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

把生活浓缩成一段历史，让人去品读和感触，那种欢乐和痛苦的情感就是岁月；把瞬间的画面放进人生的历程中去感悟，那种难忘的情结便是岁月。岁月如一杯加糖的咖啡，无论苦与甜都需要去细细的品味，品出一个精彩的人生来。

一

1921年2月，我出生在河北省曲周县四疃镇四疃村。家里非常清贫，我的童年就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在童年的记忆力，四疃村到处是白茫茫的盐碱地一片片芦草屹立在风雨中。常言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时的人们只得靠淋小盐来维持生活。成堆的碱土如山如岭，在那些碱土中，淋出了一个坎坷清贫的人生。

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深知家庭的清贫。在我十一二岁时，就在盐场帮父亲用小车推碱土。在盐场干活是苦力活，却吃得是高粱窝头，虽然很难吃，但我强往肚子里咽，因为我明白自己是个穷人家的孩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我15岁的时候，就和父亲一起在盐场淋盐、卖盐。从小就受父亲的熏陶，要做一个耿直坦荡的人，也是我为人处事的目标。此时，我已长成一个高大结实的汉子，在家里已能顶起半边天。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中国爆发了“卢沟桥事件”，他们的侵华战争也就拉开了序幕。

1938年11月7日，天气冰冷刺骨。寒冷的北风刮过，脸上顿觉一阵疼痛。我刚从家里出来，就遇上了村里的宋德昌，他要我去他家里玩。我坐在他家里的破凳子上，听他讲一些天南海北的趣事。后来停了一会，他突然问我：兄弟，你说八路军好还是中央军好啊？我脱口而出地说：“当然是八路军好，八路军不抢老百姓的东西，给我们穷人走得很近。”宋德昌两眼注视着我呆了很久，突然对我说：我的一个亲戚要我参加共产党，他说八路军就是共产党的队伍。兄弟你在不在呀？你在我就在啊。我坚定地说：“我在，我在。”宋德昌说：“你要在，那我也在。晚上我们去宋长林的粉坊，我的亲戚就在那里等我们，这事千万不要给别人讲啊！”我应了一声，就往家里走去。

一个巨大的黑布把天空严严的罩住，一轮钩月就悬挂在夜幕里，周围还有几个闪烁的星星。夜空很静，偶尔也能听到几声狗叫。

我吃过晚饭，和母亲说了一声，就向宋长春的粉坊走去。我刚来到粉坊时，见宋文林、宋长春、宋德昌早已等候在那里。这时，宋文林来到我面前认真地说：“你要参加共产党，就得明个誓。”“我要背叛党，就天打五雷轰”我坚定地说。宋长春在一旁微笑地说：“好，行了，你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二

1939年3月，在县委干事袁泽民的组织下四疃村成立了党支部。宋文林任党支部书记，宋长春任支部组织委员，我被任命为支部宣传委员。我们一边发展党员，一边进行抗日宣传。1939年6月，日军的扫荡越来越频繁，县委要求我们把党的工作转为地下。村里的宋文藻有文化，能写会画有正义感，我就把他发展成了党员。宋文藻白天写共产党宣传标语，晚上我就去周边的村里张贴。“共产党好、八路军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张贴的到处都是，邻村的一些有志青年也纷纷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秋天，在日伪军的骚扰下整个秋天变得很凄凉。无情的秋风把树叶吹落，失去生命的树叶遍地皆是，好像那些被日军屠杀的中国人。

一天，宋德昌和张金海（县委干部）来到四疃村，宣布县里的决定：宋长春、常梦林和我被任命为129师除奸队除奸组成员。

1940年6月，上级为了更好地发展共产党的势力，把广宗、邱县、和曲周的一部分村庄划分成了“广曲县”。为了培养党组织的骨干，县里要我到广宗培训。在报名登记时，我前面的是广平县的王书贤，当问到我时，我就脱口而出我叫王书田。是啊，家里穷，没有大名人们都叫我王小。就这样王书田的名字在广曲县叫开了。

1940年11月7日，广曲县成立了公安局，刘玉山任公安局局长。我和宋长春、宋德昌也调到公安局工作，宋德昌任公安股股长。紧接着公安局又成立了县公安大队，成为县里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

1941年9月20日晚上，县里决定攻打驻守在东牛屯的黑团。这个夜晚很特别，也很难忘。那幽蓝幽蓝的夜空繁星万点，好像一个深蓝的大幕上绣刻着一个个闪光的蓝宝石，又好像一个大玉盘上撒着无数个银豆儿。

在出发时，县委书记张小川做了战斗前的部署，要求县大队攻打黑团的团部，公安局的手枪队攻打黑团的营部。在攻打营部时，温敬明上前把哨兵打倒在地上，紧接着我和队员们冲进了营房。营房内有几个伪军正在打麻将，其他的人早已进入了梦乡。这时，我和战友们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缴获了敌人的枪械，其他在梦中的敌人也都缴枪投降。

县大队还没有攻下黑团的团部，县里命令手枪队配合他们作战，不到半个小时就把黑团的居点拿下。在这次战斗中，缴获枪支30余个，俘虏敌人20余名，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赞扬。

1941年11月的一天，广曲县县长张小川把我叫到他面前说：“小王，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上级要我和高阜镇炮楼的治安军高营长进行谈判，你和警卫员一起做安全保卫工作。”我一见有任务，心里非常高兴。上前敬了个军礼满面微笑地说：“是，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临出发前，我和警卫员都全副武装，两支手枪就别在武装带上。

谈判的地点就定在骆庄，我们骑车来到骆庄时，治安军的高营长他们还没有到，张县长命我去村口迎接一下。

我来在村东的大路上，发现远处有三个骑自行车的人向这边走来，走近一看原来就是高营长和他的两个护兵。只见高营长身穿灰色军服，一只巴掌大的手枪就别在腰里。两个护兵身强力壮，他们真枪实弹地跟在后面。我走上前去说明来意，把他们带到了谈判的地点。

张小川县长见高营长推门进来，便客气地说：“高营长，一路奔波辛苦了！”

高营长双手抱拳高声说道：“能与张县长想见，真是幸会，幸会！”

张县长和高营长在桌旁相对而坐，高营长的护兵就站在他的身后。我和警卫员站在张县长的身旁，我的目光一直注视着高营长和他的护兵，如有异变我就会在第一时间把他们干掉。

在谈判中，张县长时而心平气和，时而拍案而起。经过激烈的唇枪舌战，张县长渐渐占据了上风，这次谈判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在回来的路上，张小川县长要我们在一片坟地里休息。这时，张县长解开她那黑色的大衣，只见两颗手榴弹就别在腰里。他严肃地说：“如果有变，我们就和他们同归于尽。”我望着他那高大的身影默默的站了好久，他那为党和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已牢牢的刻印在我的心里。此刻，我对他更加充满了敬意。

