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30回去”

手上捧着米奇·阿尔博姆的《相约星期二》，还没有打开书页。看着封面，我告诉自己绝非冲着余秋雨的序而去的，要不干吗不去翻翻那本《我等不到了》？是的，在希望获得relax时，看看它，很享受。

一、必修课程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上一次，授课的地点在他家里，就在书房的窗前，他在那儿可以看到淡红色树叶从一棵小木槿上掉落下来。课在每个星期二上，吃了早餐后就开始。课的内容是讨论生活的意义，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来教授的。

不打分数，也没有成绩，但每星期都有口试。你得准备口答问题，还得准备提出问题。你还要不时于一些体力活，比如把教授的头在枕头上挪动一下，或者把眼镜架到他的鼻梁上。跟他吻别能得到附加的学分。

课堂上不需要书本，但讨论的题目很多，涉及到爱情，工作，社会，年龄，原谅，以及死亡。最后一节课很简短，只有几句话。

毕业典礼由葬礼替代了。

虽然没有课程终结考试，但你必须就所学的内容写出一篇长长的论文。这篇论文就在这里呈交。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只有一个学生。我就是那个学生。

秋雨老师的序长达8页，我并不是很仔细在读，而是在等。在我进来书屋后，一直在找它，但是没有结果。算了，先看看《Tuesday》吧。犹豫了一下，我去到柜台询问：“麻烦老师，请帮我查一查林夕的《原来你非不快乐》。我找不到了。”她帮我查到，还在这里，那就托管理员找找吧，我自己坐到木质阶梯那里看《星期二》去了。

二、课程大纲

他的死亡判决是在1994年的夏天下达的。回想起来，莫里很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凶兆。他是在终止跳舞的那一天预感到的。

我的老教授一直是个舞迷。音乐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摇滚乐，爵士乐，布鲁斯。他就是喜欢跳。他会闭上眼睛，悠然自得地按着自己的节奏移动脚步。他的舞姿并非总是那么优美。但他不用担心舞伴。他自己一个人跳。

他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要去哈佛广场的那个教堂，为的是那场“免费舞会”。那里有闪烁的灯光和大音量的喇叭，莫里挤在大部分是学生的人群中，穿一件白色的Ｔ恤和黑色运动裤，脖子上围一条毛巾，不管奏的是什么乐曲，他都能跟上节拍跳。他能和着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曲跳林迪舞①。他扭动、旋转着身体，像吃了兴奋剂的指挥那样挥动着手臂，直到背中心留下汗来。那里没人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博士，是一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著有多部学术专著的教授。他们都以为他是一个老疯子。

“同学，这是你要的书”。并没有等待太久，我也没有抬眼看将书递给我的管理员，礼节地说了一声‘谢谢谢谢’，然后就对视着它们。但是我无法打开《原来你非不快乐》，因为它被铝纸封得严严实实。我有些失望，还是继续看《星期二》吧。

三、节礼日

有一次，他带去一盘探戈的音带让他们在扩音器里放，然后他独占了舞池，像一个狂热的拉丁舞迷扭开了。表演一结束，掌声四起。他似乎能永远这么天真活泼下去。

但后来跳舞终止了。

他六十几岁时得了哮喘，呼吸器官出了问题。有一次，当他沿着查尔斯河散步时，一阵凉风使他呛得几乎窒息。人们赶紧把他送进医院，注射了肾上腺素。

几年后，他走路也变得困难起来。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他无缘无故地跌倒了。另一个晚上，他从剧院的台阶上摔下来，把周围的人群吓了一跳。

“别围住他，让他呼吸新鲜空气，”有人喊道。

他那时已经七十多了，因此人们一边小声议论着“老了”，一边把他扶了起来。但对自己的身体比谁都敏感的莫里知道有地方不对劲。这不仅是年龄的问题。他一直感到乏力。晚上睡眠也成了问题。他梦见自己死了。

他开始去医院，找了不少大夫。他们检查了他的血液，检查了他的尿液，还给他做了肠镜。最后，当什么都没有检查出来时，有一个医生要他做肌肉活组织检查，从他的腿肚子上割下了一块活组织。反馈回来的实验室的报告怀疑他有神经方面的疾病，于是莫里又进医院作了一系列的检查。其中有一项检查是让他坐在一张特殊的椅子上，医生用电流震击他——类似坐电椅——然后观察他的神经反应。

“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核对，”医生看着他的试验结果说。

“为什么？”莫里问。“是什么病？”

“我们还无法肯定。你的节奏很慢。”

