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禅让制”

兰涛 散文 感悟生活 2008-06-24 09:41 责任编辑:平静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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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笔精炼,主题鲜明,思想深刻,推荐!

史学界对禅让制的研究一直是个值得争论不休且尚无定论的问题,本文由于作者学力有限故而仅能对研究此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概括。但是笔者仍不谫浅陋,试对此问题略论如下,请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对于尧舜禹所处的时代,可视为上古史传说时代也可若“太史公”那样,将其作为信史材料,写入正史之中。故而,从中我们亦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古史传说有真有伪,或者是真伪相间,研究起来决不能走极端,要根据古典文献即史书上的记载加之现代考古资料相佐证,即用地上地下之所见材料用“二重证据法”客观地加以对待。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故下面仅粗浅地叙述一下前人对禅让制的一些看法及自己的一点体会:

(一)认为禅让是一种民主制的存在

关于五帝时代的“禅让制”的记载在《尚书?尧典》《孟子?万章》和《史记?五帝本纪》中均有所叙述,现代人大多数将其作为体现原始社会民主选举精神的一种政治制度,即禅让制是我国上古尧舜禹时期曾实行过的一种首领继位制度,将其视为最高首领继承制度。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在位七十余年为了寻觅优秀的接班人,向四岳请教,四岳推荐舜,尧便将二女鹅黄、女英嫁给舜,考察三年,才让其参与政事,舜得到任用之后再过二十年之后才“摄行天子之政”,舜摄政八年时尧崩。从这一事例的叙述过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民主的痕迹。即“举贤”“让位”“选拔”“考核”“任用”“通过”“正式任职”的过程,故而对于“禅让制”是否是民主制一说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无独有偶,在经历着剧烈变革的战国时期“禅让”作为一种学说也在那个战争频繁、百家争鸣的年代中成为有一热门话题。故而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那些诸子们对“禅让学说”的看法也是五花八门。先来看看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的儒家学者们:

《论语?颜渊篇》“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孟子?万章上》:“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然则舜有天下者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

孔子亦或是孟子儒家是倡导禅让制的,从诸子作品中语言便可知,这也并不稀奇,我们知道儒家的核心思想便是“礼”“仁”二者不可或缺,儒家大力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主张施行仁政,讲求礼数,仁、义、礼、智、信,在儒家学者的眼中,尧、舜、禹的禅让制就是“大同”之世的真实写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可见这种“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的选贤与能是儒家倡导的礼制,这应该与上古时期的禅让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亦有学者指出这并非是禅让制,若想知道详细论述可参看《史学集刊》2006年5月第3期梁韦弘先生写的一篇文章《郭店简上博简中的禅让学说与中国古史上的禅让制》。

金景芳先生也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这是孔子的话,见于《孟子?万章上》。这句话的观点同上述‘大同’‘小康’的观点是一致的,都正确地反映了历史事实。‘禅’是民主选举,‘继’是世袭继承。禅,继的不同,正反映两个历史时代的不同。”[1]

墨家主要倡导尚贤、非攻,那么很显然即使我们不去看他们的著作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们应该是提倡禅让制的。“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墨子?尚贤上》)同时墨家对尧、舜、禹能亲自参加社会生产,也大家颂扬。《墨子?尚贤中》载:“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鱼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政天下之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墨家把尧舜禹亲自参加社会生产,与人民共同耕耘在田野里,并且管理天下政治,认为他们是尚贤。所以墨者们也是提倡禅让制的。

(二)认为尧舜禹“禅让”与“篡夺”“德衰”并行

在儒墨学者大力美化“禅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反对此说的派别。如《韩非子》中记载:“大者不难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禄以利之。夫奸人之爵禄重而党兴弥众,又有奸邪之意,则奸臣愈反而说之,曰:‘古之所谓圣君明主者,非长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与,聚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尧,禹偪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其行,暴乱之兵也。然四王自广措也,而天下称大焉;自显名也,而天下称明焉。则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韩非子?说疑篇》)从韩非子的论述中我們可以看出,舜、禹、汤、武王此四人都是历史上弑杀其君主的奸人,然而天下人却反而称誉此四人。他们的行为都是暴乱的行为,然而世人却称赞他们是贤明之举。他们的行为足可以让世人有利可图,故而世人都遵从他们的行为。其实这不也是一种篡夺行为吗?

