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邨圃传

第一章

走进北大

苏邨圃（邨cūn：“村”的异体字），又名苏芬，字邨圃，原名自志，长辈都叫他“志崽哩”。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出生于江西贵溪县城叶家塘。

贵溪位于江西东北部，是江西东西通衢要道，东连江浙，西及湘鄂；南与武夷山脉相连，北为怀玉山余脉；中部碧绿的信江宛如一条飘逸的玉带绕城西去，经鄱阳湖进长江入海。贵溪古称“信之大邑”，龙虎山、仙水岩山清水秀，上清古镇为中国道教发祥地；自古以来贵溪人杰地灵，唐元和年间翰林学士、太学博士吴武陵、明嘉靖年间内阁首辅夏言、清顺治年间礼部主事、著名文学家郑日奎等皆出自贵溪。

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永春九斗六七都苏姓15世孟义、孟育兄弟俩迁来贵溪信江南岸结庐。兄孟义住在贵溪南门洲的信江岸边繁衍生息，建村后人们称此地为亭子街上（今众德村小组）；弟孟育住在中坊渡象岭传宗接代，建村后人们称该村为苏家里头（今中航村小组），两村仅相距半里地，统称为“中坊渡苏家”。清同治年间，苏家里头有个青年在亭子街上小集市开了一爿糖坊，生意倒也红火。他们夫妻二人勤俭节约，将赚得的银两除了维持糖坊账目的进出，其余的便积攒起来买田做屋，置下基业。这对夫妻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儿子在家种田；另一个儿子叫苏雨润，光绪初年考取秀才，不久便供职于贵溪清县署任录事（中国古代职官名，为各官署缮写文件的官员。元废。清初各部又设录事；京师各部及京内外各级司法衙门均设有八品以下录事。）职务，后为国民县政府书记（抄写员），并在城里叶家塘买了一座大院开办私塾。苏雨润就是苏邨圃的父亲。

苏邨圃出生在一个动乱而多难的时代，那是历经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王朝大厦将倾但仍可勉力支撑着的时代。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农历己亥年，猪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中国内忧外患的一年。这年，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敌，坚持君主立宪制，反对革命。这年，沙皇俄国强租旅顺口，继而又擅自将旅顺和大连租借地变成了俄属“关东州”。这年的8月19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利益冲突引发了五万日军在三百多门大炮的支援下对旅顺发起了总攻。这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照会，标志着美国一改追随英国侵略中国的做法，提出独立的对华政策。反映了英、德、俄、日、意、法、美等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势均力敌。这年，义和团在中国北方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如火如荼。

贵溪是一个山清水秀、平静而幽雅的“世外桃源”。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用现代的话来说是非常适宜居住的地方，千百年来一直处于古老迟缓的状态，受外界影响不大，许多百姓过着“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因此，外面的世界发生的一切对于贵溪来说都只是遥远的故事和传说。他们只知道这年发生在贵溪的几件大事——贵溪县代理知县张詧（詧：chá，“察”的异体字）因平“贵溪教案”“劳苦十八月，负累五千金”，获清廷“上谕传旨嘉奖”，9月升任贵溪知县，政绩颇佳，政声四起；这年，清政府为运输萍乡煤炭而修筑的浙赣铁路贵溪段竣工……

这年烟花三月的一天，贵溪叶家塘的一个大院的六榀屋里传出了新生婴儿响亮的啼哭声。贵溪县署书记苏雨润家又添丁了。苏雨润回到家中，整个大院喜气洋洋，他抱起刚出世的老三，仔细端详，感觉小家伙眉宇不俗，油然想起相书有云：“眉为两目之华盖，实为一面威仪，乃日月之英华，主贤愚之辨别”，不禁喜上眉梢。他想这三儿将来定有出息，于是当即为三儿取名为“自志”，乳名便唤为“志崽哩”，希望他志存高远，壮志凌云。这个眉宇不俗的婴儿就是后来的苏芬（苏邨圃）。

苏雨润共生有六男一女，长子自良（后改名“有庆”），以砍柴、卖柴、做门卫为业，1937年任贵溪县第一区第五十六保（苏家里头）保长，次年脑溢血病故。生有两男两女——苏正荣、苏鑫、苏茶花、苏琇（小名春花）。次子自俞，外号福狗，终生未娶，年少时因患病医治无效以朱砂服之而成弱智，苏雨润过世后随长兄生活，时常挑水卖，赚几个零花钱，1943年死于日军细菌战。女儿段香，1982年逝世。先嫁王姓，生有一男一女——王德兴、王金花；王姓早逝，再嫁闵姓，生有二男——闵炳样、闵武样，闵炳样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任众德村（亭子街上）民兵连长。三子自志即本书主人公，详见后叙。四子自惠（字邨圆），年轻时从军，抗战后病故。生有一男一女——苏松、苏兰花。五子自芳（后改名“馥”，字邨菲），曾任贵溪县第一区雄石镇镇长、贵溪县田粮办事处主任等职，殁于1951年，终年45岁。生有二女——苏月娥、苏月珠。六子自满（后改名“醒”，字邨晓），曾任贵溪县教育科科长、国民党贵溪县党部书记长等职。1949年逃往香港，接着移居台湾，1972年移民加拿大，是加拿大五大华侨领袖之一，1982年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邀请来华访问，1997年寿终正寝。生有一女——苏式妫，侨居加拿大温哥华。

科举出身的苏雨润抱定“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的想法，决心只要儿子会读书，他一定竭尽全力将其培养成才。

“志崽哩”从小聪明伶俐，对人彬彬有礼，非常惹人喜爱，七八岁时便上贵溪官立两等小学堂（今贵溪市第二小学前身）启蒙读书了。当时，他在家乡接受的主要还是传统的封建思想教育，这种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强化了他的正统观念以及功名心理。

志崽哩8岁那年，其26岁的长兄苏自良才结婚。此后，这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一应家务重担便落在了18岁的长嫂严伏香的肩上。长嫂长年洗衣做饭，打扫庭院，侍奉公婆，养儿育女，夏日还要给小叔子洗澡。几个年少不谙世事的小叔子视长嫂为佣人，而略为年长的志崽哩则温文尔雅，不多言语，用功读书，敬长兄如父，侍长嫂若母，甚至对傻兄苏自俞也一直敬重有加，为官后还将二兄接到官邸做客。以致长嫂1970年82岁高龄临终前还念叨着：“志崽哩当真好嘞，不晓得他在哪里，我能见他一面也就心甘情愿闭眼了。”骨肉情深溢于言表，这种情同母子的纯真的嫂叔情谊实在难得，令人感慨系之。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蔓延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南昌后，在江西省立第二中学毕业班就读的苏自志积极响应当时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的学生爱国运动，先后集会声援北京爱国学生，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之中。5月7日，苏自志、袁玉冰与同学们一起在南昌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强烈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丧权辱国和镇压爱国学生的行为，强烈要求段祺瑞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释放被捕学生。接着，袁玉冰、苏芬等进步学生开始酝酿成立一个革命社团，后因放暑假，筹备工作暂停。

1919年夏，20岁的苏自志于江西省立第二中学高中毕业，同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甲班一年级就读，两年后转入四年本科经济系深造。不日，苏自志有幸走进了北京大学第三院大门（当时的北京大学分为三院：一院沙滩红楼是文科所在地，又称文学院；二院在景山东街，即原来的京师大学堂，是理科所在地，又称理学院；三院在北河沿，是原来清末的译学馆，为法科所在地，又称法学院。苏芬就读的经济系在三院。我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起源于或发生在第三院，“五四”运动就是在第三院酝酿发起的），成为蔡元培的学生，一时名噪贵溪。同时入学的还有贵溪绅士李戊元的女儿李兰湘，后与苏芬结为夫妇。

苏自志蟾宫折桂，花香满径，前程似锦。春风得意的苏自志豪情满怀地自取学名为“芬”，字春圃（后改为“邨圃”）。

苏芬出生的头一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提出要兴办京师大学堂。同年7月3日，京师大学堂在孙家鼐的主持下于北京景山东街的马神庙正式创立。京师大学堂是我国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由此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学制。北大成立之初即为中国最高学府，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教育部的职能，统管全国教育事宜。北大自建校以来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

1912年5月15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1917年，我国著名教育家、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大进行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北大从此日新月异。红楼时期的北大，大师云集，才俊荟萃，学风自由而上进，人物博学而风流，是我国教育史上一个空前的辉煌时代。据1918年统计，北京大学教员217人，学生1980人，在当时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

苏芬在北大一读就是六年，其间，家中为了供他读书，已将所有田地卖完了，再也无力继续供养苏芬读书。苏芬的父亲苏雨润认定儿子志崽哩必有出息，决不能让儿子辍学而功亏一篑，前功尽弃。于是，苏雨润遍请中坊渡苏家和同宗的流口燕窝苏家乡亲赴薄宴，苏雨润在宴席上说明了身陷困境的情形以及儿子北大毕业的美好前景，并恳求乡亲们伸出援助之手。苏芬聪明过人，又刻苦好学，乡亲们都很乐意成人之美。苏姓父老纷纷慷慨解囊，其中燕窝苏家有几家大户愿大力资助苏芬摆脱困境。两个苏村同心同德，为苏姓培养栋梁之才人人尽心尽力，苏芬对父老乡亲的深情厚谊一直念念不忘。北大毕业时，苏芬因成绩优秀，被学校授予学士学位，并给予嘉奖，学校给苏芬送了一块有北大校长蔡元培署名的木刻横匾——相当于现在的奖状或荣誉证书。横匾正中浮雕“学士”两个大字，匾的左右两边是上下款小字。这块横匾是苏芬家的荣耀，也是所有同宗苏村的荣耀，因为除了苏村，全贵溪都没有这种匾。苏芬将横匾在自家厅堂挂了一段时日，不久又饱含深情地转送给同宗的流口燕窝苏家，一是谢恩，二是汇报学业有成，以示荣宗耀祖。该匾一直钉挂在燕窝苏家“大厅下”（村里祭祀祖先和搞活动的公用大厅）正中墙壁上，直到1993年，一场龙卷风将风雨飘摇的“大厅下”摧毁，横匾失踪。

在北大，青年才俊的苏芬引起了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教授的关注，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在北大，苏芬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教育。

这时的中国已经加速了向半殖民地半封建转变的进程，中国人民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到了北京，苏芬才感受到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从而给他头脑中的封建思想带来了巨大冲击，深刻影响着他日后的人生道路。

1919年下半年，江西省立第二中学袁玉冰与几个同学筹备成立进步社团，组织了一个名叫“鄱阳湖社”的团体。苏芬积极加入了鄱阳湖社。

1920年3月，他与高君宇、邓中夏等同学经常聚集在李大钊那里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和道路。这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后新思想、新思潮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苏芬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

