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

（一）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二年。

暮春四月，在内地已是风和日丽、百花争艳的季节，但在祖国西北边陲重镇T城却依旧春寒料峭，寒气袭人。天空阴沉沉的，高大的钻天杨的枝干就像非洲贫困儿童瘦弱的胳膊，在半空里瑟瑟发抖；地上去冬的残雪至今还赖着不肯走，街上不是污水便是冰凌；人们身上臃肿的棉袷袢（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穿的一种棉袄）总也脱不下身来，爱漂亮的姑娘们烦死了。

这天是个星期天，巴拉提江一大早就起来了，想上街去溜达溜达。

一出门，街上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就响了起来，奏过《东方红》，播过几段新闻后，照例要播放音乐，通常是播《塞北赛江南》，或者“太阳下去明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等抒情歌曲，那欢乐、明快的旋律，使人奋发向上，巴拉提江都爱听。但今天却换了一首前几年人们耳熟能详而近几年已销声匿迹，而且政治味道很浓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现在听起来有些滑稽可笑、不合时宜。歌词好像是这样的：

“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毛泽东，斯大林/斯大林，毛泽东/像太阳在天空照/红旗在前面飘/全世界人民心一条/争取人民民主，争取世界和平/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巴拉提江文化不高，但多年在机关工作，耳濡目染，政治敏感性却还是有的。他知道电台是国家的喉舌，一些政治性很强的歌曲是不能随便播放的，而是要因时制宜，配合形势，比如国庆节就要播《歌唱祖国》，“五一”节就要播《咱们工人有力量》，“八一”节要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刚解放那会儿要播《解放区的是明朗的天》，反霸斗争时要播《翻身道情》，三年恢复时期要播《高楼万丈平地起》，抗美援朝时要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等等等等，容不得半点差池；乱播一气，电台领导吃不了是要兜着的。如果哪天早上电台突然播出《夜来香》或者《何日君再来》，您试试？除非那天早上电台台长吃了十个豹子胆。

那末，今天播《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又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全世界人民的心能一条吗？胡扯鸡巴蛋！巴拉提江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什么意思来，“管他个毬，”他想，“还是先去填肚子。”

T城本来就是个小地方，穿过一条街，便到了当时T城唯一的一家饭店T城饭店。一进饭店，一股扑鼻的香气便迎面而来，引得人馋涎欲滴；一看，门前一口大锅里牛、羊下水就像火山的岩浆般正在里面翻滚，那香气就是从那里飘出来的；因为来得早，里面干货还不少。巴拉提江化八毛钱买了一碗杂碎汤，狼吞虎咽，吃得满嘴飘香，感觉挺好。杂碎汤真是个好东西，那时T城的百姓每个月的羊肉定量只有一公斤，巴拉提江一家三口，一个月才三公斤，一顿抓肉就消灭了，其余日子只能干熬；而杂碎汤不要票，里面羊肚、牛百叶什么都有，味道和肉汤也差不离，心想下次带老婆、儿子也来吃一回。巴拉提江是很爱他的妻子和儿子的。

出了店，抹抹嘴，顺脚就到了T城当年半开放的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其实不自由，国营企业的产品是不能拿到自由市场卖的，老百姓是生产不出东西来的，能买到的也只有农民从自家菜窖里挖出来的隔年的蔫儿叭叽的白菜、洋葱、胡萝卜等，充其量还能在那里常年设摊的一个白胡子老头那儿买些针头、线脑、顶针、鞋带，或者小孩玩的风车、陀螺之类的小物件。要想买一个面包、一块糖，休想，那是要到国营食品店里凭票购买的。这种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物资匮乏的情况，也许是下面即将发生的故事的一个动因。

但今天的市场里有些异样，除了像平时一样，农民在卖自家的菜，老头在卖针头线脑外，还有不少看似城里人的人在出卖旧家具，炕桌、椅子、旧地毯等等，而且价钱都很便宜，一张炕桌只要五块钱，一张椅子只要两块钱；还有人在卖淘汰羊的，一只也就四、五块钱。那淘汰羊原是去年冬天因牧区存栏量过大，而草料相对不足，政府为了解决牧区的牲畜安全越冬，把那些无法存活的瘦弱羊只用摊派的方法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城镇职工的，既解决了牧区饲养的困难，又增加了城镇职工肉食的额外供应，一举两得；当时那些分得少的人还很有意见，现在有的人为什么要卖掉？更为奇突的是一个中年汉子手上举了一块牌子，叫卖自己的一处院落，占地面积四百平米，大小房舍十来间，还有十来棵果树，一架葡萄，却只卖七百元；按照估值，至少要两千元。还有一些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窃窃私语，神情诡秘。“人们这是怎么啦？”巴拉提江心想。

走着走着，巴拉提江忽然看见胡大别尔干也在叫卖一张旧地毯。胡大别尔干是专区兽医站的兽医，而巴拉提江是专区机关的管理员，机关的马匹生了病就会找他看，因而就认识了。这时他穿着一身长袍子，戴着一顶瓜皮小帽，下巴上一撇小胡子，像极了民间故事里的阿凡提。

不过巴拉提江对胡大别尔干并没有多少好感，这个人嗜酒如命，成天喝得醉醺醺的，每个月的工资全买酒喝了，月底工资化完了就偷站里的酒精兑水当酒喝，弄得老婆也和他离了婚。不过他也不在乎，还说老婆走了省下她的饭钱正好买酒喝。再一个毛病就是只要三口酒一下肚，总爱往妇女堆里扎，为她们讲一些黄色笑话。有一次守着一堆妇女他说：“有一对老夫妻晚上正在进行房事，有三个小偷一个大个子、两个小个子正好在挖他们家的墙洞，准备进去盗窃，按照分工，大个子进去偷，两个小个子在墙外望风，那个大个子刚钻进去，老俩口正在云里雾里，丈夫问妻子怎么样？妻子说，大的已经进来了，两个小的还在外面，那个大个子小偷一听，以为被人发现了，吓得立刻逃走。”妇女们羞得面红耳赤，纷纷要拿粉拳揍他，他一边将双手护住头，一边笑着说还没有讲完呢，接着又说：“第二天，三个小偷在街上卖杏子，正好那对老夫妻去买，挑了一回，丈夫问妻子怎么样？妻子说太小，和昨天晚上没有进来的那两个小的一样。三个小偷以为老夫妻认出他们来了，撒腿就跑，连杏子也不要了。”但认真说起来，胡大别尔干也不属于坏人，而是属于浑浑噩噩、没心没肺的那种；有时也很豪爽，一般人家的牲畜或家禽有了小毛小病，只要不动用公家的药，他也就不收钱了。

这时，巴拉提江一步蹭到胡大别尔干面前，一手搭在胡大别尔干的肩膀，开玩笑地说：“胡大，你这小子干什么，又要卖地毯换酒喝啦？”

胡大别尔干回头一看，见是巴拉提江，神秘地笑笑，说：“嘿，这破东西不要了，我要过去过好日子罗！”

“好日子？”巴拉提江不解地问，“好日子，现在日子不好吗，还想过什么好日子？”

