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死党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分响应。

10月12日，清廷令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两镇大军火速南下，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强大舰队协同作战。可是，荫昌根本指挥不动北洋各镇新军。掌握北洋军（老百姓称之为“灰狼军”）实权的所谓“龙、虎、狗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都是袁世凯的死党，他们眼中只有一个袁世凯。

10月14日，袁世凯踌躇满志，正在摇头晃脑地吟咏自己的得意之作：“楼小能容膝，檐高志树齐，开轩平北头，翻觉太行低。”此时，报呼：“圣旨到。”接旨方知，任他为湖广总督，袁世凯称“足疾未好”，继续要价。在此前后，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嘉乐恒、四国银行代表司戴德，清廷内奕劻、徐世昌，众口一声称道袁世凯为“强者”，收拾残局，非他莫属。

袁世凯，北洋军阀始祖及总头子，学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别号宏庵，河南顶城县洹上村人，1859年9月16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大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其叔祖父袁甲三靠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漕运总督；其伯父袁保绪，天津海关道；其父袁保中，地方豪绅，在家乡办团练；其养父（本是叔父）袁保庆在袁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

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一直过着纨绔子弟生活，8岁时随养父到济南读书，后又到南京读书。1873年袁保庆病死，次年袁世凯又随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刑部侍郎）到北京，一边读书，一边帮袁保恒办事。袁世凯从小耳濡目染，因此很快学会了清末官场上那一套虚伪行径、奸诈把戏。1878年袁保恒死了，袁世凯又回到家乡。次年，他捐了一个中书科中书，结识当时任塾师的徐世昌，资助徐到北京应试。袁世凯读书不济，1876年和1879年两度参加乡试，无不名落孙山。于是赌气烧了自己所作的诗文，决心走一条升官发财的道路。

1881年5月，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投靠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当时，吴长庆为淮军统领，遂委派袁世凯办营务。次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政变”，他随吴军开赴朝鲜，负责前敌营务处，参与诱捕朝鲜大院君李正应。此后，又为朝鲜国王训练“新建亲军”，因而受到清廷褒奖，尤得直隶总督李鸿章赏识，从此飞黄腾达。

1885年10月，李鸿章保荐袁世凯做“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1892年9月，以海关道记名简放，次年5月补援浙江温州道，仍留朝鲜供职。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他受了日本驻朝鲜代理馆务书认官杉村的怂恿，一再要求清廷派兵帮助朝鲜统治者镇压起义。及至清军赴朝，日本又按预定计划派遣大军侵入朝鲜，占据了汉城，致使中日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袁世凯一见局势严重，深恐无法收拾，乃推荐唐绍仪代行己职，自己则于7月19日请调四国。8月1日中日战争爆发，他被李鸿章派往辽宁凤凰城办理清军前敌营务处兼筹转运事宜。他先随清军败退至辽阳，再退至锦州，次年春至天津销差。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廷鉴于旧式湘军、淮军不足恃，有意改练新军。当时，袁世凯以浙江温州道留京，充“督办军务处”差委，抢先上书当朝权贵，提出练新军的策划。经过多方钻营，他取得了西太后的亲信荣禄和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的推荐，1895年12月，被派接管“定武军”十营，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定武军”是中日战争期间成立的一支使用新式枪炮的队伍，驻天津附近的小站，有4700余人。袁世凯接管后，添募二千多人，依照德国军队的建制，编成“新建陆军”，聘请德国军官，进行近代军事训练。同时，招纳封建文人，对弁兵讲“经史大义”，灌输“忠君”、“尽孝”等封建思想。为了控制这支军队，造成个人的武力，他网罗了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段芝贵、张勋、王占元等一批人，分别给以重要职务。这些人以后都成了他的爪牙。1897年，清廷认为他练兵有功，提升他为直隶按察使，但仍专管练兵事宜。在戊戌变法时，袁世凯起先假意支持维新派，取得了维新派的信任。后来，他看到维新派没有实力，不易成功，便采取出卖维新派的阴险手段，又取得了西太后的信任。从此，飞黄腾达更有了捷径。

1898年12月，新建陆军改名武卫右军，为荣禄控制下的“武卫军”五军之一。袁世凯于1899年6月被提升为工部右待郎，仍专管练兵。12月6日，又署理山东巡抚（次年3月14日实授），率领武卫右军前往山东。当时，山东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如火如荼。袁世凯诬蔑义和团是“左道邪教”，颁行“严拿拳匪暂行章程”八字，派兵到各州县屠杀团民，焚毁坛场，以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了山东境内的义和团运动。

1900年6月，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占大沽，清廷命令袁世凯入京防卫，他不敢公开抗拒，只派少数兵力在直鲁边界应付一下，而实际上是按兵不动。这时，他一面与南方表示“中立”的各省督抚取一致态度，派人与帝国主义各国在烟台的领事勾结，依照“东南互保”的办法和各国达成协议：“内地各处洋人均派兵妥护，送烟（台）暂避”，并派兵保护教堂，“倘有猝不及防，照数认赔”；另一方面，又向在逃亡中的西太后处进贡些饷银、缎匹，落得两面讨好。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荣禄的前后左中四支“武卫军”几乎全部崩溃，只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完整保存下来，而且在血洗义和团过程中扩充了“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他的队伍已有19600余人，成为北方最大的一股反革命武装。

