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弟弟

弟弟比我小六岁。

弟弟可以算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小时候，父母都很忙，我就专门带弟弟。母亲没有奶水，所以我们就用牛奶泡饼干喂他。

那时候，买不起奶粉，母亲或父亲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提着奶瓶，到西街奶牛场去提鲜奶回来。西街到我家要走三十分钟，父母就每天花一个多小时去给弟弟提奶。

有一天早上，我陪父亲去提奶，回来发现炕头堆了一大堆土。原来老房子炕头把箱子高高架起来的木头坏了，掉了下来，压下一大片墙皮来。母亲戏谑道：“幸亏我娘俩睡在炕这头，不然今天就这样给牺牲了。”虽是笑话，但是想想，还是挺后怕的。

弟弟小时候，手长得很胖，奇怪的是他的食指和中指老并不拢，所以从的百天照片上就可以看见他坐在摇摇车里，手放在车盘上，食指和中指是叉开的。

过了一年，我上学了，每天早上都起不了床，总迟到。每次迟到都是母亲送我去学校，去的时候，她总把弟弟抱在怀里。后来的很多年，一说起上学的事，我总能回忆起这个场景，那时候，母亲好年轻，弟弟好可爱。

我永远清楚地记得弟弟说的第一句话。弟弟出生在秋天，他说的第一句话也在秋天。弟弟都长到10个月了，却还不会说话，父母都很着急，很担心，教他喊“爸爸妈妈”。但是尝试了很多次，他都只是含糊地发出几个音符，我们却总听不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有一天下午，就我和弟弟俩在家。那天，秋风萧瑟，树上的叶子瑟瑟索索地摇曳着。我抱着弟弟，站在窗前，指给他看窗外的叶子。这时候，弟弟突然脆生生地冒出一句：“呀！风利的！”（方言，风真大）这声音那么柔嫩，似三月的春花，点缀着一片青芽；可它又那么清脆，像晴空中的鸟鸣，叫活了一方蔚蓝。这声音就好似久旱的一声春雷，让人心怀感激。我当时是激动得手足无措，抱着弟弟狠狠地摇着他，最里不住地嚷嚷：“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弟弟又奶声奶气地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后来，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时，他们都喜极而泣！

但是对于弟弟，我有一件特别内疚的事情。那一年，弟弟才两岁，也是在秋天。那一年的豆子丰收了。母亲说，从来没见过那么颗粒饱满的豆，每个豆荚都是胀鼓鼓的，用手轻轻一磕，豆荚就会迸裂，黄亮圆润的豆珠子滚得满地都是。场院里豆子堆成了山，爸妈捶了好几天，都没有捶完。母亲坐在金黄的豆荚堆中，头上的红头巾随着她捶豆时身体的节奏而上下晃动着，在一片金黄中，那红色格外艳丽夺目。母亲说：“丫头，把弟弟背到街上去耍吧！”我于是背着弟弟去上街。我坐在广场上的花坛边，给弟弟讲大灰狼的故事。这时，我的一位玩伴来了，我于是和她玩起了抓石子。弟弟在一旁看了一会，可能觉得没意思，就一个人在花坛边沿上爬来爬去地玩。突然，“扑通”一声，弟弟掉进了花坛里，那花坛里也没种什么，只有一些松软的泥土，所以，当我听见弟弟的哭声时，并没有紧张，我大意地以为弟弟只是被吓着了，想想，掉到松软的泥土上，能摔出什么呢，他却一直大哭不止，任凭我讲笑话，扮鬼脸，甚至给他买零食，他都不理，只是张大嘴巴哭着。我实在没辙，就把他带回了家。我告诉母亲，弟弟掉到花坛里的软泥上了，一直哭个不停。母亲一听也没在意。可过了大概一个小时了，弟弟的哭声依然没有停止，父母这才着了慌。他们仔细地检查了他的头，没事；脸上也没有擦伤的痕迹；可我们一碰到他的左手，弟弟就哭得更厉害了，这才明白，可能是他胳膊摔伤了。在我们当地，有一位以接骨而闻名的赤脚医生，父亲抱着弟弟就去找他看。医生看了看弟弟的胳膊，摇了几下，弟弟大哭。他又摇，左摇，右摇，上摇，下摇，然后使劲一拔，再用力一推，弟弟哭得脸都紫了，那赤脚医生说，没事了。可当天下午弟弟的胳膊就肿了，这样一直肿了三天都没有消的迹象。父母决定去大医院看看。大医院的医生拿着拍的片子，说：“肘骨断了，错位很严重，怎么搞的？”母亲说：“摔的，还叫我们村的医生给接过的！”大医院的医生说：”不行，错位太严重了，得住院治疗。“于是弟弟的胳膊又被左摇，右摇，上摇，下摇，再用力一拔。然后医生用两个钩子——很像菜市场钩肉的那种——从弟弟的肉里穿了进去，再用架子把胳膊固定起来。可怜的两岁孩子，哭得声音都没有了，父亲背过身去不敢看医生往肉里扎那钩子，母亲只有哭的份。弟弟的胳膊被固定了半个月，当钩子被取出来之后，弟弟都不会走路了。出院以后，父母带着弟弟去商场，让他随便选自己喜欢的东西。弟弟选择了一顶警察帽和一把冲锋枪——这是他最喜欢的东西。母亲去付钱的时候却哭了。她说我儿子这辈子当不了警察了。因为弟弟的骨头虽然被接上了，他的胳膊却弯了，虽然不是很明显。但那毕竟成了他身体的一个缺陷。

