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

一

农村有句俗话：人过三十天过午。现在人们生活水平高了，往往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我今年四十沾了新社会的光，要不，远远是过午的人了。在这个生命过半的时刻，想记录一下自己的成长过程，虽说没有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生活的琐碎经历还是有的，写下来，自己和家人有个回忆，孩子长大了也可以看看那个时候的我。

时间是个怪东西，现在的比较慢，过去的几十年到现在都觉得只是一瞬！

我记事比较早，五岁时，老爷去世了，脑子里影影绰绰的有给老爷办丧事的印象。听母亲说，我的名字是自己起的，那个时候街上常有一个拴簸箕的小贬叫天林，走到村里手拿着一串相联的铁片，一边打响一边喊：“拴簸箕！拴簸箕！”我弟兄四人，三个哥哥叫双林、竹林、聚林，轮到我，父母没有名字给我起了就真接喊：“小四”。有邻居给我开玩笑说：“小四小四，你上面的哥哥都叫林，你叫啥林？叫地林好了！”我脱口而出：“我有名字呢，叫天林！”后来名字就叫天林了。

八岁上幼儿班，那时叫育红班。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到野地玩“抓特务”，在玩累的间隙，老师看我的脸最干净，就让我当班长，当的是卫生班长，上课前检查谁脸脏就让谁回家去洗。我们班有个女生，她是外地人，父亲在村边地质队上班，好像有点不听我话，我拉她去见老师，她把手往袖子里一缩，穿的毛衣有松紧性，袖子拽到有一尺多长了，人还坐在凳子上，农村的孩子是没穿过毛衣的，弄得我没有任何办法。

育红班设立在村子里个人家里，几间屋子，一个大院，那时叫“小金子院子”，“小金子”是那个院落的主人。到一年级我们搬走了，又换了个院子，是谁的，我忘记了，院子比“小金子院”小，屋子多些，我们分两个班：甲班、乙班。二年级语文老师、数学教师各打过我一次：语文老师是用书的根部打在头上，生生的疼；数学老师直接用手扇，一个耳光子，扇得我耳朵里乱响，吓的哭起来，大喊：“我不敢了！

大多时候我是个听话的孩子，有一次数学老师出题：说有六棵树栽三行，每行栽三棵，怎么栽？我是第一个举手并回答正确的：用三角形！那时候我们把任何事看的很神圣，有一个同学用笔把书上的字给涂掉了，我认为这是严重的错误，上课了，首先向老师报告：老师，谁谁谁把书上国家印的字给涂掉了！

老师也表扬过我，一回在课堂上说起学习的事，说：“天林同学做的很好，我在街上碰到他爹，他爹说，一天晚上没电，天林点着洋油灯学习，是大家的榜样！”我听着老师的话莫名其妙，没记得自己点着油灯学习呀？是自己忘了？还是我爹随便说的？这个问题，到现在永远也弄不明白了。

八九岁时，我身体很弱，感冒咳嗽是常有的事。有一段日子，脸黄黄的，吃饭不少，却长得很瘦，医生看了说可能肚子里有寄生虫，让我平时喝点醋。母亲就把钢笔水瓶洗净了，灌上醋让我带到学校。上课或下课不时喝上一小口，不喝了盖上盖子放在教室的窗台上。那时的窗子没有玻璃，是镂空的。我们上课时，有一个没上学的小女孩常在窗边玩，她和我们熟悉了，知道窗台上放着我喝的醋，有一次趁我没看住，突然拿着瓶子把醋倒掉就很快跑开了，我气愤的不行，觉得那是很大的浪费，告诉了老师，后来好几天没看到她来学校玩，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觉得她是最坏的小女孩！她的名字我印象深刻叫路产英，到现在我都忘不了！

二

上二、三年级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很多事，两个哥哥结婚，父亲去世。

那时，社会原因，村里大部分人家经济都不好，我家尤甚。母亲是个很要强的人，她尽可能让家里的生活过得体面些。父亲体弱多病，家庭的重担直接压在母亲的肩上，在更早的饥荒年月，她和村里人一起跑到一百多里远的内丘扫蒺藜，在那里借当地人的农具把蒺藜的刺刷干净，装在袋子里用挎篮背回家磨成面吃，一百多里路，一段路坐车，剩下的路步行，母亲一次背八十斤重的蒺藜，现在怎么想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况且，背蒺藜的都是大男人，是什么信念让母亲承受生活如此的重负？我小时候虽说没有吃过蒺藜面，但除了填饱肚子，日子依然是贫穷的。我的同学有条件好的已经穿上了秋衣，秋衣指的是上衣，红颜色，属于针织品，与老土布截然不同，看着有种眼热的舒服。母亲为了让我和姐姐与别人一样有体面，把旧的大人穿过的秋衣或秋裤截一小块缝在我们外衣领内，这样，打远看，我们也是穿了秋衣的，只是经不起推敲，怕别人撩开外衣看，也有被调皮的孩子识破了的，此举往往引起我非常的恼恨！