1901年11月，卖国贼李鸿章病死，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他到达直隶后在内外政策上完全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并且把这个淮系军阀的班底也接收下来，政治军事势力迅速膨胀。这时，清廷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已成立“督办政务处”。1902年初，让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袁世凯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反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督练公所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任总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务军（简称“北洋军”）。同时，奏派赵秉钧创办天津及直隶各州县巡警，把清朝京机的警权抓在自己手里。此后，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为了筹措“练兵费”和庚子赔款，他加征捐税，巧取豪夺，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起人民不断反抗。随后，他又残酷地镇压了直隶广宗景廷实领导的农民起义。1903年12月由他建议，清廷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为了避免皇族的疑忌，他力请由慵懦的庆亲王奕劻任总理练兵大臣，自己退居为会办大臣，学握练兵处实权。1905年袁世凯拼凑成北洋军六镇（每镇官兵定额为12560人，实额共6万余人），除第一镇是铁良统率的旗丁外，其余五镇都是他的嫡系，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统出身。至此，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反动集团的基本武力大体建成，成为清廷镇压人民的主要工具。同时，为了抵制革命运动，他极力主张搞假立宪的骗局，在天津设立“宪法研究所”，又办理“地方自治”。他还极力破坏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为美国在东三省的侵略活动效劳；支持英国的路权要求，不遗余力地博取各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两国的欢心。当时，“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袁世凯）”，才能作出决定。

袁世凯深知自己权势的膨胀会引起一些满族亲贵的猜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每年以北洋“截旷银”（空额兵饷）上贡西太后，贿赂奕劻和总管太监李莲英。与此同时，他表面上又把一、三、五、六镇交陆军部尚书铁良指挥，自己则退居幕后操纵的地位。尽管他使用了这些手腕，但到1907年仍被清廷用明升暗降的办法调任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剥夺了他对北洋军的指挥权。1908年11月，光绪、西太后相继死去，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光绪之弟）监国，载沣本想杀袁世凯，但惧于他的内外奥援，未敢下手。载沣为了把袁世凯的权力夺回到自己手中，于1909年1月2日发下上谕，硬说袁有“足疾”，勒令回河南彰德“养病”。

袁世凯原来对清廷还感恩戴德，可算死心塌地；但现在经载沣这么一折腾，他对清廷就不无二心了。

就在袁世凯1909年1月2日被罢官的当天，正值袁世凯当班入宫为光绪帝值宿守灵。尽管恼羞交加，他仍然按照规矩向清廷叩头“谢恩”。袁世凯不得再入宫值宿，又不敢擅自离去，进退失据，心乱如麻。得大学士、军机大臣世续代为值宿，才得以脱身回家。

按照惯例，清朝的权臣开缺之后，往往可能是入狱、抄家、乃至处死的大祸继至。袁世凯对此忧惧三分。1月3日，他微服出走天津，以观动静。驻天津的直隶总督杨士骧本是袁世凯的亲信，但他深知干系重大，拒不接纳。与此同时，北京方面也传来奕劻、世续等枢廷重臣传来的消息，可确保无杀身之虞，于是袁世凯又返回北京。

袁世凯的担心并非多余。载沣当初确实想杀掉袁世凯，以消十前前戊戌政变时袁世凯出卖光绪之恨；而且，此时外间已有谣言，说袁世凯已篡位自立，北洋军已集中北京，庆亲王奕劻已经遭幽闭。这些，都是杀掉袁世凯的信号。在清廷内部，除了几个少不更事的皇室青年新贵张牙舞爪地支持载沣之外，所有枢机重臣，都不赞同载沣的主张。张之洞力言：“主少国疑，诸多困难，为大局计，对袁世凯务宜镇静宽大，以观后效。”世续、那桐、荣庆等，虽是满蒙人，亦皆合力保袁。在地方上，北洋陆军更是闻之大哗，齐齐磨拳擦掌，慷慨急难，几将肇绝大风潮之举。英、美、日本的驻华使节，在中国的有影响力的外国人，外国新闻媒体，都表现了对袁世凯命运的关注。他们都想扶植一个走狗，与日益得势的同盟会革命党相抗衡。英国和日本两国政府已经在商议共同干预清廷对袁世凯的处置。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载沣，不得不接受折衷的办法：保全袁世凯的性命，将之放逐回籍。

袁世凯于腊尽岁末，凄然离京南下，寄寓卫辉府汲县自己的私宅。稍后，又移居彰续府（今安阳）城外的洹上村，开始了他的“养病”生涯。

袁世凯在50岁的盛年被开缺罢官，意气甚为难平，于是韬光养晦，时谋再起。他多次以“半生鞅掌，梦觉邯郸，自顾中外回旋，过多功少，时艰莫补”这样一类隐语，隐怨清廷苛待重臣、刻薄寡恩的作为。