巴拉提江今年四十来岁，长得浓眉大眼，面色黑里透红，肩宽膀圆，有一股豪迈之气，是一个典型的哈萨克汉子。他早年家境贫寒，为牧主放过牛，受尽虐待；年轻时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的“三区革命”，立过功，但后来因为他的顶头上司搞地方民族主义那一套，秉性耿直的他一气之下便离开了；解放后进了专区机关当了一名管理员，他妻子尼阿孜汗也在专区机关当勤杂工；儿子阿汉今年十九岁，高中毕业后在电厂当工人，一家人虽不富裕，但在苦水里泡大的巴拉提江已经十分满足了。“只有共产党才能给自己幸福”，这是巴拉提江的切身体会。

“过去就有好日子过。”胡大别尔干说。

“过哪边？”巴拉提江问。

“那……里”，胡大别尔干把手指向了远处边境的塔尔巴哈台山麓。说着伸手从怀里摸出一小瓶酒，说：“瞧，正宗的伏特加，一个朋友从那边捎来的，那边有的是，过去后再不用喝酒精了，”说着，一仰脖“咕嘟”喝了一口，眯眯眼，咂咂嘴，深深地吸一口气，又缓缓地吐出来，一股陶醉的样子，然后把酒瓶递给巴拉提江，说：“兄弟，你也来一口，美得很哩！”

巴拉提江一手挡住递过来的酒瓶，心里立刻明白了，胡大别尔干说的那边就是被称之为“老大哥”的S国，心中立刻引起了警觉。他最近影影绰绰地也听到过一些传闻，有说是邻县Y县有少数牧民私自越境逃到S国去了；有说是凡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只要持有一定的证件，不管真的假的，S国的边境都会接收，而且当场就可以办理S国的国籍，发给补贴，安排工作；有的人还收到了S国亲友的来信，宣扬那边生活如何如何好，说得像天堂一样，还寄来一些当时T城紧缺的商品，如茶叶、方块糖、头巾、发卡，以及一些莫名其妙的证件，劝说这边的人找机会过去，等等。但传闻只当是传闻，想不到现在事情已经摆在自己面前，一股朴素的爱国情绪就从心中升腾起来。于是，便认真地对胡大别尔干说道：“你可别胡来，咱们是中国人，跑到别人国家干什么去，你疯啦？”

“你才疯了，”胡大别尔干不听劝，“中国人怎么啦？穷死啦，连酒也喝不上，再说人家也是社会主义，老大哥嘛，今天他们富，我就过去，明天我们富了，我再回来，不行吗？”说着又“咕嘟”喝了一口。

“胡说八道！”巴拉提江认真地说，“你以为国与国之间就像你家那道破门，可以随便跨来跨去的，这叫叛国，懂吗？”

“什么，我叛国，我叛什么国？笑话！”胡大别尔干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国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哈萨克，这边是哈萨克，那边也是哈萨克，哈萨克不是一个国家嘛？我的舅舅的舅舅就在那边，叫我过去呢。”胡大别尔干开始胡搅蛮缠了。

“国家是国家，民族是民族，民族归国家管，你是中国的哈萨克人，就不能跑到别人国家去，我是为你好。”巴拉提江说不出更多的理论来，就绕口令般地说。

“不要跟我耍嘴皮子，”胡大别尔干不卖帐，“别在这里教训我，去管管自己的儿子吧！”

“我儿子怎么啦？”巴拉提江指指自己的鼻子，不解地问。

“好得很！”胡大别尔干挤挤眼说，“比你聪明多啦！”

这时，有人过来买地毯，胡大别尔干就跟那人侃起价来，不再搭理巴拉提江。

“我儿子怎么啦？”巴拉提江忽然想最近儿子的行为是有些异样，昨天晚上儿子回家时他已经睡着了，儿子到底在干什么？带着满脑子的疑问，怅怅地离开了那里。他压根儿不知道昨天晚上T城曾经发生过什么。

（二）

昨天晚上。

夜幕从地平线的一端慢慢地扯过来，因为是暮春，白天显得短些，在一勾冷月惨淡的光照下，远处的塔尔巴哈山只剩下一点模糊的轮廓，多少显得有些神秘。一些人在向人民公园方向跑，他们大概是到人民公园内的T城电影院去看当晚上映的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的；另有一些人在往民族中学的方向跑，他们是去干什么的？几只野狗在远处互相呼应地吠叫着，它们是在唱歌呢，还是在提醒着人们这里将要发生什么？

这时，在T城民族中学的一间礼堂里，人声鼎沸。人们的身份各异，有干部，有工人，有教师，有医生，有家庭妇女，有无业游民，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其中就有胡大别尔干和阿汉，他俩都是听说今天晚上在这里可以领到一种到S国去的什么证件才来的。其实这些人都是互相串连而来的，明显是一次非法集会。

教室里干冷干冷的，为了抵挡寒冷，有的人不停地往炉子里添加牛粪，有的人在不住地跺脚，尘土四扬，男人们拼命地抽着莫合烟，以致整个礼堂里充满了烟尘，使人喘不过气来。

“啊－－嚏……”，一个妇女打了一个长长的喷嚏后嗡声嗡气地说：“不要抽烟了，呛死人了！”说着用一只手擤了一把鼻涕甩到地上，接着用头巾捂住鼻孔，喊叫着。

没有人理会她，人们现在正围着一个叫哈那哈提的人提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哈那哈提大约四十来岁，长着一张马脸，一撮山羊胡，配上一双细细的眼睛，透出些许奸诈与狡黠。他的职业身份是专区民政科的科长，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S国侨民协会的委员，而且本人就持有S国的侨民证。其实，在T城，甚至在自治区，像他这样具有双重身份的人又何止他一个，不过有的是隐蔽的，有的是公开的；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怪胎，或者说也是S国政府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刻意造成的，说穿了就是他们按在我们内部的“钉子”，一旦有事可以里应外合。而民政科长原是社会接触面极广的角色，这种身份又足以为他从事另一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时提供掩护。

“好了，好了，我要说的都说过了。大家都按照我说的办。领导说过了，现在S国在边界上为我们开了口子，好多地方把铁丝网都剪开了，时间要抓紧，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罗！”哈那哈提这时活像一个救世主，双手抻了一下毛大衣的领子，围住脖子，一边透过烟尘环视一下四周，接着问：“还有什么问题，要说快说，领事馆领导还等我去汇报情况呢！”

在场的人都清楚，哈那哈提说的“领导”指的就是S国驻哈萨克自治州的一个领事。显然，哈那哈提现在履行的也正是他的第二职能。

教室里顿时就像一窝刚出笼的小鸡，喳喳地闹个不休。

“到底要什么证件才能过去？”有人问。

“说过一百遍了，”哈那哈提有些不耐烦了，“最后再说一遍，听好：S国领事馆发的临时国籍证明书、遗失护照证明；S侨协会发放的申请加入S国籍的证件；S国国内发的护照抄本、补发的出生证明；还有，S国地方政府和集体农庄发过来的召唤书、同意书、邀请书，保证书，统统可以。那边说了，只要有这些证件的人都是那边的人，都可以去那边。”

“我召唤书那边还没有寄过来，怎么办？”有人问。

“寄不过来就不要等了，你找S侨协会司马义那边去登记，让他给你办一张。”哈那哈提很干脆的说，“到现在还没有证的都可以向他要。”

“散了会就到我这来登记。”下面一个叫司马义的人喊道。

“这行？”