我九岁那年，大哥准备结婚，二哥说也要结婚，这可愁坏了母亲，一个贫困家庭怎有能力一年过两桩喜事呢？二哥和二嫂是自由恋爱，要的钱很少，或者说几乎没要什么钱，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哥哥相隔十天，办了喜事。大哥结婚的那天，大嫂要十元钱的上桥礼，母亲眼都哭红了，对娶亲的人说要不就回来吧，上哪里弄钱去？管事人说可不能那样，最后本家的医生垫付了十元钱。

谁家有新媳妇是快乐而幸福的事，我喜欢去二哥屋里玩，二嫂是山东人，说找话（普通话），对我也亲。那时，二嫂常脱了鞋在床上和我们玩扑克，有一次，二嫂一转身跪着拿东西不小心穿着袜子的脚蹭到我脸上，我马上做出嫌弃臭脚的表情——在农村有类似事情发生都是这种惯有表情，况且农村人的脚往往是很臭的，二嫂马上说：“不臭啊！”我笑了，真的没有闻到一点臭味！那时一家人的生活，现在想来也是幸福的。

大嫂有些不同，因为家务事，动不动脸就阴沉了，和母亲嚷过好多次，利害的时候还动嘴骂过。每次和母亲嚷过，我和姐姐马上也和大嫂黑着脸，其实这是不对的，没办法，小孩子就是这么明显。

有一次大嫂和母亲嚷，她好像是抱着母亲腿的，我怕母亲受伤，我又没有太大的力量，愤怒之极，跑过去猛采了下大嫂的头发然后跑掉。还有一次我冲着大嫂的头猛砸了一拳，这之后大嫂没有恼我，倒是大哥追着我不放，后来的那一次我跑到村外，当时是夜里十点多了，转过大半个村子，在一个远亲戚家睡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回到家，见家人都在门口打瞌睡，看到我急急地问：“你跑到哪里了？全家人找了你一个晚上！”

二嫂喊我母亲叫娘，大嫂什么也不叫，只是受感染在和家人说话时提到母亲说娘怎么娘怎么，没有一回说咱娘的，也没有当面叫过娘，当然除了大年初一磕头时叫一声。

我十岁那年，父亲病的严重，不上学的时候，我会陪父亲在院子坐坐。父亲喜欢听收音机，我也愿意听，二哥结婚时买了一台，想听的时候，由我去二哥屋里拿。那台收音机是二哥结婚的家电，花三十五元买的，一个小孩子动不动就把这么贵重的东西拿来拿去，二哥着实心疼，有时不愿意，我就说是爹让拿的，二哥就说：“拿走吧！”表情还是不愿意！

父亲在我十岁时九月二十七去世了，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我和父亲的文章，在这里我不想再重述了，什么时候提起父亲，心里会一阵的疼，眼泪就会不自主的流下来。因为经济原因，父亲的丧事办的极其简单。当时我年龄太小，有一些事情我没有参加：给父亲洗脸怕我害怕没有参加；半夜的送魂，我没参加，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好像自己没有尽到孝道一样。

三

想起一些生产队的事。那时土地属于生产队，大家一起劳动挣工分，能干的一天十分工，差的八分，女的也有五六分的，到年底和集体利益挂钩，效益好坏决定一个工分多少钱，我所在第八队，常常是两毛钱十分工（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收入）。我上小学当然不能参加劳动，只是亲眼看到了队里的情况。我给生产队割过草，那种草叫“臭蒿子”，没有叶，枝头是绿色的小圆球。我忘记了多少斤“臭蒿子”折合一个工分，我每次用小挎篮背回来的“臭蒿子”最多十二斤，而比我大一岁的老民总是背十五斤！冬天，队里把棉花籽磨成油分给个户，我家能分七斤油，母亲用一个小铁扣锅盆盛着，一家七口人把油吃到明年分油时还没见底。

由于生产队的过分集体化，直接导致了社员的偷盗行为，几乎每个大人或者孩子都偷过生产队庄稼，大队为此在各个村口安排了治安值守。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伴去地里割草，一个大孩子偷拔了几棵花生埋在挎篮里草下面，快到村口了，让我和其他人去看看有没有治安。我们小心的过去，刚到路口，躲在沙凹里的一个治安向我们摆手说：“一看就知道后面那个孩子偷了东西，你让他过来，就说没有治安！”一向怕事的小孩子们没有了主张，只好向那个孩子做手势并大喊：“过来！过来！”那个大孩子背着挎篮走过来，被治安逮个正着，处理结果是几棵花生倒进了治安的挎篮了事。

