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记忆

为文学打工 短篇 百味人生 2011-03-20 20:05 责任编辑:花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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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那些抗战时期的故事,一名叫郭企之的民选县长,用自己对党和人民的衷心和赤诚书写一段悲壮的抗日英雄传。抗战的混乱年代,普通的笔书写抗战英雄的悲壮序曲。他,是值得尊敬人的人。问好作者。

曲周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春秋时为晋曲梁域,因位于曲梁东部边陲,故名曲周。曲周在战国时属赵,秦时属邯郸郡,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封郦商为曲周侯。在曲周这片沃土上,曾养育了“陈于陛、王一鹗、刘荣嗣、路振飞、霍彦威、程名振、李若水、聂云翰、张琏”等历史名人,但是在曲周县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以个人名字作为县名的实属罕见。他就是曲周县解放时期冀南地区第一任民选县长郭企之,他用自己对党和人民的中心和赤诚书写了一段非常悲壮和动人的故事。他用自己的一腔热血谱写了一曲抗日救国的赞歌。

1915年的一天,天是那么的蓝,云是那么的白。风和日丽的天空,给人们带来一个好的心情。就在这个日子里,“哇哇”的婴儿啼哭声划破天空,这声音是那么的尖锐,是那么的嘹亮,在河北南宫县安宋庄的上空回荡着。郭企之就降生在一个富裕农民家庭里,天降贵子使整个家庭都充满了喜庆和祥和。虎头虎脑的他哭个不停,两只小手在空中不停地晃动着。全家人都围在他的身旁,个个乐的都喝不上嘴。

第二天清晨,全村的人都来祝贺,那祝贺声、嘻笑声填满了整个郭家大院。喜庆的美酒喝醉了好多人,一群东倒西歪的人们踩着整个小巷子直晃荡。一群喜鹊惊喜的在郭家院子的上空飞来飞去,吓得家中的鸡在墙头上莫明奇妙地叫着。

夜幕像一块巨大的黑布笼罩着这个喜庆的村庄,在这寂静的夜色里,偶尔也能听到几声狗叫。在郭家的屋子里仍透着亮光,郭企之的父亲坐在跳跃的油灯下沉思着。突然,他猛地站了起来,脸上布满了笑容。他激动地走到妻子面前说:“孩子天庭饱满,地庭方圆必成大器,儿子的降临就是我们郭家的大幸呀!那就叫他‘福记’吧”,他一开口,就得到了全家人的赞同。

在小福记7岁那年的春天,河床上的残冰融化的很早,路旁的小草也钻出了嫩芽,窗前的迎春花也提前开了,就连小燕子也从南方飞了回来。转眼又到新生入学的时候了,小福记背着新书包在妈妈的陪同下兴高采烈地走进了学校。

他不但知书达理尊敬长辈,还求知上进刻苦学习。在父母和老师的教育下,成为一个出色的少年,他的每次考试都在学校名列前茅。在学校,小福记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1928年,对于郭福记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也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的选择。就在这一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了南宫县立中学。

在南宫中学,他有幸认识了国语老师杨洁斯(冷楚),杨老师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以语文教员的身份从北平来到南宫中学进行革命宣传。郭企之在南宫中学读书期间,学习勤奋,喜爱新文学,尤其爱写思想进步的新诗。在杨老师的影响下,他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论入门》、《社会科学概论》等书,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了解。当时在南宫中学,他已成为新思想的拥护者和宣传者。1930年,在杨老师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郭企之这个名字也是在那个时候起的。郭企之、杨文阁、崔树堂、陈祥欣为第一批党员。同年4月,在杨老师的领导下建立了南宫中学党支部。

郭企之入党后,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地下革命活动。他和杨老师他们一起筹办了“新思想论坛”,在第一期就提出“穷人为什么穷?我国最危险的敌人是谁?”“地是穷人种,为什么富人收?地主老财盘剥发横财,为什么穷人常年吃糠菜?”等尖锐性的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自觉严格要求自己,舍身忘我的工作。中秋节期间,他为中共南宫县委起草了《告南宫农民书》,散发全县,并号召劳苦大众联合起来干一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郭企之积极报道北平学生南下请愿活动的新闻,还在学校多次组织演讲会进行宣传。在学校,有许多爱国青年纷纷加入了保家救国的队伍中。1932年,郭企之负责南宫县青年团工作,那时,上海党组织不断往学校邮寄文件和传单。他就把宣传品整理好,和同志们一起到集市、庙会散发,从而激发了社会青年的爱国热情。