三

1942年4月14日上午，县公安局局长的武化南把我叫到他面前说：“小王同志，组织要你回家工作。”我不解地问：“武局长，我犯了啥错误要我回家呀？”武化南说：“小王你没有犯错误，是个很好的同志。只因敌人越来越猖狂，上级决定把公安局化整为零在村里进行秘密工作。”

就这样我就回到了四疃村里，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我整天提着竹篮子买香烟和洋火。在篮子的下面，常常放着手枪，有多少汉奸叛徒都死在了我的枪口下。

1942年10月10日，时任县长的武化南和两名警卫员来到我的家里。武县长进门就说：“小王，我再给你一项艰巨的任务，新四旅要在地方找一个情报员，我看你非常适合。今后有什么情报，可直接向他们汇报。”新四旅的情报员我愿意干，于是我就痛快地答应了。

在这期间，我是公安局联络网网长，还兼任新四旅的情报员。

1943年3月3日，龙堂的网员赵泽贵汇报说，今天早上龙堂炮楼的宪兵和伪军要去县城拉子弹。我得到消息后，二话没说就去张庄新四旅的联络站进行汇报。联络站的负责人说新四旅的部队就在高庄，你可以直接向他们汇报。我急忙赶到张庄，向驻守在张庄的向守志副团长进行了汇报。向团长对这个情报非常重视，他先让我到团部吃饭，立刻对这次战斗进行了布置。

吃完饭后，我和团部侦查员毕书亮一起在县城经过的路线上侦查。两点钟左右，在距县城两公里的路上远远看见鬼子和伪军赶着大车正往回走。我和小毕立马赶到张庄和向团长作了汇报，向团长听后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让我们继续侦查。

在下午四点左右，我和小毕看到运子弹的鬼子和伪军在四疃炮楼歇脚。我们又回张庄，给向团长作了汇报。汇报完工作后，我走到向团长身边说：“向团长，我们的部队呢？”向团长微笑着说：“我们早已在四疃村东边碱土疙瘩那里埋伏好了，就等敌人进入我们的埋伏圈。”我接着又说：“现在他们都在四疃炮楼里，我们一块把他们端了多好啊！”向团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不妥，不妥！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抗日战争要分三个阶段：游击、抗衡、攻击。现在我们的实力还不能和敌人进行抗衡，所以我们要智取不能强攻。”我听了这番话，心里暗暗佩服向团长的学问真大啊！

夜晚，天空阴得很沉，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初春的凉风仍是冷飕飕的，让人感到一阵寒意。日伪军在四疃炮楼吃过晚饭，赶车向龙堂方向走去。当他们走过四疃村时，我们在公路旁潜伏的部队早已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离我们越来越近，几乎能听到行走的脚步声。

向团长命令道：我们让前面的伪军过去，对准后面的鬼子给我狠狠的打！

这时，前面的伪军已经走远，后面的鬼子进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向团长高举手枪一声令下，喊杀声、枪炮声响成一片，战士们像离弦的箭冲向敌人，大的敌人鬼哭狼嚎。

这次战斗中，打死鬼子15个、缴获15支三八大盖步枪、子弹42箱、2挺机枪、13车粮食。

五天后，部队为了表彰在这次伏击战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们，在高庄召开庆功会。会上向守志团长说：“这次战斗是抗战期间在曲周打得第一个漂亮仗，王书田在这次战斗中是有功之臣，我们要给他记功。”这次战斗中，我荣立了二等功，向团长亲自把大红花戴在了我的胸前。

四

1943年春天，是中国人最难忘的日子，头年大旱人们都没有种上庄稼，到了春天家家无粮食吃，再加伤日本鬼子的烧杀猎抢，中国不知死了多少人。真是尸骨成堆，血流成河，被历史上称之为“灾荒年”。

天灾虽然厉害，但日本鬼子制造的人祸更是厉害。

日伪军为了完成他们的侵略中国的目的，他们在华北平原实行占地为营的“蚕食政策”，不但占领城镇的据点外，还在许多农村也修建了“炮楼”，用来监视八路军、游击队在农村的活动情况，还不时对农村进行扫荡。

县城北部的四疃、龙堂也相继修建了炮楼，并在每个村都设立了“村长”，炮楼上需要什么，他都负责在村里征收。

1943年8月，四疃村的村长与日本人勾结、敌对共产党，致使党的工作无法在村里开展。由于群众举报，被县公安局拘捕。

一天上午，县委书记胡代耕、县长武化南和区委书记范平康来到我的家里。他们坐在我的炕沿上，我就站在他们的面前。区委书记范平康对我说：“王书田同志，经县委研究决定要你担任四疃村的村长。”我解释说：“我在公安局工作时，有多少日本汉奸特务都死在我的手里，可如今让我去当经常和敌人打交道的村长，那我还有活命吗？我不干！”范平康没有料到我会一口拒绝他，便略带怒气地说：“王书田同志，你是共产党员吗？”我见范平康有些发怒，又看了看胡书记和武县长便低着头说：“你们说我是共产党，那就是共产党。说我不是，那就不是。”这时，胡书记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他微笑着说：“小王同志，你当然是共产党！是共产党员就要服从党的领导吗。经县委研究决定认为你最适合干这份工作，要打入敌人的内部，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今后有什么困难，我们会帮你解决。”武县长也在一旁笑着说：“县里是你坚强的后盾，你还有啥话可说呀。”我听完武县长的话，低着头说：“那咋干呀？”武县长说：“平康同志，把四疃村的村干部叫来，召开群众大会选举，让王书田当村长。”

就这样，我就成了四疃村的村长。经过一段时间和炮楼伪军的接触，我就成了四疃炮楼的常客。每次伪军布置的任务，我都会按时完成。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已和伪军队长刘文泽混成了拜把子兄弟。

四疃的炮楼和其它的炮楼一样，都是修得很坚固，都是那么易守难攻。炮楼使用砖砌成的，强很厚很高，有三四层楼那么高。炮楼是方形的，每一层都有许多小窗户，既是观察窗，又是向外面射击的枪眼。距炮楼三米多远之处是壕沟，壕沟里有水，环绕着整个炮楼。在炮楼的入口处，有一个用木板做成的吊桥。在壕沟十几米的地方围了一圈铁丝网，铁丝网足有一人多高。日伪军自以为坚不可摧，可到后来还是被我们共产党的队伍给摧毁了。

