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五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董五出生于山西阳高一个贫苦农家。适逢八国联军进犯我泱泱中华，正是家国多灾多难之时。

董五，实名董金。因其在同胞姊妹中排行老五，故家人常常以董五昵称，董金官名反倒被闲置，很少再有人叫起。

董五自小聪慧，机智过人，而且记忆力极好。这在同辈小龄当中，方圆百里无人能与之比肩，是得到公论出了名的灵娃。

村中多来说书者，农闲时常在村上小住数日，冬入暖屋夏出院，摆一凳一桌，几碗粗茶伺候着，润开了嗓子就开锣坐场说书。由于说书收费低廉，村人又无更多乐子可娱，所以听书的人云集，几乎场场爆满。董五四五岁光景，经常被家人带着到书场听书，凡他听过的，只消一遍，就熟然于心，过耳不忘。到八九岁时，董五已记得《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杨家将》等近十部书，令知情者无不啧啧称奇。有说书人听说后，经过对董五一番考查，意想收董五为弟子传授技业，怎奈董五只喜欢听书，并无志趣从此行当，也就作罢。董五玩伴甚多，经常几十位聚在一起，听董五模仿说书先生说书。慢慢地，董五俨然成了孩儿王，众孩子们不仅喜欢听他说书，而且也乐意屁颠屁颠跟在董五身后，听从董五发号施令。如果小朋友之间闹纠纷，产生了不愉快，往往一经董五出面调停，大都尽释前嫌，重归旧好。

董五10多岁，看到教私塾的先生家里有十几位孩子书声朗朗，很是羡慕。于是跟父母嚷嚷，非要上学读书。家境贫寒的父母咬咬牙，向先生递送了束脩，才勉强让董五上了冬春两季的学。虽然书没多读，但是短短几个月，董五识的字远远超过了教他的先生；而且就书中的一些观点和先生辩论时，几次驳得先生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好在先生大度雅量，从不计较，还逢人便夸：“老朽一生阅人无数，像此等孺子实乃罕见。然错投胎寒门，若生于富庶人家，假以时日锻造，日后必成大器。惜哉！惜哉！”董五虽然缀了学，但他敏而好学，借得了书，每天坚持阅读，遇到疑惑的地方，总会不耻下问，虚心讨教他人。学识与见地日日增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受学潮影响，董五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不断接受进步理论，对共产主义心向往之。由于当时娶妻生子，家庭的拖累，不忍抛下妻小，便深埋一腔热忱伏于牖下，躬耕陇亩，得以养家糊口。几年后，因生活所困，举家迁移到缓远（内蒙）集宁市科布尔镇乌素图乡大脑包村定居。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董五所在地很快被日军占领，成为了沦陷区。由于共产党游击队经常化装成地方老百姓，在敌后不断袭扰，日寇为了保安定，在统治区实行保甲制。董五被大家一致推举，极不情愿挂了保长一职。不久，董五被八路军争取，所为一名联络员，他的家也成为我地下党组织一个秘密交通站。上级经常派人到董五家招集党员开会，布置任务，获取情报。董五明为日军服务，暗地实际为八路军做了大量的工作。现举数例佐证：

其一、1941年一日下午，董五在接待日伪军时，不经意间听他们说，第二天凌晨将有三辆押送八路军战俘的汽车要经过此地，到达县城。于是他及时将这个消息传递给游击队，游击队夜间提前设伏，击毙日兵十几名，成功解救了被押战俘。

其二、1943年刚入冬，八路军缺粮，派人联络董五想办法搞一些粮食应急。也巧，日军刚征收完粮，还放在董五家过几日要运走。董五于是和来人商议，乘运粮之日，截了这些粮。运粮那天，董五随五辆满载粮食的牛车去往县城，半道上八路军突然出现，劫了全部粮食。董五跌跌撞撞、衣冠不整跑到县城报告粮食被抢，日军竟然没有起疑，信了董五。

