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瓜藤

（一）

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是我人生中最倒霉的日子，在这一年零10个月的日子里，首先是父亲心脏病突发不治猝死，5月份戴上了一顶“帽子”，接下来未婚妻跟了别人，不久母亲得了癌症。据当地医生说：“听说上海和北京能开刀”，治疗癌症还处于医生“听说”阶段，于是等到某年的秋季母亲弃我而去。

如果还有娘在，也许我对人间还有些留恋，在那种“孤立分化”的高压政策下，我如孤岛上的孤儿，无救无助，奄奄一息，何况我的老家又在远方，当年的实足年龄是24岁。

等死吧，再坚强不过的人！

这一年的年底，集体宿舍的寝室里来了一个留高平头的人，20多岁，个头不高，人很精神，看去有点农村人摸样，据说是东山电站装机后调到供电所来的，武汉青山技校水机专业的毕业生，姓刘。

寝室很大，通条房子，住了十好几个人，一楼是工具仓库，二楼是医务室，刘来了以后被安排在紧靠门口的一张床上，和我正好斜吊角。我算是比别人优惠，和床并排有一张黄色的长条桌与临床隔开。三天以后刘和我隔壁的那个青年换了位置，我们只隔了那张长条桌子。

我的床上床下发生了变化，纯属一个烂猪窝看见了线条。

我在楼下仓库里修破烂，刘在电修车间修变压器。我的行动轨迹就是一楼仓库、二楼医务室、三楼寝室，然后直接下楼穿过篮球场到食堂买饭，还要等到人少的时候。等院子里没人端着饭再穿过篮球场、再到三楼，吃完饭把碗一推蒙上头等死。

偏不死！你说怪不怪？本来想死相当容易，从三楼往下一跳，或是随便扯断一根电线用两只手往上面一捏，凭我这个高才生，要是想把自己电死，你们谁想救都救不活，可是我不能这样做，那会死得不明不白，再说我们家里也没有这个传统。

就在那些日子，饭不用我端了，洗脸水不用我打了，被子脏了不用我洗了，甚至早晨漱口的牙膏都不用我自己挤了。

我有空就瞎写，他就扑在桌子上，一动也不动，眼珠子也不动，有时我瞅眼看看他的眼睛，瞳人里只有我，左眼里是我，右眼里还是我。

第二年的春上，由于同时增加了水、火两台机组发电，电量显得富裕，于是所里组织了一批人到外面去“发展用户”，我也算了一个，三个人一组给老百姓装电灯。我们这三个人中有一个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邱，一个是电修班的女工李。这一天装到了朱家巷，破破烂烂的巷子，房屋大小不一、参差不齐，特别是那些瓦屋顶，灰尘半尺厚，钻进去比那下煤窑还龌龊。邱虽然个子大，但他刚来，又年轻，不懂得什么派不派的，就枪着干这苦差使，一下来像个黑煤猴，引的隔壁邻居都过来看。门牌14号住着一个张婆婆，那天装在她家，让邱洗了脸大家就坐下来休息。张婆婆忽然问我：

“今年多大啦？”

“二十五。”

“家里都有什么人哪？”

“爹和娘。”

“他们都好吧？”

“死了。”

“啊？”

邱和李都笑了：“别听他的，他最爱逗。”“他是我们的技术员……”

他俩这么一说，张婆婆不往下问不就没事了吗？他偏要问：

“结婚了吗？”

“早结了。”

“爱人在哪呀？”

“和我一个单位。”

“那好呀，有孩子了吧？”

“有了。”

“几个呀？”

“一个。”

“是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

“今年几岁了”

“二十五。”

“啊？！”

“哈哈……”

我说的一点没错啊，大伙笑什么？这一笑笑出豁子来了。

（二）

要说我那个未婚妻呀，是个拼命三郎，她刚来厂拼命追我，出事以前拼命跟我，出事以后拼命蹬我，什么原因？没有介绍人。以后再找老婆一定要先找个可靠的介绍人。这个介绍人是谁？谁也猜不着，其实谁都认识——

耗子！

转眼一年过去了，装灯结束了，小组散伙了，我还是到工具仓库里捡破烂，修也没什么好修的了，只有收收检检，没事喝茶吃西瓜，躲在角落里倒也自在。刘仍然把我“顶在头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看去一个粗人，心比针尖还细。

这一天我在街上走，碰见了张婆婆，隔多远就向我打招呼：

“喂，技术员！你这是去哪呀？”

“哦，张婆婆，您真是越老越威武了，看您走路多带劲。我去解放路买点东西，您这是去哪呀？”

“我正在找你。”

“啊！找我？”

“可不是吗，你们给我装的三盏灯只亮了两盏。”

“找供电所维修班哪，何必耽误这么长时间？”

“我知道你总要打这条路上走。”

坏了，我被跟踪了。

我把这事告诉了刘，刘说：

“去就去吧，谁知道这老太太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总是好事，没好事也混顿好饭吃。”

那天是五月初五，家家门口插艾蒿，至于吃粽子，那年没有计划糯米供应。

我到了张婆婆家，进门就要修灯，张婆婆一把将我摁在矮椅子上：

“你以为我真的让你来修灯啊？”

“那是做什么呢？”

“今天不是端午节吗？”