1921年元旦，鄱阳湖社在江西省立第二中学召开会议，决定将社名改为“江西改造社”，改造社的社址设在南昌系马桩公字10号。改造社创办了社刊《新江西》。其宗旨是：改造社会，把黑暗的旧江西变成光明的新江西。随着省立二中学生的陆续毕业，一些社员考取北京大学继续深造，而北京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进步人士荟萃的中心，思想活跃，消息灵通，便于联系，于是，1922年10月6日下午7时，入学北京大学的社员在北大第三院开会，“到会者有石廷瑜、张倬君、冰冰、苏芬、刘轶等”（见《新江西》第一卷第三号97页——“改造社底消息”），议决“1、暂设总社于北京，设分社于南昌及上海。2、新江西季刊改为不定期出版物”。

在苏芬的影响和带动下，不久又有7名贵溪籍师生纷纷加入改造社。改造社总共28名社员，其中贵溪籍社员就有10人，占总数的36％。他们在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为家乡贵溪乃至江西省甚至全国的革命工作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其中洪宏义（后改名洪道平）引导方志敏来上海寻求革命真理，在上海他与方志敏同吃同住，以自己微薄的工资接济方志敏。不久，洪宏义带方志敏找到《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邵力子非常同情方志敏，将方志敏留在报馆做校对，从而暂时解决了方志敏眼前最大的生存困难。1924年1月，洪宏义当选为国民党“一大”代表。黄在璇（后改名黄野萝），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成长为我国著名土壤学家、农业教育家、森林土壤物质循环研究的先驱。何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曾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和讨伐北洋政府的北伐。江宗海、汪群是共产党先烈。车驭卿（又名车驹，南昌二中前身——江西省立第二中学毕业，1927年底任该校校长。近年南昌二中塑有他的铜像）、张石樵坚持教育救国，终生从事教育事业，并颇有建树。

学生时代的苏芬创作了一系列抨击黑暗社会，针砭时弊的杂文刊登在《晨报》、《新江西》以及北大校报、校刊上，深刻地表达了一位革命青年立志救国救民的慷慨激情，如：《一封信的感触》、《政治问题》、《意志婚姻论》、《青年思想之误谬》、《裸体主义》、《醋》、《淫》等篇。

《意志婚姻论》语重心长地告诫青年男女：余甚望青年男女，当学识未充足时，慎勿以恋爱为唯一问题。如无相当训练，则所谓恋爱者，奸淫之别名词耳。而自命解放之女子，尤宜慎之又慎！

《裸体主义》独具匠心地剖析：人们由裸体时代到衣服时代确是一种进化，因为那时的衣服是御寒冷，毫无其它作用。后来经济发展，文明进步，衣服的意义渐渐就复杂了……

一般人无不说是人们的智慧进步，殊不知正是人类思想退化的表现！把有用的东西变成役人的物质，还能算是进步吗？

《醋》考证吃醋的根源：醋质是很酸的，吾人每借以形容男女情。初民时代，衣食住人人都是一样的，老死不相往来，正是现代所鼓吹的‘乌托邦’，哪能发生醋的作用？后来人口渐渐多了，天产日见不够用，于是脑筋比较复杂的人们就想出了一些方法，去利用天产。因此，他们的衣食住比其余的人们都要丰裕些，其余的人们见他们如此就大抱不平。这是最初人类间的吃醋。

《淫》鞭挞达官贵人，入木三分：妓女、姨太太、浪子和兽欲发达的英雄伟人，这些人中究竟以哪一种人为最淫？一般人必定说：要以妓女为最淫了。其实不然，姨太太可就比妓女淫十倍，但是姨太太、浪子的淫又远不如兽欲发达的英雄伟人。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是对当年忧国忧民，并立志救国救民的青年学生心理和行为的真实写照。

在当今社会，苏芬的这些文章仍然有其现实意义，文中哲理性的章节有时还被当代一些作家引用。

如《北京青年报》2002年9月23日11版《一周文化评弹》上作者黄燎原写的一篇文章《玩笑定位》，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北京的高中首次出现了男女分班，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鲁迅先生当年曾就男女共泳提出过“质疑”，质疑的是为什么不能男女共泳。上世纪30年代的作家苏芬也曾在《新江西》杂志上写道，人可以不裸体而淫欲，也可以裸体而不淫欲。这完全是一个社会道德准则的问题，与男女是否分班毫无关系，这也是一个心理问题，思想工作做得好，一切迎刃而解。

苏芬对江西改造社充满希望，饱含深厚情感，他给改造社的信中说：

改造社诸兄：

自从《新江西》杂志出世之后，想必旧江西社会里的同胞是很注目的。无论军警干涉也好，顽固派骂我们也好，这都是一种好现象。是人人感觉旧江西的痛苦一种反动力，是旧江西社会变成新江西的倾向。我身虽在四千里路外，心却在旧江西社会里唤醒同胞积极改造。因此，我对于本社是抱无穷的希望，想谋大大的发展。

苏芬对改造社的前途非常关注，他说：

本社出版的《新江西》杂志是改造社会的一个工厂，工厂里的货物能供给社会需求才好；换句话说，本杂志的取材决不可光谈理论不顾事实！我以为最好的就是社会调查，发见旧社会的毛病，然后加一改造。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Giddings说：“我们打算改造社会，须先考察社会情形详细无遗；如果还有百分之一不明了，都不能改造。”例如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劳农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现在最时髦的杂志把这些主义谈得天花乱坠，其实他们考察了中国社会情形没有？我们决不能学了外国主义，就拿到中国来应用，须知长子衣矮子决不能穿的；所以我们最要紧的是研究社会情形，然后再用一种主义去改造。劳农也好，无政府也好，只要适应社会情形就成了……（见《新江西》〔季刊〕第一卷第二号，1922年3月1日）

正如胡适所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60年后的1982年6月，加拿大华侨领袖苏醒先生（苏芬六弟）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邀请来华访问，国务院侨办为他组织召开了两岸统一问题探讨座谈会，会上谈到“主义”之争时，苏醒说：“不管什么主义都行，但要能适应国情和人民需要。”这句话与苏芬当年所说“劳农也好，无政府也好，只要适应社会情形就成了”虽隔一个轮回甲子，所探讨的问题却是相同的。

苏芬与改造社同人常常书信往来，互相讨论家事、国事、天下事。毕业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积极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改造社成员张石樵（贵溪人）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时给就读北大的苏芬写信：

春圃、兰湘：

我自得到你们同去北京求学的消息以后，一想到你们，我便觉得欢喜。仿佛看见一对文化的先锋从贵溪黑暗城洞里持着高大鲜明的大旗，大踏步的走出来。你看，我何等欢喜！我们做的事情总是偏在男界一面，现在有了兰湘君加入我们队里，我们将来的事业便有向女界发展的机会了。我望你们尽量吸收新知识，以为改造我们那黑暗的故乡之资……

苏芬与张石樵谈到政治问题，张石樵说：

目前既不能使政治消灭，则从事政治的亦自不可无人；但希望由改造政府做出动人的事业是很难有希望的。若大多数平民有参政的实力，则政治或有希望；然果如此，便可根本改造，无需乎现在所谓政治了。目今还是极力从锻炼民力入手。我是赞成智识阶级去领导平民从政治以外干涉政治的；若有人要加入政治机关以内，我也不反对。因为他的头脑只要新鲜一点，人格比现在的政界高尚，将来纵会变坏，纵无大施展，比现在总要好些。我自己是无论如何不愿加入政治以内，不久总要到民间去，所以也希望多数的人往这方面走。你的意思怎样？陈独秀近日的主张，不曾十分留意，不敢批评。胡适的《努力》却仔细看过，他们的事业，总怕费力多成功少。

苏芬与张石樵意见不同：

你赞成智识阶级去领导平民从政治以外干涉政治，恐怕一时很难有效吧！我们寄宿在武人淫威之下，走一步，阻一步，走两步，阻两步，你到哪儿去干涉？我以为中国不缺乏文弱书生，只缺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不管他们的目的怎样，他们的精神是很可佩服的）。纸上谈兵，能够打破一切的阶级和权威吗？武人吃平民的脂膏，资本家吃劳动者的汗血，目今智识阶级岂奈彼辈何？我以为我们生长在二十世纪的黑暗中国，所作的事情必须有一部分人按到时代情形而作才行（理想不妨高远）！二十世纪的中国能够实现无政府主义吗？与其不能实现，我们又何妨促醒多数青年了解夺得政权并不是作一种无政见的政客！你说：“若大多数平民有参政的实力，则政治或有希望；然果如此，便可根本改造，无需乎现在所谓政治了。”我们须知现代人人心目中的政治乃强者恃政治来统治弱者，并未计及掌握经济政治、政治以外的专制政府。社会上贫富阶级悬殊都是这个政府弄成的。

自分工经济发达以后，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须的产品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经济单位，因此，经济是万不能无组织的。经济组织就是我所说的政治以外的专制政府。所以我们要赶快想法子用实力来打倒经济组织中万恶的“资本主义”，以改造现代的经济组织！陈独秀主张先要中国有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作民主主义的争斗，当后由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作社会主义的争斗。我以为这个主张是错谬的。你想，中国的资本主义尚未发达，社会上受资本压迫的就不少，如果等到有产阶级战胜军阀后，那末，社会更不知要弄到如何田地了！

我既认定经济不能无组织，所以觉得主张废除政治的，亦不过是名词上的争辩。政治废除以后，旧经济的组织或者更要巩固些，这种经济组织与暴民政治又何异！（见《新江西》〔季刊〕一卷三号，1923年1月15日）

由于《新江西》文章内容非常激进，1923年3月，被江西军阀当局勒令停刊。然而，中国的革命势头是反动军阀压不住的。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孙中山绕道日本，扶病北上，与段祺瑞、冯玉祥共商国是。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孙中山病情恶化，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逝世，终年59岁。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3月27日，苏芬与北大同学一起赴中央公园祭吊孙中山先生。这次祭吊活动给苏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5年6月，26岁的苏芬学业有成，本科毕业。

第二章

改进农村

苏芬在北大求学期间就对政治很感兴趣，他在与张石樵的通信中曾说：“你赞成智识阶级去领导平民从政治以外干涉政治，恐怕一时很难有效吧！”他主张只有进入到政治中心，才能干涉政治。

进入政治中心，手中便握有一定的实权，这样才有利于实现自己救国的理想。出仕入仕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一个不断追求的目标。宋代大文学家范仲淹曾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阐发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另一条流传千古的优良传统，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天下为己任，共天下同悲欢。苏芬也不例外。

贵溪人才辈出，辛亥革命前，贵溪彭程万、李建鼎（又名李甲元，苏芬的岳父李戊元的哥哥）就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彭程万时任江西省都督、赣军司令，参加了讨袁、北伐，对促进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彭程万与李建鼎后来成为儿女亲家。

