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

这几年来常梦见三叔，总觉得该给他记下些什么。

三叔是极普通的市民百姓，打了一辈子的光棍，去世时63岁。他寡言少语，性情温和，从未见他发过脾气，更看不出对政治有什么关心。在1972年的万人公判大会上，他挂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被判8年劳役。判词中说他写了打倒江青的反动标语。当年写反标不说是惊天，也是动地的了，在太后头上动土，当然是罪不能赦。街坊邻居说奇怪，一个老实疙瘩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一家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关门叫冤枉。唯有我的母亲去打抱不平，直逼革委会主任问原由，那赖主任横着脑袋叫母亲去问三叔，母亲连闯十几关，连三叔的影子也未见到。回到家里，母亲一个咳嗽，一口鲜血喷涌而出，她深知这是吞了一口冤气，就是没法出。

“四人帮”跨台，有了平反冤案的机会。1978年，我受一家人托付，费尽周折在沙洋劳改农场砖窑前见到了三叔，看着他从头到脚厚厚的一层窑灰、满手厘米厚龟裂的老茧、汗泥糊弄得人鬼难辩的模样，我欲哭无泪，一肚子的酸楚。他6年来就一直干着这出窑的苦役，据说这是人犯中最老实人的岗位。我原以为他见到亲人一定会很激动或会诉说无尽的委屈，哪知他一脸木然，而且十分平静，你尽管询问始末，他就只有一个回答：没有写反标。

带着谜惑，我请假赶回老家镇上去找原告－－当年革委会的头头。这时的原告贼眉鼠眼地闪烁其词，耷拉着脑袋也说不出原委。最终的结果大致是这样：老镇上有一个神经病，没法判刑，要完成打击反革命的政治指标，只有让家庭成份高的三叔“代劳”了！而且有据可查，那就是这神经病说过，除了我三叔之外全镇的人都差火。三叔在熬不过轮番刑讯以及哄骗中认了罪，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非同儿戏的认罪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一个凡人就这样折腾成会说话的劳动工具。

由于种种原因，或许待平反的案子太多，也或多三叔的案例太不起眼，我们多次投诉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原本返回，不一而足。三叔规规矩矩地服完了整整8年的苦役，返回社会直到去世终未获得平反。

是历史和社会造化了三叔的晚年。三叔是老初中生，多有儒雅之气，在宣传队里，他摆弄京胡是首席小指挥，那西皮流水、二簧、快板由他司弄着，总透出特有的灵气，不少乐队请他压阵，家中有高兴的事，三叔的京胡就会唱得飞响。当年有一姣容似玉的女子曾与三叔相好，但那女子终因抗不住家庭的压力，含着泪水随着政治激流卷离了三叔身边。原因很简单，三叔家庭成份太高，没有政治前途。从此以后，三叔开始沉默寡语，郁闷不乐，陷入了贾宝玉伤感的窘态，同时他暗自发誓，无胜过此等女子的不娶，光棍一生毫无悔意。这是三叔展现其傲骨犯痴的起始，也为他悲剧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我小时候与三叔特别亲近，如今我对音乐的爱好，也没少受三叔的影响。小时候三叔常带我上街买好吃的，要我做他的亲儿子，睡在一起给我讲笑话和故事，讲“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的循环故事逗我玩，假使劲用指关节背磕我的小光头，不轻不重地胳肢我浑身瘫软，背我爬镇上最高的小山，教我在山上挖沙参，教我划太极拳，还为我掏学费，直到他被囚的那天。我爱三叔。

获释后，三叔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尽一切可能地减少与家人的接触，你不请他回来，他决不会自己过来。经过多年的锤打，他对政治始终不太懂，但他多少明白了些政治的厉害。他认为：上十个侄儿侄女早已受够了家庭成份的困扰，能上大学的没有上，该有工作的没工作，再加上他这个反革命的牵连，那一定会害了这群后代。因此，他自顾自地一厢情愿，想用少接触的方式，来减轻对后人的政治压力。可他一定不明白，他那无力地招数既让亲人无可奈何，更让他的生活走向无尽的凄凉。他拒绝我们的资助，挑起了捡破烂的行头，混迹于垃圾场，开始他自食其力、孤苦伶仃的生活，在别人的不经意中，走过了困苦磨难的十数年。

屋漏偏遇连夜雨。1994年秋末的一个黄昏，在郊外，三叔被一台拖拉机撞翻在地，那可恶的司机知是肇事，加足马力逃之夭夭了。由于天黑周围无人，可伶三叔护着筐子爬了300多米，终因伤势过重，躺在地上动弹不得。不知过了多久，才被过路的好心人送进医院。当天晚上包扎了手脸上的伤口，第二天拍片的结果是胯骨脱臼，医生说这种情况不能做手术，手术复位的结果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瘫痪，只能躺着。从此三叔再也不能自食其力了，在床上躺了近一年，不能站立，吃喝拉撒一应生活全靠我父母伺候。估计是疼痛到了麻木阶段，三叔才拄着双拐颤颤巍巍地行走。当他想跨越更大的时空时，1996年11月突发脑溢血离开了他永远无法理喻的人世。

为他人做出了完全不应该的牺牲、任人摆布的三叔与世无争，受尽了人间磨难而没有为自己叫一声冤，三叔实为良民，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一个没有抗争的生命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