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肉年代

不是母亲说起，我还不能确定有个姑姑是住在镇上的。住在镇上，怎么说也是半个城里人了。虽然仍旧耕种，但因为亩数少，人们从来都是忽略不记，并常常感慨道，“我好久都没有到你们乡下去看看了”。到乡下，乡下人是否会欢迎我不知道。但如果有门亲戚是住在镇上的，倒都是很乐意接受的。父亲曾经跟我提过，在我刚进三林中学的时候。屋里坐满了人，他突然从灌溉稻田的话题上跳出来，看着我不动声色地说：“到了学校，别忘了抽空去你姑家坐坐。”

父亲的莫名其妙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他让我牵羊到邻村去配种，刚出院子，就把我叫住了。我问什么事，他说“别牵到半路就回来了”。屋里人笑。我觉得他就像个孩子一样爱逞能，越是人多的时候，思维越敏捷。我问母亲：“哪个姑姑？”

母亲骂了父亲一顿，无非是强调父亲的脑子不太好使。父亲也不与她争辩，点上一根烟，就溜门子去了。直到后来有人托同学给我送来了一包蜜饯，母亲才懒懒地丢给我一个回答，“就是三林西的大姑”。

“是不是亲大姑？”

“什么亲不亲的！”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我心想，若是亲的，该多好啊。

母亲终于承认这个大姑是在一九九三年的农历十一月下旬，她实在是被我逼的无可奈何、别无选择了，才撂下颜面作的这个艰难的决定。而此时的说辞与三月前已是大相径庭，气候也在急剧变化，人们身上的短袖已然换成了线衣或棉袄，残败的白杨树叶落满了村子里的每条小径。她先是对父亲软言相劝，见他板着脸不吭声，压了压火，想了想，又说：“她是你妹妹，你是他哥哥，血还浓于水呢！”

父亲吸一大口烟，仍不说话。母亲也点上一支，刚吸一口，脸色勃然变了，嗓门也高了：“有本事你去赚啊，去赚钱给他花，让他别再赊帐，别再丢你们王家人的脸。”

这场战争持续了一周，结果不想而知，母亲赢了。而战争的导火索则是我这张好吃的大嘴。大嘴的人都好吃，这是母亲的结论。或许一切都应该从家乡的煎饼说起。只有穷人才吃煎饼，才就咸菜，才穿布鞋，尽管多年以后，这些都成了我珍爱的尤物，但在当年，它们就是一种羞辱，无时不在，充斥着我生活的每一个空间。尤其是在被同学们冠以“布鞋王国”的称号之后。我多么希望有一双白色的运动鞋！这是贯穿我三年初中抑制不了的梦想，但母亲的话又让我感到羞愧难当。她虽然没读过书，但因为听过一些戏文，总能揪出一大堆苦命儿成就大业的壮举，及那句覆盖了我整个求学生涯的至理名言——自古英才出寒家。

所以她每周都会为我准备36张煎饼和一麦乳精瓶咸菜。咸菜经了锅，见了油、姜和葱花，还是有些味道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美味，只不过头两天就被吃光了，接下来把煎饼卷得紧紧的蘸着瓶底的油还能捱一天，但剩下的三天便只能咽白开水泡煎饼了。有时连开水都没有，就折磨牙齿完成那艰难的撕、嚼工作，通常一张又冷又硬的煎饼吃完了，牙齿酸痛不已。在这种环境中，一有机会，赊帐便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了。刚开始我很腼腆，只是早上喝碗一毛钱的粥，就一小碟免费咸菜，中午喝一碗上面漂着一层油花的两毛钱的黄豆芽汤。累积起来，大概赊了十三块钱，我决定离家出走，但后来因为走漏了消息，刚出镇子，就被哥哥从公路上截回去了。回到家，挨了父亲一记响亮的耳光。他说，他打我并不是因为我赊帐，而是我的离家出走。我不敢说话，默默地把所有的怨恨都记在老孙的头上，他说翻脸就翻脸，居然大张旗鼓地跑到我家里要帐。可这恨也并未坚持多久，经老孙婆娘一点拨，两三天就通了，通了继续赊。赊得多了，便又要登门造访。如此反复数次，母亲彻底的恼了，说：“你吃下的就是山珍海味，拉出的也是一泡臭狗屎。”

我有时不得不佩服一字不识的母亲与生俱来的漂亮口才，总是能一语中的、一针见血。

老孙第四次到我家里要帐，是在母亲把我送进大姑家之前。在这中间，我郑重其事地挨了一顿打。我知道，父亲早就想好好地打我了，没想到会拖这么久。那天老孙刚走，母亲就让我给父亲跪下，说认个错，就不会挨打了。我知道我错了，但我不想下跪。母亲说：“他是你爸爸，你本来就是该跪的。”

我不吭声，仍然站着。父亲走过来嫌恶地说：“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败家子！”

败家子！这起先是哥哥送给我的称谓。为了这称谓，我们至少打了十几次。弟弟还好，虽然仅有六岁，却从不跟着起哄。就在家人一点一点地将我拨开的时候，是他告诉我说，“二哥，你要是不赊帐，俺妈就疼你了”。我当时刚和哥哥打完，又被母亲骂了几句，漆黑的晚上，就一个人去了村头的白杨树林，没想到弟弟也跟着出来了，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一下子紧紧地把他搂在了怀里，忍不住哭了。

我对“败家子”的反应远胜过“布鞋王国”。所以我说：“我就是败家子，你能把我怎么样呢？”

父亲扬手就是一个耳光。他又犯了我的一个忌讳，我咆哮着说：“别打我的脸。”

“你现在知道要脸了？我今天就偏打你的脸！”

“你是我父亲，你想打哪儿都行，谁让你是我父亲呢。”

父亲果真又打了我一巴掌，大概因为用力过猛，手被打疼了，就从门后找了一只鞋，用鞋底代替，边打边叫：“我不是你爸，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我也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好！好！”父亲被气得浑身发抖、语无伦次，不停地挥舞着鞋底。

我觉得脸肿了，耳朵嗡嗡作响，嘴里咸咸的，像是流血了，但我仍然不屈不挠，对他冷嘲热讽。父亲见鞋底降伏不了我，便去东屋找来一根他每天编笆斗用的柳条。天知道，在他去找凶器的时候，我心里怕成什么样子，真想夺门而出。但母亲知道的，我们家的孩子就是打死也不会逃的，不过尽管如此，她还是拼命地把我往外推，哭着求我，让我不要再顶嘴了，不顾一切地去夺父亲手里的柳条。柳条被父亲攥得紧紧的，他像疯了一般，一鞭下去，顿时留下线一般的血渍。不记得究竟挨了多少下，我的身体一直因为疼痛抖个不停，泪水也不由地往下掉，但都被我迅速地抹去，并且不发出一点可怜的声音。我是不会让我的“仇人”看到我的脆弱的，不会给他有任何战胜的得意，而且还要让他明白，我是不怕打的，以后不要动不动就来吓唬我说，“我看你的肉又长尖了”。所以我始终将大腿跷在二腿上，不停地冷笑，痛到实在想叫的时候，便努力地咬着嘴唇，而在能说出话的时候，还是依然对他冷嘲热讽：“你除了有打人的本事，还有没有第二种本事？有本事就把我打死，反正我早就想死了！”

最后一句我说的是实话，我的确很早就想死了。在学校，怕同学们取笑；回到家，怕父母和哥哥嫌弃；包括见到以前的老同学，也都纷纷表现出对我的失望。他们都说我堕落了。以前从三年级到六年级，几乎每次考试我都名列第一，偶尔有一次考了第六，还被父亲用凳子打了一顿。现在我是一个败家子。无需别人提醒，我每天都在跟自己说无数遍，骂自己无数遍，夜里一个人坐在操场上的单杠旁扇自己无数个耳光。当时我明白的第一个道理就是，自责和矛盾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

“今天我就是要把你打死！”

“你要不是我父亲，我早就跟你拼了！”

“我不是你爸，你把你这十几年吃我的喝我的全部都给我吐出来！”

“我干吗要吐出来？你本来就该养我的，得养我到十八岁，这是你的义务，要不然我就去派出所告你！”

“我养你？我养条狗都比你强！”

“你现在养我，将来我会还给你的！”

“你还得起吗？”

“你说，是多少钱吧，将来我就是讨饭也会还给你的。还清了之后，谁也不要理谁。”