后来,学校里革命活动暴露,受到反动当局查抄,就连杨洁斯老师也险些被捕。从此,文件传单就改寄到郭企之家里(安宋庄离县城很近),郭企之看完后再酌情处理。中学毕业后的郭企之,并没有因繁忙的体力劳动而改变他对共产党的无比热爱。他一面担负着家庭的重担,一面还在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的领导下,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他常穿着一件大袍子,将传单藏在身上,冒着生命危险到集市、庙会、剧场去散发。为了组织革命武装,组织上决定把巨鹿县苏家营警察分局给端掉。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他带着10余名同志潜伏在警察分局的附近。只见郭企之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一下就不那个持枪的哨兵给撂翻到地上。一声缴枪不杀响彻云霄,敌人在睡梦中稀里糊涂的就成了俘虏。那个分局长还想顽抗,郭企之几下就把他送上离西天。这次夜袭警察分局,不但抓获了十几个俘虏,还缴获了20多支长枪。在与敌人搏斗中,郭企之负了伤。事后,敌人进行了疯狂搜查追捕,郭企之只得带着伤到保定暂避。三个月后,他又秘密返回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着中国的国土。这时,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华男儿都有责任去捍卫自己的疆土。就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华北国民党军队却望风南逃,这时抗日救国的重担就落在了共产党的肩上。1937年12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司令部在司令员陈再道、政委李菁玉率领下进驻南宫。他们开辟冀南地区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抗日组织和救亡团体。郭企之深知,有国才有家,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党的事业,郭企之忍痛撇下头发花白的老母和四个(共三子二女,后有一遗腹子)嗷嗷待哺的孩子,毅然离开家乡奔赴抗日前线。临行前,他写下了“我的娘,儿的眼泪往肚里流--”的长诗,抒发了他与亲人离别的眷恋之情和以国事为重的宏伟志愿。在告别亲人的那一刻,他没有流泪,因为他怕年迈的老母会更伤心难过。他比一封长信塞到妻子的手里,头也没回地走出了家门。妻子高华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呆了很久很久,眼中的泪水滴落在那个信封上。这时,她才慢慢地打开了手中的信,一个个熟悉的字体映入她的视线。“等着吧,胜利后我一定回来看望你,万一我牺牲了,就是敌人把我的头挂在大街上,你也不要哭,要带着孩子坚强地活下去。”

1938年初,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在南宫县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郭企之任战委会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同年8月,调任南宫县委宣传部长。1938年9月,冀南行政公署任命他为冀南行署巡视团团长,带领四十多人组成的冀南行署巡视团到曲周县视察,主要任务是帮助该县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减租减息、增资增衣”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郭企之带领的巡视团来到曲周县后,积极协助曲周县委、县政府开展工作,宣传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组织群众武装。郭企之工作深入,勇挑重担,受到干部群众好评。

曲周县的大村镇一般都是大地主大恶霸盘踞的地方,工作最难做。他就常住在大村镇里,具体知道工作、解决问题。他工作方法多,善于在工作中总结经验。每到一个村庄,就发动群众组织起农会,向农会干部和群众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开展斗争前,先进行调查摸清底。根据情况展开有放有矢的斗争。郭企之同志革命立场坚定,处理问题十分果断,坚决给雇农佃农贫农撑腰。在“双减”斗争中,一个村庄发生了恶霸地主杀害雇农的事件,他提议处决这个不法地主,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处决当天,召集其它村的不法地主来看,起到了杀一儆百、震慑敌人的作用。群众扬眉吐气了,受了几千年封建压迫的贫苦农民,尝到了起来闹革命的甜头,“双减”斗争很快出现了大好局面。