有一天，县里通知我去炮楼营救一个革命同志。于是，我拿着一条香烟、提着两瓶好酒去炮楼找刘队长。在酒席上，刘队长半醒半醉地说：“老哥，我们抓住一个共产党，是南辛庄的叫秦发胜。经过我们严刑的拷打，他死活不承认是共产党，我打算交给龙堂炮楼上的皇军。”我故作惊讶地说：“谁，谁呀？秦发胜，那是老哥的一个老表亲，我敢打包票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他家里穷，为了混碗饭吃才加了县大队，再说，他又不是共产党，你交给日本人对你也没啥好处。不如你给老哥一个面子把他放了，他舅家里是个富户，让他从他舅家給你弄一布袋小米，你看如何？”说着我把一条香烟塞进了他的手里。刘队长会意地说：“老哥，既然是你的亲戚那还说啥？就照你说的办好了，你把小米送到我家里就行了。”

第二天，我把一布袋小米送到了刘队长的家里，然后把秦发胜从炮楼里接了回来。

五

1944年7月，伪军从周边的村里征收了32布袋的小麦，存放在我的家里。我中午饭也没顾的吃，就跑到张庄向区委会汇报了这个情况，让游击队马上去抢粮食。我回到村里后，急忙和村干部商议一定要把粮食送到区委会。我安排了16辆小推车和30多个壮小伙，和游击队一起把粮食运到了区委会。临走时，我让他们把我绑起来，并向四疃炮楼的方向放了一阵枪。

等游击队走远了，副村长把我给解开，并让他到炮楼向伪军汇报粮食被抢之事。我笑着说：“游击队的那个小张捆绑人那两下子真利索，将来一定是打仗的好苗子。”炮楼的伪军听到那密集的枪声，以为是八路军就没敢出来。临走时，刘队长把副村长叫住说：“回去给老哥捎个话让他受惊了，我明天一定去看望他。”

第二天上午，刘队长带着两个伪军来到我的家里。刘队长一进屋就高声招呼着：“老哥，你伤的咋样啊？”我在炕上斜躺着，村里的医生刘老秀也守在我的旁边。我一边招呼他坐下，一边给他讲抢粮的经过。我对刘队长说：“他们要枪咱们的粮食，我就坚决不从，他们就用枪把子在我的身上猛踹了几下，然后又把我绑了起来。老哥以为再也见不到你啦，如今我还浑身疼痛。”刘队长说：“老哥，让你受苦了。粮食抢了就抢了，我们还能征收，你要有个好歹我咋对得住你呀！”就这样，粮食被抢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１９４３年９月１０日上午，天阴得非常厉害，真是乌云密布狂风阵阵。龙堂炮楼的日伪军接到消息说共产党的一个区长在付庄，于是他们就对付庄进行扫荡。当时一区的区长宋德昌正在付庄开展工作，敌人进村后他一边转移区里的文件，一边带着区里的几个同志进行突围。最后宋德昌从付庄冲了出来，在村西北角荒地里不幸中弹牺牲。

一个月后，在马屯杜玉家里，武县长对我说：“杜玉同志是我们党的同志，他父亲虽是一个地主，但也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杜玉常常在家里接待一些县里的干部以及县大队、区小队的同志。有时他还自己出钱给队伍上买子弹和药品。在谈话中武县长说，在一个战斗中，我们抓获了一个龙堂跑楼上的伪军，听他说敌人扫荡付庄是叛徒李三告密的。”我只道李三原是县大队的成员，在县里也经常打交道。后来被敌人抓获，投向当了伪军。武县长又接着说：“书田同志，有机会把叛徒李三干掉。”我坚决地说：“是，首长，保证完成任务。”武县长笑着说：“王书田，你是个能人，没有你办不成的事，那我等你的好消息。”

快两个月了，李三却毫无音信。

六

一天，龙堂的信息网络员汇报，李三和一个相好的在南龙堂地主赵德修家住着。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坏了！马上和组织取得联系。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县里一天都要挪几个村庄，最后还是没有联系上。这天刚吃过早饭，我坐在屋里正琢磨着如何才能把叛徒李三干掉？

这时，本村的李永祥来家里找我，他说赌钱输了想借点钱翻本。这时我看到他就像看到了救星，除掉李三的妙计便诞生了。原来李永祥是个远近闻名的惯偷，经常结帮到有钱的人家去抢东西，就利用他的手把李三除掉。

我亲热地说：“永祥老侄，这几天我的手头也有些紧，也急等着钱用。这样吧，我有一个好买卖，你看咱们能不能做？”

李永祥急不可待地说：“大叔，你说说是啥买卖？”

“我听南龙堂的老丈人讲，南龙堂地主赵德修家有一车小圈花籽饼，咱们把他抢回来能换好多钱呢。”

“消息可靠吧？”李永祥担心地问。

我保证说：“这消息绝对可靠，是俺老丈人亲口说的。”

“好，那我去安排人手，今天晚上我们就把这个买卖给做了。”

我吃过中午饭，到王庄找到了亲戚王东凡。他不仅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也是我的得力助手。

“东凡，今天晚上我们要把判读李三干掉，你做我的帮手如何？”

“好吧，啥时动身呀？”王东凡急切地问。

“这样吧，你先到我的家里，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说完他们一起想四疃村走去。

天空慢慢地黑了下来，由于天空下着雪，夜幕里仍可以看到那雪照的微弱的亮光。我和东凡刚吃过晚饭，李永祥就敲门进来了。

“大叔，在家吗？”

“在，在家”我说这就从屋里走了出来。

在门口一看，却只有他一个人。于是我便上前问道：“大侄子，咋就你一个人呀？”

李永祥说：“走吧！他们都在村东王梦文碱疙瘩那儿等着呢。”

于是，我们迎着鹅毛大雪向村东走去。当我们来到王梦文的碱疙瘩那里，果然有几个手拿刀枪的人站在那里。我对李永祥说：“你们都带着家伙，我和俺亲戚啥都没有咋办呀？”李永祥从腰间摸出两个手榴弹一人给了我们一个。在临走时，我把一盒火柴递到了王东凡的手里，再三叮嘱说，门被张开后你马上把火柴划着，把头躲开只把手伸出去。

我们来在赵德修的大门前，已是半夜。夜空静静的，偶尔听到远处那微弱的狗叫声。我用手推了一下大门，没有一点动静。这时，王东凡弯下腰，我一个箭步踩在他的背上，猛一用力就爬上了那高高的围墙，便悄悄的翻了过去，上前急忙把大门打开，门外的人们便冲了进去。

其它的人都在院子里寻找着花籽仁饼，我和王东凡便直奔李三的屋里而来。我用力撞开了屋门，王东凡也迅速划着了火柴。我接着火柴的亮光冲进屋里，一下把睡梦中的李三摁在床沿上。这时，李永祥提着枪闯了进来，看见我手下只打哆嗦的李三。我急忙对李永祥说：“不好了，这狗日的认得我，咋办呀？”只听李永祥说：“好办，送他上西天”。话音刚落，李永祥的刺刀早已插进了李三的胸堂，他登了几下腿就上了西天。

这时，他们几个人都站在门外，花籽仁饼的确没有找到。我对李永祥说：“大侄子，不要再找了，我们已有了命案再拖下去就会有麻烦，我们赶紧走吧！”