“怎么不行，都是和那边商量好的，见证就收人，放一百个心好了，胡大（指上帝）保证。”哈比毛拉底气十足地说。

“我要一张。”胡大别尔干说。

“我也要一张。”阿汉也站起来硬着头皮怯怯地说，他心里总觉着自己在做一件不那么光彩的事。

“统统都可以。”哈那哈提说。

“家里的东西怎么办？”沉默了一会，有人又提出了问题。

“能带的全带上，大家尽可能多带一些财产过去，不想带的嘛，卖掉，把钱带过去，我们可不能给‘黑大爷’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哈那哈提煽动地说。有的人笑起来。“黑大爷”本是S国语言对“中国人”这个名词的译音，但有的人以此引伸为汉族的代名词，显然带有贬意。

“那我们过去吃什么，谁给？”有人问。

“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只要一过去，那边有接待站，登记后人家就会给你发钱、发口粮，饿不着，很快还会安排工作。”

“一点不假，”人群中有人站起来说，“前天我弟弟刚从那边回来，说只要一过去，牛奶、列巴、香肠随便吃，像天堂一样，这回他放心了，马上要把全家都带过去。”

“路上不会有人挡吗？”有人担心地问。

“不会，”刚才那个人又说，“我弟弟说，路上一个中国兵也看不到，还说如果是晚上过去，也不要紧，一到边界，那边的探照灯雪亮，专门为过去的人开的，你只要顺着灯光走，一准找到那边的登记站。”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哈比毛拉得意地说。

人们“嗡”的一下又议论开了，像着了魔一样。

有的兴高采烈地说：“这下好了，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

有的讽刺挖苦地说：“再见了，我亲爱的祖国！”

有的人还跳起舞来。

“不要吵了，大家赶紧回去准备，今天没有来的大家回去带个话，就在这两天，晚点走不如早点走好啊，说不定哪天共产党就不让走了，到时间不要后悔呵！”

这当儿，电灯突然熄灭，礼堂里顿时一片漆黑，人们才知道，时间已经到了午夜，因为那时T城电力不足，民用电夜里只供到十二点，人们这才纷纷挤出了教室，像幽灵般地向四周散开。

月亮已经躲进云层，偶而一颗流星从天空划过，刹那间路旁的排排杨树便像幢幢鬼影，令人毛骨悚然。

全城一片漆黑，然而，此刻还有一个地方却依旧灯火明亮，那就是红楼二楼的一个会议室里。

红楼是一幢用红砧砌成的小楼，坡式屋面，双层玻璃窗前都装有棕色的铁栏杆，典型的俄罗斯风格。据说原来就是一位俄罗斯商人的房产，解放后那商人回国了，这里便成了T城最高领导机关的驻地，当地群众也就习惯地把红楼当成党委和政府的代名词。刚才电厂停电时，这里的工作人员起动了柴油发电机。

这时候，当地党政军和公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正在参加地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淡黄的灯光映照着人们疲惫的脸，因为他们从早晨开始已经在这里了，时刻注意并分析着当前社会动向，以便及时采取对策。

经过长时间的分析，与会者得出了一个统一的认识，即当前复杂局面的出现，完全是S国政府一手造成的。因为从历史上看，S国对我国的西北历来虎视眈眈，而且实际上一度控制过那里的政权，直接简接地任命过那里的高官，其中有的还具有S侨的身份。后来随着我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他们虽然被迫放弃了对那里的控制，但他们委任过的人员，有的仍然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并且还在社会上发展了一批情报人员，安下了钉子，企图长期为他们提供情报。这些人有的后来放弃了S侨身份，忠实于本国政府，与S国再无瓜葛，但有的却“身在曹营心在汉”，继续为S国的利益服务。眼下，随着两国关系的日趋紧张，S国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补充本国劳动力的不足，极力煽动我国边民外逃，这些人无疑成了得力干将。还有一层原因，就是边境两边有的属于同一个民族，信仰同一个宗教，在长期的交往中还形成了一定的血缘关系，以及长期以来S国文化的渗透，T城的一些群众对祖国的观念也很是淡薄。

“是不是也有我们自身工作中的原因呢？”地委高书记发问道。高书记身材颀长，面庞棱角分明，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领导，他在讨论问题时，总是循循善诱，启发大家深入思考，以便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要说我们的工作嘛，不能说没有一点问题，”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的分管农业的朱副书记睁开一只左眼，挺了一挺身，接过话茬，说：“这几年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T城农牧业歉收，粮食和肉类定量低了点，日用工业品也都要凭票，造成群众生活上的一定困难，但比起内地的一些灾区来，总还是要好得多，总还没有饿死人吧，完全没有必要亡命国外去讨食。因此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有国内外的坏人在煽动。”朱副书记在革命战争年代身经百战，曾经多次立过功，但也以失去一只右眼为代价。

“我同意老朱的分析，关键是有人在煽动，前天接到Y县公安局的报告，说三天前上级军区的一个维吾尔族的高级领导曾经开着车、带着一帮人到他们县里牧民群众中进行活动，第二天便有群众外逃了，这说明什么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说话的是分管政法和外事的李副专员。李副专员是个年轻的领导干部，那年只有三十六岁，但对边境两边的情况却十分了解。

“不错，”文质彬彬的地区公安处汪处长用手推了一下眼镜镜框接着说，“据我们掌握的情况，S国驻在州里的一个副领事阿希莫夫和秘书依凡诺夫等人曾先后六次到T城来进行过非法活动，共接见T城的群众4000多人次。4月4日，阿希莫夫又到T城，不按常规先到政府来拜会，却到S侨协会接见居民，并鼓动说‘哈萨克人总是要回去的，你们国家不阻挡的话，你就跑’。”

地委蒋秘书长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前几天有几百个人联名写信，申请去S国；还有人到信访科上访，要求去S国，还扬言要大批逃跑。”

这时候，有人敲门，郑秘书过去开门，进来的是专区公安处侦保科的科长木拉提和干事小范，他们通过眼线，掌握了刚才在民族中学那里发生的一切，现在是来汇报的。

没等木拉提讲完，军分区张司令员就坐不住了，他从沙发上一下站了起来，从衣袋里摸出手枪，“啪”的一声甩到会议桌上，这位在过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立过功的英雄气愤地说：“妈的，反了天了，我建议公安处立即把哈那哈提逮起来；谁敢外逃，老子一枪嘣一个，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干什么吃的！”

“你看你看你这个老张，又沉不住气了吧？”高书记用右手向下一压，示意张司令员坐下，说：“你以为是以前打日本鬼子啊，现在的矛盾错综复杂，既有蓄意搞破坏的坏人，又有受蒙蔽的群众，而绝大多数属于后一种人，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是盲从的，主要是要教育；哈那哈提现在也不要抓，他的戏还没有演完，时间还没有到，现在一抓，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不翻了天，那时我们就被动了。但是我相信，这种人迟早逃不出法网。”

张司令员资格很老，平时脾气火暴，一般人不愿和他顶撞，只有身兼军分区政治委员的高书记才能说服他。并不是高书记的地位比自己高，而是内心对高书记的敬服。

“我同意高书记的意见，”李副专员说，“矛盾真的很复杂，企图外逃的人里面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有一小部份人本来就持有合法的S国的侨民证件和护照，这些人只要经过我国政府同意，原本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回国；第二种情况是二、三十年代S国在内乱时逃亡到我国的该国公民，过来后已经加入了我国的国籍，但是近几年来，S国出于某种动机，在未经我国政府的同意下，通过发放各种证件，私下恢复这些人的S国籍，并鼓动他们出走；最不能容忍的是第三种情况，S国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T城等地区的、和S国八杆子打不着边的、纯粹属于中国公民的少数民族中通过各种手段，大量非法发展S国侨民，策划他们加入S国国籍，继而鼓动他们外逃。而当前出现的外逃风，包括了这三部份人，因而我们在处理上就要慎之又慎。”

