蜃楼传奇

蜡烛一根心，人间真情永在；灯笼千只眼，庐山面目全非。

笨鸟先飞，以绳锯木，只是一种精神，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其结果呢？可能理想，也可能不理想。我飞了几十年的结果并不理想，但我始终无怨无悔。怨天尤人，不是我的风格；奋然前行，才是我的人生。

一身染尘灰，丝毫无憾意，乐我桃李满天下；两鬓融岁月，兴致有燃情，饱览河山尽朝晖。

在走进第二轮花甲以后，来回味一下人生，自我感觉良好，想成为神州精神富翁之一的初衷始终不改，痴情始终不变。同时，也颇为自信：心底无私日月明，洒尽一腔热血；胸中有志田地大，浇开二次桃花。

一、傻儿书痴

1946年11月，我有幸来到世间。差不多与此同时，我祖母辞世。

祖父石敦明算一个传奇人物，他是一个鸦片、军火双料商人，他从川东、湘西贩运鸦片到武汉，用鸦片从武汉国民党军队军械处换来枪支弹药，运到湘西、川东供给当地土匪，时时刻刻在“走钢丝”。“钢丝”终于断了，被他的族弟石玉丰、石玉林假他老庚之手，用毒酒毒死了他；他的几万块光洋，成了他老庚和族弟的战利品。祖父死后，大伯石盛金带领长房全房的人同石玉丰、石玉林喝血酒，发誓不怀疑他二人，免得悍匪头子实施灭房血屠。实际上，大伯从我祖父的衣角内层得到遗言条，已知道真实情况，但不敢与石玉丰、石玉林较量。祖父如果不被害死，极有可能成为秀山县东北的最大地主。而石玉丰、石玉林所得光洋，全用在纸醉金迷和妓院艳行之中，并没有起到任何有意义的作用。而石玉丰、石玉林死去半个世纪后，己无一后人。

祖父生前，让我的大伯、二伯和父亲都多少读了点书。父亲的最高学历是秀东简易师范毕业。

父亲是个小学教师，母亲是个普通农民。

我七岁以前，混沌未开，童趣低劣，纯粹傻瓜蛋一个，傻到了头，笨到了家。3岁时，母亲叫我给一岁的妹妹摇摇篮，我竟然鼓起牛劲，以致把摇篮摇翻了，妹妹被摔进了火坑之中；对此，母亲只能一边垂泪叹气，一边把我毒打了一顿。

半年过去了，妹妹因病夭折以后，妈妈看我父亲不在家，她自己要种几亩地，根本无法照管我，于是就把我往八里外的外婆家送。我从小是个胖子，母亲背起来很吃力，就叫我自己走。我既不会撒娇，也不会撒谎，走就走，当仁不让，毫不惧怯，登登登，一口气走到了外婆家。路人的眼光赞许我：牛！“牛”的副作用也很难堪：崴了脚，长久未治，顺理成章，得了终身顽疾关节炎。

外婆家住在一个叫余家湾的小村子，不过十来户人家。有几个伯外祖、叔外祖经常对我使坎儿，我全然不懂，就以实话对坎儿，惹得他们一阵阵大笑，笑声弥漫，飘荡空中。我乐于做他们的笑料与活宝，且怡然自乐。

1950年，我4岁，父亲辍教，母亲把我接回家。那时，解放军“柳支队”把我故乡的百年匪患肃清，和我们桥堡寨的山民们载歌载舞庆祝胜利。军民一起跳舞、扭秧歌、打金钱板的欢乐景象，使我终生难忘，至今记忆犹新。

土改后，我家划了中农，父亲当上人民教师，母亲是一个新式农民，因为她不久加入了互助组，以后又是合作社、人民公社的社员。我又被送往外婆家。一切都那么美好，到处是鲜花红旗。但与此格格不入的是，我父亲辍教之后，1950年为叛乱的土匪政权当了一段时间的伪副保长。为了这件丑恶的事，我家从1957年开始遭到了一连串的厄运，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时，才有改变。

从5岁至7岁，我都住在外婆家。6岁那年，可怜的我还是一个零智商、负智商，于是就演出了一折愚不可及的悲剧。一个12岁的牧童，听我问一口山塘（名字还怪好听：天塘！）里有什么时，他说里面有许多美丽的东西。我急于看到那些美丽的东西，他就给我指点迷津，让我沿着木梯式闸阀往山塘里走。我如他所言，畅游水府，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喝上了几十公斤塘水。

救我的人，是我的一个远房舅舅，他叫吴启让，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吴启让是一个最大的智者，他从南庄挑稻谷回李家庄，路程不短，但他一听说是我掉进塘里，就飞身把担子挑到塘坎上。放稳担子，他不脱衣裤，径直跳进塘里，把我从塘底抱到塘坎上，让我脚朝上、头朝下躺着以排水。外婆、舅舅找医生给我继续排水；闻讯赶来的母亲又请医生给我拿了一些相关的药，一来二去，终于使我脱离了险境。

