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父亲讲那过去的故事
时隔三年,把往事细数。把父亲在三年前讲述的故事整理成册,穿越时空隧道,记录下祖辈的心酸路程。文章从爷爷年轻时候写起点点滴滴的辛酸过程,从建家立业,到日寇来侵,国破家亡,四处流浪。在战乱中爷爷奋起反抗,有胆识,有魄力的爷爷化险为夷,这样到了父辈,一家人的经历就像一部史书。真实再现,如同穿越到了那个年代,推荐共赏,问好作者。
2003年4月6日,星期天,这一天风和日丽,柳树枝条上刚刚冒出鹅黄色的叶片,路旁草坪小草纤纤弱弱顽强的破土而出,瞬间绿满大地。我的心情也同这春色一样,暖意浓浓,踏着春天的韵律,迎着和煦的春风,早上来到年迈的父母家,为他们洗衣服,清理室内卫生,我经过一番紧张的劳动,把居室打扫得清清亮亮,干干净净,然后坐下来请父亲讲家史,因为父亲是近80岁高龄的人了,他是父辈人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健在的。我拿着记事本和笔同父亲闲聊了起来。父亲耳聪目明,记忆力极佳,时间、地点、人物记忆清晰,父亲边说我边做记录。
2006年1月17日父亲病逝,在祭祀父亲百天,我对那次和父亲谈话的记录进行了整理,翻开寂静沉睡的记录笔记本,仿佛映现了父亲那和霭可亲的面容,泪水又一次顺着脸颊刷刷流下,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擦干泪痕,调整思绪,穿越时空的隧道,记下祖辈艰辛的历程,以此来悼念父亲的英灵,寄托父亲的哀思。
一、祖辈的路
父亲在兄妹8人中,上面有4个哥哥,三个姐姐,他是老幺,出生在一九二四年农历十二月廿一,依兰一户既将破落的地主家庭。父亲凭借自己童年的记忆和爷爷的讲述,留下了祖辈的印迹。
在清光绪年间,祖太爷从河北昌黎县举家迁到黑龙江省宾县枷片站,租一户民房住下来,那时爷爷刚满18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祖太爷年事已高身体多病,爷爷就挑起了家庭的大梁。当掌柜的,稚嫩的肩膀担起了全家的重担。爷爷聪明、勤劳、勇敢,虽然没有文化,可是,他头脑清醒灵活,靠租种地主家的地为生。
在爷爷二十岁时,与当地小他两岁的奶奶刘淑珍成亲,奶奶1.55米的个头,宽宽的额头,一双丹凤眼,弯弯柳叶眉,是裹足的小脚女人,聪明伶俐,娇小秀美,办事干脆利落,善于结交朋友,好善乐施。一家人的生活刚刚能解决温饱。
南方的一个风水先生,常在这一带跑单帮,靠看风水打短工为生,爷爷、奶奶经常收留他住在家里,无偿的提供吃住。这位风水先生看到爷爷、奶奶淳朴厚道、善良,他为了感恩,有一天,他对爷爷说:“我在这一带跑了十几年了,现如今年纪大了,明年回南方安度晚年,你们一家人有恩于我,没什么可以报答的,这一带只有一块风水宝地,送给你们,明天我领你去,你们不要声张,不要对任何人讲,找块新砖带着”,第二天爷爷同风水先生去了,爷爷一看是他租种地主的那块地,后靠连绵起伏的椅子背山,前面是一片开垦的庄稼地,正值盛夏,绿浪滚滚,稻谷开始扬花吐穗,再往南是一条潺潺流水的小河,像一条银色的项链镶嵌山脉周围,视野开阔,风景秀美,风水先生用罗盘测好方位,让爷爷挖一锹深的土,把砖埋进地里,上面做了标记,第二年太爷爷和太奶奶相继过世了,爷爷和奶奶怀着悲痛的心情,就将他们安葬在这里。
平淡的日子又过去了三年,地主找茬和爷爷吵了起来,爷爷年轻气盛,得理不饶人,一气之下说:“我们不侍候你了,搬家,死的活的一起走!”接着就给太爷爷太奶奶起坟,当挖开坟墓时,有两条小青蛇,盘在坟头土里,再往下挖,在坟前挖出一大堆蚌,都是鲜活的黑褐色的,上面湿漉漉的,蚌有三、四寸长,二寸多厚,用镐头砸开一个,里边都长珍珠了。爷爷说:“对这些生灵不要残害它,放它们一条生路,”他们把蚌装了满满三大筐抬着送到河里去了,接着往下挖,露出棺材,打开棺材盖,一团青气冲天而升,前来帮忙的邻居和爷爷一下子傻眼了,大家连连说:风水跑了,风水跑了。”打开棺材盖,太爷爷和太奶奶的尸体还没有腐烂,衣服还是完好的。爷爷那时是20多岁的热血青年,不迷信这一套,带着一家人来到依兰县松花江北岸,落住于四块石林场南面的一个小镇。
