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院

“叫什么？”

“xxx”

“多大了？”

“18”

“伤怎么整的？”

“打篮球……撞得。”

“家人呢？”

“打电话了……马上……就来……”

当时最怕的就是那个护士再问下去了，剧烈的疼痛使我动个嘴都感到困难，豆大的冷汗随着身体本能地颤抖砸在膝盖上。继续整理着笔记的护士毫无反应，视乎见惯了这种狰狞的表情。就这样空气凝聚了近半小时后，惊慌的父母终于赶过来了。当被那个无表情护士告知我可能是左锁骨骨折并需要进一步检测时，我发现母亲冒出的冷汗比我还多。

离B超结果出来还有一段时间，我站在大厅旁的长椅边，右手托着左臂，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脸已经没有血气了，铁白。焦虑的父母开始分头为我做一系列复杂的住院手续以及毫无逻辑可言的付费程序，唯有陪我过来的敬爱的班长还留在我身边。其实旁边的长椅上是有座位的，但越发加剧的疼痛已经不允许我有较大的动作了，只能僵硬的站着。孩童近乎嘶哑的哭叫声不绝于耳，和嘈杂的人群一起演奏着毫无规律可言的合唱；形形色色的人穿梭于此，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手里都撰着好几张白色的纸片；偶有几个重病患者被抬在担架上，已经不是白色的白色背篓凌乱地铺在病人身上，唯有脸上因痛楚而扭曲或昏睡过去的表情一一展现在我的眼前。短短的半小时里我似乎已经看尽了世人所能表现出来的痛苦表情的极致。（经过的一位百无聊赖的中年大叔瞥了我一眼，然后冷冷地笑了，似乎认为我在这个任何举措与表情都不算奇怪的的小空间里很奇怪。）8月，大厅里没有空调，但寒气逼人。

我被带到了住院处，要不是没有轮椅的帮助，我都不敢想象如何走到相距200米的这里。除了中间被强行索取了轮椅的50元租用费外，其他都算顺利。帮我诊断以及安置的是一位姓马的大夫，他是父亲的老乡，这是父亲与大夫初次谈话时得到的信息。有了这层关系后，马大夫似乎热情了很多。“没事，小孩贪玩，左锁骨错位了，只要做个小手术接过来就行，好了以后没一点毛病，你让护士给你找个床位，两天后就开刀。”大夫说。

病房是大厅的浓缩版，但更嘈杂，旁边公放着的手机音乐证明了这点。其实都是身为年轻人的我对他放出的音乐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接下来的半小时居然都在放着同一首歌。绕着他站了一圈的小年轻还在那里叽叽喳喳地唠着闲嗑，没一点要走的意思；再看看其他的四张床，全都肆无忌惮地以自己为中心向外发着不同的噪音，进进出出的护士似乎认为这是合乎常理的。忍耐了近一小时后，我终于爆发了，便和颜悦色地和旁边那位同龄生说出了自己的观点，这里是医院，可以安静一些吗？这总算使他稍有尴尬的闭掉了音乐，但他的母亲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似乎我对那个同龄生做了很过分的事情。我的母亲忍不住了，决定把我换到对普通家庭来说很奢侈的特殊病房，说白了就是单人间，母亲好像总能看懂我的意思。

手术很成功，在手术前父母就预言过这次手术会很成功，并不是父母对马大夫的医术深信不疑，而是对自己为这次手术所做的铺垫深表满意，第一次是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当父母把几张红色的东西往医生手里撰的时候，被无情的拒绝了，也许是因为旁边还有其他医生在场的原因，但在父母灰溜溜地离开之际，父亲语重心长地问了一句，抽烟吗？好像触动了大夫最柔软的那根肋骨一样，大夫连头带手都做出了摇摆的动作，但嘴角是带着笑的，父亲感觉到胜券在握了，第二天连忙买了几盒“中华”在无人的走廊里交到了大夫的手上，接过了大夫“谢谢啊”的回应之后，父亲觉得新安多了。当然，这些都是事后父母才告诉我的。

就这样，当钢板固定着我的锁骨然后陪我一起度过了高考后，我再次来到了这所医院，为的当然是把它取出来。因为一些不幸的机缘巧合，这次帮我做手术的是另一位姓鹏的大夫，当然父母是否做了和一年前一样的举措我是不得而知的，只是知道医生在手术室里和我笑眯眯地聊天说动手术就像按摩一样，叫我好好享受，结束后还不乏幽默地问我舒不舒服，我那时真想对那位一脸笑肉的医生说一句话，我以后也想当医生，如果他再问原因的话，我想说，让你也舒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