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大爷

胡子大爷姓王，是个西北汉子。络腮胡子，黝黑面目，粗短身形，性格豪爽。特别爱说笑，往往是人未出现，高门大嗓已传入人们的耳畔。文革前期他曾是父亲单位的二把手，文革期间和父亲一起蹲过牛棚，挨过批。父亲和伙计们都喊他胡子。别看胡子大爷粗犷，却是过去那个时代里少有的对家庭看得很重的人，对妻儿总是温存柔和，疼爱有加。胡子大爷性格中外粗内细，大有燕人张飞之遗风。

我对胡子大爷有些模糊印象的时间大约在我不到两岁时。认识他的过程后来成了父亲和姐姐哥哥常在我面前提起的趣事儿。胡子大爷比我父亲年长四、五岁，当时约四十六七岁的样子，满脸胡须，脸色黝黑，比起同龄人略显老态。正值文革期间，一天下午，他们一行即将被打倒的走资派被造反派威逼着各自读完了绞尽脑汁写的检查，从学习班里出来路过我家，正遇我在门前玩耍。有人就提议要检验一下我的智商如何，题目是让我挨个地喊出对他们的称谓。

望着他们的脸，幼时的我没有被难倒，很快轻松地一一地喊对了称呼。年轻点儿的叫叔叔，老点儿的喊伯伯。但我看见胡子大爷时，变得犹豫不定起来。想叫伯伯，又觉得不妥。迟疑了一会儿，我再次审视了胡子大爷一眼，然后踌踌躇躇地叫了声爷爷。结果是轰然大笑。我目瞪口呆，父亲面有红云，胡子大爷却朗声大笑，无不得意地高亢地应了一声。仿佛占了大便宜，向同伴儿们炫耀着他的大胡子。

从此，胡子大爷一见着我就让我喊他爷爷，不叫堵住路不让走。每逢这时我便一声不响，掉头跑走。后来我虽常去胡子大爷家里玩儿，可是由于年龄太小的缘故，在我的记忆里除了胡子大爷那满口南腔北调的变了味儿的陕北话，连同他夫人那一口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明白的方言以外，我对胡子大爷似乎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了。只记得我在他们家见到了一样从没见过的物品—－一条蓝色印花的毛巾被，这在七十年代初期的小县城可是件稀罕物，全县城恐怕也没有几家有毛巾被。后来听父亲说是胡子大爷去省城开会时到大商店买的，算是家庭建设的一大件。没想到行伍出身的胡子大爷还是个挺时尚的人。

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爸爸调往S市工作了，我们全家离别了那个曾留下许多回忆的小县城。到我长大成人，我再也没有见过胡子大爷并且很长时间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

时间在我们的指缝间无声地流淌着，转眼又是一个崭新的世纪了。我早已成家育女，父亲也离休多年。从一个精力充沛的单位领导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且絮絮叨叨的老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经常给我们讲述文革和大跃进时期的事情，多层次多侧面地批判着那个年代的政治，控诉着极左政治给中国带来的多种灾难，并且重复讲述着。这种情况随着母亲的去世而越来越严重，刚开始我还耐着心听他讲，到后来我也是听得耳膜都起茧了。我无法阻止他，又不想让他整日陷在其中，于是我慢慢地转移他的话题，引导他给我讲述他早年参加革命时的经历。

前几年电视台老是播放一些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题材的电视剧。从《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到《历史的天空》等，越来越多的怀旧战争片很是吸引大家的眼球和注意，我也爱看。四十年代末期父亲曾在某地委及县委工作过一段时期，他的叙述使我对那时的社会发展状况有了一定的概念和了解。凭着掌握的信息，我有时还评论着某些戏里的道具和所处年代不符，比如在解放初期非常稀有的小轿车、吉普车，还有电话，总是很奢侈地随时出现在许多剧中的小县城里。这都是导演缺乏对那一时期现状的了解。因为父亲总说有马车坐已经很不容易了，基本上交通都是靠步行。