二、建家立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爷爷一家人自己动手建造了一座马架房子,在这里安家落户,这地方土地肥沃,依山傍水,到处都是未开垦的处女地,黑油油的土,攥一把就能攥出油来,爷爷和奶奶都很精明能干,吃苦耐劳,精打细算,男主外,女主内,起早贫黑的开垦荒地,象滚雪球一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爷爷半农半商,有三艘大帆船,五挂大马车,夏天在松花江流域搞水上运输,冬季搞陆地运输,往返在依兰——通江——富锦——哈尔滨——吉林——辽宁——山海关一带,以农为基础,以商养农,爷爷头脑清晰,有胆有识,仗义执言,爷爷的座佑铭是:男人肩膀有劲养一口,心里有劲养千口。
爷爷和奶奶相继生育了五个儿子,三个女儿,日子过得如日中天,一天比一天旺盛,从地无一垅到拥有80多垧地的地主,从房无一间到建成了三十几间房子的四合大院,室内是明亮的红松圆木大柱子,雕龙画凤,宽敞明亮,正房自己家人居住,西厢房是伙房和仓库,东厢房是长工和季节工住的宿舍,后院有碾房、磨房、牲畜圈,还有一座很大的粮食仓库,有黄牛100多头,马七十余匹,羊100多只,鸡鸭成群,肥猪满圈,院墙是用土垡子垒起的4米多高一米宽的土墙,机关枪子弹打不进去,牢不可破。院墙四角有四个炮台,每个炮台上吊起一个大土洋炮,有长工站岗放哨,防备抵御小股胡子来抢夺,院正门是用四寸厚的红松木板制做的,四角用铁皮包着的,两扇红漆大门,门上有两个紫铜大铜环,门两旁有两个石狮子,森严壁垒。
院内可以并排走四挂大马车。家里有长工十几名,每到农忙季节,爷爷他们赶着几挂大马车,到依兰县城南老爷庙劳务市场招收40—50名季节工回来,吃住在家里,干一天活,给他们发一天的工钱。
爷爷在日本鬼子进东北以前是百户长,腰间挎双匣子枪,骑一匹白色大马,爷爷十分英俊威武,方圆几百里,广交朋友,有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也有社会底层逃荒要饭颠沛流离的弱势群体,还有一批磕头拜把子弟兄。
爷爷吃透了没文化的苦头,深知没有文化的人是愚蠢的人,日子过好了,他就请个私塾先生,吃住在家里,付给先生年薪,教三伯父、四伯父和老姑学习文化,还有两个邻居家的孩子,也来家里一起学习。
教了四年,先生觉得他那点知识满足不了他们,就主动辞职走人了。爷爷又把两个伯父送到县城小学读书,每到放假时,爷爷派长工赶着大马车,把两位伯父接回家度假,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每逢过年前夕,爷爷带着长工赶两挂大马车,到县城购物,买来了一匹匹的绫罗绸缎和日用品,回家后大人孩子从头换到脚,杀猪宰羊,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过大年,鞭炮齐鸣,孩子们欢天喜地,在院里燃放鞭炮,拉爬犁,爷爷家门庭若市,亲朋好友前来拜年,宾朋满坐,一直到正月十五才过完大年。
可是好景不长,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今天胡子来抢,明天胡子把大伯父绑票,爷爷倾尽家产去救回大伯父,过两三年日子刚有抬头,又来兵驻扎,每次都驻进一、二百人,一住就十几天,连吃带抢,紧接着又遭受日本鬼子三次大火烧,家破人散,万贯家产化为乌有。
三、日寇烧杀
据父亲回忆,日本鬼子侵占东北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至40年代中期,在这期间东北的父老乡亲受尽磨难,屈辱和痛苦,日本鬼子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老百姓在腥风血雨中度日如年,家破人亡。
那是在1935年8月的一天,父亲8岁,这一天的早上,天阴沉沉的像一口黑锅一样扣在人们头顶上,天气闷热,没有一丝风,一家老少三代刚吃过早饭,就看到距离爷爷家三里远的韩家屯着火了,街上有人哭喊:“日本鬼子来了,快往山上跑,乡亲们快逃命啊!”