临走前，李永祥见床上放着几条丝绸棉被，他就让同伙把棉被拿走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对李永祥说：“大侄子，我说过抢了花籽仁饼有我们的份。结果没有找到，我们就不要了。那几条被子换成了钱，就让兄弟们喝酒吧。”

李永祥笑呵呵地说：“多谢大叔，这么明事理。”

就这样，我们说笑着消失在雪夜里。

１９４４年３月，县政府驻扎在古城营。武县长给我捎信，马上去一趟。我步行来到古城营时，正赶上吃中午饭。警卫员端来两碗米饭放到桌子上，武县长笑着说：“小王，你还没有吃饭吧。”

我没有回答，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这时，武县长把米饭端在我面前说：“你走了一路饿了吧，你先吃吧！”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头蒜递到了我的手里。我大概是真的饿了，时间不长一碗米饭就给消灭了。这时，警卫员又端来两碗米饭。一碗放在武县长面前，另一碗底到了我的手里，我们一边吃着一边交谈着。

“小王，近来工作的咋样呀？”

“托武县长的福，工作干得一切顺利。”

“你们那里的鬼子还经常扰民吗？”

“在荒年，人们手里啥都没有了，他们来的也少了。”

“这些小鬼子，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赶出中国，决不允许他们再在中国的土地上为非作歹。”我吃完饭，凑到武县长面前神秘地说：“武县长，你交给我的任务圆满完成了。”

武县长不解地问：“哦，是啥任务啊？”

“你忘了，你不是让我有机会除掉李三吗？”

武县长笑着说：“好，好啊！完成得好啊！对了，你是咋样的完成的呀。”

我就一五一十地把利用土匪的力量把李三除掉的事说给武县长听，他听后高兴坏了，拍着我的肩膀说：“小王呀，可真有你的，竟能想出这么个点子来，我就说嘛没有你办不成的事。”

等汇报完工作，我就告别了武县长快步向家里走去。

七

日本为了完成“大东亚圣战”的神圣使命，他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大屠杀”、“大扫荡”接连不断。

1944年11月8日，日本宪兵队聚集了龙堂、曲周、四疃和赵街四个炮楼的日伪军300多人围剿抗战区的张庄。县委胡书记得到消息后立即转移，结果让日军扑了个空。当天他们就返回到了四疃炮楼。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鬼子和伪军就进村了。他们押着一个村民，身上到处是伤，跌跌撞撞地来到我的家里。他们刚进院子，就扔了一颗手榴弹，我听到响声急忙从屋里出来，敌人已把院子挤得满满的。

我急忙走上前笑着说：“太君，有啥贵干呀？”

只见身旁的翻译官说：“你是村长，小野太君在村外要问你话”

我一边答应着，一边跟着他们向外走去。

刚走到村口，正好和龙堂炮楼的蒋队长撞了个满怀，他后面还压着一个浑身是血的汉子。我认识这个人，他就是张庄的一个党员，也曾在一起工作过。这时，蒋队长指着我对那个人说，你认识他吗？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对着敌人摇了摇头。

蒋队长用枪顶着我的头说：“听说你们村里有八路，我们已经把村庄包围了，说，八路藏在哪里？”

我急忙上前说：“蒋队长，我们村哪有八路啊？我看见八路从村东向南跑啦。”说完我从兜里掏出一卷票子塞到蒋队长手里，顿时，蒋队长脸上露出了笑容，把手里的枪也收了回去。

这时，小野太君带着一群鬼子向这边走来，对着人们哇哇乱叫。后面的翻译官走过来说：“太君说了，要见四疃村长。”我急忙来到小野面前弓着腰学着日本话说：“我的，四疃的村长。”

“你的，八路的有？”小野话音刚落，鬼子的刺刀唰的一下架在我的脖子上。

“太君，八路的，向南的跑了。”

“八路的多少？”

“不多，游击队的我干活。”

我在小野面前胡乱说了一气，奶奶的你们有力气就去追北风吧。

“你的，大大的好！”小野太君伸着大拇指连连称赞。

他的战刀一挥，带着鬼子向南面追去。

1944年6月6日晚上，区委书记范平康到四疃村开展工作。等布置完工作后已是深夜两点，于是他就住在了我家。范平康临睡前先把区里的文件藏在磨套里，然后和我睡在大门下。

天刚蒙蒙亮，村上一个卖馃子的把我喊醒，说伪军又进村了。我对范平康说：“没事的，伪军要问你就说是我的二表哥，我会应付过去的。”

这时，刘队长带着十几个伪军走了过来，见到我就招呼了一声。我走到刘队长面前笑着说：“兄弟，有啥事？我马上去办。”

“没啥事，没啥事，我们去刘庄从这路过”刘队长一边抽着烟，一边笑着说。临走时，他看见正在吃馃子的范平康便问道：“老哥，这是谁呀？”

我上前忙解释着：“这是我李西头村的二表哥，来家里串亲戚。”

刘队长没有多说，带着伪军就走了。等伪军走远了，范平康带着文件向张庄走去。

八

1944年秋后的一天，我军的大批粮食从马疃经过运往前线。不料，这一消息被马疃的一个汉奸得知，就赶到四疃炮楼汇报情况。炮楼的刘队长得知情况后非常高兴，便让信差去龙堂炮楼送信，要他们协助去抢共军的粮食。

炮楼上送信的是四疃村的杨文修，经常在炮楼里干些零活，这是我安排他去的，他也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每次送信时，他都要先让我看后再送出去。我得到这个消息后，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决不能让敌人抢粮的计划得逞。于是我让杨文修晚一个小时再给敌人送信，我立即让村里的一个党员火速去马疃送信。在马疃负责粮食运输安全的负责人邓克己，他看完信件后立即组织当地群众转移粮食。在转移粮食期间，他把这个重要的信件给丢了。

等四疃和龙堂炮楼的敌人赶到马疃时，我们的粮食早已转移，他们连一粒粮食也没有找到，他们只得扫兴而归。刘队长回到炮楼后，怒火难消。立即把那个汉奸叫到跟前，啪啪的打了他两个耳光。他生气地说：“你小子不想活了，竟敢给老子送假情报，害的老子挨了太君的一顿臭骂。”

那个汉奸委屈地说：“刘队长，我哪敢给你送假情报呀，这都是王树田向共军告的密，结果把粮食全部转移了”说完把那封信交给了刘队长。

第二天，杨文修专程从炮楼跑到了我的家里给我送信。马疃的汉奸捡到了你的信，交给了刘队长，说是你给共军告密的。刘队长对此十分恼火，声称要彻查这件事。这不是个小事，你要早想对策呀。