高书记听了频频点头，说：“老李把问题说透了。”

这时，机要室送进来上级党委的一份加急密电。电报内容不长，大意是针对群众外逃，各级党委主要要做好艰苦的思想教育和劝阻工作，坚持“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的原则。”大家把电报传阅一遍，高书记晃晃手中的电报说：“现在好了，有了上级党委的指示，我们的工作就有方向了。”沉思一会，又说：“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我建议地委立即成立外逃人员劝阻工作组，我牵头，”接着又用手指着说，“你，你，你，当副组长，其他在座的都是领导成员，具体组织工作由李副专员负责，要抽调专直单位中那些政治素质高、祖国观念强的各族干部、职工参加劝阻工作，天明后立即行动。”

高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三个“你”，一个是指的专员哈森，一个是张司令员，一个是李副专员。

在会上一直沉默寡言的哈森听到高书记的提名，一时有些惶惑，说“高书记，我……”。

哈森是解放后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年轻民族干部，进过中央党校，政治上十分优秀，工作也很出色，只是最近以来本民族群众中出现的出格行为，使他感到难堪，感到低人一头。高书记是何等样人，他早看出来了，趁着这个机会，他拍拍坐在自己身边的哈森的肩头亲切地说：“老哈啊，你不要自卑，不要有包袱，当前出现的情况不是你的错。爱国不爱国不是以民族来区别的，而是看本人的一贯表现。组织上相信你，你要振作起来，挺起腰干来，现在正是需要你出头露面的时候，现在你站出来说一句话可能比我们说一百句还要顶用。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共同对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负责，对各族人民的政治前途负责，一句话，对党和国家负责！”

高书记的一席话，说得在座的人心服口服，为高书记的领导艺术所折服；说得哈森热泪涔涔，为高书记的善解人意所感动。

（三）

阿汉随着人群离开了民族中学，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回到了家。屋里同样一片漆黑，他点上马灯，父母亲已经进入梦乡，淡黄的灯光映照着他们安详而熟悉的脸。十九年来，阿汉就是看着他们亲切的脸长大的，而今却要离开他们，心中不禁思绪万千。

阿汉长得高大挺拔，就像草原上的一匹骏马，惹人注目，还拉得一手好手风琴，当然也是父母心中的最爱。只是阿汉从小接受的教育却有S国文化的深深烙印，早年学的都是S国提供的课本，唱的都是S国的歌曲，十几岁了，还不知道我国的首都是北京，更不知道祖国的万里锦绣河山；不会唱《歌唱祖国》，却会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会唱《茉莉花》，却会唱《经莓花儿开》；而对S国，在有的人的别有用心的刻意渲染下，以为那里就是天堂，却心向往之。有一次他到恋人米娜娃儿家去玩，米娜娃儿的父亲哈比毛拉正好也在，笑眯眯地看着他说：“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呆在中国，可惜了，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工资少得可怜，干活却很辛苦，要是到那边，就好了。”“那边怎么样？”阿汉问。“嘿，那边，人人都有洋房，都有小车，家里都有电话、暖气，工作轻松，工资很高，咳，天堂啊天堂！”哈比毛拉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说的是真的，但阿汉却当了真。

这些天来他的恋人米娜娃儿几次向他说自己决定要跟全家到S国去，并且动员他也一起去，只要让他自己想办法搞一个证件，还说只要一到那边就和他结婚。阿汉动心了，既能到自己向往的地方去，又能和米娜娃儿在一起，这不是他心中的最大追求吗？这天晚上，他在别人的鼓动下，鬼使神差地到民族中学参加了那个非法的集会，解决了证件的问题，似乎通向天堂的路已经打开，心中不无欣喜。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向父母亲提出来。母亲好说，只要苦苦求告，也许会同意他走的；但是父亲呢？父亲虽然同样爱他，但对他的要求却十分严格，从小就教育他要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能容得他出走吗，弄不好会被揍个半死。还有，父亲也非常反对自己和米娜娃儿交往，因为米娜娃儿的父亲哈比毛拉是个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曾经受到过政府的监管，父亲说，这种人现在虽然老实了，但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死灰复燃，和这种人的孩子结成亲家，能有好吗。有一次，巴拉提江在街上碰到哈比毛拉，巴拉提江不客气地说：“喂，哈比毛拉，你和你女儿说说，不要老是来找我儿子，她不配。”哈比毛拉反唇相讥，说：“嘿，巴拉提江，解放了，婚姻自由，你管得了吗？你不是先进分子嘛，破坏自由恋爱可是要犯错误的。”倒把巴拉提江噎得说不出话来。

说来话长，巴拉提江反对阿汉和米娜娃儿接近自有他的道理。因为他和哈比毛拉曾经有过一段夙怨，但这并不是私怨，而是维护祖国统一还是分裂祖国统一的原则分歧。那时，巴拉提江和哈比毛拉都在三区革命的一个组织里，因为哈比毛拉有些文化，又会钻营，很快就当了一个小领导，巴拉提江就在他的手下。后来，哈比毛拉竟跟随一些人在S国的支持下策划什么“东土耳斯坦”，并要拉巴拉提江入伙，搞分裂祖国的活动。巴拉提江那时人微言轻，无力反对，一气之下只有选择离开。解放后人民政府接收了原三区革命的干部，哈比毛拉伪装积极，混进了专区统战部门。但狐狸尾巴总是藏不住的，1957年反右时又大放地方民族主义的厥词，新老帐一起算，终于受到了惩罚。在这场斗争中，巴拉提江可谓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揭露了哈比毛拉的种种劣迹，从而结下了更深的仇恨。但这一段历史巴拉提江从来没有告诉过儿子。

但话又说回来，哈比毛拉尽管反动，米娜娃儿却是一个单纯的姑娘。自从和阿汉热恋后，一片痴情。她和阿汉都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够双双考上北京民族学院，阿汉学音乐，米娜娃儿学舞蹈，实现自己的理想。最近她父亲说要把全家带到国外，米娜娃儿开始反对，说：“好好地待在中国，为什么要跑到别人国家去？”哈比毛拉说：“你觉得阿爸现在在中国活得像个人吗，说不定哪天政府就把我抓起来了，阿爸还年轻，我到了那边还要干大事情。”米娜娃儿想了一会，说：“要去你自己去，我要留在中国。我还要到北京去上大学，我还要和阿汉结婚。”她父亲说：“傻丫头，要上大学过去也能上，我在那边关系多得很哩！你要和阿汉结婚，阿爸也不反对，你可以把阿汉也带过去，过去了，我可以给你们买一套房子，再给他找一份好工作。”米娜娃儿还想坚持：“那你让我留在T城不行吗？”哈比毛拉说：“唉，傻丫头，你真不懂事，阿爸现在在这里是政府监控的对象，臭得像狗屎，日子不好过，你是我的女儿，是狗崽子，人家会让你考大学吗？再说，阿汉的爸爸和我是死对头，他会同意你们结婚吗？”单纯的米娜娃儿想想也对，不做声了。