凶险的遭际，使放逐中的袁世凯时刻关注着朝廷的动静，提防着个人的安危。其长子袁克定的府第，即是他的驻京办事处，朝廷有何动静，徐世昌等人即把消息经此处传给袁世凯。京汉铁路火车是此类信息传递的主要通道，且由北洋旧部随时维持和保证通讯的安全。袁世凯的亲信、铁路局长梁士诒，更为之专备火车，以供缓急之用。

袁世凯时有复出之望，不甚寂寞，多方呼应。即有大量信函往送，又有各方许多人士亲来洹上与之会晤。前来晤袁的重要人物多达六、七十人，其中有：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川汉铁路大臣端方，以及直督陈夔龙、鲁抚袁树勋（后为粤督）、孙宝崎、豫抚宝芬、江督张人骏、皖抚朱家宝、赣抚冯汝癸、浙抚增韫、吉抚陈昭常、新疆巡抚何彦升、立宪派首领张謇等，还有许多藩、臬司，提法、提学使，司、道、州、县官员们。晤则议论国家及各省各地的时政。袁世凯与他们多所谋画，出谋划策，乃至调停他们之间的过节，如对陈启泰与蔡乃煌。

洹上村实为一个小朝廷，袁世凯则是这个小朝廷的土皇帝。

袁世凯同张謇洹上秉烛夜谈，令张謇对他从内心十分佩服。袁世凯赞同并积极支持盛宣怀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又使盛宣怀与他加紧了勾结。端方出任督办川汉铁路之初，袁世凯也为之出谋划策：“大节似先驻汉阳，分投委员查勘，步步为营，方为良策。”倘若端方接受了袁世凯的忠告，不冒险进川，或许不至于落到暴尸川东的悲剧。

在武人方面，袁世凯同长江以北各提镇直至东北的新军统领张绍曾等，多有书信往还。武人来彰称候者，更是频繁如同家人。袁世凯亦对他们关注有如，对他们的升迁去就，殷勤慰勉；对他们之间的矛盾悉心排解。

宣统一朝三年，国是日非，一派亡国景象。很大一部分关心清朝命运的人们，把抚大厦于倾倒的希望都寄托在袁世凯的复出上。清廷中之汉臣领袖、军机大臣大学士张之洞在去世前，首倡重新起用袁世凯之议。其时，载沣以载洵办海军、载涛管理军咨府。张之洞诤谏说：“洵、涛二人年幼无知，此系国家重大政策，应于全国大员中选知兵者任其事。”但载沣知是婉荐袁世凯，遂不听，1911年5、6月间，立宪派首领张謇、汤寿潜等4人联名上书载沣：“政府以海陆军政及各部主职均任亲贵，非祖制也，举措乖张，有悖朝制。应仿咸丰、同治年间平定发捻故事，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载沣知其意与张之洞相同，亦不听。

数次举荐，载沣不纳，举荐之人，又想办法。

新闻媒体、社会舆论，于是大量报道乃至制造了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的消息。天津《大公报》、盛京《奉天时报》，从袁世凯开缺到武昌起义爆发期间，关于袁世凯各种活动的消息计有106条，其中涉及“出山”的有64条之多。

面对各方的山呼声，袁世凯一面用预练的拒绝来掩盖其急迫的心绪，一面也同亲信们积极议论局势，寻求最佳出山时间，直到辛亥革命爆发。

武昌起义的次日，1911年10月11日，袁世凯在洹上度过他的53岁生日。毕竟是乡居，信息传递稍慢。10月12日才得闻武昌“有乱事”的消息。震惊之后，贺寿之会，即刻成为袁世凯父子以及亲信谋士们在一起讨论时局之会。他们共同的第一个预计就是，袁世凯必将被重新起用。果然，清廷13日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并派朝臣阮中枢到洹上宣布诏书。

载沣、荫昌根本指挥不动袁世凯的北洋军。北洋军只认袁世凯是他们的主人，惟他的马首是瞻。同时，北洋军的高级军官都是明眼人，看到清廷江河日下，荀延残喘，自把前途、希望，全部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极端仇视，千方百计企图扑灭革命烈火。武昌起义后几天之内，它们就在武汉江面集中了十余艘军舰，监视革命势力的活动，并随时准备进行武装干涉。驻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连续举行会议，商讨如何维护它们在华的侵略利益的办法。他们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的建议，促使清政府立即起用两年前被罢黜的袁世凯，叫嚷“非袁不可收拾”，企图通过袁世凯这条得力走狗镇压南方革命势力，为清王朝稳住阵脚。

10月14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统率北洋军队南下镇压革命。袁世凯野心勃勃，想乘机向清政府索取更大的权力，借口“足疾未痊”，留在河南彰德不肯出山。同时，他指使他的亲信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军将暂时采取观望态度，不要贸然进军

自鸣得意、待价而沽的袁世凯，哼哼唧唧，拿拿捏捏，一再口称足疾未愈，不便视事，不买清廷的帐。他的心腹之交徐世昌（内阁副总理大臣），替他摸透了清廷的行情。对于清廷的起用，洹水渔翁推辞再三，给他一个不能左右清廷的官，他万万不要的。小小的湖广总督兼剿抚事宜，无非是作荫昌的副手，哪个龟儿子才干！