我心里明白，这是一个棘手的难题，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一定的麻烦，将给今后的地下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处。这时，我突然想起区委会有一个姓王的助理，他经常到四疃村开展工作，人们都认得他。于是，我计上心来。我把送信的杨文修叫到了家里，再三嘱咐刘队长要是为你，你就说在四疃和龙堂的途中被共军把信给截了，停了半个小时把信交给我才叫离去，那个带头的就是区委会助理王书田。

送走了杨文修，然后又把村干部和村中的医生刘老秀叫到了我的家里，我们都统一了口径，并筹集了300块金票和一条香烟。

第二天上午，我和杨文修、刘老秀等人带着金票和香烟向四疃炮楼走去。

我见到刘队长热情地招呼着，然后把金票和香烟递到了刘队长的手里。刘队长一边接过东西，一边也笑脸相迎着。刘队长对身后的勤务兵说：“今天我的老哥来了，把好酒好菜都摆上来，我们要好好的喝两杯。”勤务兵在刘队长面前打了个敬礼高声说：“是，长官。”他把房门轻轻地关上，然后退了出去。

不多时，一桌丰盛的酒菜白了上来。这时，刘队长热情地对大伙说：“我们都是好朋友，不要客气尽情的喝酒。”于是，我们大家都举杯喝了起来。酒过三巡后，刘队长突然对着我喊道：“老哥，－－－－－王树田，你想要我的命啊！”这时，我猛地站起来啪的一下把酒杯甩在桌子上，眼中发出愤怒的目光。我对着刘队长说：“刘队长，你可的把话说清楚我咋个要你的命呀？”刘队长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讲给我听。我听后就借着酒劲大嚷大叫，哪个王八蛋想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刘队长，正好他们几个证人都在，今天咱们把话说清楚，还我一个清白。

这时，杨文修就把送信途中被区公所的王书田带人给劫了，他派人去马疃送信后才放我走，刘队长不是我们的村长。刘老秀也接着说：“王书田那天病了一天，我一直守在他的身边。”刘队长见我发火了，便举着酒杯说：“老哥，不要生气，这是一场误会。”我趁机举起酒杯咚咚地喝了几大口，在酒桌上大吵大叫。刘队长对杨文修他们几个人说，你们一定要把老哥安全的送到家，过两天我专门去看他。就这样他们架着我从炮楼里走出来，向家里走去。

九

1945年春天，受太平洋战争的影响日本的战局越来越紧张。中国的战局也受到了影响，为了使他们的兵力集中，他们就撤了一些小的炮楼，四疃炮楼就在其中。四疃炮楼撤了以后，县里又让我设法打进霍桥炮楼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霍庄的村长张友堂，聪明机智、义薄云天。不但在村民中地位很高，在霍桥跑楼上也有很高的威信。我就决定从他那里着手，打入敌人内部开展革命工作。经过长时间接触，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一天，我去他家做客，不巧他不在家，家里只有大娘一人。她一见我便热情的给我倒水、让座，问寒问暖。这时，十几个伪军闯了进来，二话不说就把我这个生人绑了起来。说我是共产党，押着我就向外走。

他们把我押在村东的破庙里，两个伪军在门外把守着。一个伪军说：“我们队长正在为抓共产党发愁呢，正好让这小子撞上了。这小子算是倒霉给撞上了。”

“是啊，听队长说要把他押送到曲周的跑楼上邀功授奖，那可是九死一生啊！”

我在庙里听得仔细，我并不是怕死，而是死在这几个伪军的手里真不甘心呀。横竖都是死，找机会我便设法逃走。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听见外面有说话声，原来是张村长赶了回来。张村长对杨队长说：“杨队长，听我娘说你们把我的一个亲戚抓来了，他那是共产党啊，他就是一个卖烟的。”张村长走上前去，把一条香烟塞到了杨队长的手里。这时，杨队长也笑着说：“既然是你的亲戚，那你就把他带回去吧。”说完他们一起向霍桥炮楼走去。

我和张村长又回到了他家里，一边喝着茶水，一边谈着家事。我试探地说：“张村长，你觉得杨队长这个人咋样？”

“杨队长鲁莽、讲义气、好喝酒、爱抽大烟”张村长自信地说。

从此，我和杨队长接触多了，我们的关系也密切了。他爱抽大烟，我就拿着大烟给他们抽。有时他抽的尽兴非得也让我抽上两口。经过长时间的接触，我和杨队长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近，但我抽大烟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后来我慢慢的发现我抽大烟叶上了瘾，几天不抽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我常常告诫自己，一个共产党员绝不能染上抽大烟的瘾，一定得把它戒掉。为了戒烟，我就让家里人把我绑起来关在屋里，烟瘾上来折磨的我死去活来。就这样一连数日的坚持，烟瘾终于戒掉了。

在霍桥的跑楼上，我通过杨队长的帮助，为共产党做了很多好事，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县域内的炮楼也一个个的拆除了，解放区的范围也在一天天的扩大。就连四疃村也成立了区委会，王爱民任区政委，武委会主任郭化南，我被调到武委会工作。

解放区的天，是艳阳天。在解放区人们可以分享阳光的恩赐，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彰显着快乐和幸福。为了扩大解放区的势力范围，上级命令我们县里组织民兵连去打南和的伪军残余。我任命为一排的排长，也参加了这次战斗。

十

1945年8月28日，我们在南河的城外与新四旅的胡代耕团长会合。胡代耕团长亲临一线指挥，他命令部队在县城外原地待命，利用攻心战术来击败敌人。他用话筒向伪军喊话：“城上的伪军兄弟听着，日被鬼子已经投降了，你不要为他们卖命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有缴枪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一连三天的喊话，就让伪军的军心大乱，还有一些伪军纷纷缴枪投降。

第四天，总攻开始了。胡团长命令所有参战人员每三米远一个人进行围城，敢死队、担架队都严以待发。这时，枪炮声、鞭炮声响成一片，喊叫声、厮杀声响彻云霄。不到一个小时，县城就攻破了，原本那些顽抗的敌人也从西门逃跑了。占领县城后，胡代耕团长命令一营在县城待命，二营追杀向永年逃跑的残余。只见二营长把身上的衣服一抡，右手紧握手枪高喊：“战友们，冲啊！”我们像离弦的箭，向敌人逃跑的方向追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把残余的敌人全部地消灭了。在这次的战斗中，我冲杀在前英勇杀敌，并缴获了敌人一支捷克式步枪。

南和县城攻下了，紧接着邢台也被我们解放了。在攻打邢台时，西支队活捉了在威县任日本县长的胡梦九。胡梦久是个大汉奸，在威县做尽了坏事，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上级把胡梦久安全地押送到威县进行公审，这个任务就落在了胡代耕团长的肩上。押送胡梦久谁最适合呢？他想来想去，最后便落在了我这个排长的身上。

胡团长把我叫到他面前说：“小王，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把那个大汉奸胡梦久给我安全的押送到威县，不能让他逃跑，也不能让他自杀。”