到阎王殿里转了一圈，我快满7岁了，于是父亲（他在离家40千米外的干川杉木小学教书）叫母亲把我送去上学，学校就在离外婆家一千多米的里仁小学。

感谢贫穷的外婆，她给不起我一分零花钱，却给了我一个最好的节俭品格。那时，南庄街从头到尾都是油粑粑摊子，我观其色而生食欲，闻其香而吐口水；外婆翻箱倒柜，找出了前清时的一文铜钱，让我拿去买油粑粑，没人要，我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油粑粑摊子，进入了书乡。才读三个月书，我就开始看课外读物，害得语文教师（又是班主任）吴碧瑶老师与校长杨胜林，不时给我提供一些浅显的课外读物。置身书中，万念俱消。有钱难买少时贫。贫穷的外婆，节俭的母亲，培养了我一生节俭的习惯，使我比较容易地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的许多困难。

母亲常说：“会缝鞋子先打底，会养孩子先养女。”可是，她错养了一个笨儿子，帮不到她的忙。她于心不甘，把我从外婆家接回来，要我学做饭，我不久还算学会了，虽然饭菜不可口，母亲照样吃得津津有味。

可是，笨蛋小插曲时有鸣响。9岁时，我把李家庄小学图书室的藏书和老师手头的课外书借阅一空，由此就坏了事，啃《警世通言》时把人饭、猪饭全部烧成了焦炭。母亲一天辛劳回家，见我干了坏事，气不打一处来，家具、农具总动员，全变成了“兵器”。“十八般兵器”从天空、地下向我打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飞也似地逃进了黑松林、坟茔窝。母亲做好一应家务，战战兢兢到坟茔窝来找我，她喊我，我不敢答应，只是站在马尾松高高的树枝上。皓月当空，坟茔阴森。风吹草动，松鼠又开了个玩笑，沙沙沙，迷信的母亲以为鬼来了，望风而逃，衣服被猫抓刺钩得稀烂。过了两个小时，估摸母亲睡熟，我回到家中，爬上木楼，在稻草窝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待母亲出工干活，我从木楼上下来，吃了早饭上学去，放学后把晚饭做好，将功补过，才得到了母亲的原谅。

坟场躲灾有两大成就，一是练就了爬树的本领，二是确立了无神论的思维基础，想找个鬼怪作伴万不可能！

课外书是父母之敌！父亲放暑假回来，对我语文、算术都是90多分不置可否，只是一看到通知书上的一段话就火冒三丈。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吴绍俊老师，无非是写了几句希望家长多给我提供课外书籍的话。老师写了不要紧，但学生看课外书就不行，违背了家规。

父亲骂了我一顿以后，告诫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在反右时受到了准右派的惊吓，所以发泄在我身上。然而不久，父亲还是给我买了《四游记》，订了《少年文艺》。

我读小学六年级后，父亲开始为我的前途设计。1958年11月11日，他让我到他身边去读书。我成绩好，人老实，常被一些成绩差的同学欺侮。我骂了人、扯了皮，自然有人告到我父亲那里。严父之严，令我难堪，我便飞石打瓦，搞许多恶作剧来吓父亲。父亲把我骂得惨了，我就出逃，并留言吓他：“恕儿不孝，无颜对父，此投黄蜂洞去也！”吓得父亲和全校师生一起到处寻找我。后来，父亲变得温和了一些，我也改邪归正，把里仁小学的几千册图书全部装进了脑海。那时没有电视，电影三年五载看一次，连环画就成了我的精神食粮。几千册图书中，大部分是连环画，厚砖头一类的书不多。

字林旅行，人生增多有趣事；书海畅游，世间可算未白来。

二、人生圆心

坐于井内，望天生趣；钻入胆中，以苦为甜。

读小学四年级时，我的第一篇作文《捡茶子》写得一塌糊涂，下笔百言，离题万里，但第二篇作文仿写了一首古诗后，涂鸦之瘾就开始发作了。仿写的古诗是首著名的五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仿写的是：“锄禾日当头，汗似小溪流，禾苗不浇灌，哪来大丰收？”老师评价甚高，于是我也就爱上了手中之笔。

升入初中（宋农中学）后，涂鸦牛劲更是十足。同学们不爱写作文，硬挤几百字都说是苦差。而我则每次交作文，都是几个作文本，全写得满满当当的。

我另掏钱买了许多作文本，以发泄牛劲。老师也许没有时间看我的作文，每次照例在每本的最后一页写一个“好”字，记下日期就完事。

上课时，我每天都是写作文，写日记，根本不听课，或者往前做数学作业，一年级时做二年级的，二年级时做三年级的，正准备自学高中数学时，我被一股巨大的无形力量阻挡了，没敢再越雷池一步。

1960年，我订了一份《中国少年先锋报》，一份《新少年报》，不看犹可，一看就吓得魂飞魄散：反右倾、拔白旗！我学数学如此用劲，是不是站在白旗一边？不行！我大彻大悟，自觉地站到了红旗一边：理想上，确定了挤进文坛的圆心；行动上，当起了党报通讯员。

国家每月给我们供应28斤粮食，我不够吃，就在学校附近酒厂借一个老太的钱去买泡儿粑、香叶粑、蒿菜粑吃，上周借下周还，恶性循环。

三年困难时期，宋农中学先是到石堤区保安公社“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接着于1961年8月14日停办。我在背包里塞进“初中四期肆业”的证书，离开了学校，走向了社会。