电视剧毕竟离自己太遥远。一天下午，我突然想起了那个曾被我高称过一辈儿的王胡子大爷。父亲曾说过他是延安时期的干部，还当过炮兵营长，颇具传奇色彩。我很想知道关于他的一些故事，可比看电视剧有意思多了，何况是一个自己从小就认识的真实的人呢！

在我的要求下，父亲的倾诉欲得到了满足，开始给我讲述王胡子大爷的传奇人生。王胡子大爷大名王治武，陕西志丹县人，1943年在延安参加革命，在王震的359旅当战士。他在南泥湾开过荒，种过地，纺过线，还和张思德一样，有过烧炭背炭的经历。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担负着延安外围的保卫任务，参加过延安保卫战。因为延安是个弹丸之地，延河蜿蜒穿城而流，杨家岭、王家坪、枣园、宝塔山、凤凰山之间都离得很近，所以他有机会多次在不同场合见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首脑人物。胡子大爷还见过江青呢！他说江青那时身材高挑，眉眼俊秀，看起来确实很漂亮。

1947年3月，国民党为了攻占延安，派出了装备精良的由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胡宗南率领的军队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西北野战军予以节节抗击，诱敌深入，集中歼灭。王胡子大爷参加延安保卫战时，是二纵队的一个团的炮兵排长。在一次与国民党军队的激烈战斗中，为了攻占一个高地，我军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牺牲了很多战士，久攻不下，双方胶着着。王震将军来到了胡子大爷的炮兵阵地前沿亲自指挥战斗，王震将军走到他身边，指着远处的敌军高地问他能不能炸了。当时一门炮只有数发炮弹，既要节约，又要命中率高。胡子大爷鼓足勇气大声说：“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迅速而认真地装上了一颗炮弹，不想第一发炮弹居然哑火了。他赶紧卸掉重装一发，瞄准目标射了出去。炮弹不偏不倚正中目标，瞬间就把敌军的火力点炸灭了，我军顺利地占领了敌人的阵地。胡子大爷受到了王震将军的夸奖和表扬。

后来胡子大爷升为炮兵连长，参加了解放西安和解放兰州的战役。1949年底他跟随王震将军的部队进军新疆，建设垦荒，戍边一年半。朝鲜战争爆发，他又奔赴朝鲜战场参加了抗美援朝。板门店谈判结束，我军胜利凯旋。胡子大爷回到东北进入了一个军队干部文化培训学校学习文化。因为他是工农干部，战争期间又没有机会学习文化知识，现在和平了，城市建设需要有知识的管理者和建设者。因此胡子大爷那双因经常输送炮弹而结茧粗砺的手掌要拿起不比绣花针容易掌握多少的钢笔学习文化了。不知胡子大爷拿捏了多长时间才适应握笔，也不知他记了多少天才会默写一个字词，更不知他为此闹了多少笑话。总之，他从一个大老粗变成一个准文化人了，他更想不到的是，他学会了认字写字并没有在以后的工作中应用太多，倒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派上了用场，日复一日，连篇累牍的思想检查和检讨书让他的知识有了用武之地，得以闯过一个又一个关口。他经常说，早知道这样，我他娘的还不如不识字呢！

1955年全军授衔，胡子大爷被授予大尉正营职军衔。从东北部队干部培训学校结业后，金门战役爆发，胡子大爷又远赴福建，以炮兵营长的身份参加了炮击金门的战役。金门战役我军发射了数十万发炮弹，不知胡子大爷一人发射了多少枚。至此，胡子大爷完成了一个军人的戎马生涯。他已经30多岁了，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家了。经人介绍，他在福建找了一个围着花头巾的瘦小的清秀的本地女子。于是，一方陕北话交和着闽南方言的奇特的语言空间产生了，一个把西北和东南这一对角线连接起来的结点建立起来了，一个由粗朴憨厚的赳赳武夫和温柔灵巧的武夷秀姑组合而成的家庭成立了，干旱荒凉的黄土高原与温暖湿润的岭南山地紧密的连为一体了。胡子大爷带着他的多枚勋章光荣地从部队转业了，胡子大爷带着娇小的妻子来到了河南，在一个小县城正式定居下来，从此再也没有走出过河南。数年以后，又有了3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于是他的家里就有了三种方言。