也许是弟弟命运多舛吧，他三岁的那一年差点没了小命。院里有两棵杏树，快开花的时候却生了虫子。父亲买了一瓶农药，兑在药箱里，就开始往树上喷了起来。粗心的他把农药倒完后瓶子就扔在了脚下。三岁的弟弟走路刚刚稳当，他摇摇晃晃地来到树下，看着爸爸喷农药，可能他觉得太无聊，就一屁股坐到地上，地上那乳白色的橡胶农药瓶塞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爬过去，捡起瓶塞，把玩着。接下来，他做了一件几乎每个幼童都热爱的动作——他把那农药瓶塞放到嘴边，有滋有味地咂吧起来。父亲直到喷完农药都没有意识到就在他的脚下，一幕惨剧正在上演。睡到夜里，弟弟发起了高烧，并大哭不止。抱到医院，庸医诊断为着凉发热，煞有其事地开了几片退烧药了事。但是睡到凌晨一点过时，弟弟哭得更厉害了，那哭声是不同于往日的怪异凄厉，父母总觉得心里焦虑不安。父亲当下决定雇车送弟弟到县医院。一路上弟弟都那样怪异凄厉地哭叫着，母亲心里直发毛。可是后来他渐渐地不叫了。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叫他的名字，起初他还答应，到后来就没了声息；快到县医院的时候，母亲发现，弟弟的眼睛开始往上翻了。母亲几乎绝望了，那时她连死的心都有了。一到医院，急诊室的医生直接安排抢救。弟弟被插上了氧气，医生开始着手洗胃。后来医生告诉父母，孩子是农药中毒，如果再晚来一个小时，恐怕神仙也没办法了。我们现在想起那场面时，总是在为父亲的果断而感到庆幸的同时，更多的是后怕。

可能是幼时的这两劫化解了后面的灾难，弟弟三岁以后就开始茁壮地成长起来。夏天里，他常常下河去游泳，把自己晒得跟个黑泥鳅似的；冬天，他就带领着伙伴们玩打仗，常常在天黑之后才泥猴般地跑回来。