其三、1945年夏天，日军投降前一个月的某日夜晚，黄厚所领导的120师358旅715团派姓王的连长和一名战士执行完任务到董五家歇脚。不知什么原因，连长行踪暴露，日军尾随而至。在院外放哨的战士发现敌情后，开枪示警，阻击敌人。敌人乱枪还击，子弹“嗖嗖”射进屋里。情急之中，正在屋里和连长交谈的董五，抛下惊恐失措的妻子，一脚踹开屋子后墙上小窗子，领着连长爬了出去。不一会儿，战士英勇牺牲，日军冲进院子，闯入董五家。只见董五的妻子受到惊吓，软团团昏死在地下。敌人没有搜到人，又急急从屋后追了过去。被枪声惊动的村民，都大着胆子集到董五家来看究竟，他们发现董五妻昏死过去，一帮人连掐带窝，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救醒过来。

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后代初期掀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舒坦日子没过多久的董五，怕运动波及自己，偷偷在自家炕下挖了个洞，心惊胆颤在里面躲了近三年，等风平浪静后才敢出门见人。之后，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董五由于当过日伪时期的保长，划成了“黑五类”，经常被押着游街示众，挨没完没了的批斗。一个冬天的深夜，几个村里的革命小将来到董五家，不由分说把已经入睡的董五绑了，押到队里，吊在房梁上，硬生生一顿毒打。扎腾了大半夜，董五遍体鳞伤，两腿被打折，他们才准许回家。董五艰难地爬着回到家里时，已是黎明时分。从此，董五卧床数月不得下地。

病好之后，董五一如既往，十年如一日，起早贪黑脏活累活抢着干，积极为队里拾粪积肥，植树造林，砌墙垒圈……在艰辛的劳作中，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认真进行劳动“改造”。

“四人帮”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党开始拨乱反正，董五头上“黑五类”的帽子终于摘去。无“罪”一身轻的董五十分欢天喜地，着实高兴了好一阵。整天扬着笑脸，挺着胸，踱着方步，从村西头到东头，再从村南头到北头，逢人主动招呼，拉叙家长。村人也都对他回以微笑，亲切有加。先前横眉冷对批斗过他的人，都一脸歉意，说是形势所迫，情非得已云云。董五爽快相恕，朗笑着回句“理解”泯了恩仇。

这日，董五当保长时曾和他关系要好，在乡公所做厨子的陈老哥，腕上戴着崭新的手表，拎着个黑亮的公文包，一副干部模样来到董五家看望董五。文革中，陈老哥也累及受批。现如今的他已经落实了政策，每月领着不菲的薪水，退休闲适在家。董五自是热情招待，不在话下。陈老哥临走时，打着响嗝，露出两颗惹眼金牙，对董五语重心长道：“兄弟，我个做饭的都能这样，你更应该吃皇粮。县城信访办我有熟人，现在我领你去找他，赶紧像我这样把事给办了。我是听人说你没有落实政策，才心急从大老远跑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家人也在一旁撺掇，希望董五成行。董五一捋花白的胡子，笑笑说：“老哥，你的好意我领了。不过，现在全国有哪么多人，都要按政策领取补偿和工资，国家负担也够重了，我就别再给政府添麻烦了。再说，当个农民侍弄田地，既健了身板，又饱了肚子，得此美事，夫复何求？”陈老哥劝说无望，遂摇头叹息离身而去。家人虽一肚不解，但又无可奈何。

岁月剥蚀，时光催人老，年近八十的董五渐渐体力不支，不能田间劳作。天天除了定点看书、听收音机里的新闻播报外，最喜含饴弄孙，给围绕在膝下的孙辈们讲故事，兴致来时还会说上一段《杨家将》或者《岳飞传》什么的。孩子们甚喜，不离其左右，董五尽得天伦之乐。

董五八十三岁那年春天，突感身体不适，卧床数日便寿终正寝，尽其天年，走完了他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董五一生借出的钱物颇多，但他从不挂记心上，私下还要求家人不得讨债。借人东西时，他总要对人家说：“以后有就还，没有就算了。”这样，人们也摸准了董五的脾性，大多借出的东西自然也就没了回路。

董五的一生很清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