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一 》

母亲离开我已经十年了，每每想起，她的音容笑貌依然在眼前，今天，就写写我记忆中关于母亲的往事。

记得，我该到上学的年龄时，还玩兴十足，父母打着骂着也不愿意去学校。我第一次到学校，是母亲拉着我的小手，死拉硬拽去的。因为家里小孩就我自己，听父辈人说，大小我就娇生惯养，父母视若掌上明珠。那真是含在嘴了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因而，养成了贪玩淘气的坏毛病。没有求学上进的概念。妈妈为了制服我去学校报道，只好手里拎着一根红柳条子，不听话了就是一红柳条子，这是记忆中唯一打我的一次。

母亲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出生在落后河南农村，裹过小脚，等能放脚的时候，脚已经变形了，走路的样子很艰难，大字不识一个。记得，报到时，是一个叫杨金英的矮个子女老师接待的我和母亲，先问了我的大名，记在了一个横格本上。然后老师从桌上拿起一把铅笔，让我数数，能数到十就可以报道了。结果我只能磕磕巴巴数到五，后面就不知道怎么数了。老师说你这孩子，不行，数都不会数。还得在家里用筷子当数字多教教，明年再上学吧。母亲好说歹说，也没能在那一年上上学。只好拉着我迈着金莲碎步一路训斥，半道上，我还是一哧溜从母亲的手中逃跑傻疯去了。这一年我没能按照母亲的愿望上上学。直到来年，我能把十只铅笔数清了，才上了一年级。这一年是一九六七年的开春。

学校是连队为了职工自己的子女，能读上书盖起来的，很简陋，就是一排排干打垒打起的半矮草屋面房子。老师的办公室和教室连在一起。教室很小，可要容纳四五十个小学生。学习用的桌子，是一排一排木墩子上架的长条板子。一个几米长，二三十公分宽，上面还坑坑洼洼的，只能放上书的宽度。

窗户也很小，碰上阴雨天黑板上的字就看得很吃力。特别是冬天更难过，要生火烧土火墙取暖，十冬腊月天太冷，取暖的效果不是很好。经常是老师让我们起立，带着我们一起跺脚搓手来驱寒。

每天天不亮都要到教室去生火，小同学们是轮流带上引火柴去教室架炉子，因为小初开始同学们大都是父母带着去架的火，母亲是家属，自然都是母亲带我去的，直到我自己不好意思让她代劳为止。我就是这样在母亲的拉扯下开始上学的。

小时候我爱打架，常吃败仗，输就输在头上的小辫子，你想想，被人揪到小辫子，你还有战斗力吗？­

于是我回家吵着要剪辫子，母亲说到十岁才能剪掉，我问为什么，她说剪掉辫子你就不是毛头小子而是少年郎了，辫子长在头上又不碍事。我不敢说打架的事，就说女同学老笑我，教室都不敢进去，闹了好长一段时间，总算到连里的小理发室，让那个满脸大胡子姓郭的师傅给理了个小寸头。­

从那以后我就盼望自己快快长大，恨不得明天就满十岁，来一个蜕变，由毛头小子变成翩翩少年。儿时光阴过得飞快，但快到十岁的那几天就慢下来了，家里人和往常一样在忙自己的事，父亲总是起早贪黑忙着连队大田地里的活，晚上还要参加集体开会学习，背诵老三篇，深更半夜起来跳忠字舞，那时候，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知道怎么的，总是喜欢晚上发表重要指示，经常是深更半夜，大喇叭忽然就响了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又发表新语录了，大家赶快到操场上集合聆听老人家的新语录。人们就疯狂地起来学习，排起方队跳起了忠字舞。唱起，“北京的金山上有个金太阳，”生怕落个不忠于毛主席的罪名。

转眼我就要到了十岁生日了，生日前一天，我揣着秘密早早上了床，天真的以为早点睡天就会早点亮，生日就会早点到来。反常的举止把母亲吓着了，她轻手轻脚走到床前用粗糙的大手摸着我的额头问：“你病了？”我噗嗤一声笑了。母亲说老天保佑没病就好，玩累了就早点睡吧。­

后半夜，我醒了，看见母亲凑在油灯下缝补我白天爬树沙枣挂破了的衣服。她不停地用手捂着口打哈欠，生怕弄出声音来。我迷迷糊糊又睡了，当我再次醒来时，母亲已生好炉子给我和爸爸在烧洗脸水。我穿上刚刚缝补好的衣服，母亲便催促我洗脸，她帮我把衣服穿整齐，说笑破不笑补。她拧了条毛巾细细在我脸上擦，完全不管我反对，还说：“那怕肚子是空的，脸面也要弄干净，别让人看不起。”

关于今天是我生日，母亲并没有提及，好像对我的举动母亲没有反应。我就知道今天又是包谷糊糊死面饼，平常都是这样：我已习以为常，撕拉强肯着吃了。我背上帆布书包准备出门，令我惊奇的是我今天满十岁，她忘了吗！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是毛头小子了，为这一天，我整整盼了两年啊！我看了母亲一眼，没有梳洗的头发枯黄凌乱，面色憔悴，我转身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

走出十几步我回过头去，只见母亲扶着门框专注地看着我，我跑过去拉着母亲的手说，我今天满十岁了啊，母亲十分平静，看来她比我更清楚。她蹲下身来说：“你鞋子又小了吧，前面都张开口要吃人了。”我赶忙将大拇指往里缩。

母亲的眼睛红了，自责地说：“前一个月就清了些旧衣服准备糊鞋衬做几双鞋子，一天到晚不知在忙些啥事，唉——”母亲突然想起什么，麻利地架起锅，又往锅里加了一碗水，盖上锅盖，不停地煽炉子说：“快得很，不耽误你上学。”她变魔术一样打了一个荷包蛋，又用汤勺用力在糖罐里刮了半勺糖，当母亲准备把涮糖罐的水倒给我的时候，香喷喷的荷包蛋早已下肚了。母亲慈祥地笑了，说：“孩子！鸡蛋就一个，太少了，再多几个就好……”说着说着，母亲眼里竟闪着泪花。

艰苦的岁月，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文革以后，拨乱反正，日子就慢慢好起来了。后来我长大了，工作了，知道了我的身世，可在我心里始终觉得养母更比生母亲，因为生母虽然生了我，在哪个物质匮乏贫困的年代却不能养育我，没有对与错。天下母亲一般亲，只要养育了，那就是母亲！

转眼四十年过去了，那白嫩嫩，水灵灵，黄灿灿，甜津津的荷包蛋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荷包蛋成了我的最爱，因为吃上荷包蛋，我就会想起母亲为我做荷包蛋的情景。可是“母亲”已经离去十年了。要活着该过百岁了。­

我怀念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