1925年夏，苏芬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这时的苏芬已经26岁了，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一张“国”字脸上五官端正。看上去一身儒雅，气宇轩昂，人人都说他有一副“官相”，必将前途无量。北大毕业后，苏芬将“春圃”改为“邨圃”，“苏邨圃”便成为他的社会用名。

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攻克南昌。这时，苏邨圃来到南昌，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工作。然而南昌政治斗争错综复杂，暴力事件连连发生。次年4月2日，南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捣毁了国民党省党部，并捉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程天放游街示众。苏邨圃远走上海。

不久，由于容共的问题，引起国民党内部分裂。蒋介石以武汉政府受共产党控制为由，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主张清党。武汉政府下令开除蒋的党籍，并计划派兵征伐南京，史称“宁汉分裂”。

宁汉分裂后，苏邨圃因反蒋在上海被捕，其妻李兰湘带着女儿孤苦伶仃地在十里洋场过着流浪一样的生活，母女二人一天就靠一块大饼充饥。不久，苏邨圃出狱回到江西，在清江县（今樟树市）税务部门工作。后调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任职，旋即被选任省党部执行委员兼江西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与何仁豪、薛秋泉并为国民党江西三巨头，红极一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列强入侵之加剧、国内政治之变乱、军阀之混争、濒临之天灾以及经济之动荡似乎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严重失控，这毫无疑问深深刺激了素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神经，‘亡国灭种’的危机逐渐演变成国人普遍的民族情绪。在此情形下，以‘挽救农村’、‘复兴农村’为号召，从而实现‘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度在中华大地勃然兴起。出人意料的是，这场此起彼伏的乡村实（试）验与乡村改造运动竟然贯穿于20世纪漫长的岁月，留下了或浅或深的历史印记。直至新世纪的今天，新农村建设的号角声仍然嘹亮地回响在国人的耳边。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业已成为几代中国人人人能详而又为之困惑的难题！”（见《近百年来中国农村建设考察》，作者游海华，原载于《经济史》2009年第3期）

1929年，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的晏阳初带领数十位大学教授、博士“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举家迁往贫困地区河北定县（今定州市）的翟城村，开始了日后非常出名的农村建设的“定县试验”。他们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房，“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当时的一家报纸指出：“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一次知识分子迁往乡村的运动。”清朝时的科举出身者、大学院长以及许多留洋的博士、硕士不畏艰苦，纷纷离开城里的职位和舒适的家，来到偏僻农村，寻找中国人民古老落后生活方式的复兴途径。

晏阳初的试验激励了一代知识分子。

1931年，北大教授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开展了乡村建设实验，一度成为全国乡村建设的中心。梁漱溟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要改造中国必须针对其“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从乡村着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这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实验后来为世界各国的学者所瞩目，被认为是在引进先进生产力方面建设了不同于西方式都市与乡村格局的历史遗存。

1932年11月，江西省政府组织国内农村改进事业考察团，派遣苏邨圃、王枕心等七人考察了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的乡村建设事业。

1933年7月，考察团成员和有志于乡村建设的同志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召开大会，组织成立了一个社会团体——江西省农村改进社。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任理事长，苏邨圃、王枕心等任常务理事。大会议决江西省农村改进社创办两个实验区，先在安义县万家埠（熊式辉的家乡）设立一个实验区。

1934年1月，根据苏邨圃的建议，确定在湖口走马乡设立另一个实验区，并决定由苏邨圃负责筹备。6月，苏邨圃赴湖口指导党务工作，亲自到各乡村访贫问苦，体察民情。他了解到走马乡人口众多，地域重要，农村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均待改进，因而与当地绅士梅庾芳、苏斗南诸先生商讨，勘定走马乡大仙庙为实验区筹备处。10月，江西农村改进社任命苏邨圃为筹备主任，并选派梅荣汉、刘廷杰、蔡寿元为筹备员。他们筹备三个月，很快将全区调查资料统计测制成区境界图，建筑区办事处、诊疗所及中心小学等项工作一一完成。第二年4月正式成立湖口走马乡实验区办事处，由总社选派苏邨圃为总干事。这对于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的苏邨圃来说可谓专业对口，正是他小试牛刀、大展宏图之时。

湖口县始建于南唐（公元950年），因地处鄱阳湖入长江之口而得名，是“江西水上北大门”，素有“江湖锁钥，三省通衢”之称，北宋文豪苏东坡的《石钟山记》就写于此。

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长期的战争破坏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摧残，江西农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1933年冬，在即将占领江西苏区之际，蒋介石授意全国经济委员会，请派国际联盟的三位专家伯饶尔、郭乐逊和司丹朴赴江西考察农村问题。三位专家考察江西农村后，向蒋介石建议在江西设立十个农村服务区，开展农村教育、农业实验、农村卫生与合作社组织工作。蒋介石采纳了这一建议，指示全国经济委员会具体办理并从棉麦贷款项下拨190万元充作江西农村复兴费用，指定其中50万元为农村合作事业费，20万元作农业院建立费，30余万元设立省卫生处，6万元补助乡村师范，而以35万元作为办理十个农村服务区的费用。（见《赣政十年》P46——《江西之农村服务》（作者张福良），1941年10月编印）

“1934年，国民党为了重建农村社会秩序并复兴农村经济，在江西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一时间江西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江西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很有特色。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研究民国时期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成果，如美国学者查尔斯•海福德的《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等等，研究地域多集中在河北、山东、江苏等省，对此则很少提及，这种研究现状同当时江西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见《论民国时期“政府主导、服务型”乡村改造模式——以民国江西农村服务为中心》，作者万振凡，原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4卷第6期）

走马乡实验区的年总经费约6000元，包括农村改进社每月补助150元、地方教育款产每月200元以及苏邨圃个人捐助的资金，与万家埠实验区的常年经费14000元（后增加到19000元）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

即便如此，走马乡实验区全体工作人员依然兴致盎然，他们因陋就简，积极开展早期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尝试与探索。从1935年初到1938年初，短短三年之中，各项乡村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农村改进事业在江西乃至全国一枝独秀。

苏邨圃在设计走马乡实验事业时提出，要改造江西农村“不是个人的力量可以立成的，全靠政府与民众充分协作，群策群力才能实现”，他主张“以经济为中心，文化为手段，政治为枢纽”来建设农村，所以他的实验区能够脚踏实地从不同方向启发和训练民众。

实验区下设总务部、经济部、文化部、政治部，分别负责处理全区农村改进事项：以厉行合作事业，改进农村生产技术，推广优良品种，调剂农村金融为经济工作中心；以发展儿童教育，扫除成年文盲，训练生产技能，启发民族意识为文化工作中心；以扶植自卫自治，加紧训练组织，建立保健制度，便利农村交通为政治工作中心。实验区还建有学校、医院和农村俱乐部。医院还延聘了医术精湛的助产士周慈度为妇产科医生。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苏邨圃非常注重将文化教育工作渗透到农村改进工作之中。

实验区设有中心小学一所，课程除照部章规定外，每周加授农业“六小事”。对高年级学生采取军事管理，注重礼节及人格训练。

学校附设农民夜校班，男女兼收。学员毕业后可以在实验区留用，从事农村改进事业。

为扫除农村改进事业的一切障碍，实验区加强了青壮年文盲的识字教育，在大屋梅村、蔡村、吴八方村各设农民夜校一所，各校均有青壮年文盲30余人。不仅扫除了部分文盲，且使大多数农民认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并很自觉地努力进行自我教育。

加强师资培训。各保师资多系塾师或普通中学毕业的学生，他们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知识面也很狭窄。所以从1936年7月起，实验区调集各保师资严加训练，授以教育、合作、诊疗、农业、军事等常识，以增进其知识，提高其技能，使广大教师能够适应农村改进工作的需要。

设立学校菜蔬园。由于头年大旱，各村蔬菜干死很多。实验区特在学校附近租赁一片园地作为学校师生劳动基地。这样一来，既可供给本校蔬菜之来源，又可免除市场的高价剥削，还训练了学校师生的劳动技能，使他们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有深切体会，加强了师生的劳动意识。

实验区新式教育的创办和扫盲教育的普遍开展，改变了清末以来湖口县的新式教育局限于县城和重要市镇的布局，逐渐把新式教育的范围扩展到农村基层，并真正开始扎根农村。后来，苏邨圃在实验区又创办了“农业职业学校”，培养青年农业技术人员。

设立简易图书馆。实验区自接收县立民众教育馆图书后，苏邨圃带头为图书室捐书。此外，图书室还订有本省新闻报纸以及平、津、沪等地报刊，实验区图书室方才得以初具规模，该区所有学生及民众均可入图书室自由阅览，实验区文化氛围日渐浓厚。

实验区还抓住一切“可乘之机”，对民众进行文化教育，丰富民众文艺、体育生活。

设立民众茶园。距离该区约半华里地的北侧是湖口县通彭泽县的必经之路，每日往来行人不下数百。该区为便利行人起见，特在此处设立民众茶园，委托附近农民经营小本茶点，以应行人需用。另由实验区备有浅近书报数种，以供行人浏览。

发行定期刊物。每三日发行壁报及每周发行《童年周刊》各一种。《童年周刊》由中小学生自行编辑，每期誊写40份，张贴于各校及通衢大道。壁报由实验区文化部负责，搜集省内外重要新闻及本区各村农事消息，用极简明的语句编写，并誊写30份，分发各村张贴，以引起农民读书阅报的兴趣，增广他们的见闻。民众文化水准得到不断提高。

组织民众同乐会。该区借新年元旦的机会召集附近各村民众组织了一个同乐会，同乐会有象棋、围棋、海陆空军战斗棋、国术的博弈和乒乓球赛，还有话剧、新剧、京剧演唱等多项娱乐活动。

举办敬老会。召集该区60岁以上的老人成立敬老会，每半年举办茶话会一次，互相欢谈，或讲本地先贤德行、历史掌故，推崇耆老，使后生修养身心，热爱乡土；或介绍健全体魄与延年益寿方面的生活常识，使父老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举行儿童健康比赛。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少年强则中国强。而村民对于儿童不是流于疏忽，就是过于溺爱。苏邨圃为加强村民对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重视，特于1936年3月及5月先后举行儿童健康比赛会两次。第一次参赛的儿童有67人，第二次竟达113人，均经指导员详加检查，健壮者分别奖以衣物，瘦弱者由医师指导保健的方法，并通知其家长注意。

提倡体育运动。村民虽然体力劳动时间很多，但不知讲究体育锻炼方法，为免除他们不正当的娱乐起见，该区在东隅空地开辟体育场一所，添置了一些简易设备，并指派中心小学教师兼任体育场指导员。每当傍晚，附近村民邀集场中，操练五项十项等运动项目，他们兴致都很高。该区曾于1935年、1936年春秋两季举行运动会共四次，乡民踊跃参加，成绩很好。

