之力。相比他们，我做不成耀眼的太阳和璀璨的星星，就做心系灾区默默无语的路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