我父亲的二伯父,也就是我的二爷爷,80多岁,膝下无子女,驼背弓腰,腿脚行走不便,拄个手仗,他和爷爷一起生活,他说什么也不肯走,时间就是生命,大伯父背起缠足60岁的奶奶,爷爷抱着4岁的大孙子,三伯父和四伯父在父亲的左右各牵着父亲的一只手,一家十几口人来不及拿任何东西,扶老携幼就拼命往北山跑,他们刚进山,在树林里隐藏起来。伯父他们站在山顶上看到日本鬼子骑着大马,挎着洋刀,还有一队队步兵全副武装的闯进镇子,开始杀人放火,一家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冲天,顿时镇子里人哭、鸡跳、狗叫,枪声连成一片。
爷爷、奶奶及伯父、伯母他们抱成一团,失声痛哭,我二伯父突然擦干眼泪,两手握拳,怒目圆睁,牙齿咬的咯嘣响说:“小鬼子此仇不报我枉做一回人!”大火燃烧了整整一天,到了夜晚,镇子里渐渐静了下来,爷爷一家人在漆黑的夜晚下山回家,这哪里还有什么家呀?整个小镇都燃成了灰尽,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和焦糊的气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令人发呕。
我爷爷他们回来发现二爷爷不见了,我的伯父他们流着泪到处寻找,在马厩里找到的是二爷爷的尸体,二爷爷的身体让日本鬼子扎了十几刀,二爷爷躺在紫黑色的血泊中,右手还攥着半截马疆绳,惨不忍睹。
西院60多岁的刘老太太在日本鬼子进镇子时她夹起袍袱往出跑,日本鬼子上前抢去袍袱,一刀就把她刺死了,我大姑父的婶子让日本鬼子强奸后杀害扔进了火堆……镇子里一片片焦土、一堆堆废虚、一俱俱尸体,到处都弥漫了阴沉的血腥味,我爷爷和伯父他们把二爷爷的尸体埋葬在山坡下,一家人蜷缩在自家没有燃尽房屋的火堆旁过了一夜。
从此,家破人散,四处流浪。爷爷带着四伯父到桦南给地主扛活,奶奶带着父亲住在依兰县城的朋友家,大伯父带着家眷到富锦一带谋生,三伯父一家人住进了深山老林,靠打猎为生。
四、奋起反抗
日本鬼子在东北烧杀掠抢,奴役中国人民,不甘当亡国奴的东北人民英勇抗敌,不屈不挠,奋起反抗,发出了最后的吼声,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
二伯父和大姑父他们组织起了地方保卫团,大姑父李俊任团长,二伯父任参谋长,组成了80多人的抗日队伍,和东北抗日联军取得了联系,在北东抗日联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为驻扎在四块石森林里的抗日联军送情报,筹备军粮,枪支弹药,棉衣,并把这些给养源源不断地运给抗日联军,同抗日联军协同作战,狠狠打击日本鬼子,取得了多次战役的胜利。后来由于汉奸的出卖,大姑父李俊让日本鬼子抓去活活烧死,二伯父让日本特务抓去,冬天扔进了松花江的冰窟里。
不屈不挠的东北人民,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终于在1945年8月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中国人民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屈辱中解放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五、慈善救助
爷爷、奶奶他们继承了中华民族善良、厚道、热情、淳朴、乐于助人、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
在爷爷、奶奶他们精打细算,勤劳致富成为地主以后,他们就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在那兵荒马乱,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路有冻死骨,家无隔夜粮的穷苦人特别多,每到冬季都有一批孤寡老人,伤、残病人无家可归,流落他乡,露宿街头,有时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爷爷、奶奶就收留他们吃住在家里,等到来年春暖花开时,发给他们盘缠,让他们各回家乡。
