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鲁伯

我认识老鲁伯的时候，是个学生，上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老鲁伯是我家邻居，拄着双拐他是个瘸子。

老鲁伯一个字不识，他是个绝对文盲。头顶正中没有头发，周围是很短很稀的花白头发茬，看上去很硬。苍老的脸上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像鹰一样透着一股很能震慑人心的光。要不是年龄很老，七十多岁的样子，而且拄着双拐是个残疾人，那他活脱就是一个凶神恶煞。

老鲁伯虽然不识字，模样又很凶，但他对自己的事感兴趣的人还是很平和。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他断掉的右脚说起，我开始接触到了老鲁伯，以致一个时期内我没事就往他那里跑。老鲁伯很能讲故事，讲的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原汁原味，未加任何修饰，他根本就不会修饰。在外人眼里，我俩倒像是成了忘年交，那年他七十几岁，而我却只有十四五岁。

老鲁伯从小家里就穷，生活在旧中国社会底层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忙死忙活一年到头儿也吃不饱肚子，看看实在是不行了要饿死人了，还是个半大孩子的老鲁伯就伙同乡邻，挑了一担子瓦盆一路向西，边走边卖。说是个小生意，倒更像是沿路乞讨。就这样，他们一路来到陕西地界，肩上挑的瓦盆有卖掉的，也有打烂的，这时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肚子里空空如也，饿的连路都走不动了。“那个时候，活个人怎么就那么难？只要有口饭吃，饿不死人叫干什么都行。”说到这里，老鲁伯叹了口气。就在这当口，大路上过来一支军队，穿得破破烂烂，但是走得很急。饿的实在受不了的老鲁伯早就听说过当兵吃粮的事，就不顾乡里众人的拉拽跟在了队伍后面，老鲁伯就这么参加了革命。“那要是一队国民党兵，我现在也不知道会在哪里？”老鲁伯很庆幸的样子说，“幸亏没有站错队。”

老鲁伯参加了红军，红军经过长征来到陕北，不久就换上了国军服装，改名叫八路军。老鲁伯说自己是115师的，他们的师长是林彪，副师长叫黄克诚。说起这两个人，我看他的眼神很崇拜，要搁现在，他肯定是这俩人的“粉丝”。老鲁伯随着部队很快到了山西，他说他们沿途碰见了大批的国民党逃兵，而且大多带着伤。再往前走，大路上被打死的国军尸首多了起来，说是被日本飞机撵上炸死的。夜里急行军，老鲁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倒在地上闻到一股恶臭，借着月明地儿，原来他趴在了一具腐烂的国军士兵尸体上。他表情夸张地告诉我：“遍地都是死人！”我接着问他：“你们是要往哪儿开？”他说他也不知道。跑了几天几夜，在一处两边是山，中间河谷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停下来摆开了阵势。他告诉我：“一个人只有三发子弹，几颗手榴弹。战斗打响后，屁大点儿工夫，手里就剩下上了刺刀的光杆大枪了。”冲锋号随即吹响，他们冲下山去，一万多人围住几千鬼子一场白刃战直杀得昏天地黑。他指着左手背上一条刀疤让我看：“一个鬼子挺着刺刀从汽车上冲我扑过来，我拿枪一磕，我俩就顺势抱作一团滚在地上。我个子大有劲儿，顺手操起他的钢盔，砸在他头上，一下子就没气儿了。”说到这里他很自豪，有点显摆的意思。“起身一看，手背上淌着血，刚才拨开刺刀尖的时候，刀刃划开了手背上的皮肉……”我看着他黑而皱的手背上足有十公分长的刀疤那里皮肉的颜色略微泛着白。老鲁伯说他后来才弄明白那场战斗就是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役，他说那一仗他们消灭了日军精锐中的精锐板垣师团。

老鲁伯打了几十年仗，身上伤痕无数，最让他兴奋的事情莫过于让和他聊得热乎的人，了解他身上伤疤的来历。扒着头皮让你看看这一块，是什么时候怎么弄的。撩开裤腿让你瞧瞧这一下，是什么时候让谁留下的。一个伤疤一个故事，在今天看来他的故事个个都是惊天动地。由其是当他褪下假肢，脱下特制的皮鞋，露出没有了脚掌的右脚，齐喳喳的一根右腿固定在特制的皮鞋里，他说这只脚留在了淮海的战场上。当时他已经是一个骑兵营的副营长了，他说只要有不怕死的官，就会有不怕死的兵。战斗打响后，他跃马横刀杀向敌阵，身后的战士个个儿像嗷嗷叫的小老虎。敌人很快乱了阵脚，很大一支部队被他们冲的七零八落。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敌军上层的注意，敌方调来了制止马队冲锋最有效的重机枪连。老鲁伯说：“那子弹多粗”，他一边比划一边兴奋地说“下雨一样，到处都是嗖嗖的声音，不断有人中弹落马，就是没有人活着停下来。”听他叙述的过程，气氛都已经紧张到了极点。最后，他的马队冲上了敌人的重机枪阵地，火器长，利远战不利近。他们一阵砍瓜切菜的劈杀下，为全线压上的大部队赢得了战机，而就在部队即将冲上敌阵的时候，老鲁伯说他眼前一黑倒下了。当再次睁开眼时，只见他心爱的战马倒在血泊里，身上长长一串弹孔汩汩冒着血，他想站起来走近战马时，却一下子也立不稳又摔倒了。这时才发现自己右脚的鞋子在两三米远的地方血肉模糊的，爬到跟前却发现脚和腿已经分离开了，脚趾还在一动一动的，看到这些的老鲁伯又一次昏死过去。

再睁开眼时，老鲁伯躺在野战医院里，他被医生告知，自己成了残疾人，养好伤后就要离开部队复员到地方。老鲁伯说听到这个消息，他难过了好几天，就是不想离开部队，他认为自己就是个当兵的料，离开了部队自己什么也干不了。很快，老鲁伯被安排到湖北长江边上的一个航运站去当站长，出发前组织上还给他牵线搭桥举办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婚礼，新娘子也就是后来的老鲁嬷。老鲁嬷是江苏南京人，曾是新四军女战士，为服从组织安排嫁给了伤残的老鲁伯，结婚后随他辗转来到长江边的航运站。地方的工作比起部队打仗来，对老鲁伯来说实在是乏味极了，而且自己又不识字，搞船运这个事还得懂业务才行。“我一天都在那儿干不下去！晚上托人写了辞职报告，天明交给通信员，管他上级批不批。起来领着你老鲁嬷就回老家了。”今天想来，老鲁伯实在是太有个性了。就在回家的路上，一个火车站的售票窗口，女售票员“铁老大”的作风十足，不知为什么对老鲁伯耍起威风来。他怒不可遏，右手的拐杖旋即顺着售票员的半圆小窗口捅了进去，正在耍威风的女售票员正好面对着小窗口。随即满脸是血的售票员招来了治安人员，老鲁伯说光来这些个不够，今天必须把站长找来。老鲁伯把凡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统统拿出来，得理不让人地历数着女售票员的不是，而且一定要让女售票员作检讨。在车站领导们的再三道歉下，老鲁伯才愤愤不平地上了他们安排好的车厢。你老鲁伯就是这么一个一辈子不讲理的人，老鲁嬷后来数落着他给我说。

就在我离家在外的那几年里，老鲁伯拖着他那条残腿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我也没有赶上送他一程，对此一直觉得心里很不安。倒是后来不断见到老鲁嬷，只要提起老鲁伯，她就老是那句话：“你伯就是这么一个一辈子不讲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