小孩子能偷的都是小东西，有顽皮些的甚至把生产队刚种下的花生种子刨出来吃掉或带走。村东边有一片梨树，梨快成熟时，我们就开始打那里的主意。有一回被看梨的老头逮住了，问：“谁摘的梨？我们都说：“不是我！”又问：“地上吃剩的梨核是谁扔的？”都说：“不是我！”老头没法了，说：“那你们骂誓！”于是我们一窝蜂骂起来：这个说要是我，死我老爷老娘！那个说是我了，我爷爷奶奶都死！老头说：“骂爹娘！”我们狠下心发誓：“要是我偷了，让我娘现在躺在材（棺材）里！”骂累了，老头也听累了，我们一哄而散。据我所知，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骂了的娘现在身子骨儿还壮，没骂的爹，却一个一个都走了。也有些东西偷着没有危险，比方说中高村的杏，杏树林大，往往等我们把杏摘下来了，看杏人才发现，我们跟看杏老头兜着圈子，然后从容地离开。

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就是和中高村的小孩子们打仗。一放学，两个村子的孩子像听了号令似的集中到两村的交界处互相扔石块。我是扔不远的，只能给别人运子弹。有一次，我正弯腰捡石子，一个石块“嗖”的一声擦着我脸飞过，吓的我刚站起身，又一块石头飞来，打在我一侧的衣服上。这一下，我知道了危险，以后捡子弹只选择安全的地方。每一天的打仗，必因这个村或那个村的孩子中弹而结束，当中弹者的母亲拉着包扎着头部的孩子在战场上开骂时，打仗的就散了。第二天下午放学，两村的孩子们接着打，每个村的孩子都冲到过对方的村边，在享受到胜利以后就心满意足的撤兵，这场没有任何意义的战争一直持续了五六年才彻底的结束。

四

快乐的小学时光有苦闷也有无奈，让我感到压力的是穿姐姐剩下的衣服。不是很花的裤子我找不到理由不穿，平时和同学玩耍还没有什么，到厕所解小手就麻烦了，那裤子是一边开口的叫“里撇嘴”，和男生穿的前开口迥然不同，为此没少在厕所招同学笑话。后来，姐姐的衣服我是死活不穿了，但是她的高跟凉鞋一时还脱离不掉，因为除此之外，家里不可能随便给我买双男式凉鞋的。有一次帮老师在学校的地里干活，我们几个同学的任务是给种子埋坑。干了一会儿，老师检查坑埋的平不平，突然问：“怎么有几垄净是小坑坑？”有同学笑着说我穿着高跟鞋后，老师让我停止了劳动，虽说不用干活了，觉得自己像另类一样的失落。

十二、三岁，正是不安分的年龄，在学校打打闹闹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有一次我和一个叫书贵的同学打架，他没有什么力气，我也体质较弱，两人算是旗鼓相当。对打了一阵后，我把他放倒了，他也打疼了我的脸，在我们气喘喘吁吁的自行分开时，同学们还起哄着嫌没有打够！在小学，我也免不了受人欺负，有一回，平时和我玩的大几岁的邻居用条破绳子反绑住我的双手，快上课了，我还躺在他班级的地上动弹不得。后来，在我红着脸反复声明“不给你玩了”才得以解脱。

穿姐姐的衣服其实给我的心灵留下了潜在的创伤。每个人的性格形成无不与从小受到的教育以及生活环境有关，要不是后来我慢慢醒悟并即时纠正，长大发展成女性性格特征将是多么的可怕！我知道这与父亲早逝有关，母亲把我们抚养成人也实属不易，我有什么理由让她做到更多呢？她也不可能了解单亲家庭的教育本身是一种缺陷！一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谁找个事儿（单纯的比方），当然不是表面的害怕而是内心深处缺少父爱的靠山而形成的性格上的不敢！好在以后的成长，我吸收了社会上、书面上男性的自我教育，自己又积极锻炼身体，才后天的成了现在有点“硬”的男人。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我不知道我家和姑姑家因为什么闹了矛盾，后来升级到表哥带了一伙人堵在我家门口。那时好像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家人少，母亲和哥哥在院子里嘲外骂，表哥他们在门口耀武扬威向里骂，大有冲进来打一场的架势！我年龄小，不知道怎么处理，只在火炉上烧着一根火柱（扎火炉子用），万一他们冲进来，我准备用火攻之。

第二天，我和一个邻居骑自行车带着麦子到下郑换面。自行车我刚学会不久，不敢在村子里骑，就推着走。走到南头，路过我姑姑家，正好她走出门来，见了我就恶恨恨没鼻子没脸骂：“看见你，我就想打死你！”我吓得不行，推着车子急走，又不敢骑，推着重车子前轮容易撬起来，我心里着慌还要用力按着车把，那种仓皇的离开该是多么的落迫！

我十二、三岁时家里和姑姑家闹的矛盾，到我二十三岁结婚时和解了。虽说和解，两家人已找不到往日的亲情。现在姑姑已经快八十岁，见到她我会礼貌地叫声姑姑，她的表情是很快乐的样子，看来，她把那一幕早忘记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