父亲虽已于1961年3月病逝，但陪伴他一生的那个伪保长罪恶使他一再倒霉，不仅先于“文革”九种人，最先进了大河沟畜牧场的“牛棚”，而且在他身后，我们又饱尝了“伪保长崽崽”的酸辛。我只能在生产队当记工员，连当会计的资格也没有。与此同时，还得吃救兵粮、香叶粑、蕨米子、枇杷树皮。后来生活稍好一点，也还是连红薯也吃不饱。听说贵州有人请文化人教私塾，我便于1963年5月当了“盲流”，往贵州“流”去。

在贵州，私塾没教成，却给别人打工、放牛、修公路。

在江民公路上，我第一次练口才，午休时在燕子桥下给众民工讲说《西游记》，每日均有人给买瘟猪肉汤锅吃。患了严重眼疾，险些双目失明，又得“盲流”长兄杨童生诊治。他是继吴启让之后，第二个救我的人。救双眼等于救生命，他给了我第三次生命。

我只知道他是邑梅兰桥人，也不知他的去向，一直没有找到他。没有其它办法，只能以君之行导己之为，永记于心不忘于怀。

打工的一项工作是砍柴，此项活路使我见识了云贵高原东部的植被。人烟稀少处，树林茂密，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一天可砍16挑瓦柴；我当他的徒弟，只能砍8挑。他问我愿不愿给他当养子，我说：不愿意，因为我听说母亲已改嫁贵州，离此地不远。实际上，我也不愿意跟母亲和继父去，我怕他们限制我的人身和人生。我坚信他们不理解我的人生圆心，一定会认为是痴人说梦。母亲是文盲，继父是半文盲，加之我又听说了“来到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一类的话，我决定由自己闯荡人生。瓦柴师傅他们那地方叫龙照，柿子树很多，成熟的柿子又大又美又甜，人人可享；那既是一种物质享受，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在龙照，我一个秋季吃了几千个龙泡柿，够我一生海吹。

在人烟稠密的地方，树木稀少，草多刺多。一次，我从一座山顶上剔了十几棵马尾松树枝，捆了十几捆，而且学会贵州人的捆柴法，用杂树条捆。然后，我把柴捆从山顶上往下滚，滚过十几个土坎，我的赤脚也踏过十几个土坎的各种荆棘。打工黔东北，赤脚踏荆棘，我虽以为苦，但又觉得骄傲：大自然可以野蛮我的体魄。苦难磨练，傻儿能长智；烈火锻造，废铁亦成钢。

打工打到了万山汞矿，不会技术，无法取朱砂之利，仍然给人砍柴。万山无柴全是刺，我每日砍刺三担。

浮萍飘移终非长久，磐石稳固方为良策。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际遇。

有一个石保娃，又叫石邦强，按辈份他该是老太（即曾祖父），他对我时有照顾，最后把我介绍给他的长兄石邦德，于是我来到了世外桃源盘溪口。盘溪口是梵净山下的一个生产队，属贵州省江口县太平公社马马大队。他们一共三弟兄，依次为德强道。他们要我给石邦德当抱儿，我说按辈份，我是曾孙呢；他们说，那就抱孙儿吧。

盘溪口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水平首屈一指，大米饭一年吃到头不算，十几户人家，家家养几头甚至几十头猪，一片肉也不卖出去，全部自己食用，一年365天1095餐，餐餐吃肉，大家吃得做得；我十六七岁，虽然生得胖，长得肉，也能挑一百二、三十斤了。活路再苦，我也能坚持；文化生活的奇缺，却使我宁愿再回到饥饿世界。

那时，想看书没书看，我就写一些打油诗。写了半本，便念给桃花源的人听，什么“梵净山下清水流，黄家坝子跑野牛”，他们听了，一概木然。我心冷了，不辞而别，快到江口，一路上捡了些别人包糖包盐扔下的废旧报纸，我也全部贪婪地看个一字不漏。既然我的人生圆心已定，总得围绕它转个圈圈。我想，人生应该是这样的：以理想为圆心，以努力为半径。不过，我也对不起德强道几位老辈子。

后来，秀山县民政部门把我们在贵州的“盲流”请了几批回来，让我们参加茫磨电站、贵道溪水库水渠渡槽工程劳动。此时，我有机会接触《秀山报》的记者了。他们看在我1960年就当党报通讯员的份上，给我指导，使我第一次写出五千字的新闻稿，报上有了我的第一块“豆腐干”。报社副总编王奕才以文识人，后来成了我的新闻恩师。

时任秀山县民政局长的王田心、会计欧阳裕均认为我可以培养，便拟把我介绍到县政府当公务员（相当于勤务员，与现在的公务员不是一回事）。县政府答应了，他俩又征求下面的意见；征求保安公社党委、管委意见时，注定我此次机会泡了汤。公社的一位副社长（我的族婆）从党的原则出发，坚决反对此事：“他是伪保长崽崽，怎能进县政府？”于是，两位好心人给我说明事情原委，说服我回家乡去。

