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细胞色素C

县医院儿科住院部201病房住着几个城里，乡下的儿童，他们是一样的病症—中毒性肺炎。这种病在东北春季常发作。今天早晨，已有一病儿，3岁了，夭折了。父亲长得较瘦，中等身材，垂着头哭泣，抱着孩子睡过的被褥，死活不肯离开医院。病室的几位母亲，也战战兢兢地陪着流泪：她们的儿女与那位父亲的儿子得的是一样的病，同病相怜；另一方面，同样的命运也在威胁着她们。夭折儿的母亲却没有一滴眼泪，也许她的眼泪早已哭干了，她一无反顾地说：是儿不死，是财不散，他是个要账鬼，要完账，他就走了。你还哭他！说完拉着丈夫头也不回地走了。

同病室了几个家长都慌了神，纷纷找主治医师王小丹询问自己儿女的病情。王小丹，女医师，30多岁，短发，杏眼，鸭蛋型的脸，一米六五的身材，不算苗条，可也不臃肿。白皙的脸，年轻时肯定是个美女。她在县医院，同事与患者中，口碑一直很好，工作负责，待人热情厚道。无论是门诊还是入院部，小儿科的病大都找她。

丑根的父亲远志也到医师办公室找王小丹询问儿子的病情。丑根是他们的独生子，三岁了，名字用丑字，可孩子长得挺乖的：虎头虎脑的，眼有神，耳有唇，笑有酒窝。孩子省事，从来不像其他的孩子好哭。怎么起了个不顺耳的名字呢？图吉利，名字不好，鬼不敢附身。到了医师值班室，不巧，王小丹已经下班了。不能等，得赶快问问她，儿子的病有没有危险，要托她用用心，保住小命要紧。他打听了几个医生，才问出了王医生的家，离县医院不远，转个弯就到了。哎呀，得卖点东西，正月还没过，空手拉脚的，怎么上人家去呢？远志是回乡知青，二十七八岁的年纪，高瘦的身材，团脸，小眼睛，蒜头鼻子。刚与父母分家，家里正拮据着呢。给丑根看病还是从生产队预支了一百元钱。交了住院押金，已经所剩无几了。正月还没过，不买点东西怎么登人家的门。家离县城好远，就是回家也是罗锅上山—前（钱）紧啊！哎，厚着脸皮去吧。北风呼呼地吹来，冰雪都没化，远志浑身有些发冷，心里一阵紧缩。

远志敲门，王医生把他迎进去。远志红着脸说：“大过年的，也没给您买点礼物表示表示，过意不去了。有点急事，又着急跟您说，于是就来了。请您不要见怪啊！”王医生柔声细气地说：“不用您说，我也知道，是为孩子的病。孩子的病吗，还没过危险期，不过，您放心吧，孩子的病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像给自己的孩子治病那样去治。不过现在药很缺，抢救的药—细胞色素C已经没有库存了，您要想办法托人去买，可能扶余各药店也没有这种药了。您孩子还没脱离危险期，这种药是不能少的……”

远志赶忙从王医生家出来，他有点惊慌失措了，买不到这种药，孩子有生命危险时，怎么抢救啊！他风风火火地走了几家药店，果然像王大夫说的那样，脱销了！怎么办？打电话，让弟弟坐车到邻县前郭买吧。刚粉碎“四人帮”那几年，通讯十分不便，不要说手机，就是电话，公家有，私人谁也没有。上哪给弟弟打电话啊？有了，上电影管理站吧，那有老熟人，是“文革”中认识的。

电影管理站就在县医院的斜对过。县医院是二层楼，管理站是瓦房。那时楼房很少。远志来到管理站的办公室，没有遇到熟人，一位矮个子的五十多岁干部模样的人正坐在北边的办公桌前写什么。远志热情而有礼貌地问一声新年好，接着说明来意。那位首长好像很忙，连头也没抬，说你打吧。远志接通了电话，是大队的电话，接电话的是通讯员小汤，远志是带着哭腔说话。这时那位首长才扭过脸来，看了看打电话的远志。远志已经打完了电话，两束目光交合到一处。远志认出眼前的这个人—张成君。远志心想，冤家路窄啊，怎么会遇到他呢？他不是当校长吗？怎么到这个单位来了？远志一声没吭。张站长却开了腔：“啊，是远志吧，你孩子病了，不要着急啊，药嘛，我帮你买。”于是，站长拿起了电话，接通了。“是三岔河电影管理站的李站长吧，是这样，我亲属的小孩住院了，病很重，现在还没脱离生命危险，急需细胞色素C这种药，扶余已经脱销了，请你无论如何要买到三枝，让司机马上送过来！”

站长的以德报怨使远志心里充满了自责和感激。张曾是县一中的校长，远志本是一中已经毕业的学生。文革返校闹革命。一中的王书记被定为“三反分子”，政治部主任被定为“政治扒手”。而张，小个子，走路快，说话也快，工作上比较急躁。平时对教师要求严格，坚持原则，不讲情面。所以被定为“土霸王”，遭受了师生的严厉批判。远志是个头目，在批斗会上发言，甚至在张成君的名字上作文章，说他野心勃勃想成为一代君王。而且批斗会上动手打过张。触及了灵魂，也触及了皮肉，三角带把皮肤打出了血痕。

远志压根没想到站长会帮自己，这时眼含热泪把钱递给了站长。站长一摆手，说：“没有多少钱，你刚成家，花钱的地方多着呢，这三支细胞色素C就算我对孩子的一点心意，你要给钱，我就不给你买了。记住，明天上午到这来取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