其实哈比毛拉哪里是真的喜欢阿汉，而是包藏着极大的祸心：“你巴拉提江不是要和我作对吗？你不是立场坚定吗？对，我承认斗不过你，我认输了，但是我可以利用米娜娃儿把你儿子弄到国外去，让你也抬不起头来，让你也痛苦一辈子。至于让米娜娃儿和阿汉结婚，那是做梦！只要把两个年轻人诓到国外，一切就只能听我摆布了。”而哈比毛这种丑恶的心态，两个年轻人哪里会知道。

“走，还是不走？”阿汉苦苦地思索着。每个人都要爱自己的国家，到了别人的国家连狗都不如。“对啊，”阿汉想，“我怎么能私自跑到外国去呢？”一股朴素的爱国意识和浓浓的亲情使他改变了主义。“不，不能走！”，他决定明天就去告诉米娜娃儿，自己不走了。

一阵睡意向阿汉袭来，靠在炕上迷迷糊糊就睡了过去，但睡得并不踏实，乱梦颠倒，一忽儿她觉着自己和米娜娃儿一起开着一辆汽车在异国的土地上兜风，一忽儿又好像母亲拉着自己的手，哭着说：“儿子不要走啊，儿子不要走啊”……

（四）

第二天早晨阿汉起来，自己觉得眼皮重重的，脑子昏昏的。父亲已经出门了，阿汉喝过母亲做的奶茶，就要离家。尼阿孜汗望着他青黑的眼圈，慈爱地说：“瞧你眼圈都是黑的，一定是太忙了，一定要注意休息啊，儿子。回头妈妈给你做抓饭吃，好好补养身子，啊！”说着，就用手去摸阿汉的脸庞。阿汉一阵心酸，眼泪差点掉出来，就别转脸，“嗯，嗯”地答应着就迳直来到厂里。上班时间到了，却没有看见米娜娃儿，问问旁边的工人，那个人瞟了他一眼，说：“怎么，你不知道，你们不是在搞对象吗，你不知道谁知道？活见鬼！”

阿汉在和米娜娃儿在谈恋爱，厂里尽人皆知。米娜娃儿是一个漂亮的维吾尔姑娘，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俊俏的面庞，乌黑的辫梢，还会唱歌跳舞，厂里或者专区办个文娱晚会什么的，总少不了她的身影。去年“五四”节在共青团举办的晚会上，阿汉拉手风琴，米娜娃儿边唱边跳，喝得满堂彩，真是天设一对，地造一双。

“我真的不知道。”阿汉说。

“真不知道？”那人吃惊地着阿汉，“她阿爸来给她辞职了，不会来了，连你都不告诉，这丫头搞什么名堂？”

这回轮到阿汉吃惊了，他托那人代向班长请个假，就急急地向米娜娃儿家走去。

一进米娜娃儿家的门，阿汉便觉得有些异样，只见满院子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米娜娃儿的家人们正在收拾捆绑。阿汉一头扎进米娜娃儿的房间，见米娜娃儿也在收拾东西。

“你到底来了，”米娜娃儿见是阿汉，高兴地说，“我知道你会来的。阿汉，你那个证件办好了没有？”

“昨天晚上哈那提拉答应给我办一个，可是……”

“可是什么？不过，不要紧，真要是办不好，你只要跟我们走，没有单独的证件也行，听说现在S国的边境放宽了，一张护照可以带好多人过去，我阿爸有一张，我只要跟我阿爸说一声就行了，他会同意的。”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

“这……”阿汉在来的路上下定决心是要来告诉她自己不跟她走了，但是现在见了面，觉得这句话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来。

“哎呀，别这个那个的了，急死人了，”米娜娃儿埋怨着，“明天夜里就要走了，明天，知道吗？你不看见我正在收拾东西吗？你也要回去准备准备，随身穿的衣服总要带上的，至于其它，到了那边再说。到了那边，只要阿爸同意，我们就是一家人了，阿爸还说过要给我们买一套房子，给你找一份好工作，然后我们就结婚，高兴吗？”米娜娃儿一脸喜气，似乎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里。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阿汉心想，“对呀，和米娜娃儿在一起，那该是多么地幸福，我怎么能离开她呢？我怎么能放弃她呢？”

炕头上的水壶冒着丝丝热气，火墙热得烫手，热浪蒸腾得米娜娃儿面庞更加灿若桃花。因室内的温度高，米娜娃儿脱去了外衣，一对高耸的乳峰便从紧裹的背心里突兀而出。阿汉一时忘乎所以，突然想去搂她，却被她一把推开，娇嗔着说：“都这种时候了，你还有那个心思，到了那边我就是你的人了，你想哪样就哪样。”说着，扑嗤一笑。

阿汉呆呆地站着，现在他脑子里已经是一盆糨糊。

“你到底走不走”米娜娃儿急迫地问。

“我当然想走，”阿汉嗫嚅着，“可我阿爸可能不会让我走的……”

“什么？”米娜娃儿顿时圆睁一双杏眼，生气地说，“你阿爸不让你走你就不走了，腿是长在你身上还是长在你阿爸身上？你是不是男子汉？你不是对我说过要一辈子对我好吗？你不想一辈子对我好，那天为什么要对我那样，我还怎么嫁人……”，说着，呜呜地哭了起来。

一席话说得阿汉面红心跳，浑身燥热，那天发生的事又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那天，是去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晚风驱走了白日的暑气，夕阳的余晖洒遍城镇的角角落落，T城的夏夜是如此美丽。阿汉和米娜娃儿双双携手来到城郊的一块草地上，这是他们经常来的地方。四周是树林，没有人看见他们，他们互相依偎着，拥抱着，亲吻着，轻轻地唱着歌儿，慢慢地，阿汉的双手就开始在米娜娃儿的身上游走。米娜娃儿没有抗拒，也无意抗拒，就像一只绵羊，任人摆布，就这样，他们偷吃了人生的第一枚禁果。事后，米娜娃儿哭了，流下了说不清是什么原因的泪水。

“哭什么？”阿汉抚摸着她雨打梨花、楚楚动人的面庞，柔声地问。

“我害怕！”米娜娃儿紧紧地抓住阿汉的胳膊。

“害怕什么？害怕你阿爸、阿妈知道了骂你、打你？”

“不！”

“那是为什么？”

米娜娃儿把阿汉搂得更紧了：“我害怕你以后对我不好了，不要我了，你要真那样，我马上就去死！”

听了米娜娃儿的话，阿汉的眼泪也禁不住扑簌簌地掉了下来，他用温湿的舌尖，舔去了米娜娃儿脸上的泪痕，发自内心地说：“放心好了，我一辈子都会对你好的。”

想着这一切，看着眼前的心上人，阿汉突然斩钉截铁地说：“米娜娃儿，你放心，我一定跟你走。”

这时的阿汉，在爱情面前，祖国观念和亲情已经显得惨白无力，就像海滩上的一堆细沙，在大浪的冲涮下顷刻变得无影无踪。

米娜娃儿这才破涕为笑。米娜娃儿又具体地告诉阿汉走的时间、联络的暗号，带什么东西，而这一切，自然是哈比毛拉策划的。

长长的一个深吻以后，阿汉离开了米娜娃儿的家。

走在街上，阿汉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自己回家后怎样面对自己的父母。心里想着事，眼睛就不管用，迎面一头就撞上了一个人，一看，却是自己的父亲，一时不知所措。