《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

“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尧在末年把帝位曾经传给其子丹朱,而舜的势力十分强大,而舜却借口尧破坏民主制即禅让制,而囚尧,放逐了丹朱,可看作是“篡夺”了帝位。对于这一说法,我们还可以看看王玉哲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在上古这一时期,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要经历一个转型期或过渡阶段。“具体地说,就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的私有制、剥削、阶级和奴隶等新的因素都已出现,同时,旧的原始社会的若干原则在继续起作用,一直等到奴隶社会的新因素增加到超过或者压倒旧因素时,社会制度才由量变转变为质变,奴隶社会才算正式产生。所以,我们对社会制度的判定,……我国历史上,自唐尧、虞舜、夏禹到商的前期,就是这个过渡时期。”[2]他认为尧舜禹时期之所以存在“禅让”与“篡夺”并行存在,是因为这一阶段正处于部落酋长由“传贤”制转变为“传子”制的过渡时期的反映。

这方面读者还可以参看王玉哲先生在《历史教学》198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尧舜禹禅让与篡夺两种传说并存的新理解》一文,同时也可以参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5月第15卷徐祖祥先生写的《从禅让制到世袭制——中国早期国家起源过程中政治权力的演变》一文。

至于战国时期“禅让学说”再度成为焦点的原因是因为战国时期特殊的历史特征所决定的。战国时期处于七雄角逐高下、一决雌雄的中国大一统前的大纷争时期,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士阶层逐渐壮大,都想让自己的学说被统治者立为统治思想进而能在政治舞台上大展才华。综其一句话,战国时期各家学派无论是美化禅让也好,反对禅让也罢,均为宣传自家学说而打下基础。故而,在这种美化禅让的倡导下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战国时期进行了两次禅让的实际操作:

马陵之战齐国打败了魏国,魏惠王觉得颜面扫地,威信全无,故而对其相国惠施说:“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施辞让,魏惠王又言:“寡人共有之国于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愿先生以此听寡人也。”惠施曰:“若王之言,则施不可而听矣。王固万乘之主也,以国与人犹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之心愈甚也。”(《吕氏春秋?审应览?不屈篇》)从表面上看君臣二人都在为国家社稷着想,以贤相让,然而实际分析可知这只是一场政治交易而已,通过君臣相让,二人均可得到美名传天下,一得禅让于贤美名,二得辞国之德美名。

公元前315年,燕王哙让位于相国子之,子之是个有野心的人,畅言尧禅让之德,燕王哙便真的将王位礼让给子之,然而燕王哙的太子一派反对,造成了燕国内乱,后来又引来了齐国侵略,造成燕国几乎亡国的悲剧。此时的禅让与尧舜禹时期的让贤其本质是不同的,此时各统治者是假禅让之美名而获得名利兼收之成效而已。

这方面论述可参见《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6月罗新慧的《礼让与禅让——论周代“让”的社会观念变迁》一文,以及河北学刊1999年4月王树民的《尧、舜、禹禅让的历史真相》一文。故而在此不加赘述。

(三)认为“禅让制”并非民主制

赞同此观点的学者把其观点罗列如下:

谢维扬先生认为:“有少数学者已著文指出我国史前社会末期的政治组织形式是集权的酋邦,而非民主的部落联盟。”(《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谢维扬华东师大学报1987年)

杨安平先生在《中国史研究》1990年4月发表了《关于尧舜禹禅让之传说的探讨——兼谈国家形成的标志》一文中也提出“夏不是国家而是部落联盟酋长制,反对禅让制是民主制,认为尧舜禹时代“大部分氏族部落实行‘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酋长世袭制,而部落联盟盟主的职位主要是依靠本部落的势力来竞争或暴力获取的。尧、舜、禹禅让制是在传说的失误中被儒家学者美化、夸张的‘古史’。所谓让于‘德’,乃是让于‘势’的误解。”

《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唐冶译先生的一篇题为《略论禅让制的性质》一文中,作者认为禅让制下既不存在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也没有体现民主政治的形式。尤其是在“帝”位继承方式上,只是在位者自己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后继人,加以长期试用、考察和培养,放心后把权力交给他,否则就另外培植。因此,这是一种由个人指定接班人的继位制度,属于个人独裁的范畴。针对此文,我认为作者似乎有些偏激,用现在的形式去分析遥远的先秦历史现象,这不是历史的动态的看待历史。因为作者是从民主的角度去考察禅让制,同时是以现代人的眼光,用现代的话语权去限定禅让制,要历史地动态地去考察禅让制这是个十分复杂的历史变迁问题。应该是现有禅让而后又有民主制,而不是先把民主的定义套在禅让制的现象是否是民主。当让对此说我的论据还不够充分,还有待日后继续探讨学习。

关于禅让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至今为止,史学界对其真相仍无法探个究竟。诚然,史学界有许多尚无定论的问题,然而各历史学家及史学工作者仍笔耕不辍,耕耘在探索历史真相的第一线上。让我们期待着它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最后用屈原的那句话来结束小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1]金景芳古史论集[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

[2]王玉哲。中华远古史[M]。上海:海人民出版社,

[3]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吕思勉。童书业。古史辨[M]。第七册。海南:海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