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缕红色记忆

现在想起来，中学的日子还是蛮幸福的。

两、三公里的田埂阡陌加一段山路，在蹦蹦跳跳中就走完了。日出蹦出去，日落跳回家，天天如此。书包轻得可以在手中飞舞，像放飞风筝似的快乐。

就那么几本薄薄的书，五门课：政治、语文、数、理、化。加上体育和劳动也不过七门课，何况体育和劳动课是不用书的，只要老师粗略安排一下，同学们就可以尽情发挥了。初中两年的走读，我几乎没在家里写过一篇作业，都是在学校里的课余时间完成。

放学回家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干点农活，没有课外作业，没有繁重的学习任务。晚饭后，就着煤油灯津津有味地读一些残缺不全的小说，第二天的鼻子眼像烟囱似的黑。考试就更少了，至于成绩报告单的分数老师是怎么打出来的，我至今也不太明白。直到七七年初中毕业，竟然不知道还有英语、生物、历史、地理之类的课程。

最大型的活动要数一年一度的校运会了。高中两个班，初中四个班，不足三百人的运动会开得歌声嘹亮、红旗招展、尘土飞扬、捷报频传。由老师和学生共同开挖出来的沙土结构的运动场上，一双双光着的脚丫子上下翻飞、你追我赶，在一浪一浪的尘土里诞生的佼佼者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最让我们骄傲的是学校里有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文宣队由音乐老师指导，各年级学生组成。常常自编自演一些有地方特色的小戏、移植革命样板戏和符合政治宣传需要的歌舞，参加县、人民公社一级的演出，颇受欢迎。尤其是由清一色学生组成的一支民乐队有模有样：二胡、板胡、笛子、唢呐、三弦、琵琶，在锣鼓的指挥下清越嘹亮，既能伴奏，又能以小合奏的形式登台表演，多次从县里捧回大奖。

能在运动场上一显身手，或在文宣队里占有一席之地的人自然就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阿坤就是当时的双料风云人物：既是运动场上的健将，又是文宣队里的笛子高手。那一年，我刚上初中，阿坤比我高两个年级，上高一。离文化大革命结束还有一年，学校的共青团组织还没有恢复，仍由红代会取代。

中学生可以申请加入红卫兵，阿坤是红代会主席，比现在的团总支书记地位高多了。校长地位也不高，主持工作的是一位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朱主任。学校每周都要开一次大会，在树林子里开，没有礼堂。戴着红袖标的阿坤异常神气，带领全校呼口号，和朱主任坐在一起讲话、读社论。就连做广播体操他都是站在全校师生的最前面，带操。

我在一位被遣送回老家的音乐家那里匆匆学得了两招拉二胡的手艺，混进了学校文宣队，和偶像阿坤有了近距离接触。几乎所有的乐器到了阿坤手里都能发出悦耳的声响，唢呐和笛子吹得最好，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是阿坤的保留曲目。音乐老师总喜欢在民乐合奏节目里安排一段阿坤的独奏或领奏，仿佛这样才能显示乐队的实力，让其它乐器总有一种做陪衬的感觉。

最不服气的要数拉板胡的朝晖了。朝晖和阿坤同班，板胡拉得好，常常为《杜鹃山》里的柯湘唱段伴奏，还颇有点京胡的味道。朝晖脑子活，爱看书，常常找借口躲避每周一天的劳动课，躲到谁也找不到的树林子里看小说。按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朱主任的说法就是吊儿郎当、思想落后。但朝晖的父亲在公社革委会工作，朱主任也拿他没办法。朝晖看不起阿坤并不是因为乐器上的水平，而是阿坤脑子里只有一根筋，朱主任放个屁阿坤都说香。那时候，学校有大片的山林和茶园，每到劳动课阿坤就像一头累不死的牛，劳动积极就是思想进步的表现。别人得两个人抬一桶粪去茶园施肥，他偏偏要一个人挑一担，害得其他同学苦不堪言。结果是朱主任在大会小会上表扬阿坤，朝晖一帮偷懒的同学便相形见拙，不挨批就是万幸。