我曾问过爸爸为什么胡子大爷把家安在了河南，爸爸说他俩是为了在陕西和福建之间找一个中间点，这样胡子大爷回陕西不算远，他的夫人回福建也不近。我觉得这个理由有点好笑，这算什么道理呀！实际上恐怕还是因为服从组织的分配吧。那个时代的革命者的命运从来不属于自己而属于组织、属于集体。其实他们从来到小县城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各自的家乡，而是在河南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河南人。

胡子大爷对家庭很看重，别看他性子急，但从没向老婆动过粗，也极少和他拌嘴。也许打了多年的仗，太需要安定温暖的生活了吧。他对孩子非常疼爱，从他给三个儿子取的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老大叫大宝，老二叫二宝，小儿子叫小宝。为了儿子他什么都能做。一次，二宝在放学的路上，被几个闲晃的街道小流氓欺负，挨了几耳光。胡子大爷知道后，从家里拿了个棍冲出来找他们算账，撵了几条街，把那几个小混混吓得抱头鼠窜，到处躲藏。从那以后，街道上消停了不少，他们再也不敢吆五喝六、横行霸道了。大宝长大以后，胡子大爷开始托人给儿子说对象，甚至动员几千里之外的福建亲戚帮他操心物色。一次，一个姑娘去他家相亲，结果胡子大爷和大宝坐在一起问这问那，还不停地夸奖大宝如何如何优秀，结果把姑娘羞跑了。

父亲还给我讲述了胡子大爷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与一些当地极左干部的几次交锋。胡子大爷以他的机智和勇气取得了胜利。

一次是60年代中期，某天胡子大爷被县委组织部召去谈话，主题是欲调他去一个离县城较远的公社，管理一门设在流经该地河流上的水闸。某组织部领导向胡子大爷大谈水闸工作的重要性，什么事关全县人们的生活问题，县委对此高度重视，需派一名有水平、有能力、工作经验丰富的强有力的干部方能担任。胡子大爷不是孙悟空，知道弼马温是干什么的。他深知有些人想借此整他。就当时情况来看，胡子大爷家里有一定困难，孩子都还小，最大的才小学二年纪，他的夫人陈姨又体弱有病。平时他在城里上班还能兼顾家庭，一旦到乡里上班，骑车单程一趟就要将近两个小时。他们在小县城又无任何亲戚可以依赖。面对这种局面，胡子大爷说，感谢领导高看我王胡子，但是我的工作能力有限，既然水闸工作事关全县人民的生活，这么重要，一旦出来问题我可负不了责。我这个副局长实在没法胜任，不如叫你们部长、副部长、副县长或副书记去干吧！听了胡子大爷的话，那个领导有些恼怒，又不好直接发作，就旁敲侧击，问其一名部下党员应该遵守的纪律有哪些？那个人反应迟钝，吭吭哧哧地背出了三条，最后一条想不起来了。胡子大爷大声替他回答，第四条是全党服从中央。共产党员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那个领导见胡子大爷说得这么流利，就揶揄他说，原来你什么都懂啊！胡子大爷说，我当然懂得。我还和张思德一起背过炭呢！不同的是张思德牺牲了而我还活着。不然不会在这里被你训话了！那个领导无话可说了，最后胡子大爷没有被调去看管水闸。

还有一次是因为连续下了几天大雨，造成县城多处积水，人们的出行受到影响。县里紧急抽调了各局委的一些干部组织挖沟排水。胡子大爷那几天刚巧下乡蹲点，不在城里上班。所以他也就不在其中。那天傍晚，正赶上胡子大爷从乡里返回县城路过排涝现场。有个副县长正在指挥干活，他平时听过一些人说胡子大爷的坏话，虽然没和胡子大爷打过交道，但是偏听偏信，对胡子大爷没有好印象。恰巧见胡子大爷过来，顿生反感，觉得这是一个教训王胡子的机会。于是厉声呵斥起来：王胡子，你为什么不参加抗灾劳动？不要仗着资格老就搞特殊，你以为你打过仗，当过炮兵营长就了不起了！胡子大爷不知就里地被抢白了一顿，当时就急了，反唇相讥说；也没见你身先士卒带头干活，就会站着用嘴指挥！我当过炮兵营长是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打国民党可不是用嘴吹出来的，是用炮弹、手榴弹和机关枪打出来的。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还怕干这点活！看咱俩谁干得过谁！说着胡子大爷便卷起裤腿干了起来。第二天一早，胡子大爷打电话要拉他去地委找上级评理，那个副县长只得给胡子大爷道了歉。