解放妇女。全区妇女多为文盲，思想陈腐落后。实验区大力提倡男女平等，不许丈夫辱骂、殴打妻子。同时，督促妇女放足剪发，组织妇女读书会及农民夜校妇女班，已实行放足剪发者多达1610人。

此外实验区还开办农场，发展林园事业、畜牧事业，推进卫生事业。在农村改进工作实践中，实验区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

苏邨圃严格要求农村改进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温、良、恭、俭、让”五字方针。所谓温，即和厚可爱、慈祥可亲；所谓良，即平易近人，入乡随俗；所谓恭，即对人对事，处处敬谨；所谓俭，即奉公守法，廉洁自律；所谓让，即功则归人，过则归己。在工作中“本此温、良、恭、俭、让精神做去”，通过自己艰苦细致的工作，不断拉近同普通农民的距离。

如实验区修建办事处房屋是“就原有庙宇祠堂加以改造利用。即新建房屋，亦以适合农村经济情形为原则。因为恐怕建造大洋房，农民便要把农村实验机关看作衙门，以致农村工作人员不但不能与农民合作，农民且将远而避之了。”（见《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12月28日4版《一年来江西改进农村事业概况》）

苏邨圃非常“注意风气之造成”，力求把改造农村的设计理念通过各种努力变成农民的自觉行动。

又如，由于头年受严重旱灾影响，村民的年节婚丧喜庆等事多无法应付，走马乡实验区便以此为契机，在各村成立改良风俗委员会，劝勉广大村民废除陋习，并启发民众意识，由民众自发酝酿制定《改良风俗公约》，不论富贵贫贱，大家共同遵守：

一、本区受灾奇重，各村民众对于日常生活尚处不足，更无撑持年节以及婚丧喜庆一切普通应酬之能力，特商订本公约。

二、过年时不燃放纸香爆竹，不借词过年实行赌博及类似赌博之娱乐，不玩花灯、龙灯，不吸食鸦片纸烟，并不以此毒物享宾客，不携带果品糖食等物拜年，不以酒食留拜年客。

三、婚嫁时，女家不强索男家聘金、衣服、首饰以及额外礼金，男家的聘金、衣饰、礼物不超过二十元，亦不强索女家妆奁，不演扮有损新人人格及翁姑尊严之恶习惯。

四、丧祭时不停柩择日择地，不延请僧道做法念经，不开堂路祭及无谓铺张。

五、送礼均以现金为限，亲戚不超过一元，家族朋友不超过铜元一百枚。

六、宴客酒席不超过一元。

七、实验区内各村民众均应遵守本公约，否则即为甘愿破坏公约之罪人。

该公约现已公布实行。

成立息争会。实验区自成立以来，便聘请地方公正绅士五人与实验区总务、政治二部各指定的两名职员共九人组织息争会，接受民众纠纷之调解。平均每月调解民事案件40余件，刑事案件22件，内中以婚姻纠纷为最多，债务次之。

苏邨圃说：“三年以还，民众从无讼案发生，如有纠纷，经本区息争会调解即风平浪静，和好如初。”

若要富，先修路，苏邨圃非常重视发展农村交通。他商请区设计委员会委员杨泅冰先生赞助500银元，招收工人修筑该区至湖口县城的主干道30华里，沿途修建大小桥梁十余座。

修筑公路期间，苏邨圃常常与筑路工人一起吃在工地，住在工棚。天下大雨，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他休息一两天，不必事事躬亲。苏邨圃说：“我可不是官老爷，没有什么特殊化哦。只要工地还有人施工，我就不能歇着。”他披雨衣，穿雨靴，拄着木棍，跋山涉水，一步一滑，亲临督战。他常常批评那些享乐的改造运动者：“自己不做事专叫别人去吃苦，自己住的是洋房，吃的是大菜，过惯了舒适的生活，并不能够了解农民疾苦。”

当看到山区新修的公路竣工了，苏邨圃高兴得如同过节似的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参加公路通车典礼。

新修县道“可走人力车”，“行人莫不称便”。1935年2月，国民政府中央各机关江西农村考察团参观走马乡实验区时，走的就是这条大路。

1936年12月，新建实验区各村村道、整理村容又列入实验区办事处的工作日程。由于实验区办事处的设立及其办公房屋（包括中心小学房屋）的修建，使得走马乡开始形成自己的行政中心。附近商民都想乘此新建事业发展之际，在办事处附近的荒地上投资建房，经营小本贸易，他们纷纷要求实验区规划建筑地点并统筹安排经营业务。办事处则顺应民心，成立新市管理处，着手规划建设走马乡集市，并制定了管理制度。

从全国的情况看，当年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大致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梁漱溟倡导的“乡村建设模式”，由乡村士绅阶层主导，采取在乡村社会确立新儒学的办法来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嫁接，以建立起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二是晏阳初倡导的“平民教育模式”，以受过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爱国知识分子阶层为主导，采取平民教育的方式，实现乡村民众的科学化和知识化，从而推动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三是江西的“农村服务模式”，由政府主导，采取由下而上的方式，用行政组织和服务精神来促进乡村建设。

江西湖口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尤具特色，一时间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莅临参观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中外记者。当时各界认为湖口走马乡实验区比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所推行的平教实验事业和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所提倡的乡村师范教育要实在得多。很多大记者纷纷撰文发表在全国各有关大报，《湖口县走马乡农村改进实验区工作计划草案》（作者：蔡寿元）、《走马乡实验区成立各村改进社》、《农村考察团参观湖口走马乡纪实》（作者：杨劲草）、《走马乡实验区整理村道村容》、《走马乡推行卫生工作之经过与感想》（作者：倪国乔）、《走马乡实验区劝导放足》、《江西农村改进社走马乡实验区工作报告》、《湖口走马乡实行改良风俗公约民众遵守颇著成效》……

苏邨圃致力于农村改进事业，旨在把贫穷的旧江西建成一个富饶的新江西，他注重实干，不尚空谈，淡泊名利，从不炫耀自己。但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苏邨圃的改进农村业绩及由此赢得的声望，使他无意中在农村改进事业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和中央政府的瞩目。中央要员林森、张治中、刘峙、林虎、陈立夫、徐恩曾等先后来实验区视察，并向全国推广经验，各省慕名前来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

苏邨圃亲自撰文《一年来江西改进农村事业概况》、《改进农村的重要和走马乡之概况》、《两年来之湖口走马乡实验区工作概况》于1934年12月、1935年2月、3月、1937年5月先后刊登在《江西民国日报》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的《乡村建设》第6卷第16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1935年2月20日，元宵刚过，天气寒冷，雨雪交加。南京中央各机关组织的“江西农村考察团”即日赴湖口实验区视察，他们已由南京乘江华轮溯江而上向九江驶来。考察团在南京动身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发电报给苏邨圃，嘱他做好考察团的考察日程安排和接待工作。苏邨圃接到电报后，第二天早上雇了一叶扁舟，偕秘书杨镜澄由湖口逆水行舟，目的是想在九江雇一艘小火轮，等到考察团到达九江时再乘火轮转湖口。然而天公不作美，这天狂风骤雨，长江白浪滔天，苏邨圃为了将接待任务圆满完成，不顾危险嘱船夫扬帆破浪，不料船至危峰岭时再也无力上冲，一个巨浪将船打翻，苏邨圃等人随浪漂流。好在一条渔船疾驰而来，将落水人一网打起，然后置于岸边。岸上荒无人烟，放眼望去，只是一片无垠的沙洲，苏邨圃身上穿的皮袍浸透了水，风雨愈来愈大，寒冷难耐。万般无奈之际，前方远远地走来一人，那人身穿蓝色竹布裤，短棉袄，右手打了一把大伞，左腋下还夹了一把大雨伞，年纪40左右，面颊丰满。他走到苏邨圃跟前看了看，随手扔下一把雨伞，并朝背后指了指，便继续前行。苏邨圃、杨镜澄互相搀扶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茫茫沙洲上走了约莫半里路，发现前面有一间茅蓬，里面有两个农民在烧茅草取暖，他们看见来人一副狼狈形象，便拿出两套农家穿的短棉袄和其它衣服给苏邨圃、杨镜澄换，并煮了稀饭给他们喝。风雨渐渐停止，苏邨圃、杨镜澄在农民兄弟的带领下步行到九江，守城的士兵看到苏邨圃、杨镜澄的装束觉得很奇怪，不准他俩进城，后经苏邨圃说明身份和任务以及落水的情形，守兵才立正敬礼，并帮苏邨圃雇黄包车坐到花园饭店休息。当晚九时，江华轮抵达九江，苏邨圃赶到招商局码头欢迎中央考察团，并与该团总代表张其予先生商洽关于赴湖口考察的安排。

22日上午6时30分，考察团乘汽车到江边，登小火轮赴湖口考察。途中他们得知苏邨圃头天上午翻船落水，个个都深表歉意。事后，刊登在《大公报》上的考察报告文中还穿插了一段苏邨圃落水长江事件的描述。

中午，考察团在海军花园欢宴，该团总代表张其予先生训话：“同人到湖口考察，时间非常经济，个别咨询当地党政军概况，恐怕事实上不免有点遗漏，为免除这种缺憾起见，特请王县长向整个考察团作一个集合式之介绍”云云。王县长于考察团掌声中起立致词，将关于该县保甲筑路、军事、财政、教育、地方情形作了比较全面的报告，后因时间很紧张，考察团尚需前往走马乡实验区考察，党军两方的报告便以书面材料的形式分发给各考察团成员审阅。

实验区距县城有18华里的路程，虽然新近修筑了马路，但因雨水季节道路泥滑，县政府与实验区已先预备好了马驴30匹，集中在县城东门出发。考察团一路浩浩荡荡，路边的村庄都粉刷一新，并书写了一些标语，沿途民众荷枪而立，雄气赳赳。

考察团到达实验区时已是下午3时，实验区各部门讲解员带着大家到实验区的学校保健所、合作社、民众同乐会、标准家庭、渔场、体育场等地参观，参观团十分满意。

接着该区欢迎群众一千余人集合在体育场，中央考察团总代表张其予在欢迎大会上讲话：“我们到湖口来考察农村，蒙各位这样热烈欢迎，我们很抱愧的，我们这一次考察结果一定回去向政府报告，你们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贡献一点……”群众欢迎大会结束时太阳已经偏西。晚宴会上，实验区总干事苏邨圃作了《改进农村的重要和走马乡之概况》的工作汇报。晚宴后，各团员骑马返回湖口县城，这时已经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晚上8点时分，北风呼啸。考察团分批走上轮船，湖口各机关人员伫立码头，挥帽欢送，直至小轮船升火起驶才各自回家。苏邨圃、杨镜澄则随团上轮船将考察团送到九江。

