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胆
通常,女人的胆比较小,但像我的母亲一样小到如她自己所说的只是一粒粟米大的却极少。
母亲是家庭妇女,但却读过几年老书,父亲在省建设厅工作,这是四九年解放前的事,所以不知“建设厅”前面是否还要加个“伪”字。据母亲说长沙沦陷的时候,日本鬼子要火烧长沙,父母便带我们迁回了老家湘乡。这段历史我没搞懂,既是日本鬼子要火烧长沙,当是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前,而从长沙迁到湘乡时,我仅两岁,这样算来又是四九年,可见即使是一条小道消息,也足以让母亲信以为真,从长沙搬到湘乡,其胆小可见一斑了。
以后的事,我便有了印象。记得一个叫坨子外婆的寄了一屋的西洋木器到我家,以后坨子外婆便再没出现,也许是去台湾了吧。后来母亲便向政府坦白交代了这房木器,当然有邻居举报,说这些木器不是我家的,但“交代”得那样彻底,连凳子都未留一条,也足见母亲的胆量非同一般的小了。
反右的时候,母亲担心教书的父亲被揪出来,整天彻夜不眠。每天清早送父亲去整风学习,下午三、四点钟便站在巷口子上去望,她一定要看到父亲平安出现才暂时放下心来。
文革前夕,母亲将父亲的几双“火箭”皮鞋(一直未穿)偷偷地丢到了塘里,将我一套《说岳全传》、《水浒后传》、一本《唐诗三百首》及几本集邮通通付之丙丁。而不争气的父亲偏偏在参加居委会学习的发言中误将三线建设的“三线”说成“黑三线”,当时他已60多岁,退休在家,黑帮、黑线又多难免说走口,其实他干脆不发言也罢,这一口误,联系他的历史便导致了一场抄家,母亲吓得发抖,及到抄家的走了,去父亲那边看,父亲却鼾声如雷,睡得正酣。
最难忘母亲中风后卧病在床,那已是1976年了,我姊妹早已成人。母亲失去语言能力,只能靠发出一个个单音节的声音:“得得得”来表达她的意思,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不知多少次用手指着阁楼说“得得得”,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搞清她的用意。后来我和姐姐分析,一定是母亲将她的戒指、耳环等首饰藏在阁楼的壁缝或其它什么地方。是不是这样呢,那将永远是个谜,因老屋虽在却早已易主。
然而,母亲的金器下落不明也是事实。母亲虽胆小,但还不至于像丢皮鞋一样将金银首饰往塘里丢,因为她有两个孩子,为了孩子她会麻起胆子来做些通常情况不下会去做的事。记得那年母亲在公共食堂喂猪,一天她居然带了一块喂猪的糠饼与一小撮米回来,后来有一回睡到半晚我突然饿得冷汗直冒,虚脱得晕了过去,便是多亏了那一小撮米,母亲用它熬成粥,救了我一命。母亲平常对我们管教得严,但在过苦日子的时候,许多社员在队上挖红萝卜的时候“偷”红萝卜吃,我们也“偷”,母亲却并不干预。她说这是读书人偷书一类的事,反正都是生产队的,原便有我们的一份,大家都“偷”,我们也就“偷”点,否则就只有挨饿。后来我考学校,母亲也极力推举我远走高飞,报考外面的学校。母亲胆小,因为她要保护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母亲却不希望她的孩子也胆小,也不像现在许多父母只是一味地将自己的孩子呵护在她的羽翼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