“是，团长，保证完成任务”我向胡团长敬了一个军礼，转身向屋外走去。

部队在向威县行进中，我和战友们昼夜看守者胡梦久，丝毫不敢怠慢。

在进威县县城时，人们听说大汉奸胡梦久被抓了回来，纷纷手拿刀子剪子要把他给活剥了，不管怎么劝都无济于事。

这时，我用自己的身体拦着失控的人们，为了不让胡梦久出现意外，不知多少愤怒的拳头砸在了我的身上。

两天之后，大汉奸胡梦久在威县公判了，人们都高兴得热泪盈眶。

1945年10月5日，我和战友们从威县回到了曲周，县领导决定早开了参战人员的表彰大会，所有的参战人员都受到了奖励。

为了让解放区的劳苦大众分享胜利的成果，上级决定成立翻身工作队。为了提高每个队员的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在肥乡县成立了翻身工作对培训班。1946年6月6日，我和县里30多干部参加了这次培训。在培训中，我认真听老师的讲课，认真做着笔记，深刻领会党的土改政策。

培训刚结束，县里就把我和王林知派到临漳县进行大翻身工作，王林知任翻身队队长、我任副队长。我们一行8人来在临漳县的东堤邱村开展工作，我们就住在村上一个大地主的家里。我们一方面和穷苦大众交谈，宣传党的政策，和他们打成一片，一方面还不断地发展党员。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把翻身运动扩展到周边的10个村庄，从而把翻身工作推向了高潮。

虽然局面得到了我们的控制，但仍有一些反动势力进行寻机闹事，给我们的工作开展带来了困难。

1946年8月10日，王林知队长和郭青莲区长到县里开会，我和其他四名同志留下来进行应付其他的突发事件。当天夜里，我们刚开完会，就得到敌人进村的消息。不到半个小时，伪军和土匪的残余就包围了村子。不多时，他们就包围了我们的住处，他们打着火把还不停地向我们喊话。这时，我明白出境的危险，我们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我们把所有的手榴弹都别在腰里，让两名神枪手封住楼道口，决不能让敌人冲进来。我和大伙讲，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冲出去，那样就暴露了我们的情况。只要我们不下去，我们有地势的优势，他们要攻上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为了迷惑敌人，我站在楼上向下面喊话：“下面的伪军兄弟，日本已经投降了，不要再替他们卖命了，放下武器才是唯一的出路。”不知什么时候，下边的敌人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第二天早上，王林知队长他们开会回来了。区长郭青莲得知我们没有一个人受伤，就把敌人给逼退了对我们进行了高度的赞扬。这时，王林知队长说：“就在昨天夜里，鸡泽县翻身队在杜村被敌人放火烧死13人，区党委翻身队也有一人被杀害。”

十一

翻身队工作结束后，我准备和大伙一起返回曲周。这时，成安、临漳、威县三县的指挥长来找我谈话。“小王，你工作积极，领导能力强，我们研究让你当临漳的宣传部部长，你看咋样？”我为难地说：“对不起，首长，我恐怕不能胜任，因为我的文化水平低，带兵打仗还可以。”“哦，是吗？那这样吧，我们要成立独立营军训基地，将来为野战军补充力量，那你就当独立营的教导员吧。”

我听说叫当教导员，便爽快地答应了。

我虽然身为教导员，但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兵看待，严格要求自己。不但要做战士的思想工作，还经常带领他们进行军事训练。有些战士曾当过伪军和土匪，训练怕吃苦，对共产党也缺乏理解，我就经常找他们谈心，让他们对共产党有更深刻的了解，让他们树立刻苦训练的信心。

经过我和同志们三个月的辛勤努力，把一支有素质有修养的独立营交给了党和人民，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1946年年底，我从临漳又回到了曲周，县里还把我安排在四疃区委会工作。

1947年3月3日，县里组织民兵连去支援前线的部队。我被任命为民兵连连长，带领同志们去魏县支援八路军的解放战斗。战斗结束后，我们又随部队南下进行攻打“楚旺”也就是在历史上很有影响的“楚旺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我们连作为前线指挥部的警卫连，不但要担任指挥首长的安全，还要给前线送粮食和药品。这次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一批战士倒下了接着又一批冲了上来。我望着指挥首长那严肃的面孔，就明白这是一个大硬仗。我更明白那些为党的事业牺牲的人们是多么的伟大，如果自己在前线冲杀，也会向他们一样抛头颅洒热血无怨无悔。4月11日我独四旅、独五旅攻克安阳以东之楚旺，歼敌2800余人。我独四旅旅长赵海枫同志在次战斗中负伤后牺牲。独五旅14团参谋长何长荣、冀南三分区司令部二科副科长何昆在次战斗中牺牲。

1947年6月18日，我们又回到了曲周，仍在四疃区委会工作。

1948年夏天，原本家里就很清贫，家中儿女有多，再加上父亲又身患重病，生活渐渐出现了危机。当时，区里在马疃成立了粮食交易所。区里为了照顾我们家的生活，就让我在粮食交易所兼任了个工作。

1953年，四疃成立了乡政府，县里任命我为乡政府总支书记。我时刻牢记父亲的话，做人要耿直，做事要公正。虽然我是四疃的最高长官，但我永远是一个穷人的孩子，要为穷人多做些实事。我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动群众组建社会主义初级合作社。四疃乡的初级社搞得轰轰烈烈，走在全县的前列，受到了县领导的高度赞扬。

1953年夏天，在县里开展的“防奸治安工作中”我不顾个人生命安危，成功地制止了一起刑事突发事件的发生，保证了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县里为了表彰我的英勇事迹，1955年3月5日，中共曲周县委给我荣记三等功。

1958年年底，四疃乡撤乡建成了管理区，我便任管理区主任。

1959年11月，县里决定大利兴修水利建设，把东风渠开挖列入县里的重要的工作。我们积极响应县里的号召，大力发动群众参加兴修水利建设。于是，我带领四疃管理区1000多人参加了这次开挖东风渠的大会战。

在东风渠的施工现场，县里成立了总指挥部。整个东风渠的施工现场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口号声、呐喊声响成一片。工地上的排子车车轮滚滚，工地上的手推车你追我赶，那场面真是令人感动。

在那严寒的冬天，刺骨的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人们的脸上，顿觉得一阵生疼。人们那两只手冻得像狗咬死的疼痛，但大家的热情却非常高涨。那时，东风渠里结了一层厚冰，人们就打开冰层在冰水里清理河下的泥土。我见人们跳入冰水里有些犹豫，我就二话没说把棉鞋一脱，把棉裤一挽就跳进了河里。紧接着，大伙也纷纷都跳进寒冷刺骨的水里，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描绘着那感人肺腑的场面。