27日，清政府因进攻武汉受挫，湖南、陕西、江西又相继起义，不得不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袁世凯仍不满意，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他军事全权，保证供应充足军饷等条件。清政府一时犹豫不决，不肯轻易接受袁世凯的全部要求。这时，起义的省份日益增多，革命形势不断高涨。资政院中的立宪派齐声呐喊，提出了一个上奏案，主张立即召开国会，取消皇族内阁，赦免国事犯。在袁世凯的指使下，驻直隶滦州的新军第20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3镇协统卢永祥等，电奏政纲12条，要求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特赦国事犯，组织责任内阁。资政院的呐喊，张绍曾的“兵谏”，都和袁世凯的要求遥相呼应，给了清政府很大的压力。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万分惶恐，被迫屈服，连忙下“罪已诏”，颁布宪法“十九信条”，下令释放政治犯，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

1911年10月14日，阮忠枢到了洹上。

清廷要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是否应命，便成了袁氏父子以及亲信谋士们讨论的焦点。袁世凯周围的人员各持一见，一拥清廷，一复新汉，袁克定是“复新汉”派的首领，他主张不必应命，或坐待清亡，或附和革命党，或独树一帜。袁世凯权衡再三，断然否定了这种主张，于15日复函奕劻，16日正式拜折应诏。同时，致函清政府内阁总理、协理大臣，以及亲信徐世昌、张镇芳，还有北洋旧部王士珍等，明告他们正式应诏出山。

但清廷诏令，只命袁世凯在荫昌手下“会办军务”，这是清廷又一不智之举。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清廷在招数殆尽之时，却悖常理而出此下策，焉有诚信可言？

袁世凯抓住了这一点，在拜折应诏的同时，也向清廷开出了八项条件，让阮忠枢带回。其内容主要是：授予他军事全权，足兵足饷，军咨府、陆军部都不可“绳之以文法，遥为牵制”，否则，拒不出山。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一面要把朝廷之权夺过来，另一面又要对付南方革命党人、革命军，便召他的“龙、虎、狗”三杰与其他心腹到新德老巢召开秘密会议。王士珍虽称“北洋之龙”，圆滑而已，终不及虎、狗。北洋之虎段祺端，才是袁世凯的真正心腹。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六安人，1865年3月6日（清同治四年二月初九）出生于一个地方官僚家中。段家祖籍江西饶州（今江西波阳），明末迁至安徽英山县，后迁至寿县，又移至六安县。段氏祖父段佩，早年曾办团练，因镇压捻军有功，官升至淮军统领。于是，段家多有人投身军族，受其荫庇。段父段从文，当过军中管带。

段祺瑞出生几年后，又随家迁至合肥，后来段氏成名，人又称之“段合肥”。段氏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家庭破落，既无钱读书，又不爱读书，只喜欢舞枪弄棒，立志当一个武人，听说族叔段从德在山东当管带，便千里步行投军。光阴荏苒，三年过去，段祺瑞长大了，升官的机会也来了。

1885年（光绪十一年），淮军首脑、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奏请朝廷，准备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获准。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陆军军事学校。武备学堂的规制大体模仿西洋陆军学堂，聘用德国人为教官。教学内容有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化诸学；炮台、营垒诸法；学习马队、步队、炮军及行军、步阵、分合、攻守诸式，并兼习经史文化，但在思想教育方面却规定忠君尊孔，禁止一切进步思想，把这个武备学堂搞得不伦不类。

该学堂一期招生100名，段祺瑞得机会入学，且成了高材生。与段祺瑞并称“北洋三杰”另外两人，也是他的同学，也都是高材生，河北正定人王士珍同在炮兵科，直隶河间人冯国璋在步兵科。一日，李鸿章来此视事，偏遇天气突变。炮兵科尚未开始，本来晴朗的天空刹时出现乌云，一会儿小雨飘飞，海风越刮越大，一时海浪翻滚，动魄惊心。炮兵演练的目标是打海面活动靶。海浪翻卷，把个活动靶卷得飘来飘去，摇摆不定。教练处陈管带心中把握不大，本想借天气变化为由停止演练，偏偏李鸿章非要检阅不可。陈管带无法，只得硬着头皮演练下去。开头几个炮手，一炮未准，气得李鸿章拂手将走。谁知陈管带拼了最后一口气，让高材生段祺瑞出马，连打数炮，炮炮命中，顿时令李鸿章大喜过望。李鸿章带将段祺瑞召至身边，问清家庭出身、千里投军一应情况，当面赞扬段祺瑞“熟知军事，俾易造就，是一个可用之才”。

1889年底，清廷派5人去德国留学，学习军事，李鸿章大笔一挥，勾掉了山东籍一人，而把小同乡段祺瑞补充上去。李鸿章的着意栽培，令段祺瑞感激涕零。段祺瑞当即赴德国留学，且在克虏伯炮厂实习，1990年回国，在甲午海战中，军事教官段祺瑞受抗敌官兵的爱国热情影响，亲自带领武备学堂的学生，参加威海卫保卫战，协助炮台中国守军轰击敌军，与夺取炮台的日寇展开激战，表现了一名中国军人应有的爱国精神。