柳条依旧如雨点般落下，我那残酷的笑容也依旧挂在嘴角，像是用刀一刀一刀地刻在上面的。只是身子一直抖个不停。母亲终于爆发了，她哭着叫着父亲的乳名骂，说：“你不养，我养！儿子是我生的，他将来就是蹲大狱，也是我的儿子。不用你管！”

这次我哭了，不管怎么咬嘴唇，都控制不了，并发出了声音。

母亲将我“承包”下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大家都知道我是屡教不改的，她尝试的第一招是煽情。晚上，灯关了，在夜慢慢静下来的时候，刚好赶上父亲不在，她把我叫到床前，从哥哥一落地吃粗面面条开始到一夜狂风骤雨房屋倒塌将她和一笼鸡砸在土砖底下，一次又一次的，感动得我泪都要流干了，但她还是不放心，不放心我这一张看上去老实安分的脸以及脸上略显夸张的乖巧状。或许她忘了，以前她向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炫耀的大脑袋、大耳朵、大眼、大鼻子和大嘴就是长在这颗头上的。母亲的“煽情教育”只实施了一周，一周后，她把我送进了大姑家。

我不知道前嫌是什么，但大姑的确没有计较，至少在表面上看来。但不管怎么看，她都不像是一个刻薄、阴沉的人，瘦瘦的，矮矮的，很苍白，很憔悴，眉宇间总藏着一种仿佛永远也抹不去的忧郁，像是有一段极其辛酸的过去。她知道我要来，便让表姐仝童到我们班找我。我和仝童都在三林中学，都读初一，她在一班，我在二班，两班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几个月过去了，却不知道彼此还有那么深的渊源。晚自习刚结束，她就让崔良来叫我了。崔良和她是一个村子的，和我同班。我出去，她叫了我一声表弟，我回敬了一句表姐，她说，“跟我走吧”。我说恩，然后就像木头一样跟在她的身后一声不吭，适当地落下一段距离。到了校门口，有个女生在等她，问我是谁，她说是表弟。那人看了我一眼，说，“你表弟真老实”。路上，她们像两只黄鹂般喋喋不休，不停地笑，偶尔会转过头来叫我快点。我只是“恩”，却不跟上。那晚骤然飘落的雪飘得不急不缓，有风拂过，身姿异常飘逸。漫天的飞雪，灰白的小径，映着仝童一身雪白的衣裳，恰似一个白色的幽灵。她跟大姑一样瘦弱、一样苍白，用裹着黄线的皮筋扎着一根朴素、精致的辫子，走路很快。

离开校园，穿过东街，接上南街，右拐个弯，从水泥街上下来是灰白的小径，小径两旁是绿油油的麦田，尽头便是大姑的村子。村子很乱，房子建得杂乱无章、排次不清，到处都是参天的白杨，尽管叶子都已大半凋落，但依然把村子遮得水泄不通。大姑的家很孤立，自成一排，左边是田地；右边是几处荒废的宅子，过去又是田地；院门口有一个很大的池塘，晚上看起来黑黑的，令人很绝望。从进院门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不管是前屋、东屋或是院子里都异乎寻常的静，可能是没有养鸡、猪、羊、猫和狗的缘故吧。房子规划得很特别，前屋和东屋是青砖红瓦，而正室居然是茅草房，房间里居然铺着水泥地面，彩电、录象机、录音机、音响、电话、沙发等只有极少一些人家才有的家电及家具一应俱全，令我眼界大开。

刚进院门，仝童就叫开了，“妈，表弟来了”。大姑匆忙从堂屋迎出来，见了我，亲热地拉住我的手，拽到堂屋的沙发上坐着，看了又看，说已有许多年不见了，每次回娘家，都是匆匆忙忙的，隔着一条河，也很少到我们家坐坐。她说我跟母亲长得很像，然后又介绍表弟仝林给我认识。他读三年级，依然是瘦瘦的、白白的，有周华健一样的面孔，刚被逼着叫了一声表哥，便硬拉着我要去床上打牌。大姑说他被姑爷宠坏了，天不怕地不怕，倘若无意中冲撞了我，让我不要往心里去。我笑，觉得沙发很软。大姑家共有五口人，姑爷长年跑车在外，几乎夜夜不归。还有一个满脸皱纹、萎靡不振、病恹恹的老太太，安安静静地坐在门里面，一直一句话也不说。大姑叫了她一声“娘”，又让我叫“奶奶”，叫了，她只是点点头，看都不看我一眼。

晚饭前，按照惯例，我们要先为姑爷祷告，保佑他平安。这通常都是由奶奶主持的。只见她突然间像被镀了一层金一般，浑身散发着蓬勃、神圣的光芒，原本灰暗、呆滞的眼睛顿时变得如北极星般闪亮，整个人若脱胎换骨了一样，连拐杖都丢在一旁了。众所周知，开车是很危险的事。姑爷终日漂泊在外，犹如小说中的江湖人过着刀头舔血的日子，脑袋是别在裤腰上的。所以每当这时，大姑总默默地流泪。耶和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像被镶在一个红木镜框里，镜框面朝南摆在正堂的八仙桌上，两边点上大红蜡烛。全家人跪在画前闭上眼睛，可仝林却显得懒洋洋的，故意瞪大眼睛看着我笑。我从未见过饭前还有这种迷信，心里暗自觉得好笑，但很快的就被眼前庄严、神圣、悲痛的气氛感染了。祷告词是教堂里的管事编写的，由奶奶来背读，大致如下：

“我亲爱的赞美的主啊，这么多年，在你的悉心佑护下，您的孩儿一直平平安安，感谢您的恩赐与宽容，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晚上，我带着我有罪的孩儿向您忏悔、赎罪，请原谅他在外面的无知、莽撞和任性，并驱除他身边的邪恶，保佑他的平安。我亲爱的善良的万能的主啊，假如您要责怪，就请将所有对他的惩罚全加在我的身上，我是您永远最忠诚的孩子，永远跟随在您的身后，阿门！”

一声“阿门”过后，我第一个睁开了眼睛。或许仝林睁开得更早，或许他根本就不曾闭上。我跪在仝童身后靠门的地方，听到院子里的花园中似乎也传来了一声“阿门”，轻轻的，扭头循声看去，只见从门里泻出的光线刚好有一束打在一株根基庞大的月季的枝蔓上，上面落着片片雪花，映照之下，如繁星般璀璨、绚丽，而月季旁，没有灯光的地方，一个孩子箕踞在一盆菊花上，背着我，低着头，雪花刚落到他那瘦骨嶙峋的脊背上，眨眼间就融化了，化成雾水，一团一团的，袅袅地向上升腾。我惊疑不定，刚想指给仝林看，他已站起来朝院门跑去，光着脚，跑得很快，倏忽间就不见了，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雪花越飘越急，北风越来越猛，从茅屋上卷下来的雪交织成一道密密的网，网住了天地间所有的凄冷与悲伤。晚祷过后，大姑站在门口，看着雪花，眉头紧锁，其实说到对耶酥的虔诚与痴迷，奶奶远远比不上大姑，从她跪地不起，从她脸颊悄然滑落的泪水，从她盯着耶酥看的恭敬、狂热、温柔的眼神，可见她为姑爷是怎样辛苦的担惊受怕，牵肠挂肚。

晚餐很丰盛，为了我的到来，大姑特地多准备了四道菜。这是她亲口跟我说的，为的是我周末回去跟母亲讲。尴尬的是，还有一盘肥肉。大姑说，她家里没人吃，她们家都吃素。或许是因为有我这样一位陌生的表弟在，仝童吃饭像猫一样，不一会儿，饭碗一推，筷子一放，说吃饱了，就到沙发上坐了。桌上摆着六盘菜，无论是哪一道，都比我在学校吃得好，况且还有用一斤麦子换六两五的炕饼，在笼子里蒸一下，热乎乎的，香气四逸。我要不是强行控制的话，吃的怕是要比她们四个人加起来的还要多。饭后，我忙着要洗碗，被大姑责怪了一番，并拿我为教材对仝林进行了教育，说他什么时候能像我这么懂事了，知道帮助父母做家务。我很羡慕仝林，不用刷锅、洗碗，在家里，这些活儿都由我和哥哥轮流来做。父亲生怕养我们不孝，从我记事时起，他每喝完一碗粥，便将碗往前面一推，也不说话，反正距哥哥的碗近，便哥哥去前屋盛，距我的碗近，便我去，有时放在中间，目测不出来，我们便都装作没看见，这时便会一起挨骂。常常一顿饭吃完了，要从堂屋到前屋来回跑六、七趟。父母都是从那个一个人可以喝十碗大米粥的年代过来的，顿顿都能发挥出正常的水平，尤其是父亲，两碗下肚，一定会松松皮带，肚皮解禁之后，还能再喝两碗。