有两位孤寡老人,在爷爷家以此为家了,成了爷爷家的成员,在爷爷家生活了二十几年,临终后,爷爷象对待亲人一样给以厚葬。
爷爷是个开明人士,没有封建意识,他的三个女儿,个个都长得如花似玉,非常俊俏,爷爷也很疼爱她们,可是爷爷做主,把大女儿和三女儿嫁给了自家的长工,结婚就住在爷爷家里。只有二女儿嫁给了汤原县一户地主家的儿子,算是门当户对。
爷爷终身积德行善,每到清明节,无论他有多么忙,也要放下手中的事情,带领伯父和姑父他们拿着工具,到乱坟岗子和荒郊野外,去掩埋无人管理的尸骨。这种善举一直做到晚年,爷爷一生虽然经历了许多大灾大难,但都逢凶化吉,不贪横事,日子三穷三富起起落落。
爷爷到了晚年儿孙满堂,身体健康,爷爷那代人兄弟五个只有爷爷这枝人人丁兴旺,后继有人,现在看来,也许是爷爷终身积德行善的因果关系吧。
六、有胆有识
在120多年前,中国贫穷落后,在东北一带,没有火车、汽车,没有标准的公路,交通阻塞,信息传递慢。爷爷从十八岁就跑运输,当“掌包”的,也就是领班的,爷爷聪明过人,有胆量,有气魄,临危不拒,在战乱年代,总能逢凶化吉,闯出一条生存之路。
在公元1909年的夏季,爷爷从依兰往哈尔滨为客户发运三大帆船货物,每条船上有3个船工掌舵航行。蓝天、白云,松花江水碧波粼粼,鱼鹰在江面徘徊,欢快的鸣叫着,爷爷心里暗自高兴,这批货运到哈尔滨又能挣一笔可观的运费。
当船航行在汤原县的一个江岔口处,从河道里突然钻出三只小木板船,象箭一般向他们这边驶来,爷爷心里咯噔一下,马上向船工们大喊:“不好,我们遇上胡子了!”
只见三只小船越来越近,领头的胡子开口大骂:“他妈个×没看见老子来了吗,快停船”,接着朝天连放三枪,“再不停船,老子就要杀人了!”爷爷一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硬跑是跑不掉的,命令船工降下船帆,这时,三个胡子登上了爷爷的那条船,胡子头用枪顶着爷爷的脑袋,另外几个胡子上了那两艘船,让爷爷的船靠岸。
爷爷临危不惧,知道这伙胡子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跟他们硬拼只能是以卵击石,好汉不吃眼前亏,爷爷笑着说:“哥们有话好好说,出门在外交个朋友,只要你保我们兄弟几个生命安全,连船带货都归你,我们马上靠岸。”
靠岸后,爷爷说天色已晚,你们哥几个也都饿了,并告诉船工升火做饭(船仓里有炉灶),炖大鲤鱼,煮咸鸭蛋,过了个把小时,船工把一锅香喷喷的米饭,一盆炖鲤鱼,一盘咸鸭蛋,一盘炒鸡蛋,端了上来,爷爷又搬来一坛子陈年老酒,酒坛盖一打开酒香扑鼻,爷爷招呼那7个胡子:“来咱哥们先喝足了吃饱了,你们说货往那运,就给你们送到哪里”,胡子们瞪着血红的眼睛,张口就骂“你妈××少扯别的找死呀”,爷爷说:“我手无寸铁,命在你们手心攥着,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胡子们这时也饿了,闻到酒香饭香味直流口水,也顾不了许多,先吃饱再说,爷爷拿几只大碗倒满了酒,爷爷一口气连干了三大碗酒,胡子们看得目瞪口呆。也就把心放在肚里开吃,开喝。
爷爷凭着过人的酒量把这几个胡子灌得乱醉如泥,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爷爷给船工们递个眼色,船工们一齐动手用绳子把胡子全捆起来,把他们的枪栓御了,扔进了松花江,立刻扬帆起船,到哈尔滨按期交货。像这样的风险,爷爷一生中不知要遇到多少次,每次都有惊无险,化险为夷。
七、遇上瘟疫