当弟弟长到七八岁上时，简直就成了全家人的一块心病。家乡有句俗话叫；“七岁八岁，鸡跳狗飞。”弟弟所到之处，可真是鸡跳狗飞。有一次，他和人家打架，拿一根细竹棍，打伤了小孩的眼睛，差点就伤及眼球。小孩的家人找到我们家，指着父母的鼻子骂着极具侮辱性的话，父母却只是陪着笑脸，道歉。七岁的弟弟似乎意识到自己给父母带来的伤害。躲在一边，睁着双眼看着这一切，此后，他很少跟人打架了。但是他却常常被我打。那时候我们姐弟俩常常打架，战争总以我的胜利而告终。

有一次，弟弟偷偷拿了我的零花钱，被我抓住了。我拿出一根细竹棍，叫他伸出手来，狠狠地敲打他的手，直到把他的手都打肿了。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但她却从来不阻拦我。她知道，必须让他记住这个疼痛的教训，否则，坏习惯一旦滋长，毁的可能是弟弟的前途和整个家庭的幸福。后来，弟弟还是会偷偷地拿我的钱，每次数目都不大，一块，五角。但是我发现一次就打他一次，每次都打得他的小手发青，发肿。而他的坏习惯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被我打掉了。那时候，弟弟偷偷对母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等我长大了，一定找我姐报仇！”

可是弟弟长大之后，再也不跟我打架了，他成了一个懂事忍让的男子汉！

弟弟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力气了。那时，他竟然可以用自行车带着十八岁的我走亲戚了。母亲渐渐地说：“生个儿子就是好啊！”并且说这话时，满脸的自豪。那时候，家里水龙头的管子还没有从院子里接到厨房来，母亲每次做饭都需要从院子里节水提到厨房来，很辛苦。可是只要弟弟在家，他就会两只手各提满满的一桶水，晃晃荡荡地提到厨房里。有一年苹果收获的季节，父亲却没在家。因为家家户户都忙着收获，找不到帮忙的人，而收购苹果的商人们把车开到地头上就进不去了。于是就母亲和弟弟两个人，一个从树上往下摘苹果，一个用大篮子往地头搬运。母亲腿不好，弟弟主动承担了搬运工作。五千斤苹果，就这样一篮一篮被弟弟送到了地头上，卖给了商贩，卖得的钱却做了我的学费。那个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弟弟长大了。

并且他再也不跟我吵架了。我性子烈，小时候父母宠，现在男友宠，我的脾气被惯得越发坏了。以前在家常和弟弟吵嘴，甚至最后升级为武装冲突。但这几年我回家突然发现弟弟再也不和我吵架了，当我发脾气时，他总会很man地说：“好了，消消气！你从来都这么横！”每次过年去采购年货，我们一家四口，父母一前一后相跟，我则很依赖地挽着我们家男子汉的胳膊，这种感觉总是那么温馨。我常想，这世上疼我的人又多了一个。

是的，弟弟长大了，二十岁了。

二十岁的男子汉昨天发短信突然告诉我：姐，我交了一个女朋友，我很喜欢她。听了这话，我并不高兴，心里反而涌上一种深深的失落。我想，我们艰辛地花了二十年培养了一个男子汉，难道，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一个女孩子掳走了吗？其实想想，二十岁开始谈恋爱并不算早，并且弟弟只是说谈朋友，并没有说要结婚。可是我始终抹不去心中的忧虑。我居然担心他会不会上当受骗。于是打电话查户口般盘问，那姑娘是哪里人，多大了，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干什么的，长得如何等等。后来打电话回家，偷偷告诉妈妈这个消息，妈妈的反应与我如出一辙，并且她也查户口般地询问我同样的问题，然后父亲接过电话继续盘问，最后电话又回到了母亲手中，她失落地说：“难怪这么久也不给我打电话，还没娶媳妇，就把老娘给忘了。”

我知道一个人总要长大，总要婚嫁，弟弟迟早有一天会离开我和母亲两个女人而与另一个女人一辈子生活在一起；我也知道，我们两个女人都只是弟弟生命中的过客，只有那个女人才是陪他走一辈子的人。但是，伤感总是无法抑制地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