仝童心不在焉地看了一会儿电视，找了一些话，问我关于崔良的事，说他从小就很淘气，淘气的孩子都聪明。我的回答很短，声音很小，一边玩弄自己的手指，一边“恩”，或“是吗”，或“是呀”，或“我不知道”，她笑，说我老实，不久就回东屋睡了。奶奶怕冷，睡得更早，早早地就把自己枯瘦、干瘪的身子缩在两床厚厚的棉花被子底下。大姑坐在椅子上边织毛衣，边问我家里的情况，跟所有人一样，都说我的父亲太忠厚太老实了，家里的大小事情全靠母亲一个人张罗。聊了一会儿，见我讷讷的，也没什么话，就不搭讪了。只有仝林会不知疲倦地问东问西，叫嚷一番，总算为屋子里增加了一些活泼的生气，要不然总是冷冷清清的，尽管一些家具的布置占据了一定的空间，但感觉上，屋里还是空的，仿佛不管有多少喧闹、多少拥挤都驱除不了这无处不在的沉沉的死气。我是没有勇气制造一些必需的混乱的，通常都是别人喜欢什么，我就跟着喜欢什么。就像仝林爱看动画片，我就跟他一起看动画片。好不容易盼到他上床睡了，眼看遥控器就要落到我的手里，但大姑也要睡了。她让我一个人看，我是不会看的。她说，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我说，知道。

我是睡在前屋的，只一个人。屋子共分三间，从东起第一间是厨房，靠南墙角用砖砌了一个灶子，灶前堆了一些豆草，放着一张凳子，是留着升火时坐的；中间的一间是连接外面和院子的通道，与第三间隔着一道芦苇帐；第三间靠窗围了一个粮仓，靠北墙摆了一张木板床。床早已被大姑整理好了，底下铺着厚厚的被子，和盖着的被子一样，都是单一的草青色，里面是新棉花，很暖和。

关了灯，黑暗拉开了帷幕，静静的，能清晰地听见雪花落在院门口的豆秸上发出的干燥的簌簌声。我紧紧地裹着人家的被子，躺在人家的床上，睡在人家的屋里，到现在夜深人静了，神经开始慢慢地缓解下来。我开始思索从进院门到现在这约莫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有没有做错事、说错话，要想继续得到人家的“亲切”与“温暖”，只得继续饰演这样一个忠厚、乖顺、沉默的老实人。可就在这时候，院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尖锐、急促的拨动门耳声，只拨一下，倏然停止，余音由强变弱响了很久。我拉亮灯，问“是谁”。可门外只有北风从屋角卷着干雪呼啸而过的声响。可能是我听错了，又或者是其它的动静。在黑暗、寂静的乡村生活久了，总会听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我关了灯，躺下了，却睡不着，这时门外传来一声叹息，声音很轻，但听得很清楚，像是附耳发出来的，是一声年轻、稚嫩的叹息。我想起箕踞在菊花上看起来心事重重的孩子，浑身的血液像被冻住了一般，慢慢地将头缩进被里面，只伸一只右手出来，摸索着，找到开关线，拽一下，灯亮了，我重新露出头，见门闩得好好的，又睡，只是灯却不敢关了。只要有灯照着，一切便都无所遁形。

清晨，大姑到前屋厨房为我们准备早餐，发现西间的灯仍亮着，看了我一眼，见我醒了，不解地说，“灯怎么没关？”我连忙撒谎说，是破晓前去厕所忘了。

雪停了，草垛上、屋顶上、墙角处全白了，只一夜，很薄。奶奶起得更早，搬把椅子，坐在门旁，拐杖靠在墙上，眯着眼睛，安安静静地看着东方太阳将要升起的地方金灿灿的云彩，似在等待着神的召唤。早饭时，我仍然低着头。大姑将昨晚未吃完的一块火柴盒般大小的肥肉夹到我碗里，笑着说：“这孩子心真多，像个姑娘似的，大姑是不会心疼电费的。”仝童低着头笑。

我说：“不是的。”然后开始打量这块肥肉，越打量越头疼，当着一家陌生人的面一口吞下，确实有些难为情，但要是先咬一半吧，那被咬开的地方一定会滴下许多油，再想把剩下的一半吃完显然是需要很多勇气的，昨晚还好，挑出来的肥肉都被牙齿不好的奶奶吃了，我只吃些精的。倘若二叔在就好了，听母亲讲，他一顿能吃掉一大洋碗，约两三斤。我知道大姑是心疼我，了解我们家一个月可能都不会买一回肉，除非逢年过节或是来了客人。客人都很懂事，假如有三盘荤的，他们肯定会留一盘，留给我们这些还不够资格上桌的孩子们吃，不过他们的好心一直都很难实现。假如每盘只留两三块，或许我们还能吃得上，但留下的是一整盘，客人一走，就被母亲忙不迭地藏起来了，藏到有点异味的时候，看看还没有客人来，才下令我们“处决”。有一次接连几天母亲都说屋里臭臭的，以为死了老鼠，后来打开隐藏的柜门才知道是藏的菜招“贼”了。尽管我已好久没开荤了，但对肥肉，一直敬而远之。不过既然已经夹进碗里了，又不好再往别人的碗里夹，结果我选择一口吞掉，略加咀嚼，跟蛇一样整块一起咽下去。

我们都已知道，母亲是怕我继续赊帐才将我打发到大姑家的。当然，摆到桌面上的理由就不能再这样子说了。父亲的说辞是校园里痞子横行，惶惶不可终日，只是想找个安身的地方。为了圆谎，我决定每天中午并不去这个“避难所”。早上和晚上都享用好的，只中午一顿，随便吃什么都是无所谓的，有时没有煎饼，我宁愿饿着，也不去赊帐了。只是那老孙得知我以后不会再去了，总让同学捎话给我，让我抓紧把帐还了。我说，这些帐母亲都是知道的，她肯定会来还的。但他不听，说再不还，就到我家里去要。我回家跟母亲讲，母亲说，他又不是没有来过，让他来就是了。她很高明，每次还帐都要留下点尾巴，让我零零星星地受点折磨，好长记性。于是他就真的去了，大概被我母亲骂了一顿，回来就搬我的课桌，气急败坏地说：“你妈不还就你还！”

时值课外活动，教室内外挤满了人。我紧紧地抱着桌面，恳求道：“今晚我就还给你！”

“不行！”他大叫，“你的话只能趁热听，就要现在还！”

“可是我现在没有钱！你给我一下午的时间，我去找同学借！”

“那就等你借到了钱再到我家里赎桌子！”他用力地将我的手掰开，顺势将我推在一旁，搬起桌子就走。我抓过同桌桌上的小刀，冲上去用左手紧紧地抓住他的衣领，大叫道：“你要是把我的桌子搬走，我就杀了你！”

这不是玩笑，所有看热闹的人都知道。他显然被我突如其来的愤怒吓了一跳，说一直以为我是很老实很忠厚的，没想到会对他这样一个年过半百的人动手，于是挺着孱弱的胸膛就迎了上来，无聊地说：“你杀呀，你杀呀。”

崔良将我的小刀夺下来。我松开手，颓废地瘫坐在凳子上，想到那么多人终于亲眼目睹了我的“丑陋”，一时羞愤难当，不禁趴在桌上失声痛哭。

那天是仝童帮我还的帐，她把二十块钱给崔良，让崔良给了老板。

上弦月时而藏在云里，时而撕开乌云，凄冷的光辉洒落身上有一种砭入筋骨的奇寒。池塘想必已在悄无声息地结冰了，清晨出门时我已见到结了薄薄的一层，上面落满了白杨及柳树的黄叶，鱼儿老老实实地卧在最底处歇息。冬天，一切仿佛都很安静。可是，就在我跟仝童走到院门口时，却突然听到池塘里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像是有条大鱼顶碎了冰，跃离了水面，跃得很高，又重重地摔了下来。仝童情不自禁地抓住我灰色夹克的底襟，说：“什么鱼？，吓我一跳。”

“可能是鲢鱼吧，它在水里最活跃了。”我潜意识地挺直了腰板。

但从鱼儿跃离水面到摔落水中，理应是两声水响，但刚才分明只有一声，我立刻推翻了自己的想法，不再去想。

推开院门，大姑正在煮面，看见仝童，高兴地说：“艳子，你爸明天就回来了！”