“干什么，浑小子，不去上班，在街上乱蹿？”阿汉谎称是厂里叫他出来办事。巴拉提江“哦”了一声，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又问道：“昨天晚上你到哪里去了，半夜也不回家？”阿汉说在同事家玩。这是他对他父亲第一回撒谎。巴拉提江用一双锐利的眼睛盯着阿汉看，看得阿汉心里直发毛。幸而这时有一个人骑车过来，见到巴拉提江就说：“怎么你在这里，我到处找你，快回机关去，有急事。”巴拉提江这才告诉阿汉自己已被领导抽调出来参加“劝阻工作组”，这几天恐怕回不了家，还说最近局面混乱，让他没事不要在外面乱跑。

（五）

当天下午，专区机关召开了一个会议，宣布成立“劝阻工作组”。巴拉提江也被抽调到这个工作组，他觉得很光荣。

地委高书记在会上讲了话，大意是S国政府为了补充本国劳动力的不足，也为了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利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暂时困难，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两国边界两旁复杂的民族和某些血缘关系，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内外勾结，煽动T城的群众越境外逃，这完全是非法的。

但是，高书记又说，坏人毕竟是一小部份，绝大多数企图外逃的人都是受蒙蔽的，情况错综复杂，因此，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对外逃的群众主要要做好艰苦的思想教育和劝阻工作，坚持“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的原则”；至于对劝而不听坚持要跑的人呢，高高书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我就不相信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天堂。还说，这实际上是对各族群众的爱护，因为一旦逃出国境，矛盾的性质就变了，再想回来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高书记讲话言简意赅，风趣生动，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巴拉提江佩服得一塌糊涂，不断点头称是。

就在成立“劝阻工作组”的第二天，一场大规模的外逃活动开始了。从早晨开始，那些拖儿带女，吆着马车、牛车，赶着牛群、羊群的人们，断断续续地穿过街道，向着一个方向跑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却仍在反复地播放着那首《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的歌曲，不知是在宣扬友谊，还是在揭露背叛？

巴拉提江已经一夜没有合眼了，他站在一条街口，睁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双手挥舞着，嗓音沙哑地一遍又一遍地喊叫着：“老乡们，你们不要走嘛，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要离开自己的祖国啊！”但是他的声音被淹没在疯狂的人群的喧嚣里。

这时，他在煕煕攘攘的人群中突然看到了胡大别尔干，也赶了一辆马车，快步走来。巴拉提江一步冲上去，挡在他面前，友善地说：“胡大，别走，T城是生你养你的地方，有你的亲戚，有你的朋友，你舍得离开吗？”

“有什么舍不得，”胡大别尔干满不在乎，“再说我也不是去死，到老大哥那边去做做客，想回来就回来了，你别操心啦，兄弟。”

“机关还有好多马让你看哩！你走了，我的马咋办？”巴拉提江想和他套近乎，慢慢做工作。

“爱咋办就咋办，兄弟不侍候你那些破马了。”

“你要喝酒，明天我请你。”巴拉提江想用感情打动他。

“你有什么酒？不就T城白酒，一股尿骚味儿，我要喝伏特加，你有吗？”

“你会后悔的。”

“我后悔什么，在哪都是我一个人。哪里有酒喝，我就去哪里，你别管。”

巴拉提江见胡大别尔干已铁了心，正在搜索词汇，忽然看见胡大别尔干的马车帮上有“兽02”字样，心想这一定是公家的车，就问：“胡大，这是谁的车？”

“站里的。”

“公家的车你怎么可以拉走？”

“唷，你管得真宽，我们站长都不管，你凭什么管我？”胡大别尔干满不在乎。

“不行！”巴拉提江认真起来，命令似地说：“公家的东西我就是要管，把东西给我卸下，要不然你别想走。”

“不卸又怎样，”胡大别尔干来横的了，接着“驾”的一声，就要把车赶走。

巴拉提江死死地拉住马车的辕干，胡大别尔干急了，竟破口大骂：“你这条汉族人养的狗！”

巴拉提江哪里受得了这份侮辱，挥起拳头就要向胡大别尔干头上砸去，这时，同是工作组成员的宣传部干事小赵一把拉住巴拉提江，并附在耳边小声说道：“老巴，注意政策。”巴拉提江这才放下手来。

这时，胡大别尔干在周围群众“不要拿公家东西”的指责下，拿起自己的行李悻悻地走了。大家都说，胡大别尔干做得对。

（六）

阿汉自从昨天从米娜娃儿家回来后，一直没有出门。在自己生活了十九年的地方，和自己相处了十九年的亲人，现在就要离开了，阿汉心中无限眷恋。他一会儿静静地坐在母亲身边，定定地看着母亲的脸，帮母亲拔去了鬓角的一丝白发；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双手，为母亲抚平了手背的折皱；他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向母亲告别，把母亲装在自己的心中。一会儿又跑到院子里，去浇他亲手栽的酸枣树。屋里的电线布得乱七八糟，巴拉提江很早就对他说：“儿子，你不是学过电工嘛，你把屋里的电线整理整理，不要出事了。”阿汉尽管“嗯，嗯”地答应着，但却迟迟没有动手。而今天，他却主动拿出工具包来，把零乱的电线整得利利索索，他要为家中做最后一件事。尼阿孜汗觉着有些异样，但问他，他却什么也不说。尼阿孜汗做好了抓饭让他吃，他说不饿，熬了奶茶让他喝，他说不渴。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没有。尼阿孜汗急了，说：“可能是想米娜娃儿了吧，趁你阿爸不在，找她去玩玩。”他说：“不！”

终于挨到了傍晚，按照昨天和米娜娃儿约好的时间，阿汉趁母亲做饭的时候，把自家的一头奶牛从棚圈中牵出来，绑到院边的一棵树上，牛身上捆上了自己准备带走的东西。然后把自己参加工作以来所有的积蓄三百多元钱装在一个信封里，放到父亲平时放钱的抽屉里；他想有了这些钱，家里可以重新买一头一等的奶牛了。最后又一次坐到了母亲身边，沉默半响，终于开口说道：“阿妈，如果儿子有一天不在了，你会怎样？”

“胡说八道，你怎么会不在了。”尼阿孜汗没有在意。

“如果真的呢？”

“那我也不活了。”尼阿孜汗依然漫不经心。

阿汉的眼泪“涮”地流了下来，哽咽着说：“阿妈，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阿爸，我真的要离开你们了。”

“为什么？要去口里上大学，”尼阿孜汗曾经听阿汉说过要准备上大学的，“如果那样，阿妈支持你，上完大学，你就回来。”

“不！”

“那是为什么？”

“我要走！”儿子说。

恰在这时，巴拉提江回来了，因为他在劝阻现场已经坚持了两天两夜，领导让他回来休息一晚，一进门，就听说儿子要走，就问：“走？走到哪里去？”

阿汉见了父亲，心中一阵慌乱，但这时他已顾不了那么多了，就说：“那边。”

“那边是什么地方？”

“阿爸，你别装糊涂了，现在多少人都在往那边走，到了那边就有好日子过。”

原来是这样，巴拉提江总算明白了，怪不得昨天胡大别尔干让自己管管自己的儿子呢，一怒之下，“啪”的一声，巴拉提江的手掌重重地掴在了儿子的脸上，阿汉的脸上立刻出现了五道红色的印痕。巴拉提江恨恨地骂道：“你这个狗崽子！”他太生气了，也太伤心了。两天来他一直在对准备外逃的人员做思想工作，想不到自己家里也会出现这样的败类，这简直是他们家的奇耻大辱。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在加快，血液在往上冲。