我回家了。经过一年多的磨练，我成熟了。既然盘溪口那个世外桃源我都能舍弃，回家乡又有什么不可！

由于母亲改嫁贵州王家，所以家庭一分为几。我共有同胞弟兄三人，跨三个省市，都是教书匠。我留守重庆市；大弟弟石化平（小时，他有次放羊，把一只小羊拴在坎子上，结果小羊拴死，母亲把他也差点掐死，那噩梦我无法忘怀，而大弟弟早已忘记）在贵州岑巩任小学高级教师，有子二人，均于2008年春大学毕业；小弟弟石化文在湖南里耶长潭小学任教师，他的女儿石慧已在龙山任中学英语教师，其子已就读于株洲铁道学院。两个弟弟都曾与我有同一个心愿：写作，但他俩均已明智地放弃，只有我一人冥顽不化，就像鸭子钻泥塘，一钻到底。

三、底层运转

回到家乡不久，我就创办了桥堡大队农民夜校，照油枞木（松明子）上课，义务施教。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一些学员就能看报，原来读过一点书的吴忠恩不仅能和我一起写稿，而且在我帮助下一投即中。

人口树碑，不胫而走。楠木小学校长石敦哲发现了“新大陆”，把我介绍到师训班，并上了学员名单。有一位高士，也想入师训班，高士的亲戚与我同村，对他说：“你可以占石歆梧的名额，他老汉是伪保长。”高士历史清白、社会关系纯正，经学区书记笔下一改，名单上的“石歆梧”三字划去，高士得以进师训班。我只能到海洋公社上坝大队去教民办小学，教了两年半民办，代了一个学期的课，文革第二年，革了“伪保长崽崽”的命，我又回到了原点——家乡。在家乡又代课两年，也教不长。虽然如此，我仍然在此前后如饥似渴把《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通读了四遍。

文革在海洋，我的人生路上有个小插曲。1967年“三月镇反”时，海洋公社武装部长拿我开刀问斩，说我写了民兵连长的大字报，是“炮打专政机构”，而且毁坏了几张宝像。我从老同学宿通先（当时在海洋公社粮站工作）冷若冰霜的脸上看到了凶兆，于是我钻密林跑到秀山县公安局认错，公安局便让我回了家，害得海洋公社武装部长没过得成手瘾。后来，宿通先还说我是诸葛亮，能掐会算，躲脱一灾。

谁都认为我再也抬不起头来，但我在文革前夕看到了陈毅和彭真关于“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谈话，我觉得只要他们的意见哪一天冲破了藩篱，我们这一层人还是有出头之日的，所以我在劳动之余，还是读呀、写呀，学习不误，习作不停。厕所里、路途上，都是我的看书之处；箩筐里、背篼头，都有我的书籍、本子等。人们对此添油加醋，传得神乎其神，说我犁田犁土时，把书挂在了犁头上！

20世纪70年代伊始，秀山的几派群众组织间发生了一场大争论，阻碍了县革委会的建立。我的一张大字报《谈谈胡继忠问题》，为焦裕禄似的县委书记大加赞词。大字报张贴到秀城十字街，引来很多人签名支持，很快平息了几派之争。秀山革委会顺利建立。后来，信任我的县革委会正、副主任即任应来、胡继忠都调去别处。接任的县革委领导不了解我的情况，就问保安公社，一听说我是“伪保长崽崽”，就把我从报社工农兵宣传队斥退回家。

“伪保长崽崽”这个概念虽不入“臭老九”之流，但同样是要命的概念，其内涵是“反革命的后代”，外延是“准阶级敌人”。人们这样界定，这样理解，也据此作为处置我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不言而喻，“伪保长崽崽”这个紧箍咒，比镇压美猴王的五行山、比管束孙悟空的紧箍咒还厉害，不仅前途无望，而且任许多姑娘望而却步，不敢沾我的边。

看看26岁，老大不小了，我听说有一个大龄姑娘已30岁，便请媒求之。然而，大龄姑娘的择偶标准是“军工教”，我一样不沾，求而不得。因为这件事，“桥堡四组田边地头评判委员会理事长”、我的一个老太（辈份如此，实际上他与我是同龄人）老大不客气地给我的婚姻判了“死刑”：“歆梧这辈子完蛋了，只有打单身的命！”

我没有一丝得罪过他，可他对我半点也瞧不起，人心险恶如此，我也只好隐忍。不过，我一想到吴启让、杨童生和其他好心人，觉得天下还是好人多，于是我又心如止水、处之泰然了。仅仅半年后，我便成了家。姑娘虽非如花似玉，也令这位老太眼球大大鼓了一番。我没有怨过更没有骂过这位老太，因为我一生信奉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原则，免去了许多烦恼。

婚姻的过程比较旧式，好在不失浪漫之味。

我有幸享受了“残酷的母爱”，小时被母亲的多次毒打炼就了牛劲、犟劲，所以，我横下一条心：现在已有35位姑娘不屑与我为伴，“爱河36”只闯最后一次，闯得通则成家立业，闯不通则周游全国。

谁知1972年婚姻动了，请媒三处，处处得话。这回该我神气了，在三个姑娘中，选了一个最年轻也有几分姿色的。百年好合两心结，心插比丘神箭；千里姻缘一线牵，线是月老红绳。我不相信老天，老天这回却长了眼睛，把这位姑娘安排给了我。其实，“佳偶天成”是假的。这个姑娘与我有缘，是因为她的父亲被公社党委书记和人武部长各说一句话就被定为管制分子（“人治”的年代，完全是无法无天，后经查实，子虚乌有，于是为其平反），把她推到了与我同一个社会层面。同时，她喜欢我有点文化。我的一点文化，是我岳父在门外背靠背地考查核实的——当时，我为媒人的女婿代写了一封信，大家都认为写得好。订婚半年就结婚，婚礼也不同于川东本地，女方是湘西土家姑娘，按她们的风俗，男方不须迎娶，女方有伴娘八人。我“坐地等花开”，等来了我的终身伴侣彭清秀。喜得乱世多赐惠，百年结秦晋；每临佳节倍思亲，千里共婵娟。