刚刚受了一点惊吓的表姐此时像百灵鸟一样快活，平静的眼眸突然变得不安分起来，亲切地扯着我的衣袖说：“表弟，你过来看一下，这道题怎么做？”

“你不会，我也不一定会呀。”

大姑将面下到锅里，扭头问我：“小言，你还从来没有见过你姑爷吧？”

“恩。”我不得不像她们一样立刻摆出一副快乐的样式。

知道姑爷要回来了，正屋、东屋和院子里终于有了活泼的空气，连早已凋零、枯萎的花园也仿佛呈现出一片勃勃的生机。中午大姑便到街上把菜买回来了，都是姑爷最爱吃的牛肉、猪蹄、羊肉、香肠和鲤鱼。全家都陷入了紧张、快乐的筹备当中。但这快乐完全与我无关，相反我倒开始感到不安起来。听母亲说，姑爷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对家里突然多了一个白吃白住的家伙，他会怎么处理呢？当然，不管他怎样粗暴无礼，都是绝对不会直接赶我走的。有了这个最彻底的想法，我轻松了许多。

今晚的祷告是在热烈的幸福与甜蜜中进行的。外面明月高悬，屋内香气氤氲。除了我，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等待的快乐。看到大姑是那么的虔诚，我也不由地认真起来，闭上眼睛，面前却闪现一个光着脚的小男孩，背着我，抽抽嗒嗒地啜泣。我猛然睁开眼，向花园望去，但见花园边用砖砌成的十字孔矮墙上背身坐着一个惨白的孩子，隐隐地可辨出背上有一块巴掌大的淤紫。忽然，他转过脸，用近乎乞怜的目光看着我。我也看着他。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一点血色没有，鼻子只剩下骨架了，眼睛深深地塌陷进去，嘴唇完全裂开，裂开的肉依然毫无血色。他张着嘴，张得很大，能清楚地看见里面黑黑的舌头僵硬地卷了一下，似乎想说话，但却很艰难，一股血从喉咙里溅出来。黑黑的，粘粘的，缓缓地沿着嘴角流下，接着眼睛里、鼻孔中都有血流出来。他一步一步地往后退，犹如扯线的木偶，并向我伸出了双手，像是想抓住救命稻草，越退越快，转瞬间就消逝了，如流星般短暂，只留下那干枯、绝望的模样在我面前僵硬地摇摆。

我觉得，我病了。

晚祷后的晚餐依旧很丰盛，每一个素菜都烧得很精致，用钢精锅花一个多小时熬的白干粥香甜爽口。但我只喝了一碗，吃了一两面，菜也就得很少。大姑问我怎么了，我说可能感冒了。她让仝林给我拿一袋“板蓝跟”。表姐以为我还在为白天的事郁闷，让我不要想得太多，以后改了，好好学习，还可以和以前一样。我笑。她问我有没有课外书。我说有，刚好放学时从同学那儿抢了一本，前后都被撕了，剩下中间的部分还残留几篇文章可以看看。她接过后问我有没有看过《简爱》，我说没有。她笑，说“还有你没有看过的书啊”，让我抽空看看，很好看的。我后来才知道，原来《简爱》就是那个“越是孤独、越是无依无靠、越是没有生路、越是要尊重自己”的怪怪的女孩的名字。她说，她看哭了好几次。几年后，我看的时候，也哭了好几次。

月亮被乌云遮得严严实实的，不让半点光线外泻，夜色凝重如铅，空气里的含氧量似乎快要供不上呼吸之用。关了灯，我躺在黑暗里，不知怎么了，有些黯然。仝童一定对我很失望吧，像我这么老实的人居然是一个败家子，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却丑陋不堪，根本就不配做她的表弟，不知她会不会跟大姑讲？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院门口突然传来了一声跺脚声，声音很闷很重，大概是光着脚用脚后跟跺的。我猛然惊醒，侧耳细听，以为只是一个路人从门前经过时落脚重了些，但在寒冷的冬季光着脚走路显然是很荒谬的。间隔约五分钟，又是闷闷的一声，接着就快起来了，一声“咬”着一声、重过一声，倘若无人劝阻，势必会将整栋房子震塌，像是来了一场大地震，连木床都在“吱吱哑哑”地晃动，床底下似有个人仰面躺着用脚一下一下的疯狂地向上踹着床板，盖在锅里的铲和勺子碰撞个不停，震得四处隐藏的尘土簌簌落下，清晰可闻。

“小言，怎么了？你在床上干吗？”大姑站在院子里大声说。

随着说话声响起，跺脚声也消失了。大姑接着又小声说：“赶紧睡吧，明天还要上学。”说完她就回堂屋了。我从被里面探出头伸出手拉亮灯，没有解释。究竟是谁在闹“恶作剧”？是不是要大姑将我赶走了才肯罢休、才会开心？或真的是一些所谓的幽魂在作祟？愤怒和委屈给了我不可思议的勇气，我决定从灶底下找出剔火的叉子到院外一窥究竟，但在经过粮仓时，却发现表弟似猫一般趴在里面掩嘴窃笑。我惊住了。

“表哥，怕不怕？”

我平静了之后笑着说：“你怎么还不睡？”

他做了一个鬼脸，说：“睡不着！”说完就回堂屋了。

我这才发现院门是虚掩着的，外面冷风如刀，黑暗无边无际。

堂屋也是三间。从东边起，仝林睡第一间；正堂和两边用厚厚的深兰色的布帘隔开；奶奶和大姑睡第三间。照理她们应该能听到表弟推门及上床的声音，或许也已问他去哪儿了，只是问与不问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凭表弟的聪明，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张嘴即来。我熄灭灯，长叹一声，睡了，却睡不着，总觉得院子里站着一个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从后窗发出一声苍老、干裂的咳嗽，像是喉咙被卡住了一样。梦里，我被关在一个狭小、密闭、漆黑的箱子里，外面有人一边急促地拍打箱子，一边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我的名字，似一只被猎人追得走投无路的狼，他只有我一个朋友，只能向我一个人求助，只有进了我的箱子里，才能把所有的恐惧隔在外面。但我蜷在里面想帮他却无法动弹，想叫，也叫不出声，心似在火上烤一般，只有耳朵能听见——外面惊恐、无助的声音一直在孤单地荡漾着。我为自己不能放他进来急得连呼吸都异常的困难，总觉得有只手在不停地晃动着我的胳膊。醒来后只见大姑焦灼地坐在床边，见我睁开眼，关切地说：“怎么了？小言，做恶梦了？刚才把我吓坏了，你都快喘不过气来了，呼吸又急又重。”

终于醒过来了，我像虚脱一般，只喝了一碗粥。饭后，仝童把昨晚借去的书大力地塞到我手里，嗔怪道：“表弟，你怎么看这种书？”说完也没等我，一个人，低着头，像牛一般直直地往前冲。书我没有看，也没有来得及解释，好奇地翻了几页，好在并没有太恶劣的描写，只是一个压抑的女大学生早上起来突然想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比喻——刷牙就是“性交”。天哪！这是一个多么丑陋、多么恶心、多么可悲的字眼啊！

出了村子，经过打谷场时，从草垛后面突然飞过来一颗石子，好在到我这儿已是强弩之末，所以落在身上，也并不觉得疼。石子过后，传来阵阵笑声。我绕到垛子后面，一个光着身子的小男孩正在往麦草堆里钻，只露着头出来，面色惨白，眼睛塌陷，嘴唇皲裂，嘴角和胸前都染满了红墨水。我一下子就认出他就是那个神出鬼没的孩子。仝林的确很聪明，特地选择在晚祷时，全家人都闭上眼睛的时候，让他出现在我这个局外人的眼里。他是个傻子。那年月每个村子几乎都有这样的弱智儿童，大部分都能被承认，但也有一些被放弃了。遭到遗弃，他们虽然傻，但也会觉得伤悲，只是这悲伤很快地就被他们忘记了，片刻功夫，又憨憨一笑。没有家，他们四处飘荡，饿了便去乞讨，或是被一些爱投机的人找去当赚钱的工具。若是被领进城里倒也算福气；怕只怕夜里被带到公路上推进汽车的轮胎底下，“啊”的一声尖叫，汽车呼啸而过，血洒满地。投机者赶紧冲出来，一挥手，司机就停下了。投机者见司机下来了，一下子扑倒在地，抱住尸首呼天抢地，傻子终于被拥抱了，不禁血如泉涌。结果，投机者讨了一笔私了的钱，心满意足地走了，司机虚惊一场，也心满意足地走了，血泊中只留下傻子孤独的尸首。很明显，仝林只需要给他一个苹果或一根油条，甚至一块糖，便能使唤他做任何事，且会做得很漂亮。想到此，我不禁机泠泠地打了个冷颤。仝林仅九岁，便如此的阴险、恐怖、处心积虑，而晚上姑爷就回来了，他又会怎么样对我呢？天空虽然很蓝，阳光虽然清晰，但这是冬天，预示着今晚一定很冷。