中国在甲午海战失败后，段祺瑞在懊丧、傍徨中度过了一年。

1895年12月21日，袁世凯赴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他很看重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千方百计延揽。得武备学堂总办荫昌为他荐来军事教官段祺瑞，立即发电报召正在家中完婚的段祺瑞北上天津。段祺瑞对袁世凯甚是感激，报到不久，即成袁世凯的心腹，委任为炮兵统带，成了近代中国陆军的第一任炮兵司令员。

从此以后，他步步紧跟袁世凯。

1902年6月，得直隶总督袁世凯栽培，段祺瑞担任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总办，编练北洋军，不久升为补用道员。因镇压广宗县景廷宾起义“有功”，被赏顶戴花翎，加“勇”号。

1905年10月，两宫銮驾进入直隶境地，袁世凯为讨好西太后，接连派几支部队按地段迎驾，前几拨一律按大清律规，行跪拜礼。而圣驾行到段祺瑞地段时，却一齐鸣枪致敬，段祺瑞本人则全副武装，腰搭军刀，挺胸昂首，以典式的军人姿势走向御驾、立正、敬礼。

醇亲王载沣严斥段祺瑞破坏大清律规。却得“老佛爷”西太后解围：“传我的话，新练之军参用西法，训练有素，堪为栋梁。”

段祺瑞此举，本是为正被朝廷猜忌的袁世凯示威才如此铤而走险；西太后怕触怒此人，不时对己不利，而袁世凯则知段祺瑞用意，更加信任段祺瑞。

到了1908年，段祺瑞为了解救被清廷罢免的袁世凯，制造假冬操，煸动兵变，载沣等王公大臣本想追究他，又投鼠忌器，害怕北洋军造反，只得不了了之。

此番段祺瑞乘奔御风来参加新德秘密会议，袁世凯心中甚喜，迈两条短杵杵胖腿，拖一身肥湫湫肉躯，亲自到门口迎接，显出亲切之至模样：“来得正好！来得正好！”。

群魔齐集袁宅，在段祺瑞之前，早有20多人到场。段祺瑞凑到冯国璋跟前：“四哥，南边的情形怎么样了？”“等着瞧吧，该咱北洋兄弟出场了！”

冯国璋话虽如此说，仍取骑墙态度，因他为人精明圆滑，与满族亲贵保存着良好的私交，担任过满族贵胄学堂总办。清廷拟编三个军扑灭武昌起义烈火，筹军尚在筹备，由冯国璋任总统。

袁世凯主持秘密会议，对亲信们坦率言之：暂不出去，再等时机。他叫冯国璋做好到武汉的准备。冯问：“那荫昌呢？”袁世凯诡谲地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接着说：“对武汉要打，但不能太过。”袁世凯又吩咐倪嗣冲占安徽，与冯国璋成犄角之势，互为呼应。

剩下个段祺瑞无甚布置，狗正疑间，袁世凯已布置完毕，将众亲信心腹送走，独留下段祺瑞一人。袁世凯对段祺瑞亲切有如：

——芝泉啊，朝廷不信任你呀！这是为何？

——那是他们不信任大人呗！

——（大笑起来）说得好，说得好！芝泉啊，你是我最信过得的人，有话不妨对你直说，现在南边闹得很凶，可是，要害不在南方，而在北方。

——（会意地）芝泉明白，大人的意思是说北方不能乱吧！

——哈哈哈！还是芝泉懂我的心思。是啊，要我倾力剿办南方，不要老窝，这种亏本的事，我袁某是不会做的（陶醉已极地）。

让华甫（冯国璋之字）在南边打吧，你在后面控制住交通线，此乃命脉。有了它，进可以取武汉，远可以左右军师。这事交给你，我最放心。

——大人是要把我从清北调过来吗？

——（肯定地）对！我要你接替华甫当第二军军统。

——（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什么时候？

——不会长的。

时间果然不久，机会就来了。

10月27日，荫昌被清廷从汉口前线调回，朝世凯被授予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军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之时，袁世凯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冯国璋所部向武昌民军进攻。

袁世凯对民军又打又拉之策，冯国璋不懂，他一味恃蛮猛攻。

冯国璋，字华甫（符），河北省河间县诗经村人，生于1859年1月7日（清咸丰八年腊月初四）。其父冯春棠务农，家境并不很富裕，荒年常不能自给。童年读私塾，青年时代到保安莲池书院求学，一边读书，一边谋生，后因贫困辍学。

1884年，25岁的冯国璋，经其族叔介绍，到大沽口投淮军当兵。后由统领刘祺保荐，考入李鸿章所办的北洋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学习期间，曾于1888年回籍应科举。时因应令特设数学附生额，冯国璋以通晓算术补诸生。嗣后，又应顺天乡试，落榜，只好返原校继续攻读。1890年毕业，考试名列前茅，留学堂充当教习。