婚后第三年，得了一子；再过六春，又添千金。

为了报答岳父、岳母和贤妻，我尽了一个道德公民的责任。无私襟自宽，万事公在首；有容德乃大，百行孝为先。得子第二年即1975年春夏，我在一分多火土灰里种的马铃薯刨（不用挖）了16挑，少说也有一千六百斤。1958年吹的那些“卫星”怎么也无法与我的马铃薯传奇相比。我几个月内，每日三餐饱吃洋芋片，把大米送给岳父，把米饭让给岳母和妻子吃。后来，我先后给岳母、岳父都办了迁移证，还把岳父转了非农业人口（岳母坚决不当非农业人口），让二老双亲同我们生活在一起。在尽了人子之责以后，待他们先后过世，又先后把他们安葬在桥堡寨的背后山坡上。岳父弥留之际，对他的女儿、我的妻子嘱咐的是，要善待我。因为岳父对我十分放心，知道我永远不会慢待他的女儿。岳父回眸应笑慰，女婿始终没变心。

有次我到秀山学习，妻子进城看病，还背着儿子和我们一起会餐。他和我的新闻恩师王奕才老师（时任中共秀山县委报道组组长）同桌吃饭，因为王奕才那桌没人吃扣肉，妻子不敢造次揭盖，不知盘内为何物，竟没敢吃。回家后，经我一点拨，她才知“失了格”。妻子看到县上都有人看得起我，就相信我有一定能力，应该想法走出去，我岳父也同意和支持她的看法。

大的机会需要等待，小的机会不时有点。因我劳力差，技术差，就有人提出给我评妇女工分。但是，生产队长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歆梧诚实，打谷子除了他一人可以打一架胡斗，别人我都不准。他有好大力就使好大力，不偷懒，不搞过场，思想好，要评十分才行。”种包谷挑粪时，他让大家挑，我过秤、记账；薅红苕，我丈量，铁面无私，对老婆和别人一视同仁。许多人当面不讲，背后就讲队长尽给我送“活乐工分”。其实，只要生产进度不落后于其它生产队，他也不轻易让我受惠。

我上坡干活，中午休息一定不像众人那样打柴打草，而是看我的书报。好多时候，吃饭、走路、上厕所，都是我的读书时间；甚至送公粮时，我也把书报放在担子的前面一头，边走边看，饶有兴致。书报都是借来的，在石敦金校长那里借报纸，一借就是一大挑，打谷子那么累，我也看报入迷。没有沙发，我家院子外边岩墙上的一棵李树被顽童把树身坠直，就成了我的绿色沙发，躺在上面看报，惬意有如桃源。妻子虽然抱怨我“吃饭看书，走路看书，上厕所看书，没见你当工作同志”，但她并没有真正反对。她利用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矛盾，瞒过了生产队长，把我送到钟灵水库、三角滩电站工地去当民工，虽然没当上“工作同志”，但是锻炼了我的笔力和工作能力。

有一次，民工连的干部全部到指挥部开会去了。保安和里仁两个民工连队为争钢钎酿起了一场械斗。双方各站在船上，钢钎就要“杀”向对方。我以工地采访员的威信，高声断喝：“谁敢动手，我们马上打电话到派出所、公安局，叫你牢底坐穿！”话音落，钢钎落。那一刻，我当了几秒钟的“将军”，也有点“叱咤风云”的气魄。

饭菜匹配，配伍有格，餐餐饱口福；文武相济，济世无穷，行行出状元。

1977年，我以初中四期肆业的“文凭”参加高考，竟然得了涪陵地区文科第二名。曾阻止我进县政府大门的副社长，这次在政审期间又当了一回“把门将军”。更可惜的是：一位大队副书记把“伪保长崽崽”告到县委，县招办不得不按县委指示，截扣了西南师范学院发给我的通知书。我的两位老师赵季龙（曾任我求学的宋农中学校长）、苏天义（我的班主任），他们当时都在县教育局工作，虽知此事，无力回天，眼泪打肚中落。后来，把此节告诉我时，他们都凄恻悲哀至极。我不怨天尤人，因为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西师敢于录取我，是因为他们已经清扫了“四人帮”的流毒；而秀山太偏僻，“极左”阴魂还未消散。

当时我没读成大学，但“石大学”之名却在石堤、保安叫得极响。

四、讲台春秋

感谢邓伯伯，是他重教育、重人才的政策使我1977年得以参加高考，虽考取而没走成，却燃起了美好的希望；又使我1978年梅开二度，重登讲台。李家庄小学校长石敦金把我迎接到他们学校当代课教师时，他对学生说：“欢迎‘石大学’来给我们上课！”当时的氛围是那样的祥和、热烈，我醉了。