我像是跌进了冰窖里。

晚自习刚结束，仝童就来找我了。路上她有说有笑，欢蹦不已，几乎是跑着回去的。回到家，见摆了满桌的菜，父亲却不在，眼睛立刻红了。大姑说，得晚点才能回来。然后她用葱、姜和猪肝煮了两碗面，让我先吃，吃完先睡，不用等姑爷了。本来这种等待便与我无关，我只是感到很诧异，在我看来，父亲离开得越久越好，越远才越有安全感。但他们恰恰相反。当我用筷子刚将第一缕面捞进碗里时，院门外传来一声尖锐、刺耳的汽车鸣镝声。

“爸爸回来喽！爸爸回来喽！”仝林在院子里雀跃欢呼。

我不得不放下碗、筷，迅速挤出一脸笑容，不管姑爷认不认识我，也从前屋兴高采烈地迎了出来。院外的一块专门用来晒粮食的空地上停着一辆黑逡逡的卡车，远远地看过去，就像一口阴森森的棺材。一个高大、魁梧、黝黑的中年男人刚从驾驶室里出来，姐弟俩便飞一般地扑了上去。仝林抱着他的左胳膊，仝童拉着他的右手，各自亲热地叫了一声“爸”。我站在最后面，腼腆地喊了一声“姑爷”。姑爷将仝林抱起来，大笑着用胡茬去扎他的脸。他大概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也没有来得及看我，就被大家簇拥着，众星捧月般地进了院子。我杵在那里，正不知所措时，又从副驾驶的位置上跳下来一个烫发的女人，借着门灯，可以看出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袄，年龄在三十岁左右，脸上涂着很厚的粉，嘴唇抹得像刚吸完血的吸血鬼，隔着很远，便能嗅到她身上的香水，浓得像鱼腥味。她看了我一眼，马上笑了，笑起来眼角有明显的鱼尾纹。

“姐，我来看你了！”她笑着叫落在“队伍”后面的大姑，声音不但甜腻，而且娇媚，像是从骨子里发出来的。

大姑回头一看是她，也立刻笑了，亲切地说：“呦，妹子，怎么把你给撂下了？”

我落在最后面，刚想进院子，忽听身后“哗”的一声，回过头来，北风又起，从东墙角卷过来，掀起了盖在后面两节车厢上的油布，“哗哗”作响，但又不似刚才那一声愤怒、短促、有力。刚才那一声像是有人藏在油布底下用双手猛然奋力地向两边拉扯。我好奇地靠上前去，掀起油布，只见底下全是酒糟。风越来越猛，从北边天空卷过来重重乌云，掩没了偏南的明月，天空一下子就暗下来了，像是要下雪了。

姑爷大马金刀地坐在堂屋正北方；奶奶和我居东；西边亲昵地挨肩坐着的是大姑和被她称作妹子的女人，我叫她阿姨；原本仝林是和仝童一起坐在南边的，但他刚坐下不到两分钟就溜到姑爷的身边了。热烈的气氛每次都是由阿姨调动的，她就像快乐的导火索，而引燃者则是仝林。他总是问这问那。

“干娘，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

干娘笑，说很多。

“我现在就要！”

大姑立刻撂下脸来，瞪了仝林一眼，然后又扭过一张笑脸跟阿姨说：“妹子，不要每次来都给小林买东西了，他小孩子不懂事，不能总惯着。”

阿姨笑，说：“小孩子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小毛，每次我一回去，就抱着我的腿不放，要是没给他带东西啊，他能几天都不理我——嗳，姐，这个孩子是谁，到现在你都还没给我介绍呢？”

姑爷也朝我看过来，我的脸立刻就红了。

大姑说：“一进来就坐下了，我都忘了说了，这孩子也太老实了——他是我大哥家的老二，和仝童一起都读初一，学校里太乱了，我就让他住在我们家了。”

我小声地叫一声“姑爷”，又叫一声“阿姨”。

姑爷大大咧咧地说：“这孩子，真是的，也太老实了，进来半天了，我都没看到——想吃什么就夹，就当在自己家里一样。”

奶奶的背上似压着沉重的包袱，一直弓着身子，望着酒杯出神。我琢磨不透她到底是开心还是伤心，看她那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竟破例喝了酒，满满的一杯，一饮而尽，越喝越快，大家只当她是开心，竟让她连喝了七杯，仿佛愁已经解了。她低着头，时不时地瞟一眼阿姨，若不留神，是很难发现这个细微的变化的。那是怎样的一种眼神哪，似巫婆般阴邪、鸷毒，像是会滴出血来，一会儿偷偷地瞪着阿姨，一会儿转过来正大光明地瞪着我，似乎在用世间最恶毒的话诅咒我们。我如同坐在钉板上，手里的筷子变成了荆棘，衣服里像放进了很多虫蚁，空气渐渐在我周围凝固。我只想逃，逃得越远越好，哪怕是一个人游荡在漆黑、孤独、寒冷的旷野中，只要离开就好。所以我一直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吃面，有奶奶瞪着，也不敢夹菜，耳朵里无时不充斥着阿姨的聒噪。

“姐，你不知道，上次在县东关，大哥喝醉了，撞到了一辆摩托车，一下子围上来七、八个小伙子，拦着车不让走。大哥一看就恼了，你知道他那脾气的，拎着扳手，就想下车打。姐，你想想，一个人再有本事，怎么可能打得赢七、八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呢？我一看势头不对，一把夺下扳手，丢在车里，我亲自下车跟他们谈，他们再凶，也不会打一个妇道人家吧。结果谈了才知道，里面有个人竟是我婆家的表弟，这下子可好了，他们不但不要陪钱，还留我们吃了顿饭。”

“妹子，你大哥一喝酒就闹事，好在有你看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姐，看你说的，你把我当外人了是吧——谁让我们是好姐妹呢？”

姑爷的确很能喝酒，一个小时就将一瓶“茅台”喝完了。只是有些醉了，舌头开始活跃了起来。我并未留下来听他那些铿锵热血的蛊惑之言。大姑、表姐和表弟当然决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全家人欢聚一堂幸福、甜美的时刻。阿姨也很知趣，推委说醉了，加上旅途劳累，去东屋仝童的床上睡了；奶奶睡仝林的床；仝林和我睡在一起。不过现在，前屋只有我一个人，院门没有关，门灯也没有熄，大姑说要看着卡车，以防酒糟被盗，或是一些淘气的孩子用弹弓打碎了车窗玻璃。因为要和表弟睡在一起，盖同一床被子，倘若夜里被子被他拽了去，我是没有勇气往回拽的，所以我只脱了母亲亲手缝制的棉袄，便笨拙地躺在了床上，头朝西，通过院门，刚好可以看见卡车车头。驾驶室内的灯关了，在刺眼的门灯映照下，显得里面更是一片漆黑，看得久了，隐隐约约地能辨出里面有个人头在动，在大概是眼睛的部位两团溜子般大小的火球明灭不定，借着这点晦明晦暗的光，可判断出这颗头很瘦，很年轻，骨头很突出，肯定又是那个傻子。我下了床，出了前屋，脚步很轻，眼睛一直盯着那两团火，随着我的步步逼近，它变得越来越微弱，等我将脸几乎是贴在车窗上时，它却完完全全的消失了，里面依然一片黑暗，只有车旁的池塘里传来一声低沉的呻吟，刚开始很短，三、四声过后，尾声拖得越来越长，像婴儿的啼哭、猫头鹰的哀号，由呻吟转成了一个人濒临死亡时的乞求，那种痛楚、无助、惊恐和绝望，使人心颤不已。我从卡车右侧贴着车尾绕到了左侧，灯光被车遮住的池塘里黑黑的，呻吟仍在继续，像是从水底发出来的，伴着“哗哗”的水声变得越来越小，到几乎要消失的时候又变成了一种嘤嘤切切、断断续续的哭声。我满脑子装的都是那个被仝林当作扯线木偶一般利用的傻子，以为又是他在装神弄鬼，一怒之下，捡起地上的一颗石子便奋力地向池塘扔去，“嘭”的一声，脸前陡然闪现一张没有血色、枯瘪不堪的脸，这张脸倒不骇人，骇人的是那一双布满血丝、深深塌陷的眼睛里毕露出来的那种不共戴天的仇恨，似火一般炽烈地燃烧着，使我惊叫着跑回了院子里。大姑问我怎么了，姑爷也跟着走了出来，我颤抖地说，“床底下有老鼠”。姑爷大笑，说：“让燕子去把它赶走！”