淮军不重视武备学堂学生，冯国璋为谋升迁，于1893年入淮军将领聂士成幕，奉命赴山海关考察地形，甲午海战中又随聂军转战于东北前线，战后被派管理军械局。不久，由聂士成推荐，任中国驻日使臣裕庚的军事随员。在日本，他与日军将领福岛安正和青木宣纯等结识，留心考察日本军事，日积月累，编成兵书数册。1896年初回国，将数册兵书呈聂士成，未被重视，又呈袁世凯，视为“鸿宝”，遂重用冯国璋，从天津小站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其一手修定。

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后，冯国璋因助袁世凯镇压义和团有“功”，于1900年经袁世凯奏保以补用知州为补用知府。袁世凯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编练北洋常备军，袁世凯在保定创设军政司，下辖兵备、参谋和教练三处。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负责创办将弁学堂、武师学堂及测绘学堂等。当时，李纯任教练处提调，是他的得力助手。

清廷于1903年底，在北京设立练兵处，作为督练考察全国新军的机关。经袁世凯举荐，冯国璋担任练兵处军学司司长，督理北洋武备学堂，兼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和陆军师范学堂督办。经他之手，培养了一大批有浓厚北洋派系观念的军官，输送到北洋六镇及北方各省军中，以后逐渐形成以他为中心的直系。

1906年，冯国璋署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该学堂专收王公世爵、四品以上宗室及现任二品以上满汉文武大员子弟，并附设王公讲习所，听讲者皆世爵懿亲。在此期间，冯国璋与满族亲贵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这是他后来能够掌握禁卫军的重要原因。从1907年7月至1911年，他一直担任军谘使，负责办理军谘处（后改为军谘府）的日常事务。

1908年，载沣摄政，他想分化北洋军，便笼络冯国璋，但冯国璋坚持效忠袁世凯。1909年初，载沣令袁世凯赋闲“回籍养病”，冯国璋即想一起下野，以坠马受伤及原配吴氏病丧为由屡次请假，均未获准，此后他即缄口不言天下事，随声画诺混日子。

武昌起义爆发，朝廷令荫昌率第一军南下镇压，派冯国璋率第二军支援。冯国璋及其他北洋将领，不听清廷听袁氏。袁世凯指示“暂作守势”，一、二两军俱各磨磨蹭蹭，几天未走一程。清廷于11月9日被迫授袁全权以后，袁世凯于11月9日南下督师，离开住了将近3年的洹上村。再回来，则是1916年的死后归葬了。袁世凯在南下途中，就命令冯国璋进攻汉口。第一军协统李纯、王占元和陈光远都是冯国璋的亲信。

袁世凯被授全权当日，冯国璋就鼓动部下：“打下汉口，黄金万斗，人人都升官，美女任抢走。”于是，北洋军从四面八方扑向民军。民军英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北洋军炮火猛烈，建咸、汇元等舰也用重炮攻打侧翼和背后。民军腹背受敌。清将张景良本已投降民军，当了前线总指挥，这时又与清军勾结，放火烧了民军的军火库。

汉口危在旦夕，武昌人心浮动！

在冯国璋指挥下，第一军与民军激战四昼夜，于11月1日攻陷汉口。冯国璋纵兵烧杀，自桥口至蔡家巷繁盛之区变成一片瓦砾，居民死伤甚多。北洋军的暴行，激起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各阶层人民纷纷通电声讨冯国璋及北洋军的罪行。

北洋军攻占汉口后，袁世凯向革命党人提出：以实行君主立宪为条件，“和平了结”，遭到革命党人的拒绝，为使革命党人就范，袁世凯命令冯军进攻汉阳。冯国璋指挥第一军由蔡甸和驼罗口渡过汉水，于11月27陷汉阳，并隔江炮轰武昌，使湖北军政府受到严重威胁。请廷为酬冯“战功”，赏给二等男爵。

此时，刚当上都督不久的黎元洪，继续施展破坏革命的伎俩，密派前大清银行监督黎大钧，暗中和清廷大臣柯逢时勾结，约定：如革命成功，黎保柯之身家；如革命失败，柯保黎之身家。11月，他又假湖南宪派首领谭延闿之手，残害鄂军第一协统宋锡全于长沙。宋锡全系42标1营队官，早几年曾参加过革命团体“日知会”，平时对“文学社”的革命活动积极支持，革命后遂被推为协司令。黎元洪和军务部长孙武忌“文学社”，对宋锡全亦怀恨在心，故借刀杀人。从此埋下湖北各革命团体间互相仇视和分裂的种子。

革命军自汉口战事失利之后，11月26日汉阳又陷敌手。冯国璋坐镇指挥，自汉阳架炮轰击武昌，黎元烘恐惧，私自乘垂帘小轿逃往距城30公里的王家店，一时城内秩序大乱。到12月初，双方停战，他经多人劝骂，才返回武昌。