走马乡实验区三年的大胆探索和尝试不仅当年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就是对于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有积极的借鉴价值。“政府主导、服务型”乡村改造模式尽管在江西实施的时间不长，但却给江西农村社会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江西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建设。

苏邨圃常常教育实验区工作人员，农村改进工作要因地制宜，脚踏实地，并指出当时全国有些地方农村建设事业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浮动，即一切工作不务实在，浮而不实，工作还没有作好，而报告比申报年鉴还要厚。

第二乱动，即动得不得当，譬如看见人家开一个农作物或其他展览会不管需要不需要，也来开一个展览会；农村里本来到处是公园，是运动场，偏偏要在农村里另外开辟公园、运动场。动得不得常，农民不但得不到益处，反要受害。

第三呆动，一切的事业都抄袭别人原定的计划去做，不求合乎各地农村情形。

苏邨圃说：“运用政治力量去做改进农村的运动，把农村里面建筑得有公园、运动场所等等。各村可以走汽车，表面上好像是十足的物质文明的农村，其实骨子里农民并不知其所以然，并且感觉得痛苦。”（见《江西民国日报》1935年2月28日3版《改进农村的重要和走马乡之概况》）“苏邨圃曾严厉批评国内某些农村改进运动‘一味地蛮干，不顾农村的实际情形及农民的痛苦，农村即可勉强改进，也是得不偿失’。这些成功的实践经验和真知灼见都是当前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应该认真学习和继承的。”（见《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早期农村现代化的尝试与起步——民国江西走马乡实验区研究》）

“20世纪30年代，江西农村改进社的乡村工作者按照其乡村建设理念，在湖口县走马乡进行了农村教育、农业改良、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等多项农村改进工作的尝试，创立了多项农村现代化新体制。走马乡实验区的乡村建设是早期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尝试与起步，其农村改进实践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须总结的教训，这些经验与教训对当前中国农村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不仅再次证明民国乡村工作者抓住了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关键，而且证明了民国乡村工作者所开辟的自下而上道路的前瞻性……”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由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游海华、黄婕撰写的《早期农村现代化的尝试与起步——民国江西走马乡实验区研究》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大胆的探讨。

“农村服务事业将国民党政府主持的民政、教育、卫生、农业、合作等引入农村，使政治与服务打成一片，使农村出现了‘很有生气的征兆’，因此农民与政府、地主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的程度上得以缓和。在农村服务运动中，服务区都建立了各种农民组织，如村务改进会、青年励志团、妇女会、农艺团、农产会等等，基本上把各阶层的农民都组织起来。在此基础上，服务区又开展了整治地方治安，维护地方利益，改良农村社会风俗等工作，如实行禁烟、禁赌、提倡集团结婚、破除迷信等等。特别是‘在息讼、拒毒、风俗改良、村容整理方面，尤为著有成效’。这就使农村社会得到了一定整合和动员，提高了乡村社会的自治能力，为国民党在江西的抗战积累了一些民众基础。”（见《论民国时期“政府主导、服务型”乡村改造模式——以民国江西农村服务为中心》，作者万振凡，原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4卷第6期）

“1934年底，赣闽边区国共大规模争战的尘埃徐徐落定。如何尽快恢复因战乱而几近崩溃的‘收复区’农村经济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1935年初，赣闽两省政府（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先后派员分赴边区各县成立办事处，用‘快干手段’、‘组社贷款’和‘恢复春耕’构建了以利用合作预备社为基干的现代农村金融网络，政府的‘扶农’资金因此得以迅速而有效地‘下乡’；当年底，江西第八行政区（原中央苏区中心瑞金、兴国等七县）30万户居民中的约15万农户获得农业、农仓和特种救济贷款共约70万元。正是由于执政政府指导农民创办农村合作的‘主动’，从而使得农村合作在边区‘战后救灾’这一特殊环境和历史时段中能够充分发挥它的金融‘下乡’与资本扶助功能，并启动与刺激了赣闽边区农村经济的复苏进程。”（见《农村合作与金融“下乡”——1934～1937年赣闽边区农村经济复苏考察》，作者游海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原载于《近代史研究》2008年1期）

1935年，国民党全面占领苏区（赣闽边区）。由于多年国共军队作战，赣闽边区的农村社会经济几近崩溃，国民政府为了尽快恢复秩序，根绝赤化威胁，采取了开展清乡、编查保甲、整训民团、土地处理、移民并村和合作赈济等多项救助和复兴措施。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辉认为“今后之重心，自应由剿匪而移于建设”，并将1935年定为“江西建设年”。

苏邨圃被抽调到赣南地区紧锣密鼓地着手农村调查摸底和“灾”后重建工作：

一、维持春耕。查各县荒芜的田地，几占全面积四分之一强。而劫后农村又一无所有，如耕牛、农具、种子，一般的均形缺乏。又恐分得之田被业主收回，更存不敢下种的心理，所以大半束手坐视，听其荒芜。为挽救这一个严重的危局，即普遍的发起“春耕运动”，并提出要“安定农村，必须人有田耕，要繁荣农村，必须田有人耕”的有力中心口号，从事广泛的宣传到观望不前的农民耳里去。一面便督饬各县政府暨保甲长，本行营原定的处理土地的原则，分配耕佃，使农民知道我政府宽大的法令，有钱可借，有田可耕。一面集中力量于组社贷款的工作，借给农民购农具，买种子的生产资本。并剀切晓谕，使其安心生业。现在，除匪陷时已荒芜的田地，因人力缺乏，一时无法复垦外，其余农民均呼牛叱犊开始耕作了。

二、组社贷款。组社贷款的工作是本江西省政府清剿善后方案“普遍组社，普遍贷款”的规定。以农村皆社，农户皆社员为目的，关于七县贷款的数目，以按照各县人口的多寡与耕地面积的广狭而定。计宁都十万元，兴国、于都、会昌三县各八万元，瑞金县九万元，石城县五万元，广昌县二万元。七县合计五十万元。在春耕期内，先行放出贷款三十万元，其余二十万元留待秋收时办理粮食储押之用。

三、恢复特产。查各县农村特产的生产量本极丰富，在未遭匪乱以前，每年米谷出境至三十万石以上。其他如夏布、烟叶、白糖、纸张等项出产亦颇著名。江西通志载宁都有：“无不辑麻之家”语，从前夏布出产的繁盛情形可想而知。烟叶出产年值百五十万元，年产毛边纸、粗纸等总值达百万元……此种产业衰落，影响农村经济者至深且巨。所以努力恢复是项特产，以复兴农村。已先后恢复各县造纸业十二厂，现在估计每年亦可达产品三十万元左右。计恢复失业工人五千余人，惟尚不及是项手工业全数五分之二，现正在努力进行中。（见《江西匪区农村之复兴问题》，作者苏邨圃，原载于《中国经济》第3卷第8期，1935年8月1日，中国经济研究会出版）

由于各种措施到位，战后赣闽边区社会经济开始呈恢复性成长，1935年～1936年，赣南连续两年农业生产丰收，榨糖、烧瓷、织布等行业比起国共内战时均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木材出口、钨矿出口极为旺盛。

也正是这些措施，使得后来抗战期间赣闽边区成为我国东南抗战的大后方，对东南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当苏邨圃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呼吁全国军民“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抗战到底。

抗日战争爆发后，走马乡实验区的所有工作也转移到大力支援前方将士抗日救亡的劳军活动之中。

实验区中心小学组织了歌咏宣传队，每到晚上，抗日歌声嘹亮，口号声此起彼伏。白天，他们列队上街高唱抗日歌曲，一边唱，一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向民众揭露日军的暴行，使他们认识到中华民族已被逼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增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和深刻的危机感。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壮大，激发了湖口人民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仇恨。

实验区所有工作人员带头捐款，很多百姓也全身心地投入到支援前线的工作中，就连小学生也没有闲着，他们热心爱国，将自己的零花钱几分几角地捐出来，并每人誊写慰问信一封，由专人送往前线，分发给浴血奋战的将士，鼓励他们保家卫国，英勇杀敌。

时至今日，在早已发黄破旧的《江西民国日报》（1936年12月16日6版）还依稀可见70年前实验区中心小学那些字迹斑驳的捐款劳军的学生名单（名单中的“□”为字迹斑驳无法辨认的字）：

蔡林茂五角李绍岗二角沈□季二角余复□二角

魏鸣翘二角□汝干二角何先民二角吴后元一角

方文声三角杨道南三角王挽中五角梅煊一角

梅士高一角张宗良一角黄中枢二角梅国珍二角

沈日初一角董□宣一角梅新日一角沈润堂二角

周□二角刘胜禹一角查希一角李瑞芝一角

王点一角刘镕五分沈琴堂二角刘智修一角

梅丁赐五分□元之五分吴家瑞五分吴福莲五分

这项捐款和慰问活动大大地激发了前方将士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以及少年儿童的爱国热情。

“此次倭寇进攻彭、湖，走马乡实验区亦被侵陷，记者以该区实验工作年来颇著成效，失陷后损失必大，爰晋谒省党部特派员兼该区总干事苏邨圃先生，扣以详情，据谈走马乡距离湖口县城20里，数月以来，本区民众协助驻军构筑工事，并代驻军诊治疾病，代办给养。当倭寇压境时，本区民众协助驻军与敌激战，倭寇因此受创不小。”（见《走马乡实验区迁光泽》，原载于《江西民国日报》1938年7月14日3版）

在湖口抗日前沿阵地，前面有无畏的子弟兵，后面有不屈的老百姓，军民团结勇敢杀敌。在那烽火连天、血雨腥风的抗战年代里，演绎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抗日英勇事迹。

1938年6月14日，日寇出动舰艇20余艘向江西九江彭泽县马当镇进犯。

22日，日寇与国民党驻马当守军发生激战，日寇采取了陆海空立体战术，尤其是空中攻势锐不可当。

26日早晨，日军在马当登陆，并严重违犯国际公法向前沿阵地施放瓦斯毒气。中国守备部队牺牲惨重，中午，马当失守。

27日，国民政府电令十九集团军收复马当要塞及香山阵地。于是，第十六军、第四十九军等各部向香山日寇发起攻击，28日拂晓收复香山。此后，敌我双方进退20多次，相持10日之久，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时间上拖延了日寇对武汉的包围。

29日晨，日军终于打开了马当封锁线，继而在马当、香口以全力向彭泽进攻。继而，日寇在进攻湖口时又故伎重演，变本加厉，他们不费一枪一弹，大量施放毒气，中国守军成片倒下，顷刻间尸横遍野。

7月1日，陷入战区的走马乡实验区机关迁往福建省光泽县，实验区主办的农业职业学校也在黎川、光泽招生续办。苏邨圃的妻子李兰湘带着二男三女（苏映虹、苏映苍，三女：苏映霞、苏映莲、苏映雪）随同实验区流亡到光泽避难。