郭企之同志常讲,我们党员干部,既是党的政策的执行者就要注意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团结教育各界人士。既广泛发动了群众,又巩固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郭企之中等身材,穿着朴素但人很精神。平时好看书不爱说话,但讲起党的理论和政策就口若悬河。他平易近人,常和群众打成一片。每次见农民都要问寒问暖,并鼓励他们要种好地多打粮支援抗日。他总喜欢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等党的理论政策讲给同志们听。在曲周大地上,无论是群众还是干部都喜欢和郭企之交谈。和他在一起不但心情舒坦,而且还长知识。他把自己的一腔热血都献给了党和人民,深得曲周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随着抗日烽火的燃烧,民主运动的浪潮也在普遍高涨。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均实行“还政于民”,选举产生各级抗日政权。

1938年9月的一天,天高云淡、晴空万里。曲周县人民都奔走相告:我们穷人可以当家做主了,我们可以选举我们自己的县长了。他们每个人脸上都乐成了一朵花,像潮水般的向相公庄村汇聚。

在第三专署专员唐哲民同志的主持下,在相公庄村召开了隆重的选举大会,民主选举了曲周县长。由于郭企之在曲周工作期间,坚持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工作深入细致,与群众同甘共苦,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信任,与会代表全部投票赞成郭企之同志任县长。冀南区的第一个民选县长就这样产生了。

当郭企之从唐专员手里郑重地接过县政府大印时,当他望着台下一双双信任的目光,心情无比激动。他咱在台上,用他那含着泪水的眼望着台下呆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我决不辜负曲周县人民的信任,要与曲周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一定带领全县人民抗战到底,宁做断头鬼,不做亡国奴。”话音刚落,台下响起了排山倒海的掌声。

上任伊始的郭企之,始终把“坚持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和用党的政策教育和发动群众”作为自己工作的法宝。为了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战,在他上任的第二天,就召开了统一战线的会议。到会的有甜水庄地主、原国民党第九路军委任的县长袁杰卿,原曲周县声望较高的教育局长田更新,国民党曲周县秘书长李贵元,县教育局长王仁甫,国民党员张泽民,曲周师范学校校长冀友斋,还有红枪会当家的张洛平和六离会总头子路洛普等。曲周县的部分区长、科长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讨论如何抗日问题,各派人物争舒己见。有的老学者开口就是“之乎者也”,虽主张抗战,但信心不足,说中国人虽多,但人心不齐,武器装备低劣,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有的引证宋末抗金亡国的例子,说不能抗战,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也有的说共产党的打法不行,转来转去的游击战,应打几个像徐州会战和武汉保卫战那样的大仗来解决问题;甚至有的还说,要英雄造时势,老百姓是乌合之众,发动起来要出乱子。我们的与会干部也争相发言,坚持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持久战、抗战必胜的观点。一时众说纷纭,局势难以掌控。这时,郭企之同志突然站了起来,双手示意大家安静一下。他环视一下大家,然后平静地说:“中华的国土遭受日寇的肆意践踏,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坐视不理,那就是要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如果我们不去抗日,那就注定要家破国亡;如果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硬要拿鸡蛋向石头上碰,这也注定我们要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坚持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敌人展开长期的游击战争,才能小见敌人的强势取得最后的胜利。常言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是正义之师,是多助的,我们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只有全民抗战、持久抗战,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郭企之县长的慷慨陈词,远见卓识,使得满座皆惊。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这样的雄才和韬略,使正直爱国的人们为之敬佩和倾倒。会后,大部分的开明士绅主动向我党靠拢。他们相信在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不少人献出家里的钱财和枪支弹药支援抗日。有的同志拍着企之的肩膀说:“你真行呀!竟让这些自以为是的老学者们俯首称臣,简直赶上了老子讲道。”

企之同志谦虚地说:“是毛主席的政治理论和军事思想指导我们,我们自己哪里懂得多少道理?”