如今，我的双腿患上了静脉曲张，遇到阴天就疼痛难受忍。我知道那就是挖东风渠时留下的病根。

十二

1961年5月，全县的各个管理区都变成立人民公社，县里任命我是四疃公社副社长。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四疃人，就必须为四疃干些事实。我深入农村的田间地头，和他们打成一片，各项工作都能顺利的开展。人们称我是“布衣社长”，领导夸我是四疃公社的活地图。

1963年3月的一天，贾英杰县长来四疃公社检查工作，我和公社的书记、社长接待了他。在检查中他来到四疃村，发现村里的班子涣散、各项工作都无法开展，他很不满意。

事后，贾县长专门把我叫到了县里。贾县长一见我就笑着说：“书田，四疃村搞成了那样，你有啥想法？”我不假思索地说：“主要是没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没有在群众中树立起为信来。”贾县长上前拍着我的肩膀说：“书田，你说的好！一下就找到四疃的病根来，县里决定要调整四疃村的领导班子，让你当村支部书记，来主持村里的工作。”

我想四疃村这么乱，我能干好吗？我在反复思考着。

贾书记看透了我的心思，急忙说：“你放手大胆地干，我们县里支持你。再说你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有相当高的工作能力，你一定能把四疃村搞好。”

“贾县长，你对我这么信任，我决不辜负你的期望，一定要把四疃村搞上去。”

就这样，我辞掉了公社的工作，在四疃村走马上任了。我的这一举动，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有人说我傻，放着副社长不干，却去受这个吃力不讨好的烂摊子，何苦啊？－－－－－－－

我自己心里明白，自己是一名党员干部，也就是党的一块砖，党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为当做工作，哪能谈条件讲价钱。

1963年6月6日，我在四疃村一双双信任的目光中走马上任了。上任之初，我多次走访党员群众，进行了解村里混乱的症结。经过公社党委批准，更换了一些不称职的干部，并把一些年轻有为的党员吸收到村干部中。

我知道：群众不怕吃苦、不怕受累，就怕于是不公。所以，我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公事公办。经过我们大家的辛勤工作，四疃村从一个烂摊子一下越到了全公社的前列，并多次受到县领导的表扬。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那时所有的中国人精神都失常了，也造就了一个失常的年代。

5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改组，江青任副组长。历时十年的“文革”全面发动。8月，红卫兵运动波及全国。年底，动乱被进一步推向农村。1966年11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刮到了去周大地，县里成立了革委会和造反派，那些县里的领导一下就变成了当权派和走资，而被批斗和监管。各公社、村也相继成立了革委会，大字报、小字报满天飞，游街、批斗天天有。

在四疃村，我这个支部书记此时也成了当权派，自然也就成了被批斗的对象，我的罪名是“当权派”、“国民党汉奸”、“土匪”。我除汉奸打土匪那么多年，到头来自己却成了土匪和汉奸，真是天大的笑话！

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把我的棉袄扒掉，让我光着背、赤着脚、低着头站在台上，接受着他们的审判。

“大汉奸王书田，你认罪吗？”话音刚落，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你当伪村长为敌人搜刮钱财，赶紧了伤天害理之事，有此事吗？”接着又是一阵毒打。正值十冬腊月的天，我连打带冻已经站立不起了。

“你当土匪时还打死一个地下党，有这种事吗？”又招来一阵打骂。

说我是国民党汉奸，是我在1939年发展的党员宋文藻（时任邱县商业局局长、曾任五县合并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批斗他时被打得死去活来，为了保命胡乱说的。

说我是土匪，是本村的土匪李永祥被斗时咬出来的。我明白当时除掉叛徒李三是利用了李永祥，可没想到今天也被他拖下了水，还说打死了一个人。说来也巧，在调查时李三的侄子正好是村里的革委会主任，说他叔叔李三是一个地下工作者，那我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四疃村革委会把这件事上报到公社，公社革委会又汇报到县里，县里已通知公安局介入这个案子。

一天晚上，我白天被造反派折腾了一天身上浑身的疼痛，刚要睡觉，就听见门口又急促的敲门声。我急忙开门一看，原来是公社的两位同事。他们气喘吁吁地说：“听说县里向公安局报了案，三两天就要来抓你，是关于打死李三的事，你赶紧出去避避吧！别人问起，你千万别说我们来过啊！”说完，他们一缕烟似的消失在夜幕里。

“跑，往哪跑啊？在这个非常时期，那里有是我们这些黑五类的安身之处呀？再说这一跑可就真成了汉奸、土匪了，所以说你不能跑，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绝对不能当逃兵。”我一夜没有睡觉，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

第二天，县里要求公社革委会再去核实一下情况，如果情况属实，公安局就立即对其抓捕。于是，公社和村里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带着介绍信去邱县进行核实情况。我们在县监狱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宋文藻，他从监狱里被人押了出来，身上浑身是血，他的右耳朵被打掉了，左腿也被打瘸了。在调查中宋文藻交待，王树田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哪是国民党汉奸特务呀？我不这样说他们就会把我打死的。

在邱县县城取证后，调查组又马不停蹄地到李三的村里。当时的潘坡村的革委会主任王凤奇刚刚上任才5天，他介绍说，李三是个无恶不作的汉奸，龙堂区长的死就是他告密的，他还抢了我们村的一个娘们－－－－－－－

调查组的同志说：“那为啥你们出证明说，李三是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

“原来我们村的文革主任就是李三的侄子，是他出的假证明。因为历史问题，上级罢免了让他的工作。”

当我得知调查结果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自己是一名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共产党员，终于让历史还了我一个清白。

十三

1975年11月，霍文秀任四疃公社书记时，看到四疃村一片混乱，心里很不是个滋味。霍书记多次找我谈话，要我出山再次主持村里的工作。

我有些顾虑地说：“霍书记，当时村里人都说我是汉奸特务对我进行批斗，我恐怕不能胜任。”

霍书记笑着说：“那好办，就让下村干部胡福喜再去调查一下，如果没有问题，你就不能再推辞啦！”

胡福喜曾在公安局工作，他知道当时的老县长武化南就生活在家里。于是他就到西王堡武化南家里进行了解情况。所得出的结果是，王书田是一个为党出生入死的好党员，所说的那些罪名纯属诬陷。

就这样，我再次走上了四疃村支部书记的领导位子上。当时的四疃村1600多口人，八个生产队，只有两辆破旧的马车，还是缺这少那的不能使用。全村的账上没有一分钱，百分之九十五的村民都需要国家的救济。

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村里的运输工具，因为它们是四疃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三天之后，时任县委书记的韩申来四疃村检查工作。在检查中，韩书记笑着对我说：“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书田你这三把火要烧好啊！一定要把四疃村的工作搞上去啊！”

这时，我把村里的情况和自己的打算向韩书记作了汇报，韩书记听了他的打算非常满意。他笑着对我说：“你有啥困难需要我们解决的，尽管开口，我满最大程度地满足你。”