在上个世纪之初的冬季,爷爷带着几辆马车从沈阳往宾县一带运货,走到哈尔滨进城,天很冷,西北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风吹在脸上象刀刮的一样疼痛,爷爷同伙计们进城直奔木匠铺,订做一个马车车轮,先交付了订金,找家旅店住下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街上不见行人,他们来到一家饭馆,推开门一看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十几个人,桌上的饭菜还原封未动,用手一拉躺在地上的人尸体都硬了,他们回头就走,赶着马车立即去木匠铺,取车轮子,在外边敲大门,敲了一袋烟功夫,也没有人应声,爷爷从木板墙跳进院里,推开门一看,五个木匠师全死在店里了,爷爷说不好:“城里有瘟疫了,我们赶紧出城逃命。”
出城走了几十公里,才看到前面有个大姑娘,身穿花棉袄,头上戴着狗皮帽子,一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扎着一朵白色的蝴蝶结,在寒风中飘逸着格外引人注目,孤身一人赶着马爬犁,那个时代是封建社会,没有大姑娘独自出门的,何况是寒冬腊月。
爷爷觉得很奇怪,赶上前去同那姑娘攀谈起来,那姑娘年方十八岁,说话很大方,是个大家闺秀,她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在五天之内家中32口人死得只剩下她一人了,开始时她很恐惧,也很悲伤,眼看着亲人从自己身边一个个相继倒下,她哭干了眼泪也无济于事,她跑到邻居家敲门没人应,又走了几家也是如此,整个村子的人全死了。姑娘擦干眼泪坚强起来,把亲人的尸体一个个都拖到仓房里去了。
第二天姑娘投奔距离她家25公里的未婚夫家,爷爷他们年轻好奇心强,就一同赶着马车跟着大姑娘过去看个究竟。这姑娘来到未婚夫家,这家也是户地主,两扇铁红色的大门紧闭着,姑娘在外边报姓名边喊着叫门,狗汪汪地狂叫着,出来个看门的老头把门开条缝露出半个脑袋问明情况,回去之后就再没人出来,任凭姑娘扑在大门上苦苦哀求,哭喊,只有两条大黄狗在院里回应,姑娘哭累了嗓子喊哑了,也无济于事。
姑娘只有原路回家,这时天渐渐黑下来了,那时出末的野狼成群结队,姑娘说:“几位大哥,我看你们是好心人,我一人返回去,十有八九被狼吃掉,你们能行行好把我送回去吗?”爷爷他们立刻答应姑娘,赶着几辆大货车,把姑娘送回家已是深夜了。姑娘家青砖围墙,四合大院,四十多间砖瓦房,粮食满仓,家里应有尽有,姑娘说瘟疫已经过去了,天这么晚了,前不着村后不靠店,你们就住在这里,爷爷他们也只有这样了,姑娘打开仓库,油、米、面、猪肉、咸鸭蛋等应有尽有,姑娘说:“你们想吃什么就自己动手做”。爷爷他们升起炉灶,自己动手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吃完饭之后,爷爷他们跑了一天的路,累了也困了躺在热乎乎的火坑上进入了梦乡。
睡到半夜有人敲门找宿找饭,姑娘开门让他进来,进来一位帽子上结满了霜花的“雪人”,是一个操着山东口音20多岁的小伙子,虽然衣衫褴褛,面色苍白,但是小伙子1.7米多的个头,浓眉大眼,姑娘把这里的情况跟小伙子说了,你要是没成亲,你就留下来,让这几位大哥作证,我们结为夫妻,我家万贯家产全归我们俩所有,爷爷他们一看是好事,爷爷说:“我给你俩当证婚人,当夜俩人就入洞房。第二天清晨,爷爷他们踏着积雪迎着凛冽的寒风就出发了。
这姑娘和新郎把亲人的尸体都用马爬犁拉到山坡上掩埋了,过起了正常人的日子。
过了二年,爷爷搞运输又路经此地,想起了地主家姑娘,说:“我们去看看那姑娘生活得怎样?”于是,爷爷他们来到那姑娘家,姑娘怀里抱个白胖的大胖小子,哭着对爷爷说:“大哥你可来了,你还得给我作证,我原来的未婚夫家在瘟疫过了之后,就来我家将我告官了,说我单方毁婚约,要分我家财产。”爷爷好打抱不平,爷爷说:“大妹子别哭,这事我管定了”,第二天爷爷同姑娘去了衙门,证明了二年前那场瘟疫,姑娘亲人死后,姑娘去未婚夫家无人接纳的事实经过。衙门核实情况后,判姑娘原未婚夫陪偿姑娘一笔违约金。
后来爷爷和姑娘夫妇俩结交了朋友,每年跑运输,路经这里,爷爷都到姑娘家看看,这夫妻俩用父辈遗留下的财产扩大再生产,成为这带有名的富豪,他们生育了五个孩子,日子越过越兴旺。
八、我的爷爷