在武昌万分危急之时，来了援兵。千钧一发之际，忽报李烈钧已率舰队溯江而上，前来支援。

李烈钧，原名烈训，字协和，别号侠黄，江西武宁县人。1882年2月23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初六）生。其父李骏兴曾投身太平军，事败后潜回故乡，耕种自给；后兼营茶叶运输，家境渐殷。李烈钧自小读书习武，1902入江西武备学堂学习，1904年被选派送日本学习陆军，到东京后先入振武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入四国炮兵第12联队实习一年，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此时，他结识了同盟会员张继、王侃等人，经常阅读《民报》。1906年12月，听了孙中山在日本阐述三民主义的演说，遂倾向革命。

1907年，经张继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不久先后加入士官学校中国学生组织的“武学社”、“丈夫团”等反清团体。

1908年李烈钧毕业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第54标第一营管带，因有向士兵宣传反清思想之嫌而被上级借故拘捕，经原江西武备学堂总教官吴介璋大力开脱，始获释放。1909年春到昆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兼兵备提调。不久，任陆军小学堂总办，仍兼兵备道提调。因同盟会云南支部长李根源在学堂和军队中宣传反清革命活动，李烈钧予以积极协助。

1911年夏，李烈钧奉派北上参观永平秋操。他从云南到上海，然后溯江西上，途经武汉时，武昌起义已三天。到北京后，吴禄贞邀集数十人宴请他。众人望他支持武昌起义，李烈钧也决心响应起义。考虑到江西混成协已有革命基础，又有电报催他速归，乃迅即离京，经天津、上海返回九江。此时，九江已光复，他被推为江西都督府总参谋长，随即部署占领长江要塞金鸡坡炮台及马当炮台，把长江拦腰截断。停泊在九江的北洋舰队仓皇下驶，企图逃往上海，被金鸡坡炮台截住。经李烈钧与林森等人联络动员，舰队宣布起义。李烈钧又被都督府任命为海陆军总司令。

此时，安徽、南京、武昌都先后来人或来电要求支援。李烈钧率舰队先往安徽，到安庆后被推为安徽都督，随后因北洋军猛攻武昌，武昌民军告急，李烈钧乃率舰队西上。到得武昌，黎元洪任命他为苏皖粤鄂赣五省联守总司令。李烈钧一面命舰艇防守长江江面，一面率陆军迎南海北洋军，从而稳定了武昌的阵势。

但是，冯国璋的进攻升了级，更加疯狂。武昌民军为借重黄兴威名，加电催促黄兴早日来武昌。

黄兴对武昌起义早就作了部署，蒋翊武下达起义令也是他批准的。得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他赶紧离开香港，于10月24日到达上海。当天晚上，他与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商定，派吴旸谷等人去南京策动新军反正，他和宋教仁去武昌支撑全局。此时，武昌虽已发难，但上海、南京还未进行，沿江口岸都在清军手中。黄兴是被清廷一再悬重赏通缉的“要犯”，怎么躲过沿途清军的查缉是个大难题。最后想出了一妙法。

由同情革命的女医师张竹君出面组织红十字救护队，开往武汉实施战地服务，黄兴化装冒充医师混在其间，徐宗汉扮作护士同行。

10月28日，黄兴赶到武昌。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喜出望外。在同盟会中，黄兴的职位和威望仅次于孙中山，时人皆并称“孙黄”。黄兴一到，军心大振。被汉口危机弄得六神无主的黎元洪，立刻挑选了一位又高又大的军人，叫他骑上又高又大的战马，高举一面大旗，上书“黄兴到”三字，在武昌城内外跑了一圈，借黄兴之威名稳定了武汉的军心民心。

武昌革命派内部，一派想借黄兴威名，以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凌驾于黎元洪之上，以削弱黎元洪的权力。另一派与旧势力勾结，拥护黎元洪，以任用黄兴为名，以求置于黎元洪属下之实。拥黎派获胜。11月3日，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厂广场上“登坛拜将”，委任黄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

黄兴无意无暇争权，他知道当务之急是解决汉口危机，仅与黎元洪谈了几句话，了解了汉口的军情，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待阅兵式结束，征尘未洗，盛宴不赴，便匆匆奔赴汉口前线。

16日，黄兴令三路大军进攻汉口，自己亲率一路。首攻告捷，司令部退到花园附近阵地。一敌探正掏枪瞄准黄兴侧背，日本顾问萱野长知用日语大呼“危险”，黄兴已转身用军刀一刀劈死敌探，继续麾军苦战。

汉口地区无险可守，民军处境困难。但是，黄兴临危不惧，在满春园一线布置了防御工事，准备破釜沉舟，决一死战。北洋军攻入汉口，黄兴则派兵分守要冲，利用街道楼房进行巷战，顽强阻击。他亲率敢死队督阵，有临阵脱逃者，就当场处决；敌人临近，就骤起冲锋。他以弱军而抗强敌，使北洋军无法前进。

冯国璋无计可施，问计于袁。袁世凯回电：“速用火攻。”顿时汉口浓烟滚滚，汉口民房化为灰烬，革命军不得不稍稍后退。北洋军烧一段，前进一段，大火烧了三昼夜，汉口中心满春园一片焦土。北洋军趁火打劫，抢掠、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百姓房烧人死，血流成河。

