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吴大千

我相信缘分这个说法，被又一次在柴达木盆地见到吴大千而证实了。

和吴大千第一次见面后，七八年就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有时候我会想起他，生死两茫茫，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感觉他还会回到柴达木盆地，我们还会见面。

夏天的柴达木虽然气温不是那么高，但是紫外线很是强烈。我带着孩子从商城出来回家的时候，我和吴大千就相撞了。他还是那个样子，不过已经留了山羊胡子，穿了一个松松垮垮的大裤头，一件在敦煌可以随处买到的蜡染短袖衫，提拉一双拖鞋一样的鞋子，推着一辆自行车目不斜视地从德令哈市河东向河西步行，就像一个急行军的红军战士。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拦住了他的去路，他没有认出我来，想绕道过去，被我拉住了。他有些不安地看着我，就像深山里遭遇了绿林大盗。我只是冲他微笑，并且说他欠我一幅画。他才如梦方醒一样认出了我。我问他为什么不来找我，他说正在创作那幅长卷山水画，不想和更多的人来往，以免影响创作的进度。

我随他去了他的住处。他的住处在一个小村，过了公路还要拐几个弯才能够到达。一条小渠流淌着清澈的水，一直从一个大渠流淌到他的住处。小渠两边的青杨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劳改犯栽种的，已经成为了参天大树。他的住处就在青杨下面的一个小院里。

他住在西屋，北屋有一户租住的人家。小院已经很旧了，房子都是青藏高原普普通通的土坯房。小院的南面是一块小花园。里面种了一些普普通通的花朵，姹紫嫣红的花朵给这个古朴的小院增添了一些鲜活的色彩。这个小院和吴大千比较般配，朴素的外表下面蕴藏着鲜为人知的绚丽。

西房是一个共有三间的通间，画案就占了其中的两间，床占了一个小角落。墙壁上挂满了正在创作的山水画和已经完成的焦墨画，靠墙有一些柜子，上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房子给人的感觉就是乱，可是里面却洋溢着一股潮湿的水墨味，让人感觉很惬意，不由自主地忘却滚滚红尘之中的名利场。靠门有一个火炉，他的吃饭就靠这个小火炉来解决。

他的生活很简朴，经济来源主要是教学生。他说有时候是自己凑合，有时候是同学朋友带一些过来。对于生活他的要求并不高，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他的样子一直很乐观，时常手里握一个苹果大的紫砂壶，喝得有滋有味。他喜欢喝酒，有时候一个人独饮，有时候和朋友一起喝。他的酒量不是太高，不到一斤。他很少喝酒，说自己身负重任，不能把时间耗费在喝酒上面，更不能把精力耗费在应酬上面。他说创作是一件娇贵的苦差事，完全靠感觉，感觉好的时候，创作得心应手，感觉不好的时候，好几天都是不知道从何处落笔。

吴大千的画不是一挥而就的，可以说是磨出来的，一幅满意的作品，他往往要画好几天时间，画一部分就挂起来，再反反复复地琢磨，想好后再取下来，在上面又涂抹一番，如此反复多次才能够定下来。他说一幅画至少要有五层墨，才能够厚重起来。我感觉他的画比初次见面的时候好多了，无论是构图，还是设色，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我想郑板桥是胸有成竹，吴大千是胸有千山。

他给我画了一幅庐山云归图，远、中、近三条山脉，近的浓墨重彩、中的云雾升腾、远的若隐若现，我非常喜欢这幅山水画，并请他题了两行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秋来”，为了对仗，我们把“天气晚来秋”该成了“天气晚秋来”。

吴大千是一个山区的穷孩子，他闯荡到西宁市，做了一名工人，之后迷恋上了绘画，他的工资绝大部分都花费到了绘画上。他经常到新华书店去看书，反复揣摩绘画技艺。有时候他也偷偷地撕下其中爱不释手的图画，带回家来细心揣摩。

他完全是靠自学走上绘画之路的，为此他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接受的痛苦和磨难，妻子和女儿离他而去，使他变成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又使他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九死一生的单人旅行。虽然有许多女孩子喜欢他，追求他，可是他至今还是孤身一人。

每当谈起家庭，他的脸上就有一种深刻的忧郁。是呀，谁不想有个幸福的家庭呢？可是当一个个爱情来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最终却选择了逃避。他是一个爱画如命的人，怎么能够甘心把自己沉醉在柔软的爱情里面，断送自己的追求呢？

我也为此和吴大千发生过冲突，我劝他对于热爱他的女孩子柔和一些，好好建立一个温馨的家庭，不要再过那种飘摇不定的生活，可是他似乎除了钟情于绘画，好像对于其它都无所谓。那天晚上我和他不欢而散。第二天，他打来电话，说酒后失言了，希望我不要生气。

自那以后，我更进一步地了解了吴大千，觉得他是一个为画而生的可爱画痴。我把他写进了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戴着脚镣跳舞》里面，小说里面他叫萧竹，他的这个小院叫闲云斋。

我给他拍了一些图像资料，纪录他在柴达木盆地的生活。他送给我一本焦墨画册，是安徽洪村古色古香的民居，其中的几幅画卖了几万元的价钱。

他是黄山市的荣誉市民，说起在黄山的日子，他总是得意忘形。我想在风景如画的黄山，他像济公活佛一样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舞文弄墨于市井之内，应该好不快活。

有个朋友千里迢迢去看他，被他带着在黄山上面袒胸露腹地席地喝酒，装疯卖傻地大呼小叫，斯文扫地地饱尝盛宴。后来那个朋友就直接叫他吴疯子。

吴大千不是对任何人都是这么好的，他也很能忽悠人，而且忽悠得让人哭笑不得。一次有个文联的小伙子想要他的一幅画，就热情地问他住在哪里。他调侃说：“你脱了衣服跳到巴音河，顺着河水进入一个大渠，到了大渠就爬上来，就到我的家了。”那个小伙子碰了一鼻子的灰，讪讪而去，这个却让他高兴了好久。他说对于这些爱占小便宜的人，就应该这样。

又一次，一个学生家长软磨硬泡要吴大千给他做一幅画。吴大千磨不过他，就给他画了一幅竹子。那个人要吴大千落款，吴大千又在上面画了几片叶子，说这几片叶子就是他的名字组成的。详细一看，果然如此。那个人也是心知肚明，不好再提什么要求了。吴大千说给这样的人送的东西好了，不会落个好；送的东西不好了，就到处说坏话。

这让我想起脾气执拗的齐白石老先生，他也是经常这样忽悠人的。真正的文人，大抵都是如此，脾气和作品一样的牛。

德令哈有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写得一手好字，是把柳公权和颜真卿字体结合起来的那种字。又一次办画展，老人拿出了几幅吴大千的条幅，老人给每幅画的标价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观看的人们说，这么贵的画在这里谁会买呀？老人对我说，他不是真心想买吴大千的画，他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吴大千的画，而且他的画非常不错。

他的长卷没有在柴达木盆地完成，在这里他完成了大部分作品。他当时计划要完成一幅万米长卷，可是最终这幅长卷以四百多米就结束了。我想万米长卷，需要巨大的财力、物力和精力，一个人一辈子也许都完成不了，他这样做是明智之举。

听说他的长卷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而且很快就要和广大的观众见面了。这是中国美术界的一件盛事，无论展出的效果如何，我相信它在另一个层面上可以与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相媲美。

我对吴大千说过，这个长卷的完成对于他是一个小结，也是一个更高的起点。他同意我的这个说法。

“海到天边天作岸，身登绝顶人为峰”，我期盼在下一次见到吴大千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更高的山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