7月4日，湖口被日军占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进工作被迫停止，数年来农村改进成绩毁于一旦。实验区兴建的办事处、学校、农场等均被日寇飞机炸成废墟。只有那三千多株水蜜桃被日军吃了好几年。

湖口县是江西沦陷较早的地区，其乡村建设工作由于日寇入侵而葬送，但在有限的三年中，苏邨圃尝试了不少乡村改进工作，促进了湖口县早期农村现代化的步伐。

如今，苏邨圃在湖口的乡村建设实验遗迹虽已无处可寻，但走马乡（今分为马影镇、张青乡）耄耋老人对70年前那红红火火的农村改进事业仍然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第三章

创办扶中

苏邨圃非常热爱教育事业。早在1934年，他在湖口农村改进工作过程中就深感人才的重要，而培养人才必须创办学校。

1941年2月，苏邨圃从抚州回到贵溪，在信江南岸三峰山下象山祠（象山书院遗址）创建了“江西省私立扶风中学”。苏邨圃兼校长，洪道平任校务主任。“扶风”取苏邨圃书房自拟对联“扶持正气，风化群伦”之意。苏邨圃还为扶风中学校歌作词，并请我国著名音乐家、《中华民国国歌》作曲者程懋筠（江西新建人，省教育厅厅长程时煃的侄子。当时，程懋筠已经谱写了很多以抗战爱国救亡为题材的《全民抗战歌》、《救国是我们大家的事》、《九一八》、《国民精神总动员》、《再牺牲！再前进！》等歌曲，在全国享有盛誉）为校歌谱曲。

1942年6月，农历五月初三，日寇入侵贵溪。其时，苏邨圃在抚州主持战时工作。因此，将扶风中学迁往抚州。

1943年初，为了办学方便，苏邨圃又将学校迁回家乡。然而贵溪县城惨遭日寇涂炭，已成一片废墟，学校改设山区塘湾古镇下庙。由于战乱辗转迁徙，学校财产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师资力量不足，一时难以复课。

当时贵溪只有省参议长彭程万与张石樵于1938年9月创办于塘湾理源书院旧址的贵溪私立象山中学没有遭到日寇破坏，师资力量也较强。另一所贵溪县立中学是贵溪县长廖上璠与国立十三中学校长李昆宏会同地方士绅于1941年筹建，校址在鲇鱼桥杨家祠堂，廖上璠兼校长，杨劲秋为教导负责人，1942年3月正式上课。同年6月日寇入侵，校舍被焚，部分师生逃到塘湾。第二年春准备续办，然而筹备无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集中力量办学，尽快复课，苏邨圃与县长张若成、教育科长苏醒及县立中学负责人杨劲秋协商，将江西省私立扶风中学与贵溪县立中学合二为一，改名为“贵溪县立扶风中学”。1943年4月正式合并，校址设在塘湾下庙，苏邨圃兼校长，杨劲秋任副校长并主持学校全面工作。当时没有“班”的编制，只有“组”的分设，甲组学生有祝繁春、王助拱等20来人，乙组学生有李惠衡等30来人。下半年，学校在塘湾龚十伦祠（龚家十房祠堂）开办简易师范科，报考学生近百人，前49名录取为师范生（正取45名，备取4名，实际入学注册44名），编为一个“班”；后40余名录取为初中生，援旧例编为“丙组”；次年春，初中部招了一批春季生，编为“丁组”。1944年秋，初中部招收一年级新生一个班，同时将以前四个“组”改成“班”，简师科也招收了一年级新生一个“班”40余人。至此，学校有五个初中班，两个简易师范班。

1943年冬，苏邨圃受命回贵溪处理“溪南事变”（1942年6月，日寇入侵贵溪，贵溪县政府机关迁塘湾，县长廖上璠因故仓皇出逃至南乡西排，保安十六团团长汪怀仁此前因夺私盐与廖上璠决裂，于是以廖上璠不抗日而将他捉拿），顺道来扶风中学看望师生，指导工作。

苏邨圃用人注重德才兼备，至于他人脾气性格之小节从不以个人好恶为标准。据当年扶风中学的学生姚建先生（退休于贵溪教育局）回忆：当年扶风中学有位来自浙江的林任望（字雪禅）老师，50几岁了，他任教英语和历史，教学水平很高，深得学生爱戴。但林老师见到政府官员却很是恃才傲物，大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慷慨激昂。当副校长杨劲秋陪同苏邨圃走近林老师的课堂时，林老师却以“刘伶放达，裸形坐屋中，客有问之者，答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的典故导入新课。堂堂省党部执行委员、扶风中学校长苏邨圃在大庭广众之中受此奚落却泰然处之，心平气和。

然而，更有甚者。中午，师生去食堂打饭时，林老师看到学校食堂备有一桌薄宴，他竟一屁股坐了下来，风卷残云。待到副校长杨劲秋引着苏邨圃赴宴时，餐桌已是残羹剩饭、一片狼藉，而林任望仍然旁若无人，狼吞虎咽，杨劲秋非常尴尬。事后，苏邨圃只是随便问了问杨劲秋关于林任望老师的教学水平和人品，并无责怪之词，苏邨圃说：“俗话说‘家有三担粮，不做孩子王’，林老师一个外乡人在这战乱年代拖家带口地流落到这里，真不容易，我们应该多接近他，关照他。至于他的怪异性格，那是做人的小节，别跟他计较。”

这时谁也不知道林任望的来头。此人20岁便投笔从戎，参加了辛亥革命光复上海的战斗。1939年夏，他在浙江省玉环县第一所中学——楚门私立东方中学任首任校长，他聘用的教师中有好几个是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后因受“一一•九”传单事件（1939年11月9日，中共地下组织在该校印传单散发玉环县城）牵连，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省保安处认定东方中学是“赤色分子”的活动基地，命令玉环县政府对其进行查封。林任望被迫辞去校长职务，愤然离开楚门，来到江西。他带着年轻的妻子和幼儿（名“双雪”）先到弋阳县，在圭峰中学任教，颇受县长张抡元的尊重。几年后，林任望又辗转来到贵溪县塘湾古镇，在扶风中学任教。扶风中学与象山中学合并为贵溪县立中学后，他仍然留校任教，直到1949年才离开贵溪。

林任望后成为我国翻译家，翻译了《托尔斯泰的信仰》、《未来世界大战》和《女伟人的故事》等。

正因为苏邨圃的宽厚与宽容，给扶风中学带来了宽松、民主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教职员工大都能安心工作，敬业爱岗，乐于奉献，教学质量与当时的私立象山中学不相上下。然而，后因副校长杨劲秋与校务主任洪道平不和，彼此关系闹得很僵，致使学校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

一次，一个姓龚的学生家长请全校教职员工到他家里赴宴。席间，洪道平拍了拍杨劲秋的肩膀，杨劲秋当晚便感到肩部不适，第二天请郎中看，说是被人点了穴。杨劲秋将此事报告了苏邨圃，苏邨圃对点穴之事将信将疑，只好劝杨劲秋“家丑不可外扬”，此事不了了之。不久，洪道平离开了学校，部分师生对此议论纷纷。此后杨劲秋预感到学校一定会出什么事，因此每逢因公赴县，都要再三交代继任校务主任刘廷杰负责学校全面工作。一次，因为学校伙食很差，学生怀疑校方贪污了他们的伙食费，并嚷着说学校食堂的泔水和剩菜剩饭都让杨校长家的猪吃了，其中肯定还有其它猫腻。学生王助拱带头闹事，一伙人冲到杨劲秋家，把他家的猪拖到学校操场宰杀，煮了一大锅每人一碗，见者有份。然后又把一些课桌、板凳堆在操场上要烧，后被人劝阻。

杨劲秋为此大伤脑筋。当年苏邨圃的六弟苏醒任贵溪县教育科科长，而带头闹事的学生王助拱是苏醒夫人周慈渡的干爹王典（又名秩五）的儿子。因此，杨劲秋一直认为是苏醒拆他的台。1944年6月，杨劲秋离开了扶风中学另谋高就（1945年12月竞选为贵溪县副参议长），李树声（北京大学毕业）接位。

李树声接任后，极力整顿、改革，校风、学风大有改观，教学质量不断攀升，赢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一致的好评，继而李树声任代校长。同年秋，该校修建原象山祠校舍，设立分校，由曾国华主持分校全面工作。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战争时期，扶风中学许多学生投笔从戎，保家卫国。

1944年，日军入侵贵州，威胁重庆，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参军入伍。蒋介石在江西省横峰县莲荷村成立青年军编练总监东南分部，以黄维（贵溪人，国民党高级将领）兼任主任。

2月，县党部四处张贴国民党中央军政部通知，号召社会青年和在校学生参军抗日。

县党部书记长苏醒带着三青团贵溪分团书记汪幼书两次前往塘湾扶风中学、象山中学分别召集学生大会号召青年学生应征入伍。两校共31人与社会青年计60余人应征在鹰潭集合，然后到横峰莲荷远征军训练团集训三个月，准备奔赴缅甸配合美、英盟军对日作战。

1945年元月，国民党组建青年军。为积极响应国民党中央“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抗日号召，苏醒等人再赴塘湾发动扶风中学和象山中学青年学生投笔从戎，抗日救亡。贵溪县党部常务监察刘廷杰和苏醒的亲戚王秩五带头鼓励和支持自己的儿子（扶风中学学生）刘智修、王助拱在学校做个榜样，踊跃报名，接着报名者络绎不绝。两校学生当场应征111人，不日于县党部招待站集中，县政府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与会县领导还与大家一起合影、聚餐。农历腊月廿八，由苏醒、汪幼书、苏国鑫和国民党兵团副团长王笑予带着21军工兵营一个班的士兵冒着60年来罕见的大雪将新兵护送到上饶第三战区入营，大年三十才到达上饶。顿时，上饶沿街鞭炮齐鸣，隆重迎接新兵入伍。

8月，日寇投降。彭程万、苏芬专程回贵溪视察。为振兴家乡教育事业，加强学校工作的统一管理，彭、苏二人召集有关人员商议，将贵溪县立扶风中学与贵溪私立象山中学合并，恢复“贵溪县立中学”名称。同年10月15日，两校正式合并，张石樵任校长，李树声任副校长。总校仍在塘湾理源书院旧址，分校在三峰山下象山祠。开设高中一、二年级各一个班，三年级转鄱阳就读，初中五个班，简易师范两个班，学生400余人。

1946年总校迁出，在象山祠集中办学，增设高三年级一个班，成为贵溪第一所完全中学，这就是现在贵溪一中的前身。第二年送出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八人，人们戏称“八仙过海”。

扶风中学从创建到大合并，虽仅历时四年零八个月，但在那战火纷飞，人们流离失所的苦难岁月却也历尽艰辛，饱经沧桑，为贵溪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贵溪人民心中留有深刻印象。