我重新回到床上，想起奶奶那双仇恨、嫌恶的眼睛，仍然感到不寒而栗。我从来都没有被一个人如此的仇视过，就像是刀架到了脖子上，刀锋上的冰冷一直渗入到骨髓里。

堂屋依旧笑语喧哗，耳朵里仍能听到姑爷的阔论，无非是他只身在外如何凶险、如何忧虑、如何艰苦，而他又是如何凭着钢铁般的意志来坚强地横扫一切的，偶尔也会提到那个又甜又媚的阿姨是如何像巾帼英雄一样协助他的，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精明的女人，没有她，会失去很多单生意，酿出很多桩祸事，还会喝很多的酒，总之，没有她，是不行的。他好不容易地回来一趟，却把这儿当成了书场，先生经常用到的鼓和扬琴被他换作了一瓶酒，一瓶酒后，他比说书的先生更富创造性，因为他自己就是书里的“侠客”。

仝林从堂屋过来时已是午夜了，得知了有关他父亲更多的“英雄事迹”，我怕他又要缠着我添油加醋地炫耀一番，便面朝里躺着，佯装睡了，被晃着胳膊叫了六、七声，都未搭理。我很羡慕这个家庭，这儿的活泼与自由简直就是我梦想的伊甸园。父亲向来都是一副严肃、古板的面孔，总是端着父亲的架子高高在上，不给我们有任何平等接触的机会。所谓的聊天通常都是争吵抑或打骂，习惯了，偶尔他心血来潮亲切地唤我一声乳名，反倒觉得浑身不自在，于是便努力地作乖样子，惟恐好景不长。

也不知睡了多久，醒了，眼睛睁开，眼珠却不能动，身子也不能动，面朝外侧身躺着，只见门后站着一个人，缓缓地向我移过来，躯体异常僵硬，怔怔地看着我。我只能从外形轮廓上辨认出是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但脸却没办法看清，就在我把所有的恐惧和无助都集中在这个男人身上的时候，耳后逼过一股寒气，想扭过头来看看，却动不了，任由一张惨白、枯瘪的脸从脑后慢慢地移上来，拖着长长的白发，张着夸张的嘴巴，我知道又被梦魇住了，脑子像要裂开似的，里面仿佛有成千上万只蜜蜂“嗡嗡”作响，转眼间灵魂可能就会破茧而出。我竭力地挣扎、叫喊，终于醒过来了，里面的衣服全湿了，周围一片死寂。我看看门后，搜寻那个造成梦魇的酷似人体的物什，却发现发白的玻璃窗上静静地贴着一颗人头，静静地看着我，也不知他已经在那里站了多久，打量了我多久，可我直到现在才警觉。窗户离地只有一米，那人应该是猫着腰的，故意只露着头出来好吓唬我。我惊呼道：“谁？是谁？”

声音一下子就被黑暗吞没了。那“头”似乎并未听见，照旧极有耐心的静静地看着我。我拼命地晃动仝林的身子，焦急地说：“表弟，快醒醒！外面有贼！”我边推边叫边观察那贴在窗户上的人头，等表弟厌烦地打开我的手时，那“头”恨恨地瞪了我一眼，就慢慢地缩下去了。屋里一团漆黑，床距窗户约三米，照理我是看不到他在瞪我的，但在那一刻，他的双眼像会发光似的。

我自作聪明地说：“可能有人想偷酒糟，要赶快叫醒姑爷，看看酒糟少了没有？”

不等表弟回答，我已忙着穿袄，想抢头功。倘若真的有贼，姑爷一定会夸我机灵，给我吃、住还是有点用的。夜里果真下雪了，院子里铺了薄薄的一层，脚过之处，留下一串醒目的脚印。我敲门叫姑爷。姑爷一听说有人偷酒糟，立刻爬了起来。只顷刻间，院子里就沸腾了，所有的灯都亮着。姑爷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握着擀面条用的大面杖；大姑跟在后面，右手攥着擀饺子皮用的小面杖；仝童披着雪白的袄睡眼惺忪地站在东屋门口；阿姨从她身边挤出来时手里握着一把生锈的镰刀；仝林抓了一把面粉，拿着一个大麻袋。姑爷一马当先冲在前头，猛然打开院门，但见外面白皑皑的一片，车厢里的酒糟安然无恙。突然，阿姨大笑，拍着脑门说：“真他娘的笨——谁会在下雪天偷东西呢？顺着脚印一找，就不是要被找到了。”

“有贼！真的有贼！”我说，“就在窗户底下！站了很长时间。”

姑爷半信半疑地看我一眼，走到窗户底下，看了看，将我叫了过去，指着雪说：“你看——没有脚印！没有人站在窗户底下看你！”

“有人——真的有人！”

大姑说：“没有人。要是有人，这地上会留下脚印的。”

“进屋吧！进屋吧！没有贼，小孩子做梦的！”姑爷又看了我一眼，然后领着大家进了院子。

阿姨小声地问大姑：“姐，深更半夜的，你这个小亲戚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啊！”

“我也觉得他有时有点怪怪的。”

“表弟可能看错了。”

我失望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拖鞋里的脚早已冻僵了，心里既委屈又恐惧。倘若真的没有人站在窗户底下，那么刚才贴在窗户上的人头是从哪里来的。想到此，我忙不迭地跑进了前屋，刚躺下不久，就被堂屋的嘈杂声惊醒了，只听奶奶声嘶力竭地吼道：“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顷刻间，姑爷像箭一般地冲到了前屋，拨开门闩，迅速地挤了出去，立刻把门锁死。后面奶奶脚跟脚地就扑了上来，一刀砍在门上，一头长长的白发散了。大姑紧跟在＊＊＊后面，睡衣上沾满了血。

“奶奶又疯了！”仝林说。

奶奶大概真的疯了。她光着脚，光着膀子，手里紧紧地纂着刀，一心一意地只想将姑爷杀了。大姑哭着抱住奶奶瑟瑟发抖的身子，苦苦地哀求道：“娘，他知道错了，你就再饶过他这一回吧。”

“扑通”一声，姑爷在院外对着门跪下了，同样苦苦地哀求道：“娘，我错了！我错了！”

中午，我回家一趟。母亲问我中午为什么不在大姑家吃，我说，不想去。她说，“才几天，就吃得又白又胖了”。我看了她一眼，想说不住了，又怕母亲瞎猜疑，以为我惹事了。

关于那个阿姨，母亲听说过，用她的话说，是姑爷在外面养的“野女人”，已经有两年了。当姑爷第一次把她带回家时，大姑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又哭又闹、寻死觅活，但却晚了一步，被姑爷找了根绳子先吊在梁上了。往后大姑再也没敢闹过。原来不光女人会使“自杀”这招杀手锏，男人也轻车熟路。我想，姑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一计肯定是阿姨教他的，只有她才有这种智慧。临行时，母亲再三嘱咐，在大姑家一定要勤快，嘴巴要甜，要老老实实的，千万不能和仝林吵架，就是他骂我，也要忍着。我笑。

晚上我在校门口等仝童。见面她就问我：“你怎么不在我们班教室门口等我？”

“我刚刚出来。”

“崔良说你下午没来上课，是不是真的？”

我沉默。

她愤怒地说：“表弟，你不能让别人瞧不起你！”

我大声说：“我干吗要让别人瞧得起？难道别人瞧不起我，我就不能活了吗？”

“你怎么了——表弟，我只是不希望别人瞧不起你。”

我不说话，背过身去。

大概是因为气温骤然下降的缘故吧，今晚大姑家比往常更冷清。回到家，仝林已睡了，奶奶坐在堂屋门里旁偎着炉子取暖，虽然有红红的炉火映着她灰暗的脸，但从脸上仍找不到一点代表生命和情感的迹象，也没有昨夜的仇恨和暴戾，嘴里一直嘀咕着一些晦涩、难懂的话。大姑紧挨着坐在她身边，像个小姑娘一般，边织毛衣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找她说话，一般都是自言自语，她的手和脸上仍残留着昨夜为姑爷遮挡的伤疤。饭菜已准备好了，等我和仝童一回来，大姑赶紧准备那似乎亘古不变的祷告。依然是由奶奶诵读祷告词。她每天吃饭、睡觉、静坐，养足精神，全都是为了等待这一刻。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分钟，但对她来说，像是找到了生命的全部真谛。大姑并未因为昨晚阿姨的到来而缩短祷告的过程，仍然一如既往的认真、虔诚。