两年的工作、出色的教绩，使他对我信赖有加。他到秀山县城找文教科长刘朝栋，请求给我转正。刘科长答复：无中央文件作根据，他无钱无粮票，无法给我转正。石校长回来对我说了结果，我神情泰然，就说转不了公办，转个民办也好。他把我推荐给桥堡大队，我又当了民办教师。这时，我又想着要到涪陵教育学院深造。

涪陵教育学院创办第三年，学校领导为了抓质量求生存，决定从这一年（即1982年）伊始来一次彻底的整顿，规定合格旁听生可转为正式学员，不合格者一律退学。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这个初中四期肆业生当上了语文函授旁听生，并且向着正式学员的目标前进。

目标明确，不等于就会如愿。参加复习第一天，杨胜礼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份现代汉语定时作业。我三下两下做完，第一个交作业，成绩却属最差之列；杨老师给了我几十把叉，当时我计算了一下，分数上不了三十。顿时，我“凝钩子锥屁股，冷心大半截”。赵季龙校长把我介绍给他时，说我“自学成才”。现在看来，这又成了哪门子才？烂木柴。

然而，“贵人”打救我来了，杨老师把我叫去，借给我江津版的两本（上、下册）《现代汉语》。我不知他有此书；别的学员知道，他又不肯借。他把此书借给我，其他学员都吃了醋。我已经没有时间管这些，离考试只有36小时了。我必须抓紧时间看书。

这两本书，约20万字，我把它们当小说看，当晚囫囵吞枣，9个钟头看完，并且消化了。还有3个小时，我睡了一个囫囵觉。第二天，奇迹印在杨老师心里，映在他眼镜的镜片上：龟儿子，这家伙一个夜晚赶上了两年的学友，定时作业居然百分九十做对。龟儿子，你厉害，我放心了！

呆呆望着对面的我，从杨老师的镜片上看到了这一幕。第三天，《现代汉语》考试结果我得89分，全县第一。

我向赵校长、杨老师告别，说要回去看家人、看学生、看承包地去了。可是，杨老师说：“你没读过大学，不懂什么叫阶段考试。《古代文学》第一阶段考试必须参加。”

于是，我又把学友的课本借来看。借张三的，只能看三分钟；借李四的，只能看五分钟。忽然，学友刘文德患了急性肠炎，必须立即住院。他把课本借给了我：“莫搞丢！你不要替我担心，我病好了。补考就是。”白天看了一天，晚上看了一晚，第二天又考试，我勉强考了个64分。六十分万岁！我打心眼里欢呼。

一个初中四期肆业生，直跳大学二年级，“两夜拼”圆了大学梦，我成了涪陵教育学院语文函授站正式学员。

1983年秋，我到学院参加集中学习，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乌江，第一次闯进了世界文学名著宝库，阅读了三十三部世界名著：《红楼梦》、《金瓶梅》、《人间喜剧》、《巴黎圣母院》、《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悲惨世界》、《三个火枪手》、《羊脂球》、《十日谈》、《双城记》、《红与黑》、《唐?吉诃德》、《神曲》……

我在涪陵学习的半年中，家里的承包地犁田犁土，是岳父的“专业”；岳父出外贩卖牲畜（主要是牛）时，我的妻子彭清秀自学犁土，也能“无牛把做马耕春”。其实，我在家也替不了她什么，两人上坡下坎去碾米，碾150斤稻谷，她80斤，我70斤。她不想我在家受累，只想我能把文才用出去。事情的结果，了却了她的心愿。她只是个半文盲，只是个最普通的中国妇女，但是，她却在不停地主动支持我的事业，实在难能可贵！

1984年秋，我毕业了，在染缸里染了一染，便离开村小和小学帽子班的“游击队”，进了公办中学的“正规部队”，又当了半年多的民办教师，才于1985年3月堂堂正正当了公办中学教师。别人从家门到校门，一步到位；我却是千回百折，来之不易。为此，我拿出祖上石秀拼命三郎的劲头，在1985年与同事们一起，为石堤中学打了第一次翻身仗，在1986年又创86级2班中考语文百分之百及格纪录，在1993年为石堤中学打了第二次翻身仗。学校校长兼支部书记龚泽龙在全校大张旗鼓地表扬：“现今这个社会，走后门的人多。别人走后门，都是为自己的儿女、自己的亲戚；只有石老师，是为自己的学生走后门，对此，我十分感动。”本来，他要把我上报县政府表彰，可第二天，因我老婆给学生卖了饭，违反了校规，妻过夫担责，表彰随之成了泡影。我也无所谓，因为从打创办桥堡大队农民夜校那天起，我就怀着两个心愿：1、党和人民把文化教给了我，我要把文化还给人民；2、千古遗训，万世良知：不误人子弟！