在我朦胧的记忆中,爷爷很老很老,满脸的皱纹,花白的长胡子,灰白色的长眉毛,慈眉善目。冬天爷爷身穿长长的貉绒黑袍子,头上戴着一个很精制的呢子帽,干净清瘦,爱喝酒,每日三餐,餐餐必喝,喝完酒就非常激动和兴奋,看到不顺眼的事就满大街地嚷嚷,管起闲事,每天县广播站播放广播,播音员以清脆的声音说:依兰广播站,爷爷却说:“依兰王八蛋,依兰小兔崽子”,逗得我们这些小孩乐得前仰后合,爷爷有一帮拜把子兄弟,健在的还有七、八个,这些老爷爷都七、八十岁,拄着手杖,常在我们家相聚,他们处得很融洽,很亲切。
爷爷一直住在我家,我的父母继承了中华民族孝敬老人的家庭美德。鸡、鱼、肉等紧缺食品尽量给爷爷留着吃,每餐妈妈都单独给爷爷开小灶,年年月月顿顿如此,不厌其烦。
我们家是三代同堂,上有老,下有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虽然生活很结据,父亲每月发工资,先把爷爷的零用钱给足,爷爷兜里的零花钱从来没断过,爷爷经常去饭店点两个小菜,喝上几盅老白干,有时高兴也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去,那时我们只有五、六岁大,爷爷坐在桌前,点好菜和饺子之后,拿小盘给我俩捡一些饺子,我们站在地上把凳子当饭桌,用手抓着吃,爷爷喝着小酒品着菜肴,看到我们吃得香甜,他捋着胡子呵呵一个劲地笑,酒足饭饱以后,爷爷领我们回家,当时的爷爷很老了,他已经背不动也抱不动我们了,我俩只能跟在后边扯着爷爷大袍子的衣角走。
夏天,爷爷喜欢在江边垂钓,他经常是在江边蹲了一天也钓不上几条鱼,渔民看爷爷慈眉善目的,打上来的小鱼就送给爷爷一筐,傍晚爷爷把鱼拿回家,对妈妈说:“老儿媳妇,我钓回鱼了,晚上炸鱼吃。”妈妈只是会心的笑一下。有时饭店杀牛,因为饭店主任同爸爸是老熟人,就把整个一条牛的“下水”和牛头全部送给爷爷,妈妈上班没时间,爷爷弄回家清洗一下,就用锅煮上,煮好后妈妈从来不吃,她嫌爷爷做得不卫生,可是我们这帮小孩儿不管那么多,爷爷给我们撕下牛头肉,我们沾着酱油吃得蛮香。
后来,到了严冬,爷爷的腿就不听使唤了,不能下地走路,卧床不起,到了春季爷爷就无任何痛苦的走完了他一生的路,享年82岁。
爷爷已经见到第4代人了,我堂哥的儿子和我们是同龄人,那年我只有6岁,不懂得生离死别的慨念,我和弟弟到灵棚看见爷爷在那里躺着,去摇爷爷的脚让他起来,被大人们立即将我俩抱走。只是看到人很多,这批人来了,那批人走了,大家都很悲伤,闹闹哄哄的好几天。
爷爷出殡时,父亲、妈妈、大伯父、大伯母、姑姑、姑父,还有堂哥、堂嫂、堂姐以及我的哥哥、姐姐,她们哭得都很伤心,我们小孩儿也戴着孝,排着队跟在后边走,也不知道悲伤,不知道哭,一不小心我摔倒了,摔痛了,这时我才大声哭起来。
现在想起来,我是多么的幼稚不懂事,后来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常能在梦里见到爷爷,虽然几十年过去了,爷爷在我朦胧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血浓于水的缘故吧。
父亲
1935年8月,遭受日本鬼子第三次烧、杀、抢之后,家破人散,奶奶带着年幼的父亲住在依兰县城我的大姑家,奶奶懂得医术,有祖传秘方,会给婴幼儿针灸配药,对婴幼儿的一些疑难杂症,治愈率很高,在方圆百里很有名望,奶奶挣点小钱,让父亲走进县城南老爷庙小学读书。
父亲聪明,读书很用功,每门功课都是优秀。奶奶带着父亲在这个亲属家住几年,在那个朋友家住半年,过着流浪的日子,饥一顿饱一顿的供着父亲读书,在寒冷的冬天,滴水成冰,奶奶没有钱给父亲买棉鞋,父亲的脚冻得流脓淌水,硬是把脚后跟冻掉半个,有时奶奶去乡下冶病卖药,一去就是三、四个月,她就把父亲托付给朋友,父亲小小年纪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帮人家掏炉灰、带孩子受了不少苦。
父亲很争气,再苦再难,他也咬紧牙关,坚持学习,读完了小学6年后,一个班50多人,只有两名考入佳木斯师道,其中就有父亲一名。可是奶奶高兴不起来,因为得需要一笔可观的学费,奶奶紧锁着眉头,东借西凑,才凑足了这笔学费,送父亲去佳木斯师道读书。