郭企之同志不但在做政治思想工作上是个行家,还在军事指挥上也是把好手。他是县长,兼任县大队大队长,经常带领县大队与敌人作战,是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1938年11月,敌寇的实力越来越强,对曲周县县大队进行多次追杀。一次,郭企之带领县大队在套里村附近执行任务,遭到了敌人重兵的合围。郭企之率领县中队奋力反击,但始终未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情况十分紧急。他果断地说:“我们现在不能走了,赶快抢占前面的套里村,占据屋顶制高点。敌人若是发现了我们,就用手榴弹杀伤敌人,与他们拼一场。敌人若发现不了我们,我们就隐蔽。”在他的指挥下,县大队迅速撤到了套里村。不到半个小时,敌人就开着汽车进村了。由于村里老乡掩护得好,敌人没有发现县大队便向东南方向走了。

一次夜晚,曲周县政府在龙堂村遭受敌人包围。敌人来势汹汹,数倍于我。郭企之同志深知县政府大多是非战斗人员,如果强行突围我们就会有严重的伤亡。他经过周密安排,让工作人员就地疏散,化整为零。同志们利用多种方式躲过了敌人的搜捕,直到深夜时分,县政府的同志才化险为夷。

1938年秋,企之同志与县大队在三区刘大寨检查工作,突然被敌人四面包围。他先让侦查员在房顶上秘密观察,弄清了哪面敌人多,哪面敌人少,哪面是鬼子兵,哪面是皇协军,然后进行战斗布置。他指挥一小部分战士佯攻鬼子包围的方向,并点着了一个草垛造声势,而命令大部分人从皇协军方面突围出去;突围出去的同志再绕到敌人背后夹击,接应包围圈里面的同志,大大减少了我方的损失。他常说:“我们这些战士,都是好同志、好兄弟。所以打仗不要盲目,不要因为咱们的瞎指挥,让战士们作无畏的牺牲。孙子讲‘爱兵如子’,我们应该爱兵如兄弟。打仗要打埋伏,不打拼命仗。要敌进我退、敌退我追,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保存自己的实力来消灭敌人。”五

郭企之同志群众观点很强,把依靠群众作为自己工作、战斗的出发点和归宿。事事按照群众的思想脉搏考虑问题,方法灵活、语言生动,很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刚上任不久,为了研究扩大兵源问题,郭企之主持召开了一次各级干部参加的扩军会议。他在这次扩军会议上说:“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要让更多的爱国青年加入到抗日救国的队伍中,就得造成‘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大好局面,就先得打通母亲与妻子的思想,让她们成为参军报国的动力。古代有岳母刺字,教子精忠报国;有梁红玉击鼓助丈夫大破金兵;有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这都是古代的巾帼英雄。不让丈夫、儿子上战场,怎能武装保卫生命财产和安全生产,怎能保卫妻子儿女不受侮辱!”这些话说到了每个人的心眼里。干部们回去后,也照郭企之的话去宣传,并注意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果然大见成效。县大队很快由两个连扩大到四个连,并保证了源源不断地给正规军补充兵源,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郭企之同志平易近人,尊重同志、关心同志,是干部和战士的贴心人。他在晚上经常去查岗看哨,有的战士生了病他就替战士上岗。

一次,他发现那个站岗的战士在打盹,并没有批评他却上前主动和他交谈。他笑着问道:“小伙子,你说革命胜利以后,咱们的国家要变成什么样子呀?”战士连连摇着头说:“不知道。”他便笑着说:“我们要像苏联那样搞共产主义,住高楼大厦,还要在大路上铺油。你见过用油铺的大路吗?”战士惊奇的睁大眼睛说:“从来没听说过,要是路上铺油,那不就把人给滑倒了。”“那叫柏油马路,是不会滑人的。”说罢哈哈大笑。战士的瞌睡不知不觉被赶跑了。

在县大队里,有的战士年龄很小,做梦都想回家看看,常常一个人钻在被窝里偷哭。越是走到离家近的地方,就越想回去看看。有一个战士再也忍不住了,他硬着头皮去找郭企之请假。郭县长笑着对战士说:“小鬼,是哪个村的?离这里几里路哇?”小战士低着头说:“离这里只有五里路,想回家看看。”郭县长接着说:“看!我一百多里地都不想家,你只有五里就想家呀!要是实在想得很,就回去一会儿,好不好?”小战士听了这话倍感亲切,仿佛在和父母拉家常。这时,小战士坚定地说:“不!我不回去了,县长不想家,我也不想了。”