最不愿表扬我的人是副校长y。y是原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的校友，跨省结婚，任教石堤中学。此人度量比周瑜还小，把私心与权力结合得相当别致。他有次上公开课，上的是柳公《捕蛇者说》，由于他讲错了一处，被教研室谯辰荣指出。他不服，拿了四本参考书来找我，要我给他主持公道。我细看了几本参考资料，发觉他在比较思维中搞错了侧重点，就对他说了实话。谁知这一件小事情使我成了冤大头，更成了我俩之间的一生交恶，他不但在校内把我的教改实验课题搞砸，而且到处去说我的坏话，说到秀山，有人对我告知；说到涪陵、黔江，又有地区语文学会副理事长谢光镒保护我。谢光镒看重我的教育教学论文。他调到秀一中当高中语文把关教师后，准备把我调到他身边办语文学报，后因没有经费而作罢。经他给教委副主任黄长松介绍，黄又根据实情把我破格申报了中一职称。y看到我充其量得不到表扬，损失不大，心中恶念又发泄到我女儿石爱华身上。石爱华在石堤中学读初中三年级时，申请入团，团员同学、班主任、学校团委全部通过，他和校长却一起来个最后否定：该同学傲气大，不宜入团。但女儿争气，2007年3月在西南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入党，2008年3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事情总是向着与y的意愿相反的方面发展，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追求，什么叫执著，因为我的执著追求，必然对子女产生直接影响，y怎么阻挡得了！

自从我步入社会特别是走上讲台以来，最大的缺陷始终是：不会与领导搞好关系；没有什么才干，却恃才傲物。因此，尽管努力工作，教绩出色，县以上奖励却与我无缘，区校级奖励也不多。但是，群众团体特别是语文刊物、全国的教育教学论文赛事，却给了我一大堆奖证。有一年，教育部门评百分之三工资，学校不给我评；我把红红的奖证揣了一大包，到县教委据理力争。力争虽然无效，但人们总算知道了我的干劲和拼劲。

我对教过的学生，关爱不多，而以严格著称；但他们却对我非常感激，所以他们都能记得这位老师。我上秀山，下石堤，有不少学生在客车上给我让座、代买车票；2007年，我到重庆城区去开会，在市政府政策研究中心工作的昔日学生吴大兵，也到旅社来看望我，关注着我的夕阳红事业。

2005年，我距法定退休年龄只有一年多了，中一职称已经18年，我还没有得到中学高级教师职称。过了好几任校长，没有一位校长愿意推荐我。好在这一年，县上废除了学校推荐制，改由教师本人到县教委领表申报。将近年底，我终于搭到了“末班车”。

应该感谢重庆市职称评定委员会唯一的秀山委员，是他在职评会上仗义执言，把我扶上了“末班车”的。面对有人提出相反意见，他的仗义执言很有说服力：“我们秀山这位石老师，在教学沃土上耕耘了三十多年，是扎根山区作贡献的老黄牛，不误人子弟，实干、硬干、苦干，几十年如一日。在教育教学论文方面，也表现了一定的独创性。在教改方面，他还能大胆尝试，勇气可嘉。他明后年就要退休了，如果我们大家不给他发放通行证，他末班车也搭不上了。对这样的好同志、好教师，我们不放行，情理上说不过去，也会使我们教育战线上的实干家们冷心……”他的话获得了掌声。但是，在我看来，那掌声的一半是给予我的。

2007年1月，我离开讲台前最后一次参加学校的教职工大会，新任校长表扬了我最后一个学期的努力。这次表扬，加上仗义执言人的帮扶，我的教育人生、讲台生涯画上了一个圆圆的光辉句号。

别了，我心爱的三尺讲台！别了，我心爱的莘莘学子！

五、渡过难关

2007年3月，我退休时搭上了两趟“末班车”：一是中高工资落实，二是参加工改，退休金得了个“吉祥数字”——2008；但是这一年，我家的经济却出现了“大恐慌”，儿子所在的乌江三角滩锰业有限公司破产，他自办了一个石材作坊，陷进去七、八万元，筑起了债台，我每月得给儿子媳妇400元生活费；女儿在西南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两个孙女在秀山县城的衣食住读费用都由我“承包”，我和老伴还要生活。在在无计，处处要钱。

两千元收入，不堪重负；一揽子解决，苦渡难关。

过难关之法，不外励行节约，这得益于我的人生历程。外婆的影响、母亲的调教，已使我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又亲历三年困难时期，品尝了饥饿的滋味，胜读万卷书籍，因而得以恪守勤俭节约原则，俭省之名声竟得以传之百里。

1987年，县教育局一个青年干部对我说：

——石老师，你才转正两年，一个月才两百多元工资，又要供养一家人，还有一个初中生，一个小学生，钱肯定不够用。我却听说你有了两千元存款，是真的吗？

——是真的。

——我们全家人都有工作，钱总是不够用，捉襟见肘，窘迫狼狈。请问你的存款是怎么存起来的呢？

——很简单。我举个例子，你们三朋友四伙计，“杀”一顿馆子就要用去一百多元。而我拿这一百多元，可以安排全家人一个月的生活。只要家人不生病，我们就会有存款。

——（信服地点点头）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

我的节俭还体现在“五不”上：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不赌博、不烤火。冬天习作，感觉冷了，就去走两、三千米路，暖和了又写。这“五不”加上体育锻炼，还让我精力充沛，精神永远年轻，精神青春的活力始终闪耀在事业上和奋斗中。一方面，我以“六十岁的人，十八岁的心脏”自诩，勤奋笔耕；另一方面，我有自知之明：患有高血压，只是个亚健康人，需要锻炼、保养和休息，所以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生活辩证法教我这样做的。其延伸则是：生活上，知足常乐；事业上，不知足常乐。