北洋军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声讨，袁世凯才不得不假惺惺地下令：“通饬各营，整顿纪律。”革命军因为损失过重，又无险可守，不得不退守汉阳，以后又退出了汉阳。黎元洪得袁世凯密信，暗与清廷私通，处处钳制黄兴，迫使黄兴离开了武汉。

正当北洋军在汉口残暴地屠杀百姓之前后，四川、陕西等15省先后起义或独立。无论是清廷，还是袁世凯，谁也阻挡不了滚滚的革命洪流。尽管北洋军在汉口、汉阳战场上占了局部优势，但是它已经处于革命洪流的包围之中。

11月1日，皇族内阁解散。北洋军夺汉阳后，因黄兴的民军猛力阻挡，袁世凯也就知难而退，12月2日至5日休战三天，以后又不断延长休战时间。但是，冯国璋即使接到袁世凯及儿子袁克定七次暗示他都不理会，一心忠于清廷，想以军功夺得黄马褂并世代承袭。

袁世凯看他毫无政治头脑，只知大砍大杀，坏了他又打又拉之策、抓权登大宝之计，遂用明升暗降之法，把冯国璋调回北京任禁军总统管，而于12月8日下令全力支持他抓权窃国的湖广总督段祺瑞，同时兼任第一、第二两军总统。至此，段祺瑞掌握了湖北前线的全部指挥权，第一就是按兵不动，在执行袁世凯对民军又打又拉、着重在拉的策略时极为卖力。

袁世凯自己则动身进京，受隆裕和摄政王的召见。

隆裕、载沣把赌注全押在袁世凯身上，指望他保住大清朝苟延残喘。清廷军政大权，全交袁氏一人。

此时的朝世凯，再无渔翁之态，不仅手握军政大权，而且得到洋人支持；在南京革命势力方面，既有汪精卫，又有用革命外衣包裹着的立宪派，个个都是他的朋友。穿上官服的洹水渔翁左右逢源，好钓大鱼。

洋人看中这个假渔翁之前，曾想用武力干涉辛亥革命。1911年10月中旬，英、美、日、德、法等国军舰19艘聚集在武汉江面，日夜升火待命，威胁革命军。辛亥革命的发展太迅猛了，他们怕得发抖，恨得要命，伪装中立，实则干涉。它们继续把关税送到北京。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还贷给清廷白银300多万两，它们企图借此维持清廷的腐朽统治。俄国从北方破裂中国革命，妄图乘机分裂中国，它指使一小撮蒙古王公宣布外蒙“独立”，并出兵强占黑龙江省呼伦道（今海拉尔）、满洲里等地。

一个月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对关于袁世凯的情况汇了总，并于11月12日向英国政府汇报。1911年11月15日，英国外相格雷复电朱尔典，其电文称：“我们对袁世凯已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和崇敬。”并表示，若建立以袁为首的政府，英国政府将欢迎、承认和支持。朱尔典将此信息告诉了袁世凯，也通报了各列强伙伴。帝国主义者们弹冠相庆：他们又找到了一条好使唤的上等走狗。

袁世凯在革命党方面的主要朋友是汪精卫。汪精卫被捕后，日本政府派西田耕一（肃亲王善耆的日本顾问）告诉善耆：日本人不同意清廷杀掉汪精卫。摄政王也就不敢向汪下手。

武昌事起，汪精卫被释放。他感谢善耆的善待，就与肃亲王和其他权贵交上了朋友。袁世凯进京，两人一见面，一拍即合。汪与袁往来一久，就与袁的长公子克定成了好友。汪甘愿充当袁的谋士和袁与革命军联系的枯朽桥梁。

袁世凯如今四面春风，八方通达。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退归藩邸抱孩子去了。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帑，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们感到了切肤之痛，皇室的财力已到了枯竭之境。至此，清廷的政、兵、财三权，全部被洹水渔翁袁世凯钓去。

图穷匕首见。11月28日，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

同时，袁世凯觐见隆裕敷陈利害。

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满面秋容。坐在太后旁边的溥仪，看着跪在面前红毡子垫膝上那个粗胖老头袁世凯，真正是莫明其妙。

隆裕懂得，袁世凯报的全是凶信：“全体国务员要人密奏太后，如今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6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东迁，已无相容之隙地。东西友邦，从事调停，皆以我图政治改革而已。若坐失良机，则难免无不干涉，而革命军也必攻之愈甚。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子遗也……”。

被袁吓昏的隆裕，连忙召开御前会议，把宗室帝胄们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了密奏的内容和袁的危言，对法兰西故事并不怎么惊诧，对袁急转直下的态度变化倒是震骇已极。本来在清民两军议和谈判中，袁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信誓旦旦地对清室表达他的耿耿忠心，说是决不辜负孤儿寡妇（溥仪、隆裕）。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发辫的上谕那天，在散朝外出的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问他：“顶城兄，你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肃然说：“世续兄你放心，我还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促使它。”

这一来，反袁派也高兴了：“袁宫保绝不会当曹操！”

清袁双方的谈判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则以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