让刘说对了，接我吃饭。不一会左隔壁的王婆婆过来了，右隔壁的彭妈妈过来了，一人拉一把松木椅子坐下陪我说话，张婆婆自然也不例外。这真是婆婆妈妈，张家长李家短地问这问那，我都不好说，又不能掉眼泪，只好跟她们打哈哈。

大约过了个巴钟头，从门外闯进来一位姑娘，大约二十来岁，高矮和刘差不多，有点胖，上身一件黑色灯心绒的旧春装，下身一条阴丹士林的裤子，脚上一双解放鞋。鞋上沾满了泥沙，裤腿和春装上也沾了不少泥点子，进了门把春装一脱拿在手里，向我瞟了一眼也不知道对谁说：

“稀客！”

那声音很响亮，说着就往里间屋子走，一派风风火火的样子。

王婆婆说：“这是张婆婆的孙姑娘，叫秀。”

“哦——”

张婆婆说：“刚从乡里回来，帮家里割麦子去了，带了点年货，所以接你来过节。”

“哦——”

彭妈妈说：“这可是个好孩子。”

“哦——”

说话间姑娘又走出来，端了一簸箕沥好的大米饭，上面摆了一块煮熟的蜡肉和两根香肠，另一只手提了一串粽子，也像是煮熟的，走到灶边就通炉子。我们坐的这个地方是堂屋，这家子穷的叮当响，堂屋就兼了厨房。姑娘把饭肉蒸上又去端青菜，也是洗干净的，操起菜板子就切，不一会饭好菜好桌子摆好筷子拿好这就吃饭。彭妈妈回去了，我和秀坐对席，两个婆婆坐陪席，俨然是个一家之主。秀一个劲地往我碗里拈菜，眼睛只跟着筷子尖走，不显得拘束也不显得放肆倒像我是她的什么人。起初我很拘谨，慢慢地随意起来，也用筷子往她碗里回菜，两个人相对笑一笑，这一笑不打紧，把我的心栓在了她家的门环上。

吃了饭洗了碗她又到河边“打起坡”，原来她是家里的半个劳动力。

我不能无功白受禄，坐了一会修电灯，原来是邱接的电线绝缘层被耗子啃了，这个耗子的命真大，电线都烧断了硬是没把它电死，要不怎么说是我们的介绍人呢？要是没有这只耗子啃了电线我会到陌生人家里去过节吗？打死我也不去！

（三）

刘对我们的事情非常关心。他对我说：

“马上要搞‘社来社往’，我得走了，要是不把你交给个可靠的人我也不放心。你说不上是公子哥，也是娇生惯养的，社会上独立做人你还不会。”

这“社来社往”就是你从哪来的还回哪去，是指大跃进那些年，人人都想往工厂里跑，工厂里的又想往电力部门里钻，一时间人浮于事。到那年大锅饭吃光了，锅也砸没了，还吃什么呢？回老家种田去吧。

要说刘不属于“社来社往”的对象，他是个孤儿，跟着婶娘长大，在没有计划生育那些年谁家生孩子就是一大堆，假老大必定是长工。于是他到处流浪，混了一张小学文凭加上一点灵气考上了省电力厅的技术学校。他是被分配来的，我心里明白，领导上看不惯你让你走你敢说留着？往哪去呢？回老家继续当长工？

“不，”他对我说，“我也找个主‘上门’去！”

刘有个姐姐嫁到荆州，认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有个亲戚在宜都，也是两老没儿没女，从姨妈家过继来一个女儿，既聪明又能干，长的又俊秀，初中毕业在小队兼会计，可以说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只是缺人心疼。刘的姐姐知道弟弟最会心疼人，两处一拍即合。

说起这人哪，要是倒了霉祸不单行，要是有了福也不单降，我的一顶“帽子”戴得好不得，偏偏到了冬天给我取了，害的我得了偏头疼。

我和秀偷偷地谈了快一年了，她一点也不为我高兴。

“我管你是什么？我只要你这个人，刘不是把你救活了吗？看我把你暖不暖得大！”

这话怎么告诉刘呢？我是两边都瞒不住话。在刘要走的前几天他陪我到秀的家里去了一趟，给我们各买了一双袜子和一条手绢。见了秀对她说：

“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妹子，现在我就把这个人交给你了，将来要是有个什么好歹，你看我怎么找你算帐。”

“算就算呗，未必我怕了你了？”

“他跟我那个妹子一样，都需要人心疼，我们是一根藤上结的四个苦瓜，谁都不能丢下谁。”

“听你这话倒像是我把他怎么样了，你不就是照顾了他几天吗？还隔着两张床，中间还夹了一张长条桌子，将来他在我的心口窝上，你那点‘心疼’还不够我撒胡椒面的。”

第二年的三月我们结了婚，六月他们结了婚，各生下了一儿一女，排下来他的儿子倒是老大，我的女儿是老二，他的女儿是老三，我的儿子是老幺，两家人就像一家人，从来没断过走动。只可惜，我们的两个妹子都没能把我们陪到底，大妹子十年前撒手而去，老妹子三年前也离开了我们。当我接到了噩耗赶下去为她守了一天一夜的灵，“五七”那天我为她写了一副挽联：

生也苦，病也苦，死也苦，苦度苦海苦修行

情亦真，义亦真，仁亦真，真读真经真菩萨

现在我们的孙儿也是各有一男一女，老一辈只留下我和刘两个孤老，肯定不会同年同月同日死，留下的最后一个将是这个家的一家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