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师恩（二）
仿佛昨天，可却近二十年过去了，我自从离开学校，离开课堂，就再也没有见到她－－上中专时教我语文的霍世泓老师。其间只在前几年偶尔从电话号码簿上翻到过她家的电话号码，打个电话向她问候过一次，很简短，也很匆忙。怎么也无法表达尽我对霍老师的思念与敬重之情。
多年前，我还是个懵懂的十几岁孩子，由于自小就对语文课有着特殊的偏好，对教授我语文的老师也总是细心地观察，耐心地守候有一位象杨老师一样的好老师能教我的课。直到中专二年级的下学期，我终于发现了又一位好老师走近了我的身边，走进了我的心里。
霍老师那时约摸年过四十，齐耳的短发，爽朗的笑声，高亢的讲课，总是弥漫在教室的每个角落。她的普通话标准流畅，朗读的范文抑扬顿挫，情绪饱满，感情充沛，据说她是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曾经教了多年的高中毕业班语文，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她还是别班老师之前，我就听说了这些，待那位同样也是中年女人却整天只会照本宣科的语文老师被同学们哄下讲台后，学校果然安排了霍老师来接任，我的欢心鼓舞比别的同学更胜。
新学期开学，学校组织我们到包场的电影院观看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南京大屠杀》，当剧场的四壁灯光全部熄灭，屏幕上出现了那从土里伸出的一双挣扎的手时，霍老师那深情宏亮的声音缓缓响起，忽儿低沉，忽儿激愤，我们的思绪和感情随着她的解说在剧情中跌宕起伏，爱与憎分明写在了每位同学的脸上。。。。。。那是我第一次领略了霍老师标准的普通话和出类拔萃的朗诵，打心眼里对她佩服，敬仰。
听她的语文课，却是又一番的享受了！
每上一篇新课文，她总是能一次一个花样翻新地导入课题，让我们学生的思维紧紧地随着她或高或低的讲解层层深入对每篇范文的理解与赏析，让我们的心灵从中得以净化和升华。也是每次的一篇新课文，霍老师也总是让作为学习委员的我先作示范朗读，说是为同学们“抛砖引玉”。每一次，我都很迫不及待地在前一课还未上完之前，便提早将新课文作全面的预习，甚至包括自己一时还拿不准读音的字词都一一查字典先弄清楚，读熟练。课堂上，霍老师也总是让我先回答一些问题，说是发散其他同学的思维。她的课堂上，同学们的学习是主动的，大家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她从来不会去指责任何一个哪怕回答的结果是离题万里的同学。她总是循循善诱，层层深入地剖析与解释每一个同学的每一个问题，直至让你心悦诚服，五体投地。每一节的四十五分钟小课太短，每一节一个小时的大课，也还是不够长。可以说，每一次，我都是怀着期待的而焦灼的心理等待霍老师下一次在教室的门口出现。
我从小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到了中专，虽然没有谁再要将我的日记作为一个学习任务布置，但我已从中找到了乐趣，也是一个少女全部的心事和秘密展露之所在。但我还是很渴望有一位象杨老师那样可信赖的老师帮我改一改其中的语法、词句，点评出拙劣或亮点。通过与霍老师一两个月的接触后，我深信她又是一位完全可以将自己的日记交于能信得过的老师。那天送全班同学的作业本去她的办公室，我一并将自己厚厚的两本日记交给她，却不敢看她温和的脸。低垂着眼睑，细声地说：“霍老师，我想请您帮我改一改这两本日记。”
“好啊！”霍老师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目光迎视我，“你的日记？不错！”
她大概是看到了我一脸的羞涩，接过我伸出的双手里的两本厚厚的日记，轻轻放进拉开的抽屉最里层，再轻轻地关闭。“谢谢！”我转身跑出去，消逝在走廊的拐弯处。
第二天，我再去送作业本时，宽大明亮的办公室里，只有霍老师一个人正在读一本什么书。见我进来，笑呵呵地说：“放学后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好吧！”
放学的铃声在我的忐忑中敲响了，等同学们都散去，我径直向霍老师的办公室走去。霍老师依然端坐在她的堆满作业本、教科书的办公桌前在批改作业，别的老师都走了，偌大的的办公室，显得很空旷，也很安静。“呵呵，来啦！”霍老师将本子合上，插起钢笔，“你的日记我改好了，放在家里，你跟我一块去吧！”
“马上要吃饭了。”我有些为难。
“去我家吃啊！”霍老师爽人爽语，“挺方便的，没事！”
我不再犹犹豫豫，快快乐乐地跟着霍老师一道下了楼。
霍老师家是住在市区一幢楼的单元房，两室一厅不大的空间里，到处是一排排的书柜，一摞摞或厚或薄的书。我们刚进门，身后跟进来一个小我两三的女孩，霍老师看着一脸疑惑的女孩子，对她说：“鑫鑫，这是那个我昨晚带回两本日记的小姐姐。”
“姐姐好！”女孩浅浅地笑了一下，提了书包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女儿，小你两岁，正上初三。”霍老师看着女儿的背影给我介绍，“她昨晚要翻我手里的本子。我告诉她是一个小姐姐的日记。”
霍老师让我坐到书桌前的凳子上，边放下肩上的包，边冲里屋喊：“老费，我的学生来了！”
很快，一个中等身裁戴一副厚厚眼镜的男人走出房门，冲我慈爱地笑笑，转身去了厨房。
霍老师将我的日记本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来，一页页地翻给我看，嗬！红红的标点或批语、漏错字，在我那日记的空白处显得特别扎眼，象一朵朵盛开的小红花！
“这首诗写得不错，我帮你修改了一下，准备推荐给《巢湖报》。正好我自己也有一篇文章要投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我这首《没有》的短小句子，还能投稿？再一看，霍老师为我用红笔删改了几处。
“我没有投过稿。”我怯怯地说，“恐怕不行。”
“投一投，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促进。”霍老师鼓励我，“你的那篇关于雨的描写，细腻，传神，很有韵味。坚持下去，你会有收获的。”
我的心里暖暖的，象春光里一束被施了肥的冬麦，蓬勃着热望。
我将两本浸着老师大半夜心血的日记装进书包，霍老师又指着她那满屋子的书说：“你以后可以常来，这里的每一本书你都可以来借阅；你日记中所写的关于报考师大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和你费叔叔来帮你办报名的事情，他在市教委工作，方便些。孩子，坚持下去！你会有出息的。”我感激地望着霍老师，她的话，多象是我妈妈的，那样亲切而深情。
后来，由于种种客观与主观原因，自己至今也还没能有什么“出息”，便不敢联系就在同一城市生活的霍老师，我怕让老师知道我的现状而失望，辜负她的一份深切的希望。只有在日常很注意收集她发表于各种报刊杂志的文章，珍藏于身边，就象当年聆听她谆谆的教诲，时不时地翻出来细细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