“这样吧，韩书记，您每个生产队给我们配两辆排子车，我就心满意足了。”

韩书记没有回答，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没过几天，县里把16辆排子车送进了村里。四疃村的群众望着崭新的排子车，都开心地笑了。大伙都明白，这就是大伙的希望。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发展水利先行。”我时刻把兴修水利建设放到村里工作的首位，不到五年时间，四疃村就打了4眼深井。从此，村里就告别了千年盐碱的历史，使千亩盐碱地变成了良田。

1978年，四疃村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但我们并不满足，计划着如何向更大的奋斗目标发展。一天，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建砖瓦厂是一个很好的致富项目。我马上和村干部商量，得到大伙的一致赞同。

是啊！四疃村到处是一些碱土堆，土地资源比较丰富。可是要建砖瓦厂，到那里去请建转盘窑的把式啊。

时隔不久，一个亲戚告诉我，永年有一个建窑的把式很出名，是用土建造的用砖很少，能降低投资的成本，许多转盘窑都是他建造的。

于是，我和村干部一起到永年三顾茅庐，把烧窑的把式请了回来进行实时砖瓦厂的建设。经过我们的心情的努力，建砖厂的成本大大降低。砖瓦厂的第一批砖出来了，无论是从色泽和硬度上都合格。砖厂成功了，大伙们都高兴坏了，这就是我们四疃村走向富裕的见证。

村民们都富了，村里也有了存款。但是，村里给用砖户送砖还用着两个轱辘的马车。遇上阴雨天常常误车很不方便。于是我和村干部商量，决定村里购买一辆四轮拖拉机。没过几天，拖拉机就开进了村里，村民们都好奇地在拖拉机上抚摸着，每一个村民的脸上都乐开了花。

1981年2月，上级又把我调到了公社里，主抓乡镇企业的发展。公社原有一个棉花纺织厂，快一年的时间了还没有正式投产。我来到纺织厂后，一方面到车间和工人谈心，了解厂里所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走出去，引进先进的为纺织设备。经过三个月的辛勤的努力，纺织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产品。就在那一年，也为公社创造了可喜的经济效益。

1982年，改革的春风也吹到了曲周大地上。人们都分了责任田，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在这改革春风的我沐浴下，有许多有志之士纷纷融进大海中，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时，我也坐不住了，也像在改革的大潮中干一番大事业。

时隔不久，我就辞掉了公社里的工作，和朋友一起创建了四疃公社第一个水泥预制品厂。我在会上经常讲，质量是企业的根本，信誉是发展的动力。我们预制场的每一个产品都要严把质量关，决不能让一个不合格的产品出厂。由于有较高的产品质量，出场的产品都供不应求，效益也一年年底倍增。

有一次，一个邱县的客户来厂里预定空心板。在谈话中得知他就是邱县潘坡村的支部书记王凤奇，当年调查李三案件时就是他给我出的证明材料。这真是缘分！我们两个一见如故。我原本就是一个好客的人，这时说啥也不能让他走，就这样我们整整地谈了一个夜晚。

十四

八十年代的中期，国家成立了老干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许多老干部都得到了社会公平合理的认可。1987年11月的一天，老战友刘春海、杜建平来到我家里，老哥们想见心情无比的激动，有多少心里话要相互诉说。在谈话中说起落实政策的事，他们都劝我到县里找找，我们可以做你的见证人。

在她们的鼓励下，我找到了县里老干部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常振田。我走近他的办公室，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微笑地说：“你先喝杯水，我让小刘同志给你填个表。”后来我按照他的要求填好了表，临走时他还把我送到了门外。

1988年12月22日，这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已被列入老干部落实政策的名单之内，我作为正县级的离休干部，享受18级的工资待遇。此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感动的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睛。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为党工作是我应尽的义务，可党对我如此的厚爱，让我不知说什么才好，我要用自己的言行来报答党的恩情。

我们这些老干部得到了县领导的高度重视，历届县领导对老干部进行慰问，他们问寒问暖关怀的无微不至。1997年在香港回归之际，时任县委书记的杨仲信亲自到家里来看望我。杨书记在谈话中说：“你们这些革命的老同志，是我们党的功臣，祖国和人民是不会忘掉你们的。你们要多保重身体，为党再做贡献。”我听了杨书记的话感动万分，心中感激的情感一下子展现出来，挂在脸上，也凝聚在我的手上。我紧紧握着杨书记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感谢党感谢人民的话语说了一遍又一遍。杨书记临走时还再三叮嘱乡镇领导，一定要把革命的老同志照顾好，他们适当的财富。

2009年7月1日，政府副县长李勤芳代表县政府来到我的家里进行慰问。李县长拉着我的手问寒问暖，有啥困难提出来，县里给你解决。最后，她把200万元的慰问金递到了我的手里。临走时，李县长说：“要多保重身体，为党发挥余热。”

近几年来，市县的各级领导多次来看望我，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倍感党的关爱。

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县老干部局让我们这些老军人老干部欢聚一堂来庆祝党的生日。在这次欢聚会上，县里给我们每个人佩戴了一枚“建国六十周年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标志着国家对我们老干部老军人的认可，也是我们的最高的荣耀。所以，我每天都把它戴在胸前，在人们面目前总有一种自豪感。

为了报答党的恩情，我多次到工厂学校进行巡回报告，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人们感触共和国成长的光辉历史。

1989年春天，县里在四疃村成立全县民兵训练基地。除了他们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外，还要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了把爱国主义教育在全县民兵中广泛开展，县里就让我给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爱国主义教育的报告会上，我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我的童年到成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反映革命军人的飒爽英姿。在报告会，时而响起排山倒海的掌声。这次报告会，在全县民兵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我在全县农村、工厂、学校做爱国主义的专场报告100多场次，为曲周县的爱国主义教育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受到了县领导的好评。

1991年8月1日，中共曲周县委、县政府和武装部授予我“优秀军外指导员”荣誉称号，并多次授予“校外辅导员”和“爱国主义教育先进个人”。

如今我已近九十高龄，仍然身体健在，我知道这是托共产党的福。我举家欢乐四世同堂，我们沐浴在幸福美满的生活里。我的童年是在旧社会度过的，没能学好文化知识。所以我要子孙们要好好学习，做社会有用的人才。我在家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子女考上了大学，就会得到2000元的奖励资金。由于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家里出了十几位大学生。

我不喝酒，却爱喝茶，也爱抽两口烟。常常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喝茶聊天，既能带来人间的快乐，也能陶冶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我平时在家里养养花、喂喂猫，看看电视和报纸，总想了解一下国家的大事。

我很开心能和子孙们一起享受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我最开心的时刻，就是能和大家一起共度党的生日，让党的优良传统在下一代中进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