说起来我们那一带也算是民风淳朴、书香浓厚的山乡地区。据说是因为有许多笔架山的缘故，使这一带历来就有崇德尚学的风气。

即使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老师们也还是认认真真地把仅有的几本薄薄的书教好；方圆百里也没有因武斗打死过几个人。许多人家里都可以找出一些残缺不全的章回小说、线装书来。朝晖房族里的蕴熙大哥家里就有许多的古旧书籍，常常让朝晖偷偷摸摸地看，爱不释手地还。据说蕴熙大哥家是祖传的“地理”世家，先辈们传下来给人看风水的手艺。七六年初，蕴熙因预言有彗星出现、国家有大灾大难要发生而被挂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押送到我们学校批斗。阿坤在朱主任的指使下，摩拳擦掌、身先士卒，把原本走走过场的批斗会开得轰轰烈烈，差一点逼得蕴熙大哥上吊自杀。朝晖就从心底里看不起猪脑阿坤。

翠莲是文宣队里的台柱子。初中二年级的翠莲就已经出落得像一朵水中莲花。眉毛不粗不细不浓不淡，眼睛乌黑发亮，擦上胭脂化好妆，腰里扎一根皮带配上驳壳枪，把若隐若现的奶子烘托出来，扮演移植革命样板戏《杜鹃山》选段里的柯湘，要说多像有多像。朝晖喜欢上了翠莲，往翠莲抽屉里塞了一张表达感情的纸条。翠莲看后芳心乱跳惶恐不安，悄悄告诉了同学怡芳，怡芳又悄悄告诉了阿坤，阿坤立即报告了朱主任。这一下把事情闹大了。朱主任三番五次地找朝晖，要朝晖写检查认识错误，朝晖就是不写。朱主任就扬言要开除朝晖。后来还是朝晖在公社革委会里的父亲出了面，事情才不了了之。可朝晖和翠莲谈恋爱的丑闻也就传了开来，直到十年后两人结为夫妻才成了佳话。此是后话。

朝晖与阿坤的积怨越来越深，不知不觉就到了高中二年级。

新学期刚开学还不到十天，国家就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们敬爱的领袖不幸去世了，各族人民悲痛万分，神州大地山河举哀，全国各地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可就在这时，阿坤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独自在教室里忘情地哼起了小调。——同学们立即警觉到这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以朝晖为首的一帮同学立即报告了朱主任。随后，朱主任进行了细致的调查，阿坤的解释是：苦中作乐！朱主任立刻召开会议，经研究决定：给予阿坤开除学籍的处分。第二天召开了全校大会，朱主任郑重地宣布了这一决定。

阿坤离校的时候，许多同学都远远地窥望，没有人敢上前去说上一句安慰的话。只见他左手拎着一只尼龙线袋，尼龙线袋里装了一个掉了瓷的搪瓷脸盆，脸盆里凌乱地装了一些书本和杂物；右手拎着一床捆绑好了的被子，被子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大小小的补丁。阿坤就这样神情落寞地离开了大家的视线，踏上了那条他亲自带领大家用汗水修宽了的土路。

等我上高中的时候，朝晖他们已经毕业。有部分同学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包括朝晖。但没有一人考取，那一届还不是全国统考，招生比例太低。朝晖只好去参军，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转业后到报社工作，以后成为地方报社有名的摄影记者。

朱主任因为和文宣队里的女同学有染，离开了学校。学校从此再也不用贫下中农来管理了。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相信突出政治的朱主任会干那种事。充其量不过是找漂亮的女生谈谈话，来点性骚扰什么的。

高中的日子紧张而充实。为了迎接高考，同学们拼命地读书，书包越来越沉，再也舞动不起来了。文宣队依然存在，活动却越来越少，停课排练节目的事渐渐取消。由于师资力量有限，我们的校史上只存在三届高中毕业班，我是最后一届。尽管如此，后两届毕业班里仍然走出了五位大学生，远远高出了当时的全国录取率，为以后的初中部树立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延续至今。

最后一次见到阿坤，是在五年后的一个晚上。在乡政府的院子里，一棵苦楝树下用绳子绑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鼻子上挂着鼻涕，口里不停地叫唤：“给我平反！给我平反！……”乡政府的人告诉我，这人是阿坤。患了精神病，挥舞菜刀去学校闹事，叫嚷着要给他平反；学校告诉他已经撤销了处分，他就是不信。乡政府怕出事，只好把他暂时绑起来。

不久，阿坤死于触电，在他村里倒伏的一根电线杆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