第四章

宦海浮沉

上世纪30年代初，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知识界普遍关注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用傅斯年的话语来表达，即是“中国现在要有政府”；用胡适的话语来表达，即是“中国现在政治没有有力而稳定的重心”。而这时的蒋介石其权力已经不受监督，形成了一个个人独裁的体制，导致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接连不断地互相厮杀。

1930年，汪精卫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共同反蒋。1931年2月，国民党重要领导人、立法院长胡汉民仅因在约法问题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就被蒋氏软禁在南京。以此为契机，一批国民党领袖和两广军人于同年5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严厉谴责蒋氏“迷信武力”与“个人独裁”。同一年竟然有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召开！

胡适终其一生不赞成阶级斗争理论，不赞成暴力。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宣传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讲宽容，讲人权，说民主是人类在政治上最进步的方式。胡适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是造成一种文治的势力”。国民党内“文治”老派革命者与“武人”军功势力的政治斗争在北伐后完全浮出水面。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国民党三大巨头当以谁为“统一政府”的中心？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心目中，汪精卫的呼声最高。

苏邨圃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感叹于中国人民“寄宿在武人淫威之下”就反对武人统治天下。他在《革命战线》（1930年6月25日出版，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刊行）上撰文《论和平运动与党务纠纷》，极力拥汪反蒋，指责“蒋介石抛弃了本党的主义与政纲，破坏了本党的组织与纪律，召集伪三全大会，形成独裁政治”、“把党的革命性抛弃了，把党的民主性丢开了，而形成一个高而无上杀人不眨眼的独裁政治！”并诅咒“蒋介石以及他所代表的军阀、官僚、豪绅、买办统统快进他们的坟墓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各方面势力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尽可能维持国家的统一稳定。战争时期权力需要相对集中，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介石、汪精卫再次合作。苏邨圃在南昌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

1939年，江西省党部第七区（临川）特派员苏邨圃兼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战地工作团少将主任，驻抚河前线，团部设在江西临川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当时敌机天天前来骚扰，敌机由南昌起飞，每日上午10时和下午3时准来轰炸团部，但每次轰炸，不过一架笨重的轰炸机，放下一两枚炸弹，扫射几分钟就返回南昌，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双十节”那天却同时飞来三架敌机，投下14枚炸弹。那天苏邨圃与军长刘多荃恰巧外出赴南城麻姑山出席顾祝同召集的军事会议，政治部政工上校大队长李飞雄当天率领100多工作人员赶往东乡县执行任务。当晚日军广播：“我机三架炸毁临川行营党军办事处，主任苏邨圃、军长刘多荃等均已炸毙”，此时，尚在麻姑山的苏邨圃与上官云相、刘多荃聊天中收听到广播不禁哈哈大笑，大家都说日本鬼子真是活见鬼。苏邨圃、刘多荃、李飞雄都是“双十节”天方破晓时出发的，次日返回临川，看到行营一片残垣断壁。委员长住的大厅炸歪了，花园里大树炸倒数十株，苏邨圃天天避敌机的大树底下的地下室也炸中了，其卧室落下一个手榴弹，炸毀了床铺，三个留守职员吓得神经错乱。看样子日本鬼子这次是下定了置苏邨圃、刘多荃于死地的决心了，只是百密一疏，没有算计到“双十”节这天他们会有任务而早早外出。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1940年春，苏邨圃奉命赴重庆参加中央训练团受训两个月。

4月初，苏邨圃返回临川，各界开会欢迎，请苏邨圃报告受训精神。那天是星期一，欢迎会与各界联合纪念周一并在团部举行，到场一千多人。苏邨圃正在精神振奋地报告“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时，一架敌机侦查上空，绕会场三圈而去，会场一片惊慌，大家正要夺门而出，一贯办事沉老练稳的苏邨圃立即大声制止。不一会儿敌机又来了，低飞三圈，未见人影，便飞返南昌基地，没有再来。当时，如果大家四散奔逃，定会被敌机发现目标而惨遭轰炸和扫射，那将尸橫遍野，后果不堪设想！

苏邨圃从学生时代就养成了天天写日记的好习惯，从重庆回江西后，他将在重庆两个月写的日记整理成册，取名为《入川日记》予以发行，以便读者认真学习、领会重庆受训精神，坚定抗日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入川日记》引起了广大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时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的程时煃（江西新建人）为苏邨圃的《入川日记》作序（原载于《江西地方教育》1940年8月1日第18990期合刊）：

作日记有两种益处：遇事检讨，自我批评，是“困知勉行”功夫，按日记载，有恒不断，是“自强不息”精神；所以在学问上、修养上都有极大的帮助。宋明以来，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多数都有日记，而且往往一生事业和学问的成功都靠他。顾亭林自称日知录“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会涤生为学做人一生行事俱见于求□□日记，便是实例。总裁的日记使张、杨诚心感服，全国人民益致其崇敬，则更关系国家大局与民族安危。这因为日记是个人的纪程碑同时亦是时代的纪录。人生愈丰富，其日记亦愈充实，事业愈伟大，其日记必更重要。就教育的见地言，则日记又是一种最好的自我教育和训练。

我从前读过苏邨圃先生的日记，觉得他的文学、内容都写得很好，尤其敬佩他的好学精神。这书是他日记的一部分，记入川受训两个月的经过和心得，及山川名胜风俗人情等。作者经过此番训练，我相信必有更大的进步，他的日记亦必能更充实更精彩；所以愿借这篇短序说明日记的重要，并且介绍给读书青年。

程时煃

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

1940年上半年，苏邨圃的发妻李兰湘因避战乱带着五个儿女颠沛流离，日夜操劳，不幸积劳成疾，病逝于福建光泽。停柩“七七”四十九天后，苏邨圃将李兰湘的棺柩运回贵溪安葬，并召开了盛大的追悼会。苏邨圃还请风水先生在贵溪城南三峰山下选了一块穴地（穴地：旧时人们认为穴地葬人后，那家必定会孕育出成就非凡的精英人物，其后世则必然会成为名门望族。但村里其他人家的后代便同时被神灵压制，难以起头。所以，凡这样的地都被所属村庄禁起来，不许人们葬坟）将李兰湘隆重下葬，下葬时，突然雷雨大作，村民都说开穴地惊动了龙脉，感动了天神。

1940年12月，苏邨圃任江西省禁烟检查团第七路团长。

1941年，抚河前线被日军攻破，临川失守，办事处迁入黎川县，县长黎某择定朱德、毛泽东曾经住过的红军总部刘氏宗祠做团部办事处。这个祠堂占地面积很大，后院是一个大花园，朱德、毛泽东住宅內挖筑了一个可容纳约300人的防空洞，直通后院凉亭。办事处职员将朱毛住过的房间分配给苏邨圃做寢室。

这期间，由于条件艰苦，环境恶劣，操劳过度，一贯身体强健的苏邨圃渐渐感到体力不支，乏力、倦怠、打呵欠；头痛，四肢酸痛；食欲不振，腹泻。一天，他全身发抖，面色苍白，口唇发绀，体温高达40℃，原来他患上了疟疾（俗名打摆子）。但苏邨圃一直不顾病痛，与前线士卒同甘共苦，患难与共。

一次，苏邨圃带着随员万伯群等赴资溪县视察，南城县政府派了两名卫兵持枪护送，苏邨圃自己也佩带了勃朗宁手枪一支护身。他们由南城到资溪，其间约有山路90华里，一路层峦起伏，树竹葱茏，中间经过一座极险峻的山，羊肠蜀道，上山七里，下山八里，每隔五里有石亭一座，以便行人休息。亭中有警示标语：“行人至此，小心猛虎”、“每日未时以后切勿过此”。颇有《水浒传》中“三碗不过岗”的恐怖气氛。苏邨圃为了赶路，并未将警示标语放在心上。他们到达山头时恰好下午2时左右，正是未时。苏邨圃和万伯群下轿休息，轿夫刚将纸煤打火吸烟，突然发现前面一只黃牛一样高大的黄斑猛虎款款而来，卫兵惊慌地端起枪就要射击，苏邨圃急忙制止，并叫大家退后数丈，静观其变。好在猛虎并没有朝他们继续走来，而是从石亭右边下山，大家虚惊一场。假如当时开枪而又未中猛虎要害，老虎纵然受伤，定会咆哮反扑，大家也有生命之虞。下午6时，苏邨圃等抵达资溪县城，县长王恩荣早已带着县政府大小官员出城在郊外迎候多时。见面后谈及山中遇虎一事，大家都很吃惊，并说：“怪不得自民国以来，省政府大员来资溪视察者今天算是破天荒第一次。”

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是“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中国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跻身世界“四强”，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对于一个长期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来说绝非小事。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被称为“强国”或者“四强之一”都是名不副实的。受难百年，依旧积贫积弱，专制、腐败令人心痛脸红。尽管如此，这件事仍然不失为中国军民长期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成果之一。

这年3月30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要求国人“事事以民族为本位”，“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苏邨圃很快在国民党江西省党刊《大路》上发表了近两万字的《扶持正气》（上、下篇），从该文发表的时间和文章内容分析，《扶持正气》应该是《中国之命运》的读后感。该文既有点像是史论，又掺杂了一些哲学思想在内。与《中国之命运》一样，文中强调和宣扬的也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德行、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品性等。苏邨圃说：

扶持正气应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我们应该抛弃个人的自由与私欲，捐除畛域成见，真心诚意聚积成为一机体结合的法治国家，人人能遵守法令，便没有违法乱纪的事发生，社会风气也不至于颓败了。

文中最后说：

今日要改造社会风气，必须恢宏固有的民族正气，发扬固有的民族精神，以“尊王贱霸”的手段巩固统一，以“尊王攘夷”的精神消灭敌人，以“国家至上”为目标化除畛域，以“为万民非为一姓”的观念捐除私见，以“循名责实”的作风推行政令，以“明分取予”的态度接物，以“节制私欲”的自觉待人。如此，然后民族的生存有所保障，国家的纲纪得以伸张，人民的生活得以安乐，也就能树立现代国家的基础，使中国跻于国际社会，共负世界永久和平和人类自求解放的责任。

1943年9月，苏邨圃将《大路》月刊改名为《正路》月刊。

1947年，苏邨圃兼任贵溪、金溪、资溪等县党团统一指导员、贵溪县立法委员。

早在1936年5月，国民政府出台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选举法》，嗣后举国竞选国大代表，旨在民主通过宪法。当时分配给江西省十个名额，由于苏邨圃农村改进工作享誉全国，政绩突出，得到中央有关领导一致好评，汪精卫指示熊式辉：“江西苏邨圃必须出选”（这是国民党的一种传统做法，自国民党“一大”会议以来，各省都有少数几个代表名额由中央主要领导指名钦定）。后由于局势有变，国大延期。直到抗战胜利后，才于1946年11月在南京召开国大。