“爸，你打我！”儿子惊呆了，在他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打过自己。

“打你，我还要杀了你！”巴拉提江近乎失去理智了。

尼阿孜汗一把推开巴拉提江，走到儿子跟前，抚摸着儿子脸上的伤痕，说：

“你不要走，我的孩子！你要上大学，阿妈支持你；你想结婚，阿妈给你的找一个漂亮媳妇，听话，孩子，啊！”

“阿爸，阿妈！你们就让我走吧。米娜娃儿说过了，过去以后，她就答应和我结婚，她阿爸哈比毛拉还答应给我们买一套房子，马上给我找一份好的工作。”阿汉恳求着。

“你在做梦，你这个没骨气的东西！”巴拉提江恨恨地说，“哈比毛拉是什么东西，是豺狼；那里是什么地方，那里是别人的国家，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中国人，懂吗？”

“我有那边的侨民证，我已经是那边的人了。”

“哪来的侨民证？”巴拉提江吃惊地问。

“哈那哈提让司马义给我办的。”儿子说。

“混帐！”巴拉提江的脸好象被马蜂蛰了一口，痛苦地痉挛着，“这个狗东西，他自已里通外还不够，还要扯上我的儿子，我饶不了他，看我怎么收拾他。”说着，拿起一根马鞭就要往外走。

尼阿孜汗一把把他扯住，说：“别，半夜三更你到哪找他，再说，他家人多，你能打过他们吗？”说着，跑到儿子身边说：“儿子，你别走啊！你舍得离开爸爸妈妈吗？你走了，我们日子可怎么过……”一边说，一边呜呜地哭了起来。

“阿妈，你别哭，”阿汉声音颤抖着，“我永远是你们的儿子，过几年我在那边赚了钱，一定接你们过去享福。”

“放屁！”巴拉提江满脸通红，“你只要离开祖国，你就不是我的儿子。”

这时，门外传来一声唿哨，这是事先和米娜娃儿约定的暗号，阿汉急忙跑到院子里去牵牛的缰绳，说：“爸爸妈妈，我要走了，我会回来看你们的，你们一定要保重！”

“你敢走！”巴拉提江恼怒已极，在墙角操起一把砍土镘，举起手来，正要往下砍，不知怎的，刚举到半空，身子忽然软软地痪了下去。尼阿孜汗不顾一切地扑到巴拉提江身上，哭喊着：“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而这时的阿汉已全然不顾这些，他已经没有退路，牵着奶牛，匆匆地离开了家门，消失在无尽的黑暗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七）

等到巴拉拉江从昏迷中醒过来已经是半个月以后的事了。儿子出逃的那天晚上，巴拉提江因头两天在劝阻工作中一直没有合眼，疲劳过度，当时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突然昏了过去；尼阿孜汗呼天号地，惊动了邻居，大家七手八脚把他送到医院，经医生诊断为“小中风”，但没有生命危险，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就回家休息。

儿子走了，丈夫生死不明，尼阿孜汗好像塌了天，几天来不吃不喝，只是坐在丈夫炕边嘤嘤地哭，没有跨出家里半步，对外面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幸而巴拉提江人缘绝好，在机关里也表现出色，不断有人来看望，对尼阿孜汗百般劝慰，还时不时为他们送来一些吃的、喝的，尼阿孜汗的情绪才慢慢平静下来。

巴拉提江后来才知道，在他欲生欲死的半个月里，也是T城最黑暗的半个月，最疯狂的半个月，而且是震惊世界的半个月。在一小撮坏人的煽动下，T城城乡竟有数万名群众非法越过了边界，逃到了S国，给T城当年的工农牧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那天早上起来，巴拉提江自己觉着身子骨轻快了许多，便急着要到机关去看看。一上街，路上行人明显稀少。到了机关，他想到先到分管后勤的办公室副主任毛尔达什那里去报个到，一到办公室门口，门上却挂了锁，一打听人的下落，人们告诉他：“外逃了。”再去找行政秘书扎克力亚，人们告诉他：“外逃了。”再去找喂马的哈色姆，人们告诉他：“外逃了。”后来人们又告诉他，在这次非法越境事件中，机关的外逃人员还有一个副专员，一个内收发，一个民族打字员，一个翻译等等，等等，当然还有民政科长哈比毛拉。人们开玩笑说，这些人到了S国，完全可以另外成立一个机关了。真是景物依旧，人事全非。但人们还是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越境后又重新回来准备继续煽动群众外逃的哈那哈提等七名坏分子终于被我边防部队一举抓获，已被政府关押。

但巴拉提江高兴不起来，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不是也逃跑了吗？不也成了外逃分子，而自己也就成了外逃分子家属了吗？这样想着，他只觉得浑身燥热，犹如芒刺在背，刹那间他感到人们看他的眼光都有些异样，他真想找一条地缝缝钻下去。真是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这个刚性的汉子，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在机关工作了，他想回老家去，与牛、羊为伍，用自己的劳动来洗刷儿子的罪孽。这样想着，他毅然地敲开了蒋秘书长办公室的门，蒋秘书长正在埋头批阅文件，一见巴拉提江进来立刻放下手中的文件，和蔼地说：“阿巴的提江，你身体好些了吗？唉，这些天我忙得团团转，都没有时间去看你。你不着急上班，把身体养养好，还有重要工作等着你做呢。”

巴拉提江做梦也没有想到蒋秘书长会说出这一番话来，自己刚才想好的话倒不知从何说起了。半响，嗫嚅着说：“蒋秘书长，我……”

“你什么？”

“我儿子……”

“别说了，”蒋秘书长挥挥手，“你家的事组织上都知道了。我们党的政策是区别对待，你儿子是你儿子，你是你；你工作一直不错，在这次劝阻工作中表现也很好，现在机关人员空缺，你要准备挑担子。有的人以为离开了他们我们的工作就会瘫痪，做梦！哈萨克不是有一句谚语吗，‘消灭了田鼠，就更加有利于牧草的生长’，当然这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

这时，电话铃响了，蒋秘书长去接电话。接完电话，走到巴拉提江身边，拍拍他的肩，说：“这样，高书记现在找我有事，今天就不和你多谈了，你先回去等着。”

“等着，等什么？”巴拉江百思不得其解。

两天后，巴拉提江被任命为专区办公室总务科长。

经过近一个月的骚动，最疯狂的日子终于过去了。经过我国政府的严正交涉，S国终于关闭了边卡；我国军队也加强了对边境的巡逻，并由生产建设兵团沿边境地区新设了一批国营农场，加强了对边境的控制，继续企图外逃的人员已经插翅难飞。

春天终于来了，五月的阳光洒遍T城的角角落落，熏风吹绿了杨树的枝条，丁香花吐露着醉人的芬芳。在党和政府的组织下人们接受了“一个党，一个主义，一条道路”的教育，热爱祖国的观念空前坚定，民族团结更加巩固。

巴拉提江家最近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使两口子又喜又悲。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巴拉提江听见有撞门的声音，他开门一看，却是一头牛，正在用角顶门，仔细一辨认，原来就是让自家儿子牵走的奶牛，说明异国的水草对它没有半点吸引力，故土难离啊！这时的牛骨瘦如柴，满身伤痕，浑身泥浆，巴拉提江立刻把它牵进院内，叫醒了还在酣睡的老伴，两个人打了井水，为它细细地刷洗，喂它大麦，奶牛的眼泪便汩汩地淌了下来，似乎在向主人诉说自己一个月来的委曲和艰辛。两口子见物思人，不禁又想起自己的儿子，尼阿孜汗抱住奶牛的脖子又大哭了一场，巴拉提江也唏嘘不已，两个人又伤心了好几天。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全城，大家都说，连牲口都不忘自己的家园，那些外逃的人连牲口都不如啊！