伪满时期,受的是日式教育,学校管理得很严,学生统一着装,帽子上戴着学生帽徽,腿上打着绑腿,军事化管理。放学后无论在什么场合,低年级学生见到高年级学生都要立正、敬礼。否则,高年级学生就对低年级学生左右开弓扇嘴巴,低年级学生不能还口更不能还手,得规规矩矩的立正站着……
父亲在这所学校读了两年书,一是痛恨这种日本法西斯教育,加之奶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再也不能给父亲挣学费了,父亲只得辍学。
父亲和奶奶一起投奔到桦南爷爷那边,租一间民房住下,爷爷给地主扛活种地,父亲在当地小学谋一个代课教师职业,两年后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妈妈,在一九四四年春天同妈妈结婚,家贫如洗,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结婚穿的衣服都是借来的。两个多月后,奶奶得了伤寒病,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奶奶高烧不退,一周后就去世了,享年66岁。
半年之后,奶奶一位世交朋友来信说,依兰那边的小学校有一名教师的空编,让父亲速去就职。父亲和妈妈连夜打点行装,全部家当就两个行李包。在一九四四年的十二月下旬,父亲雇一挂马车,带着妈妈和爷爷来到依兰,父亲在小学当教师,是国家编制正式录用的教师,那时较为重视教育,学校为父亲发一套黑色毛料制服,每月按时发放工资,还配发一条香烟,父亲舍不得吸烟,把烟卖掉,用于补贴家里生活。
一九四七年东北解放,进驻工作队,我们家的成份定为“铁杆”贫农,工作队长相中了父亲,因为父亲成份好,有文化,人年青,刚二十出头,父亲1.75米的身高,偏瘦,浓眉大眼、英俊钢健,思想品质好,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是个热血青年。
工作队队长将父亲选进革命队伍中,重点培养,父亲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作过公安干警,在全国解放前夕,敌我斗争很激烈,他积极深入农村在群众中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在工作过程中经常遇到一小股国民党残余和土匪袭击,刀光见影,枪林弹雨,父亲几次遇险,死里逃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父亲被组织安排到合江专署工作,因为他的文化程度比别人高一些,让他从事会计工作。
父亲工作责任心强,勤奋好学,白天工作,晚上去业余大学读书,很快就熟悉会计工作业务,业务精湛,废寝忘食工作,多次受到上级部门奖励表彰,二十几岁就提科级干部了。那时候,父亲他们工作不发工资,是供给制,只发服装和津贴费,家里爷爷、妈妈、哥哥、姐姐四口人的生活,只靠爷爷做点小买卖维持,生活很艰苦。
五十年代初春,一场森林大火,父亲他们那些年轻力壮的全部登上汽车走进原始森林着火现场,和解放军一起去扑灭山火,一连七天七夜吃住在山里,春寒料峭,乍冷还寒时,爬冰卧雪,给养靠空投饼干,一口饼干一把雪,森林大火扑灭了,父亲却病倒了。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不能行走,卧床不起,换了几家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治了两年多才能下地行走。
在五十年代末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城里干部到基层去,到边疆去,父亲主动请求到最艰苦的地方,调到基层单位去锤练,由于工作环境艰苦,在1964年冬季父亲又一次病倒了,在佳木斯二院住院治疗一年多,刚住院时,父亲被安排到重症病房,这个病房住四位病危病友,那三个病友相继死亡抬进了太平间,父亲的护理员吓跑了。