郭企之同志很关心对干部的教育和培养。在政治上、工作上严格要求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每到一村,他总是抽出时间把村支书,民兵队长找去,了解村里的情况。一次,他对民兵支队长王生伦说:“小王,不识字同盲人一样,领兵打仗可不行呀!”他委托通讯员申敬斋当王生伦的老师,以《论持久战》为课本,边学理论边识字,通过努力学习,果然认了不少字,持久战的理论也能看懂了,打起仗来能学着运用书里面的战术思想去对付日本鬼子。

有一次,县政府有个女同志病了,不能随军行动,郭县长决定派王生伦连夜送她回家休养。王生伦是个喜欢打仗的汉子,他认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可如今不是打仗而是送这个黄毛丫头回家,心里还真有点不情愿。郭县长看出了他有情绪,便上前开导她说:“大家都是来自十里八村的,我们的血汗都为抗战流在一起,生了病要互相关心!女同志怎么了?我们家里的姐姐妹妹不都是女同志吗?她就是我们的亲姐妹,送他回去吧。”王生伦听了郭县长的话很受鼓舞,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1939年1月21日,日军的铁蹄踏进了曲周县城。他们一方面征粮食、抓壮丁、修炮楼,从而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方面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郭企之县长率领县大队和政府工作人员,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破路、藏粮、挖交通沟、伏击日伪军。

1939年2月初,为配合香城固伏击战,根据八路军三八六旅陈赓旅长指示,郭企之带领县政府秘书张子政几次化装秘密潜入曲周县城,侦察日军的兵力部署情况。他胆大心细,几次机智地躲过敌人的搜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香城固伏击战大获全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战斗歼灭日军一个加强中队250余人,开创了八路军平原伏击战的模范战例。

1939年2月9日下午,郭企之一行四人,骑着自行车来到南里岳村。敌人经常向这个村要粮食、要棉花、抓民夫、抓壮丁。粮棉物资一运就是几大车。郭县长此来就是要在这个村开展反资敌斗争。进村后,他们穿街过巷来到抗日村长贾培文同志的家里,贾村长又找来了本村的老党员曲清臣、孙清良等。郭县长听了村长他们的汇报,讲了开展反资敌工作的意见,对反资敌工作大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直到深夜才散会,郭县长就住在胡子寿的家里。不料,开会的时候被一个装扮成拔牙卖眼药的汉奸石三春发现,他跑到县城进行汇报。日本鬼子非常高兴,当天夜里就调动曲、邱两县日伪军四五百人,包围了南里岳村。

第二天拂晓,敌人进村挨户搜查。当郭企之他们发现敌情时,已身处险境。他果断地带领其他三人向村南庙堂方向突围,但由于敌人的重重包围被冲散了。在突围中,郭企之同志左膀受伤便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他深知自己是无法冲出突围,于是就退回到村里,穿过几条小巷,躲在一个草棚子里。后来,日伪军把群众赶到一个大苇坑里,郭县长就在人群当中。敌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手无寸铁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两挺重机枪的枪口对着群众。日军宪兵队的平岛小队长,站在一个石磙上,手挥军刀对着群众吼到:“郭企之的有?谁说出他的下落,你的良民大大的!”群众谁也不言语,用愤怒的目光注视着这帮侵略者。平岛走到贾村长面前恶狠狠地问道:“你的说!郭企之的哪个?”村长摇着头说:“郭企之,我不认识,怎么会在我们村中呢?”敌人多次对贾村长进行恐吓和质问,都毫无结果。这时,平岛小队长恼羞成怒,跳下石磙用军刀直刺村长的胸堂,贾村长便倒在了血泊中。平岛对着群众怒吼道:“你们的良心大大地坏了,统统地死了死了的”说着他示意机枪手向人群中扫射。

“我就是曲周县抗日政府县长郭企之!一人做事一人当,不准杀害老百姓。”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郭县长一个箭步冲出人群。平岛小队长一挥手,几个鬼子便走到了郭县长的面前,残酷地用铁丝穿透企之同志的两只手腕,拧到一起,鲜血把雪地染红了一片。这时刻,“我是郭企之!我是郭企之!……”人群里喊声似劈雷震长空。平岛小队长见势不妙,就下令把郭企之推上汽车押往曲周城。