尾声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三十年。经过改革开放的T城已经不是昔日的模样，硕大的中心广场种满鲜花；东西南北各有四条笔直的马路；路边高楼林立，商铺鳞次栉比，各种商品应有尽有；街上车水马龙；曾经低矮的民房已经被多层住宅的小区所取代；群众的生活步入小康，已经成为我国西北边陲一颗耀眼的明珠。

而此时的S国，由于经过激烈的政治动荡已经千孔百疮，群众生活极度低下。那些曾经逃离祖国而失去了中国国籍的人在异国的土地上嘴里啃着土豆，眼望着这边祖国人民富庶的生活时，他们的心又一次躁动了。这些不想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物质财富，而为了曾经想蹭别人的一口饭，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抛弃自己祖国母亲的人，他们想故伎重施。但是他们太天真了，或者说他们太愚蠢了。祖国母亲是不会原谅曾经背叛过自己的人的。当他们成群结队涌向两国的边界，声称自己是“中国人”而想进入曾经养育过他们的土地时，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我国边防战士的严辞拒绝。

巴拉提江家现在已经住在一个小区的宽畅的三居室里，老俩口已经退休，过着安定的晚年生活。在阿汉走后的第二年，尼阿孜汗又生了一个男孩，叫阿不都尔，今年已经二十八岁，在T城一家银行工作；二十五岁时和在T城医院当内科医生的维吾尔姑娘奴尔曼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孩，取了一个汉族名字，叫薇佳。小家伙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祖孙三代，极尽天伦之乐。时间也许是医治创伤的最好良药，老俩口对阿汉的思念已经渐渐淡薄，只有挂在客厅一角的一幅阿汉的高中毕业照，说明老俩口还不愿意把对他的身影从记忆中彻底抹去。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秋天的金黄色的太阳从白纱勾制的窗帘的缝隙里照到餐厅的餐桌上，显得温馨而柔和。这时候，一家五口正在品尝着尼阿孜汗熬制的奶茶和做的肉馕。邮递员从门口递进来一封信，收信人是巴拉提江。巴拉提江识字不多，眼睛也有些花，就叫阿不都尔念念。阿不都尔立刻拆开信封念了起来。

“阿爸、阿妈……”

阿不都尔似乎有些吃惊，看了巴拉提江一眼，但巴拉提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立刻说：“快念！”

“阿爸、阿妈：

分别已经三十年了，我每天做梦都在想念你们，只是我没有脸给你们写信。我那年来到这里以后，米娜娃儿没有和我结婚。来了以后，她阿爸哈比毛拉为了给自己谋一份好差事，巴结了一个上司，并以把米娜娃儿嫁给他作为条件。米娜娃儿知道这个消息后，强烈反抗无效便卧轨自杀了。阿爸说得对，哈比毛拉是一条豺狼，他为了自己，把自己亲生的女儿也害死了。这件事对我打击太大，我伤心到了极点。开始我也不想再结婚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一个人实在太孤单，就和一个叫娜塔莎的白俄罗斯族的寡妇住在一起了。谁知到了第二年，哈比毛拉突然鼓动当地一些群众，说他在中国曾经遭到我阿爸的迫害，是个坏人，莫名其妙地打断了我的一条腿。娜塔莎见我断了一条腿，也离我而去。你们知道，那时我是多么想你们啊！我想死。那一天，我在树上绑了一根绳子，想上吊，幸亏被和我分在一起干活的胡大别尔干看见了，把我救了下来。阿爸、阿妈，你们一定还记得胡大别尔干吧，就是帮我们家的奶牛看过病的那个兽医，来了后他还常常提到阿爸，说后悔当时没有听阿爸的劝告，他说阿爸是好人，因此一直照顾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断了腿不能动的时候，他帮我洗过脸，洗过脚，还洗过衣裳，甚至用自己舍不得喝的酒擦拭我受伤的腿。如果没有他，我可能已经死了。

阿爸、阿妈，这里的人对我们很坏，除了原先为他们做过事的人，像哈比毛拉这种人，有好的工作外，其他的一律做苦工，工资也很少，只够吃饭。我原来总以为这里是天堂，我还想着等我发了财以后把你们也接过来，让你们享福，但现在看来那都是做梦。我后悔死了，真的后悔死了，后悔当时没有听你们的话。我现在常常做梦，梦见我小的时候阿爸骑着马带我到北山去采蘑菇，带我到三股河坝去洗澡，到老鸹林去摘松子；回来以后，阿妈已经做好了用羊肉、辣椒和皮芽子（注：当地人叫洋葱为皮芽子）炒的菜拌拉条子，让我们吃，还有肉馕，也是我最爱吃的，那时候有多幸福啊！做这样的梦时我真不愿醒来。可是有时候做着做着突然哈比毛拉凶狠狠地拉着我就要走，我就吓醒了，醒了我就默默地淌泪。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天堂，天堂就是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可惜我知道得太迟了。胡大别尔干说得对，他说离开羊群的羊是没有好日子过的。我现在就是离开羊群的羊……

好了，不说这些了。我听说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了，国家富强了，现在这里街上卖的全是中国的东西，什么都有，但我没有钱买。这里有一种中国出的叫天堂牌的羽绒服，我去看了三次，想买，但是没有钱。冬天快到了，我身体不好，冬天怕冷。阿爸、阿妈，你们要是有钱，能不能在那边买一件，给我寄过来，我以后有了钱，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听到这里，尼阿孜汗再也控制不住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痪倒在椅子上，巴拉提江用两个拳头拼命地捶自己的脑袋，阿不都尔和奴尔曼也泪流满面，只有不懂事的薇佳还在问：“你们都怎么啦，你们都怎么啦？”

当天下午，四个大人分头出动，一共买了一件天堂牌羽绒服，一件皮背心，两公斤葡萄干，两公斤杏干，一盒德芙巧克力，四盒进口饼干，二十袋康师傅方便面，还有两条精装雪莲香烟；质量都是最好的，价格都是最贵的。尼阿孜汗还想做几个肉馕寄过去，说那是阿汉最爱吃的。阿不都尔说路上要坏的，才作罢。老俩口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弥补三十年来对自己儿子亲情的缺失。尼阿孜汗缝了一个大口袋，巴拉提江亲自包好，让阿不都尔立刻去寄国际邮件。

三十年没有见面的儿子，现在总算有了消息，虽然不能见面，但能够亲手给儿子寄一点东西，老俩口心里也觉有了些许安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设想着儿子收到包裹后会是怎样的欣喜若狂。“我想好了”尼阿孜汗说，“以后定期给他寄一点，让他也生活得好一点，我的可怜的儿子啊！”巴拉提江默默地点着头。

又过了半个来月，还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还是上次那个邮递员推门进来送了一张包裹单回执，上面写着：“收件人已死亡，退回寄件人。”下面一个黑得触目惊心的S国邮局的邮戳赫然在眼，犹如一道吞噬人的生命的地狱的门；但对于那些生不如死、悲惨而无望的灵魂来说，或许也是天堂的入口。（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