我渡过难关的一揽子解决法，叫做“能省则省，当用必用”。我存的五万元钱，支持儿子办石材作坊、给女儿交学费各用了一部分，又给长孙女付了1800元选校费，眉头也没皱一下。这些情况老伴都知道。她看到我“能省则省”的注脚，是在县城商贸中心一个小食店进餐，每餐吃1.5元的稀饭馒头，而且这样的生活，我已过了半年，她对此心痛不已，潸然泪下。

两个孙女口材差，我们不时给她们买点面包、蛋糕、方便面、糖果什么的，而我和老伴则“生死同盟”，只吃最低水平，米饭、面条、蔬菜，塞饱肚子了事。女儿提议我买一双缺码皮鞋，要200元，她出了一半，为了不扫她的兴，我就付了另一半的钱。然而此前，我花了15元买的一双皮鞋，合脚、好穿、适用。在经济困难的日子里，我和老伴保持着平常心，对身边的两个孙女有着良好的影响。我61岁生日那天，3岁的小孙女为我表演“走模特”（这是她向电视和她姐姐学习的），动作一本正经，姿态优雅可爱，我和老伴、大孙女，一齐为她鼓掌。大孙女在街道上看到一些残疾人或遭难人乞讨时，必定向我要钱去施舍给他们，我一次又一次地予以支持。我还赞扬她心灵美好。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也是这样做的。她捐的钱数不多，但心灵美是无价的。

我和老伴俭俭省省，全家人励行节约，终于渡过了2007年难关。

不仅如此，还有意外收获，儿子的石材作坊开张后，由于他技术全面，受到当地人的尊重。石堤镇居委会主任龚世焕甚至把他看作“研究生”。他对很多人说过：“石歆梧教子有方，一儿一女，两个都是研究生！”

千碑万碑，不如口碑。我自然感到快慰。

六、《中华龙魂》

关注世界，或许眼观八面；胸怀祖国，也可技高一筹。

1968年，在秀山县一次文艺、音乐、摄影创作会上，我破天荒提出要写《东方红日》的设想，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否定：“你了解多少材料？此说纯属空想，滑天下之大稽！”

22年后，我看到改革开放为民族复兴奠定了第二步坚实的基础，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欲望，又因我所写的教育教学论文好几篇获得全国一等奖，给我打足了底气，于是，我便在秀山老作家孙因的鼓动下，于1990年12月23日提笔开始写《东方红日》，后又改书名为《轩辕魂》、《太昊龙魂》，最后在好友的指点下，定名《中华龙魂》。

这乃是雄心勃勃之举，心愿是要为国家、民族做一件大事，想写出无产阶级的“史记”、社会主义的“资治通鉴”。

就全国全世界说，史料浩如烟海，但我从何处才能得到呢？第一步，多谢我教过的学生吴光耀，我把他送出初中后，他读了高中，读了大学历史系，又喜爱购买和收藏历史书籍。他的上述财宝尽数借给了我，于是，我用了两年多的业余时间把这些史料抄完了。接着，我眼睛又盯向县图书馆。我将心愿和写作计划向县图书馆杨秀岚馆长作了汇报，他为我大开绿灯。别人借书，一次只能借一两册，而我则一次可以借一大麻袋，几十本、几百本！结果，到2004年，我把秀山图书馆有关书籍借阅馨尽，也串抄了约摸千万字的《中华龙魂》资料稿。

龙是中华龙，魂是中华魂。龙的传人用龙的精神写龙，是想站在历史的高度、时代的高度、民族的高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来写，是否能如愿，还须创作，还须经过社会的检验。

《中华龙魂》拟从五四运动写起，一直写到邓小平逝世，时间跨度是半个多世纪。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可歌可泣、大书特书的时期，又是中华民族精神表现得最突出、最激烈、最充分的一个时期。

《中华龙魂》的主要人物是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孙中山等人，写作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唯物史观。有人问我：“你和你的一家在‘左’倾路线时期不得志，你是怎么看待毛主席的？”我说：“毛主席领导全中国各族人民翻身解放，奠定了改革开放、强国富民的基础，当然是要歌颂的。对他晚年的错误，也要实事求是，不能搞全盘否定，否则的话，就是给党给新中国给中华民族抹黑，那是万万要不得的。写书，不要夹杂个人恩怨，而要讲民族性格、民族感情。”我笔下的毛泽东，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主要方面是伟人的一面，次要方面是普通人的一面。

《中华龙魂》的背景涉及古今中外，我则拟厚今厚中，薄古薄外。

2005年以后，我把《中华龙魂》叫做“跨世纪工程”，一直千方百计找它的出路。给胡总书记写过信，给邓朴方写过信，不知他们收到没有，杳无音信。又想写一些乡土小说，先搞点名气，也不成功。

2007年3月，我退休了，5月，我被聘为秀山县教委关工委秘书长。在发挥余热的同时，我继续为《中华龙魂》打腹稿。

我想写一部《武陵金三角》，想依靠矿老板的支持到长沙、上海、深圳或香港出书，但在花垣和团结一再碰壁。想写《虎城公仆》邓平寿，又在梁平和虎城受阻。在秀山本土，我不懈地探索，然而路路不通。

我爱我的中华，我爱我的民族！因此，只要生命有足够的长度，我最终还是要把系列长篇小说《中华龙魂》写成的。

我的“长征”之行，才到“湘江”岸边，许多艰难险阻等着我，我都要去经历。

（2009年月12月10日于重庆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