郭企之被关进阴冷的牢房里,凶残的敌人对他严刑审讯和逼供。鞭子抽,烙铁烫,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种种刑具都用尽,却一点收获都没有。郭企之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几次的昏死过去都被敌人用凉水浇醒。敌人的酷刑虽然折磨着他的身体,但却扼杀不了他的爱国之心。敌人见各种酷刑都不管用,就摆上酒宴撤酷刑,。

敌人在他面前摆着上好的饭菜,鬼子兵敬着军礼请他吃饭,他看也不看。后来敌人竟低头哈腰地劝着,郭县长看着敌人罪恶的嘴脸十分气愤一脚把饭桌踢翻在地。敌人接着另摆饭菜,平岛小队长便让伪军轮流劝食。郭县长严厉斥责他们认贼作父,为非作歹的卖国罪行。他们在良心的谴责下,一个个张口结舌,悄然退出。平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企图用友好和亲善来感化郭企之,让他交出共产党的名单。让他搬进舒适的房间,并命医生为他治疗伤口。平岛小队长还亲自设宴为郭企之压惊,这房间,宽敞又僻静。黄杨木椅子四边放,八仙桌子摆当中。鸡鸭鱼肉上满桌,甜酒辣酒好多瓶。平岛小队长满脸奸笑拉近乎,虚情假意谈“交情”。他指着酒席说:“你的,迷西!迷西!你的压惊。中国人和支那共存共荣!”郭企之横眉怒目不理睬,怒火强压在心中。平岛嬉皮笑脸劝道:“只要你帮皇军捉住土八路,你的,功劳的有!你若归顺大皇军,金票大大的!”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瞎了你的狗眼睛。你们这些强盗,侵占中国领土,杀害中国人民,我与你不共戴天。何谈什么‘朋友’和‘共荣’。”郭企之一怒之下飞起脚,把桌子踢翻在地当中。

一次次的失败,平岛小队长并没有灰心,他又想起了劝降之计。他急忙找来连书平,要他去劝降郭企之。曲周伪县长连书平是老牌汉奸,为人狡诈,曾在冀东大汉奸殷汝耕手下任过职,也是平岛的得力干将。平岛小队长这次派他作说客,原则是只要郭企之答应出任邱县县长,不公开声明反共,也当即释放。

“企之老弟,幸会,幸会!我们不仅是兄弟,还是同行啊!”连书平一见郭企之,就满脸堆笑地上前握手。

“我是抗日县长,你是汉奸县长,咱们两人水火不能相容”郭企之说着推开了他的手。这时,连书平突然涕泪俱下、气咽声颤地说:“老弟,你也知道,我的儿子在延安上抗大,我虽然在这里给日本人办事,能与他们一条心吗?八路军不也让我们这些人身在曹营心在汉,我就是这样做的。我与平岛讲妥了,只要你答应任邱县县长,就可以自由了。还是先得到自由,到时候,要去要留还不在你自己吗?”郭企之听完连书平的话,怒气冲天。他指着连书平的鼻子骂道:“伪县长先生,这些好话亏你还能说出口来。我们共产党人讲究实际,不信空话。听其言,观其行。你带领伪军追随日寇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残害中国人民;你为虎作伥,替日寇抓民夫修炮楼,抓壮丁当炮灰。到现在你还劝我当汉奸,你对鬼子言听计从,这些情况能说明你身在曹营心在汉吗?告诉你,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不会从狗洞里爬出去的!”连书平一向以油滑和皮厚闻名,可这次栽到了郭企之的手里。

企之同志被捕后,党组织曾多次设法组织营救,但由于敌人防守严密,均未成功。敌人费尽心机,终不能达到目的。他们就原形毕露,凶残的杀害了郭企之。

1939年3月29日下午,是曲周县人们最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日寇残酷地杀害了那个爱民如子的好县长。在郭企之押往刑场的途中,到处都是乡亲们的泪水和哭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是杀不绝的。”声如巨雷,震动全城。在城东北角的墙根下,敌人早已挖好了一个一人多深的土坑。平岛小队长阴险地说:“郭企之,你的,再顽固不化,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他以坚定的步伐,走到土坑前,转身对平岛说:“狗强盗,你杀吧!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我们总有一天要向你们讨还血债!”说罢纵身跳下土坑。平岛宪兵小队长和几个鬼子同时抽出战刀,对着土坑里的企之威胁说:“你投降不投降?”郭企之不屑一顾地高声回答:“宁做断头鬼,不做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随着企之同志一声一声地高呼口号,敌人一层一层地往他身上埋土。当黄土埋到企之同志胸口时,平岛小队长再一次问他:“你投不投降?”企之同志怒视着平岛,用尽全身力气又高声喊道:“打倒日本强盗!”“打倒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他那视死如归、凛然磅礴的气势永远珍藏在中国人的心里。