晚饭过后，仝童陪我看了一会儿武侠剧，但最终还是没有坚持到最后一集。仝童睡了，大姑也要睡了，我也不得不回到了前屋。但刚躺下，我就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它似空气一般无处不在，侵入到各个角落。熄灯后，屋里每一个黑洞洞的物体仿佛都是恶魔的化身，在耐心地等着我入睡，好攫取我的灵魂。我回想起昨夜贴在窗户上的人头，手还有些发抖；但比起那颗神经质的人头，我更害怕大姑和姑爷对我有成见。我如此小心谨慎地迎合、讨好，甚至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但愿到头来换回的不是被驱逐出门。

夜里，我被咳嗽声吵醒。醒来只见奶奶弓着腰一手拄着拐杖一手在拨门闩，后面站着头发蓬乱、瘦小猥琐的表弟，早上吃了药，仍不停地剧烈地咳嗽，带动着身子不停地颤抖，腰和四肢像僵硬了一般，颤抖起来异常诡异、恐怖。开了门，两个人出去约五分钟，池塘里传来“嘭”的一声，又过了两、三分钟，沉重的脚步声来到了门前，借着前屋投过来的光线，可以看得出表弟一身是湿漉漉的，背上背着一个同样是一身湿漉漉的孩子，进了院门，被孩子压得实在支撑不住了，不禁往前趴倒在了地上，大声地喘着粗气。表弟倒了，孩子仍压在背上。奶奶从外面慢慢地挪进来，用拐杖将孩子撬了过去。孩子仍然一动不动，胳膊和腿都伸得笔直笔直的，像是被冻僵了。我拉亮灯，披上袄，下了床，穿上拖鞋，走到跟前才发现他竟是那个傻子，躯体硬得像冰块似的，脸色铁青，眼睛睁得很大，里面不知是泪还是水的液体已结了冰，鼻孔里塞满了泥土，指甲有几个全翻过来了，像是在为最后几口气挣扎的时候竭力想抓住树枝或其它坚硬的物体所造成的，气已断了很久。仝林艰难地将他背进来，竟和奶奶旁若无事地走了，依然是奶奶在前、仝林在后，对我视若无睹，进了屋，闩了门，熄了灯，便不再有任何动静了，撇下我和这具冰冷、僵硬、死不瞑目的尸体，在这空荡荡、冷飕飕、静悄悄的屋子里，外面黑暗无边，寒风肆虐。我怔立在芦苇帐口，许久才恍过神，简直要疯了。那尸体就仰面躺在距我脚一米远的空地上，看了怕，不看又怕他突然站起来掐我的脖子，或是藏到某个隐蔽的角落，即便是像表弟那样趴在粮仓里，也足以令我魂飞魄散了。我全身都在抖，若筛子一般，一旦抖起来就失去了控制，连披着的袄都被抖落了。我慢慢地移动，背着身子先将门闩上，然后弯下腰迅速地捡起袄，忙不迭地丢出去，犹如撒网一般，刚好盖在他的头上，完成了这三步近乎壮烈的动作，我不由地从靠着的门上软软地滑了下来，跌坐在冰冷的地面上，全身都瘫痪了，连手都举不起来，急促地喘着气，尽管眼泪成线流下，但却不敢哭出声来，眼睛也不敢离开他的身子，而且不管多么疲倦，都努力地睁着。刚才几番折腾，从他嘴里溢出了许多水，如今仰面躺着，仍有水从他身底向四处蔓延，延伸到我的屁股底下，浸湿了我无力地瘫放在身子两边的双手，指关节稍微动一下，明显地感到粘粘的。

突然，停电了，黑暗骤然一口将我吞噬，“啊”的一声，我不由地失声惊呼。黑暗就像他的灵魂一般，黑暗一到，他便也就复活了。我挣扎着爬过去按住他的手和脚，几乎把整个身子都压到了他的身上，努力地将袄袖子塞进他的嘴里，塞得紧紧的，不留半点空隙。，而这时，忽然从窗口传来一声沉重、苍老、干裂的叹息。我只觉得头皮全麻了，赶紧从他的身上爬起来坐在他的腿上，将他两只手纂着并在腹前，使他动弹不得，，然后我才有时间和勇气向窗口望去，只见灰白的玻璃上静静地贴着一颗人头，静静地看着我。我浑身的血液像一下子凝固了，脑袋似受到了一番猛烈的撞击。

在这无声的恐惧中，我夺门而出，叩响了东屋的门。

“谁？”表姐惊恐地问。

“我！我是王言！”

“表弟？怎么了？有事吗？”她边说边拉灯，灯未亮，“怎么又停电了？”她自语道。

我颤抖着说：“是啊，就是因为停电了，我才感到害怕——一个人，前屋空荡荡的，刚才总是做恶梦。”说完这些，我觉得还不够，又强调道，“我怕得就想一下子死掉！”

“我知道你害怕，你的声音一直都在抖。屋里也没有火柴，门没闩，你试着摸进来，我这边有张椅子，先坐一下，然后我叫小林过来陪你一起睡。”她平静地说。

“不！不！别叫他，我没事的。”

“不碍事，妈早就想让他跟你一起睡了。”

“不用，真的不用了。我现在不怕了，我回去了，你赶紧睡吧。”

“表弟，你到底怎么了？你的声音还在抖！”仝童似乎坐了起来，不解地说，“你先进来坐一会。”

我推开虚掩的门，试着抓到了厚重的布帘，慢慢地往里走，沿着床沿，终于坐到了椅子上。

“我坐下了。”

“现在还怕吗？我就在你身边。”

我想说一些感激之类的话，话未出口，却打了一个冷颤。恐惧过去了，现在才感到冷。

“是不是很冷？”她轻声说，“被子上有袄，你拿过去披在身上，应该不会小的。”

“不用了，我身上有点湿，刚才踩到脸盆了，弄了一身水，不过里面是干的。”

“你将外面的线衣脱了，换上我的袄，这袄是羽绒的，还是很暖和的。”

我迟疑了一下，照她的话做了。

“我听崔良讲，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以前你特别爱笑，话也特别多，为什么到了我们家就变了？是不是人家又找你要帐了？昨晚我爸给了我一百块钱，天亮了给你五十，以后别再赊帐了，赊帐不好。”停了停，她又说，“要不然就是我妈对你不好，可她也并没有对你不好啊，她一直都夸你很老实——你是不是哭了？”

“没有！”我用双手捂住了脸，啜泣声越来越大。

仝童沉默，不一会儿，也发出了啜泣声。

鸡刚叫了头遍，我就爬了起来。

一声鸡叫，引发无数只鸡叫。鸡叫声中，我打开院门，抱起结冰的尸体，放进了门口的池塘中，里面传来一连串冰破裂的“喀嚓”声。回到前屋，我将外衣脱了，刚焐热脚，天就亮了。外面乱糟糟的，好象有人在说，傻子终于死了。的确，死一只羊，也比死个傻子好过。羊有价值，卖了，可以赚钱，杀了，能够吃肉。傻子死了，大家一年就可以节省无数个馒头了。没有亲人，没有葬礼，没有哭泣，没有人知道他五、六岁时是从哪里跑来的，就赖在这个村子不走了，村长找了两个人，各自给了一包“大前门”，让他们在乱岗子里挖了一个坑，将傻子埋了。

回到学校，太阳已跃离了东边院墙外的几颗老白杨的树梢。晨读课上，我一直在睡觉，被班主任赶到了廊道里。表姐的成绩好，睡觉只是被敲了几下桌子。下午都是副科，我们没有上课，折腾了一夜，各自都回宿舍睡了。醒来已是晚上，晚自习结束了。仝童让崔良过来叫我，路上她老是笑，谈起了各自的理想，她说，她想当老师，这是大多数女生的梦想；我想做警察，这也是很多男生的梦想。

我说：“你怕奶奶吗？”

她想了想说：“平时不怕，就是夜里，爸爸一回来，她就会发病，以前没有，也就是这两年染上的，看了很多医生都治不好，尤其是最近一个月，爸爸只要回来，她就准会发病，以前爸爸回来都是把她一个人锁在前屋的，昨天例外，爸爸把菜刀藏在洗衣机里，还是被她找到了。”她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村里人都不知道奶奶有病的事，家里人都不让说，妈让我跟你讲，叫你也不要说。”