六十年代中期至末期，我父亲和胡子大爷在一起工作，因为两人的观点一致，无话不谈，互相信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文革期间，中国人的人性像中国的文化一样遭到了空前的戕害。下级批斗上级，儿子揭发老子，妻子背叛丈夫，同事分为不同的派系相互斗争。尽管一部分人不是出自本意，但人性中潜伏的一些弱点，往往不可避免地在一些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显现，使一些好人也会留有遗憾。

六十年代末期，我父亲离开了和胡子大爷在一起的单位调到了另外一个单位。多日后的一天晚上，胡子大爷提着两瓶西凤酒（当时是八大名酒之一，仅次于茅台酒）来到我家串门，一进门碰见我母亲。我母亲说，王主任，你和老关是多年的老伙计了，咋能干那事儿啊？胡子大爷的黑脸登时变得通红，嗫嚅着说不出话来。父亲见状赶紧对母亲说，算了，别再说了。胡子，进来吧，刚做好饭，咱俩喝两杯。

胡子大爷之所以脸红，是因为他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父亲的事情。起因是我父亲调走后不久，胡子大爷来找他，说原来单位的工宣队要撤离了，县里安排开个会让给工宣队提意见。其实胡子大爷耍了个心眼，并没有和我父亲说明会议的主题是装模作样提点意见，而本质是欢送会。胡子大爷对工宣队进驻以来的颐指气使和专横跋扈非常气愤，想让父亲和他一起批评工宣队这两年的胡作非为。我父亲觉得已经调走了，就没有必要回去参加会议了。结果胡子大爷生气了，指着我父亲说，你要不敢回去提意见，你就是个软骨头！父亲被他的话激怒了，说，行！我回去参加会议，肯定发言。

这样，我父亲就回原单位参加了提工宣队意见的会议。胡子大爷先发言，但是只有十分钟，且无的放矢，没有重点。后来轮到我父亲发言了，他就工宣队近两年的所作所为，给单位工作带来的各种难以挽回的损失与混乱的事实说了整整两个小时，把工宣队批了个体无完肤，颜面扫地。工宣队的几个人大为震怒，会后，他们以走资派对工宣队进行疯狂报复的理由上报县革委，要求批斗我父亲。结果我父亲不得不天天回原单位接受批斗，半个月后，在一位部队领导的干预下才得以解脱。

在批斗过程中，我父亲一直不肯认错。工宣队的队长说：就你最顽固，王胡子会后第二天就找我们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了。你还坚持！父亲听了不愿相信，因为王胡子是淳朴的工农干部，怎么会来这一套呢！后来才有了胡子大爷去我家道歉的那一幕。我父亲对他说，胡子，咱俩在一起多年了，彼此都了解。你叫我提意见我提了。如果你觉得提错了，咱俩一块去道歉，如果没有错，就一起坚持，你怎么自己偷偷去了呢？这可不像是你这样工农出身的人干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这个小知识分子干部身上还能理解啊！胡子大爷听了，脸臊得厉害。就说，我对不起你，老伙计，我当初以为你已经调走了，就是提点儿意见也不会有什么事，而我却还得在那里上班啊！

父亲原谅了王胡子，两人还是和以前一样的亲密。直到我父亲调出小县城，他们的来往才逐渐停止了。胡子大爷是个典型的工农干部，既有着性格上的憨厚单纯，坦白爽快，又有一些小狡黠小聪明，还有一点儿幽默。从大西北打到大东南，戎马倥偬，传奇一生，在一个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小县城里平凡地度完了他的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