节奏慢？那是什么意思？

最后，在1994年8月的一个异常闷热的日子，莫里和他妻子夏洛特去了神经科医生的诊所，医生让他们坐下，然后宣布了病情：莫里得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ALS），即卢·格里克氏症②。这是一种凶险、无情的神经系统疾病。

②卢·格里克是美国棒球运动员，患此症病故。后此疾病以他的名字命名。

“涛，你在哪里？”她的电话。“经典。”我说。“什么时候回来？”“嗯，我才坐没一会儿，2点左右吧。”这里很安静，右手边有一个咖啡区，能听到一些轻音乐，说话不太方便，我挂了电话。继续看这个叫莫里－施瓦茨的已故老人的思考。

是不是要换一本书？但是……我一定要撕破《原来你非不快乐》才能读到，我敢撕破吗？别撕啊，你还没买它，撕了你自己会不安的；静悄悄地撕，别让人看见，然后若无其事得将其放回原来的位置？我盘算着，1分钟、2分钟，但是我终究没有撕开，心里一横，继续看《星期二》。

四、视听教学

那是在1976年的春天，我第一次上他的课。我走进莫里那间大办公室，注意到沿墙而立的一排排书架。书架上叠放着有关社会学、哲学，宗教和心理学的书籍，看上去无以计数，硬木地板上铺着一块大地毯，窗户对着校园的林荫道。课堂上只有十来个学生，正忙着翻笔记本和教学提纲。他们中大多数人穿着牛仔裤。大地鞋①和格子衬衫。我暗自说，这么个小班要逃课可没那么容易。也许我不该选这门课。

①一种前掌比后掌厚、穿看舒适的方头鞋。

“米切尔？”莫里看着点名册说。

我举起了手。

“喜欢称你米奇？还是米切尔？”

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这么问过。我不禁再次打量起了这个穿着黄色高领衫、绿色灯芯绒裤，白发覆盖到前额的老头。他在微笑。

米奇，我说。朋友们都叫我米奇。

“那好，就叫你米奇了，”莫里说，像是跟人成交了，“嗯，米奇？”

什么？

“我希望有一天你会把我当成你的朋友。”

我一定要读这么快吗？干嘛读这么快，没有意义。一点一点的读吧。换眼过来，又不小心瞥到了铝纸里的《原来你非不快乐》。我好想读啊，我一定要撕开！1：40，进来的时候说了每本书读一节课的时间的，换一本书吧。但是……我没有撕，继续看《星期二》。

五、入校

那是我大学的第一年。莫里的年龄比大部分教师大，而我却比大多数学生小，因为我提前一年就高中毕业了。为了在校园里不显得稚嫩，我身着旧的灰色无领长袖衫，常去当地的体育馆打拳，走路时还叼上一支没有，点燃的烟，尽管我不会吸烟。我开的是一辆水星牌的破车，震耳的音乐声从没有摇上的车窗里传出来。我竭力表现出粗野的个性——然而，莫里的和蔼吸引了我，而且，也正因为他没有把我看成是一个未经世故的孩子，于是我释然了。

我上完了他的第一门课，又选了他的另一门课程。他是个打分很宽松的教授，不太注重分数。据说有一年，那是在越战期间，莫里给所有的男学生都打了A，使他们能获得缓役的机会。

我开始称呼他“教练”，就像我称呼高中的田径教练那样。莫里很喜欢这个绰号。

“教练，”他说。“好吧，我会成为你的教练，你可以做我的上场队员。凡是生活中美好但我又老得无法享受的东西，你都可以替我上场。”

有时我们一起在餐厅用餐。令我高兴的是，他比我还要不修边幅。他吃东西时爱说话，还张大嘴笑，从他满嘴的鸡蛋色拉和沾着蛋黄的牙缝里传出富有激情的思想。

他让我捧腹大笑。在我认识他的那段时间里，我最强烈的两个愿望是：拥抱他和给他一张餐巾纸。

真的，换一本书，不读它了吧。这种思考的压力形容不出来，是为了快乐而去思考，还是为了探寻什么答案而去思考。《星期二》让我很轻松，但我还是在思考，这本书，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读懂。它也并非一介读物。这时，我转过脸来，突然看到什么了——林夕，不就是把梦字分开吗？赫然地那‘一个’字出现在面前，‘梦’著。这也算是一个发现？我窃笑一声，转过脸来。