“我妈特别疼奶奶，她经常哭，身上被奶奶发病时抓的全是伤，肉都被抓掉了。”

喧嚣了一天的街道终于安静下来，狂风将乌云卷积到了一起，也终于终止了它的咆哮。月亮藏在深深的云层里面，寥寥的两、三盏路灯并不能驱走各个巷子的黑暗。回到家，祷告、进餐、看电视、和大姑说话、睡觉，一如往常。只是躺下没多久，姑爷回来了，和阿姨一起，没有开车，边敲门边叫：“我回来了。”

是我开的门，姑爷满嘴酒气。大姑从前屋迎出来，说：“怎么现在回来？我去做饭。”

“不用了，我们吃过了。”姑爷醉醺醺地说。

“还是做点吧，喝完酒嘴干，我就烧点汤。”

阿姨难为情地说：“姐，实在不好意思，本来都到镇上了，但街上几个朋友一定要请客，就在饭店吃了，我以为只是吃吃饭，马上就回来了，所以就没有往家里打电话，没想到他们一定要喝酒，我让他少喝点，但他还是喝多了。姐，都怪我，我没看好他。”

“妹子，看你说的什么话，好在有你扶着，要不然他还不知道掉到哪个阴沟里了呢。”大姑说完又跟我讲：“小言，你今天去堂屋跟小林一起睡吧，等一下我让你奶奶来住前屋，你姑爷喝醉了。”

我回到堂屋躺下约一小时，大姑把汤做好了，顺便又烧了三道菜，姑爷还要喝酒，大姑把昨晚剩下的“茅台”拿了出来。然后把奶奶叫起来，扶进了前屋，将院门和前屋后门都锁上了。

阿姨问，“要不要把孩子们叫起来”，大姑说，“明天还要上学，现在都十一点了，就让他们睡吧”。

大姑像是也拿了杯子，被阿姨敬了几杯，说了一些客套话。大姑对姑爷说：“过了年，我想把前屋盖了，总是住茅屋，别人家也笑话，都知道我们家赚了钱，还以为我们惺惺作态呢。”

姑爷干掉杯里的酒，缓缓地说：“过了年怕是不行，上次撞死的那个老头，赔的钱到现在还没还清呢。”

“是啊，一说到那个老头子我就生气，他妈的，眼睛瞎了，从小路上一出来就往车上撞，好在当场就死了，要是撞成残废，不知道还要多花多少钱呢。”阿姨怒气冲冲地说，“本来就活不了几年了，让他儿子捡了一个大便宜。”

大姑说：“也不能这么讲，人死了，人家里也是很伤心的。”

“你懂什么，这种人活该，死都找不到地方。”姑爷指责道。

阿姨见气氛不好，忙岔开了话题，说：“姐，你这个亲戚一直在你家吃住，他家父母也没有表示一下呀？”

这是个敏感的话题，大姑在答话前先叫了我几声，见我不吭声，才放开说：“什么亲戚啊？小时候那边就把我扔了，现在见我过得好了，用得上我了，就想起我来了。住了十几天，就给过二十张煎饼。”

“既然这样，干吗不把他赶走？”

“不过小孩子还是很老实的，昨天你大哥回来，我塞给他十块钱，他死活都不要。”

“什么老实？就是一个败家子！赊了一屁股的帐，没出息，小林要是像他这样子，我早就把他给掐死了！”姑爷说。

泪，先是一滴，接着滂沱而下，心一阵阵地抽痛，像有一只铁手在里面无情地揪扯。我怕自己哭出声，又怕弄出动静，便扭头将脸贴着枕头，贴得紧紧的，使鼻子发不出声音来。

原来一切都是假的。

大姑的确从小就被“扔”了，这事是我后来听母亲说的。那时父亲刚满六岁，奶奶就去世了，撇下三岁半的二叔和四个多月大的大姑。大姑太小，身子又弱，爷爷怕养不活，便送给了一个年轻的寡妇。寡妇孑然一身，住着两间破陋不堪的茅屋，穷得几乎揭不开锅。有时连续几日不见米、面，便打发大姑去爷爷家里讨要。爷爷听从后奶的话，认定送出去的女儿，便是别人家的孩子了，不管怎么对她好，都是没用的，于是索性骂了她一顿，好让她以后不敢再来。寡妇原本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有人要给她找婆家，她也不愿意，带着孩子，又不能参加集体劳动，挣不到工分，只能低声下气地在村人的接济下过一天算一天，度日如年。大姑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一直惨白不堪，又矮又瘦，十六岁就嫁人了。原以为从此便有了另一般生活，孰料爷爷却因为她没有嫁给他指定的人选而从中万般阻挠，不准孩子们去参加她的婚礼，并发下毒誓，谁要是去，他就一头撞死在墙上。出嫁的前一晚，大姑偷偷地找到父亲，她几乎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老实、忠厚的大哥身上，哭着说不要贺礼，什么都不要，只是到那男人家里坐坐。按照村里的老理，娘家有人去了，便不会被婆家人笑话，将来也不会被丈夫欺负。可父亲实在太老实了，拗不过爷爷，结果没去，所有人都没去，也没有贺礼，大姑含泪出嫁。姑爷原本是个地痞，倒也弄出点名堂，买了一辆卡车，总算赚了点钱，但又都赔在了阿姨身上。

夜里我被一阵疯狂的嘶吼和砸门声闹醒，醒来只见大姑和姑爷并肩朝外跪在正堂，大姑哭着对门叫道：“娘，你别闹了，我让仝顺给你跪下了，他知道错了！”

门外不听，依旧砸个不停。

“娘，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姑爷说。

“你错在哪儿了？”奶奶大吼。

“我——我——”姑爷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大姑转身从书桌上拿了一串钥匙，塞到姑爷手里，小声地说：“这是院门的钥匙，等一下打开门，我抱住娘，你赶紧跑出去——你一走，她就不闹了。”

“每次都这样，早就应该把她送进医院了。”姑爷愤怒地说。

“等天亮再说吧。”大姑说，“我准备开门了。”

门打开，奶奶踉跄一步跌了进来。灯光照在她的身上，只见她披散着头发，脸和身上沾满了血，双手赫然纂着一条惨白的腿，腿被从根部剁开，切口处血肉模糊。大姑身子弱，经不起惊吓，一见这情形，顿时昏了过去。

“快，快找绳子！”姑爷冲站在东屋门口的阿姨大叫。接下来的事我就看不到了，只听见院子里是一阵乱七八糟的扭打和呵斥，后来全集中到了前屋，前后两扇门都被关上了。

“绑紧点！再绑紧点！”阿姨说，“把嘴也堵上，堵死！别让她再叫了！”

“真是疯了！真是疯了！她把傻子给扒出来了，剁得到处都是。”姑爷说。

“快过来！快过来！别捡了，她快要挣开了，过来再绑紧一点。”阿姨说“真臭！臭死了！她好象拉在裤子里了！裤子都湿了，尿尿了！脏死了！”阿姨说，“你快过来，她好象要不行了，嘴里开始吐沫了，鼻子也在流血，开始翻白眼了！”

“死了拉倒！死了拉倒！”姑爷说，“到处都是，捡都没法捡，你别看着她了，去堂屋把笤帚和铲子拿过来，天亮了就不好弄了！”

仝童哭了，仝林也哭了，大姑斜躺在沙发上，醒来时一切已平静了。

姑爷轻声地对大姑说：“娘死了。”

后记：天亮时，我离开了大姑家。之后每周父亲都会给我一些零花钱，或三块，或五块。这一年的岁末，人们在大姑家旁边的池塘抽水抓鱼时捞上来了一具孩子的尸体。根据警察推测，应该是两三年前池塘里抽水抓鱼时埋在池塘中央的淤泥下面的。因为一直在水底下，尸体保存得很好，只有些许腐烂。尸检的结果是，孩子先是遭受了严重的撞击，右手和右腿的骨头都碎了，昏迷之时，又被用布闷死了。初步判断是被车撞的，附近只有姑爷开车，于是警察把姑爷叫到了县刑警队。姑爷一见警察就哭了，说大概在三年前，在三林镇街头撞到了一个小孩，当时本想一走了之，但离家近又怕查出来，于是索性将孩子闷死，刚好赶上池塘里抽水抓鱼，就趁夜把孩子埋进了池塘底下。

2005－5初稿于深圳；

2007－9修改于上海；

2011－5修改于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