又过了十几天父亲病情竟然有好转,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了。当时我们兄妹6人,最大的十几岁,最小的只有几个月大,父亲是舍不得抛下我们6个嗷嗷待哺的子女呀,到阎王爷的鼻子上摸了一把灰,从死神的手里挣脱出来,来尽他未尽的责任。
这次病愈之后,父亲的身体很虚弱,粗粮不能吃,生、冷、凉、酸、辣食物不能吃,每餐妈妈都要为他做小灶,精心调养,家务活他也干不了,繁重的累活更是不能干。
父亲在家休养2年后,于“文革”期间又上班了。他对工作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身体不好也照常下乡包队,风雨无阻,没有节假日星期天,工作起来就忘了一切,公而忘私,廉洁自律,公私分明,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直到他光荣离休为止。
父亲和母亲的性格刚好相反,弄错位了,父亲温文尔雅,讲话从不粗声大气,温良恭俭让,办事细致稳妥,父亲当家作主,制定家庭大政方针,母亲身体好能吃苦耐劳,干事风风火火,三快:干活快,说话快,吃饭快,家里家外的力气活全是母亲的。教育子女方面,还是以父亲为主。他老人家对我们6个子女管教很严。从小就教导我们要文明礼貌,尊老爱幼。他有一肚子的好听动人故事,讲也讲不完,我们在童年的时候是听着父亲的故事长大的,每到晚上我们都围着父亲,听他绘声绘色的为我们讲古今中外的童话故事,寓情寓理,寓教寓乐,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热爱祖国、讲道德、懂礼貌以及仁、义、礼、智、信的种子,培育我们健康成长。
在生活上,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从小培养我们艰苦朴素,热爱劳动,热爱生活,衣服破了打上补丁接着穿,弟弟、妹妹拣哥哥、姐姐的衣服穿,节假日组织我们参加各种劳动,谁要是有情绪不愿意干或者偷懒,将要受到父亲的严厉惩罚。
在学习上,他只要有时间就辅导我们功课,为我们包书皮、订本子。为我们辅导数学时,他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学得会,听得懂,因地制宜地为我们做学习用具,我刚上小学时,他用正方型的小木块,染成三种颜色,装在盒子里,为我做数学的加减法用,父亲经常检查我们的作业,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父亲虽然出生在地主家庭,可是他过日子总是精打细算,细水长流,本着“一顿省一口,一年省一斗”的生活理念。他常说:“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我们小的时候,副食品匮乏,每月供应的粮食不够吃,他就大量的购买土豆和面瓜为我们充饥。无论粮食怎么紧张,他都让我们勒紧腰带,家里总是有余粮,无论生活怎么艰苦,家里也能有“余钱”。
特别是每月供应的那8斤白面和2斤大米,平时不舍得吃,积存起来,日子再难,来了客人也要细粮招待,让我妈妈炒上几个小菜儿,陪客人喝上小酒儿,我们这些孩子不能上桌与客人共餐,客人吃饭时只能一边玩去,等客人酒足饭饱离开以后,才能上桌捡点残羹剩饭。
父亲的一生都是这样节俭,直到最后。
我们长大后,每当我们兄妹几人凑在一起时,谈起父亲的做法,心里都有一些怨恨,有一次在父亲66岁生日时,我竟然组织大家开批判会批他,父亲很生气。
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吃透了父亲的良苦用心。艰苦的生活,严格的教育环境让我们受用一生,当我们走进社会,当我们成家立业,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无论生活有多么艰难,我们都能坚定信心,迎难而上,过好自己的日子,走好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