郭企之同志牺牲的噩耗很快传遍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悲痛流泪。就连曾参加营救企之同志的看守袁老同,也伤心至极,愤然弃职回家。当时,曾多次有人进城抢运企之同志的遗体,但未得手。直到第二年才将遗体从城内起出,葬于城北王庄。每到清明时节,群众纷纷前往祭奠。

“企之牺牲重如山,人民悼念泪不干,打败万恶日本鬼,给我县长报仇冤”这首悲壮的歌谣在曲周大地唱响。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鉴于企之同志功绩卓著、气节高尚,特追誉为“模范县长”的光荣称号。并将曲周县四、五两区和威县的一个区划为一个县,命名为“企之县”。曲周县委也发出“学习郭县长,化悲痛为力量”的号召。有的干部咬破食指,血书“宁做断头鬼,不做亡国奴!”不几时,曲周全县人民以极大的愤激心情,掀起了向敌人讨还血债,奋战到底的抗日高潮。就是在敌人的营垒里,在我党“学习郭企之同志民族气节”的宣传教育下,也大为震动。1939年7月,敌伪军一个中队幡然悔悟,在正副队长王金玉、陈宝琛的带领下,携带大批武器向我投诚。

1939年8月,伪县地粮征册总书杨文民、袁庆昌等六人携带敌伪的全县地粮征册也向我们投诚。他们说:“我们仰慕县长郭先生,他能为全县人民牺牲,我们也该为全县人民做点好事。最近,敌人又要给人民加派粮款,不顾人民生活。我们实在气愤,就携册而逃,打乱他们的计划。”

1940年秋,新八旅一部在三分区司令员高厚亮同志的指挥下,在曲周大连寨消灭日本一个中队,当场击毙日本大队长山本,缴获机枪四挺,大炮一门。战士们说,这是我们以实际行动给郭县长报仇。抗战胜利后,曲周县人民召开了十万人庆祝大会,在大会上,处决了出卖企之同志的汉奸、敌特,为企之同志报了仇,为人民雪了恨。1940年3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鉴于郭企之坚贞不屈,民族气节高尚,英勇牺牲,特誉以“模范县长”的光荣称号。并将曲周县第五区(香城固)、第六区(潘店)和威县、临清县、邱县一部分村庄划为一个县,命名为“企之县”,以示纪念。企之县所辖五个区,共有180个村庄,8万多口人,2000多名中**员,隶属冀南区第四专署。1945年10月,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根据上级指示,撤消企之县建制,曲周县第五、六区划归邱县和威县。

1946年10月18日,冀南三专署第一次行政扩大会议决定,为纪念先烈郭企之,将曲周县改名为企之县。1949年10月15日,根据上级不以烈士名字命地名的指示精神,又恢复了曲周县县名。1956年,中共曲周县委、曲周县人民委员会(人民政府)在郭企之县长英勇牺牲的地方,建立起烈士碑、纪念亭。郭企之县长的芳名和业绩将世代传颂。每年清明节,曲周县党员干部群众和广大青少年学生,纷纷来到郭企之纪念亭进行扫墓和凭吊,缅怀先烈功绩,继承先烈遗志,激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热情,鼓足干劲,为建设曲周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工作。

50多年来,郭企之纪念亭几经修缮,都不能满足人们对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2008年,曲周县委、曲周县人民政府,尊重民意,顺应民心,投资100多万元对郭企之纪念亭进行扩建、新建和修缮。现在已建成集休闲、娱乐、健身、教育于一体的大型游园广场。清晨朝霞沐浴,人们在这里跑步、习剑、唱歌;晚上灯光通明,人们在这里跳舞、练拳、健身,真是一派升平和谐景象。人们在享受着新中国60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人们在享受着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幸福而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