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卡夫卡

书名：《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

作者：吴弦（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出版：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上的小屋》是残雪先锋小说的代表作。从残雪的创作来看，明显受到卡夫卡等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这与他热衷与于卡夫卡、博尔赫斯有关，同时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许多学者都称残雪为中国卡夫卡或东方卡夫卡。

吴弦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主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视角来论证残雪并非中国卡夫卡。

“《山上的小屋》中我经常做梦，梦到南方的夏天，这说明我的世界不是完全冰冷的，还有温暖的梦......残雪完全用内心的体验把现实经验改造了，以个体体验方式，以对世界的恐惧为基本的理解，以阴郁为风格，捍卫着一个孱弱、敏感的心灵，呵护着一个成长中的个体......绝对个体是和周围的环境与人物构成对抗性的关系。《山上的小屋》中的我就是这样一个绝对个体的化身。但是在中国，都没有绝对个体传统和土壤。”（p108）

吴教授认为作品中的我是一个“绝对个体的化身”，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这在作品中主要体现在“我”与父母发生的对抗性，主要表现在语言、行为、心理等方面。

首先，语言上的“针锋相对”。“吃饭的时候我对他们说：‘在山上，有一座小屋。’”父母听到时，心总是惶惶的。“每次你在井边挖得那块麻石响，我和你妈妈就被悬到了半空，我们簌簌发抖，用赤脚蹬来蹬去，踩不到地面。父亲避开我的目光，把脸向窗口转过去。”......这种以打击对方心理为目标的对话在文章中非常多，这是一种以柔为刚的手段，语气不重，话语不多，攻击力量尤为厉害，可称“温柔的魔鬼”。

其次，表现在行为上的反抗。当“我”出门后，母亲都会把“我”的抽屉翻得乱七八糟，甚至把“我”心爱的东西扔在地上。但是，“我”并不灰心，受到打击后，反而在“抽屉侧面打上油，轻轻地开关，做到毫无声响。我这样试验了好多天，隔壁的脚步没响，她被我蒙蔽了......”行为上，主要以“我”心爱之物打击为主，对“我”来说，却越战越勇，但是，“我”并没有对父母实行直接上的报复，只是重整旗鼓，做回原来的我，这种“以守为进”的策略竟然在双方的暗战中渐渐取得优势。

以上所有反抗性的行为都归结一点，给“我”的父母造成强大的心理障碍，此种心理战术对对方无疑是致命、彻底的打击。

可见，作品中的“我”以纯粹的个人经历及体验来写，是一种形式上的绝对自我，缺少一种与人类文化相融合的宽容，似乎与世界文化尤其中国传统文化相脱轨。

几千年来，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强调人伦关系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每个人的成长都与父母息息相关，推而广之，一个土生土长的作家，他的文学之根最初都植根于本国的文化土壤中，即使经后天学习西方文化艺术，他所固有的根也不会萎靡而死。我想，把残雪称为中国卡夫卡时，应不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在残雪笔下，把温情的东西剔除干干净净，只有阴郁与冷酷，体会不到半点的家庭温馨，把母亲当作要砍断女儿手臂的恶人，美好东西变成丑恶，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对世界充满敌意的内心体验中。

残雪这种个体化不是中国人的个体体验，显得夸张，这是他审美能力的局限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支撑的缺乏有很大关系。

在沈从文笔下，《边城》是远离纷繁复杂城市，充满浪漫生活情调的“世外桃源”。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超越现实的体验，把现实浪漫化。一个有责任的作家应该立足于现实，穿越于现实，过分将现实生活情调化，追求童话世界，这也是一种缺少人文精神的体现罢了。如何将个人体验与人类文化相结合，这也是值得当今所有中国作家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要诞生真正的现代个体的时代而不是个体已经存在，和社会构成截然对立的时代。我们谈批判，谈否定，谈和社会的对立，其实都是为了诞生自我，而不是自我已然存在。”（p110）自我与自私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自我，强调在优秀传统文化和理性的引导下形成的一种个性。自私，则单纯以我为中心，抛离群体，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残雪在这方面具有错位性的认识。作品呈现出的“我”完全是“作者非理性的化身”，始终守卫着个体和社会构成的冲突，缺乏一种宽容来化解她内心的敌意，以旷大心胸来拥抱世界文化的博大，显然不是诞生自我。

歌德曾说：“每个人都有两种精神：一个沉溺在爱欲之中，执拗地固执着这个尘面；另一个则猛烈地要离去尘面，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驰。”所以，一个完整的人必须有灵与肉，有现实和理想两面，刻意抛离，必然导致人生轨迹的偏离。人如此，文化亦如此。

文学要来源于生活，穿越于生活。那么，人对待生活也应该这样。遇到生活的不顺，不要怨天尤人，只要活着，就应乐观，旷达。

或许，对残雪，我们不应该求全责备，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在阅读与评价中，最重要的是，从中有所感悟，有所发现，变为自己终身受益的宝贵财富，走好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