六、教室

我在学校的书店买了莫里为我们开出的书，比如《青春》、《个性和危机》、《我与你》、《分离的自我》等。这些书我以前从未听说过。

进大学前我不知道人际关系的学习也可以成为一门学术性课程。在我遇到莫里之前，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对书本的感情是那么真实且富有感染力。有时放学后，当教室里空无一人时，我们开始作认真的交谈。他问及我的生活，然后引用艾里奇·弗罗姆、马丁·布贝尔和埃立克·埃里克森的一些论述。他经常照搬他们的语录，然后再用自己的见解作注脚。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意识到他是个真正的教授，而不是长辈。有一天下午，我在抱怨我这一代人的困惑：我分不清什么是我自己想做的，什么是别人期望你做的。

“我有没有对你说起过反向力？”他问。

反向力？

“生活是持续不断的前进和后退。你想做某一件事，可你叉注定要去做另一件事。你受到了伤害，可你知道你不该受伤害。你把某些事情视作理所当然，尽管你知道不该这么做。

“反向力，就像是橡皮筋上的移动。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它的中间。”

听上去像是摔跤比赛，我说。

“摔跤比赛。”莫里大芙起来。“是的，你可以对生活作类似的诠释。”

那么哪一方会赢？我问。

“哪一方会赢？”

他对我笑笑：眯缝的眼睛，不平整的牙齿。

“爱会赢。爱永远是胜者。”——

“涛，2点了，还有多久回来？”她又来电话了，约好了一起去万达。“我2：30回去。”她明白我的意思，好吧，让我把这一段读完就是。很迷人，但我似乎读不下去了。

七、点名

在大学的第二年，我选了他的另外两门课，我们跨出了教室，经常见面交谈。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一个亲属以外的成年人这么相处过，但我觉得和莫里极容易相处，他也显得很快活。

“今天我们该去哪儿？”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兴奋地问。

春天，我们就坐在社会学系大楼外的一棵大树下；冬天，我们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我穿无领的灰色长袖衫和阿迪达斯运动鞋，莫里则穿洛克波特鞋和灯芯绒裤子。我们每次交谈时，他先听我漫无边际的聊天，然后将话题移到人生经验上，他提醒我说，金钱不是最重要的，这和校园里盛行的观点截然相反。他对我说应该做一个“完整的人”。他谈到了青春的异化问题，谈到了同周围的社会建立某种联系的必要性。有些事情我能理解，有些则不能，但这无关紧要。讨论问题向我提供了一个同他交谈的机会，我和我父亲从未有过这样的交谈，我父亲希望我将来当律师。

莫里讨厌律师。

“你毕业后想做什么？”他问。

我想成为音乐家，我说。弹钢琴。

“太好了，”他说，“但这是条很艰难的道路。”

是的。

“有许多行家高手。”

我早已听说了。

“但是，”他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就应该让你的梦想成真。”我真想拥抱他，感谢他这么说，可我不是很外向，我只是，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弹钢琴时一定很有活力，”他说。

我笑了。活力？

他也笑了。“活力。怎么啦，这个说法已经过时了？”

撕不撕？撕！按照刚刚设计的，看完了悄悄放回去，然后闪人。但是，已经2：20了，10分钟我能读什么？不撕吧。哎。

第一个星期二——谈论世界

他走进教室，坐了下来，没说一句话，他望着我们，我们也望着他。起初还有笑声，可莫里只是耸耸肩。最后教室里死寂一片，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声响：屋子中央的热水汀发着咝咝声，一个胖家伙呼哧呼哧喘着气。

有人狂躁不安起来：他准备等到什么时候才开口，我们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不时地看手表。有几个学生转向窗外，显得毫不在意。就这么整整过了十五分钟，莫里才低声地打破了沉寂。

“这里发生了什么？”他问。

大家渐渐地讨论起来——正如莫里所期望的——讨论了沉寂对人与人的关系的影响。沉寂为什么会使我们感到局促不安；而各种各样的响声又能得到什么有益的效果？

沉寂并没有让我感到不安。尽管我也会和朋友们嘻嘻哈哈互相嬉闹，可我不习惯在别人面前谈论自己的感情——尤其在同学面前。我可以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如果课堂是这么要求的话。

离开教室时，莫里喊住了我。“你今天没有发言，”他说。

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觉得你有许多想法。米奇，你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他年轻时也喜欢把什么都藏在肚子里。”

谁？

“我。”

哎，2：30了，回去吧。我站起来，拿起《原来你非不快乐》，23元8角，买回去？呵呵，我想起了刚才在过道，好像有一双女孩的眼睛在看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