1946年，苏邨圃与王枕心、余文华等18人当选为江西区域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赴南京参加为期一个月（1946年11月15日～12月15日）的会议，这次大会的重要任务是制定宪法，故称“制宪国大”。

1947年3月颁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开始部署全国范围的国大代表选举。11月，贵溪籍的苏邨圃、汪焦桐（南京中央党部总干事，贵溪人）、桂永清（南京中央教导总队长，贵溪人）同时当选为国大代表，苏邨圃踌躇满志积极准备竞选立法委员。

同年，国民党成立中央戡乱委员会，苏邨圃任中央戡乱委员会委员。为了便于工作，中央在国民党中央大学对面的成贤街5号安排了一套公寓给苏邨圃。当年，江西省民政厅厅长王次莆公差南京，曾下榻在苏邨圃南京寓所的客厅里。

“制宪国大”之后，国民党政府紧接着又筹备召开下一次“国民大会”，重要任务是依照《宪法》选举总统、副总统，故称“行宪国大”。

1948年3月底，苏邨圃、李飞雄（1948年，中华民国行宪国大松江省（位于今黑龙江省南部，省会牡丹江，1954年并入黑龙江省）、江西省、甘肃省妇女届八名国大代表之一）夫妇由南昌赶往南京参加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

3月29日，大会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召开。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

4月19日，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而副总统的角逐却是一波三折，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斗争，大会经过四次投票，最后于4月29日选出李宗仁为副总统。

为了争取选票，在副总统的选举过程中候选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从4月20日起，李宗仁、孙科分别包下南京的安乐酒家、龙门酒家，大宴各省国大代表，凡戴“国大”徽章的人，不论早、午、晚饭一律免费招待，西餐、中餐可以任意挑选。国大代表一时身价百倍，空前荣耀。

在第一轮投票孙科落于李宗仁之后的情况下，蒋介石很快意识到孙科可能不是李宗仁的对手，于是招来陈立夫，当面指示他将可以控制的“国大”代表开个名单，以组织力量对李宗仁进行反击。但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许多“国大”代表并不买陈立夫的账；更让陈立夫失算的是，他认为能控制的自己人苏邨圃、李飞雄此时也和他离心离德了，而且还带着江西多数代表投了李宗仁的票。关键时刻，苏邨圃又没有站在蒋介石一起。

4月29日上午9时，李宗仁、孙科进行最后的决选，两派代表壁垒森严。11时投票结束，开始唱票，每唱孙科的票，孙派代表就来一阵掌声；唱李宗仁的票，李派代表照样也来一阵掌声。此起彼伏，成了会场悦耳的旋律。起初，彼此票数相差不多，到末了，李宗仁的票唱到1400张，孙科及其代表知道大势已去，也就相继离开会场。苏邨圃、李飞雄等众多代表则在会场更加活跃，直到将选票唱完为止。最后，李宗仁以1438票对孙科1295票的微弱多数击败孙科，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

5月1日，大会闭幕。

事后李宗仁特意致信苏邨圃、李飞雄夫妇，感谢苏、李二人在副总统竞选时对他的大力支持。

1949年1月10日，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惨败；国民党内部发生重大分裂，李宗仁等人要求蒋介石下野，以争取时间跟中共谈判，但愿划江而治；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无能，尤其是战场上不断的损兵折将失望至极，转而支持李宗仁；国统区经济由于连年战争趋于全面崩溃……在多方面压力之下，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

1949年1月21日中午，蒋介石在总统官邸宴请军政要员，宣布下野。他拿出事先拟好的《引退谋和书告》，请李宗仁在上面签字。这一文告即蒋介石下野宣言：

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凑巧的是，傅作义于同一天宣布接收《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书》。1月31日中午12时，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进入北平城。

1949年1月1日，中共新华社便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解放军乘胜追击，解放全中国。4月，解放军在长江北岸屯兵百万，正以弯弓待发之势准备渡江。

大敌压境，江西政局一片混乱，省党部人员一盘散沙，各自逃命要紧。4月中旬，苏邨圃、李飞雄带着小儿映苍前往南京待命。然而南京政府自顾不暇。

1949年4月20日，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次日，毛泽东、朱德即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同日，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江苏）西至湖口（江西）长达千里的长江天堑强行渡江，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破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李宗仁带着部分军队退到桂林继续抵抗。

苏邨圃则取道上海去香港，转而移居台湾。

第五章

缘结慈航

1950年，苏邨圃自香港移居台湾。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由于政府机关人浮于事，一时混乱不堪，而作为李（宗仁）派人物的苏邨圃在政治上更是受到排挤。只是每当“国大”召开之际，才会有人想起苏邨圃、李飞雄来，并请他们例行到会，行使表决权。

1949年11月20日，李宗仁离开大陆飞抵香港，入太和医院治病。

1950年1月20日，台湾中华民国监察院致电李宗仁，催其返台，履行代总统职责。2月13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联名致电李宗仁，促其返台。次日，李宗仁复电，以医嘱不能远行，拒绝回台。当天，台湾监察院指责李宗仁滞留美国，遥控台湾政局，为此向“国大”提出弹劾李宗仁。21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再电李宗仁，限李宗仁三日内返台，否则视为自动放弃代总统职务，由原总统蒋介石复职。23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决议，请蒋介石复职。24日，立法院通过全体委员电，请蒋介石恢复视事。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恢复总统职位。

1954年3月10日，国民大会上的国大代表投票表决副总统李宗仁的弹劾案，1486名的出席代表中，有1403名同意罢免李宗仁副总统之职。不知苏邨圃、李飞雄这次投的是赞成票还是反对票。后来有人说苏邨圃总是跟错了人，早年跟着汪精卫，他降日了；后来跟着李宗仁，他投共了。要不然苏邨圃早就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了。

在台北，无官一身轻的苏邨圃又起用了“苏芬”的姓名。他年轻的时候就曾与佛结缘。1948年，苏芬每次回家乡贵溪时便常常一袭长衫，端坐于儒子亭一座大庙里听法师讲经。到台湾后，倒是让他有更多的时间研究学问和佛教经典。苏芬与夫人李飞雄经常去住处（汐止）附近的秀峰山弥勒内院聆听慈航法师妙音宣流。慈航法师讲课时神采飞扬，诙谐有趣。每当讲到兴起，边讲边唱，手舞足蹈，弟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一次，慈航法师摇头晃脑地吟诵王之涣的《登鹳鹊楼》。当吟唱到“欲穷千里目”时，为了凸现“更上一层楼”的意境，他竟然一脚踏上法座，不慎踩到袈裟下摆，只听“噼咝”一声，他低头一看，袈裟撕破了。慈航法师仰首哈哈大笑地说：“衣裳破了不在乎，大家能‘更上一层楼’就好！”

不久，苏芬正式皈依佛门，成为慈航法师的得意门生，法名慈引。

慈航法师（1895～1954）是近代中国佛教的一位高僧，被誉为“弥勒应世，玄奘再来”。他俗名艾继荣，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溪口镇艾阳村人，17岁在福建泰宁大金湖剃度出家，追随太虚大师，于全国各地巡回弘法，后访南洋，宣传抗日国策；晚年驻锡于台湾，创办“台湾佛学院”，开创台湾僧伽教育，收留大陆到台青年僧人，为台湾佛教教育第一人，成为佛教学派代表人物。门下有许多由大陆赴台僧才，后来诸多长老、佛学院师资皆出自他的门下。

1949年6月1日，慈航法师因“匪谍”罪名被台湾有关方面逮捕入狱，师徒13人被关在桃园一个做煤球的工厂里一月有余，陆军中将退役后出家的律航法师也在其中。后来蒙李子宽、于右任、居正等国民党元老和孙立人的夫人张清扬出来担保，他们说：出家人啊，绝对不会来做这些间谍什么的。不久，“匪谍”冤案结束。

1950年，汐止静倩院达心、玄光二位住持被慈航法师舍命保护青年僧侣的精神感动，于是集资于秀峰山上开荒辟地，为慈航法师修建瓦屋三间。同年8月16日落成典礼之际，慈航法师依弥勒经义，将三间瓦屋立名为“弥勒内院”，并亲笔书写“弥勒内院”四个大字嵌于山门横梁匾额上，用以纪念太虚大师。弥勒内院主要负责大陆来台青年僧教育，开台湾佛学教育之先河。而散居各地之青年僧相继投于慈航法师座下，用功办道，推动弘法利生事业。这不仅为佛教振兴发展注入了生机，也给社会增添了一股安定的力量。当时弥勒内院因学风严谨、教学相长、人才辈出而饮誉全岛，成为台湾佛学教育的中心。

苏芬居士与慈航法师、律航法师、道安法师等高僧私交都很深。并常有书信往来，诗词唱和。

慈航法师和（hè）苏邨圃居士：

其一

幻人游戏已忘年，镜像空花启教筵。

自性真如原不减，缘生假法有何添。

明知本具唯心佛，好作逍遥世外仙。

万事任它流水去，吾身放下定安然。

其二

寻声何处有知音，法界原来是至亲。

久遇高明为我主，幸逢博厚作吾民。

清风明月襟期爽，翠竹黄花道义深。

万象森罗皆挚友，从今当办一诚心。

其三

清平气象几时来，扫却波旬劫后灰。

业绩须还原有尽，命根难舍竟时催。

实行君子成人德，不用奸凶乱世才。

忏悔多生无始障，可怜大陆梦魂哀。

其四

秋去冬回又复春，满山青翠一番新。

遥看宝树争彩霞，近听清泉泻玉声。

久信法身原不灭，早知佛性本无生。

无情尚播无生曲，佛法从今定再兴。

又和：

不变随缘现，心空何所愁。

宁为天地主，莫作活骷髅。

道安法师赠苏邨圃、李飞雄自制芽茶及泉水（摘自《道安法师遗集》，1955年7月3日道安法师日记）：

秀峰泉水秀峰茶，聊赠高明数支芽。

制茶人是君山主，煎前饮后漫相夸。

苏芬早在北大求学时就勤于笔耕，后涉足政坛，但他内心不浮不躁，常常撰文发表己见，启迪他人。可惜在大陆时期的作品大多很难找到了。都说北大毕业的学生做学问是一等人才，做官是二等人才，办外交是三等人才。苏芬既做学问又做官，最后大彻大悟，皈依佛门，潜心研究佛教，应该算是特殊人才吧。

在台湾，苏芬勤修佛学，夫妇志同道合，相敬相爱。他们常常出双入对，前往秀峰山弥勒内院听法师弘扬佛法。每次听佛法，苏芬都带着笔记本详细记录，回到家中再作整理。他这种积极进取的学习态度得到很多法师的赞许。就连与慈航法师关系紧张的圆明法师在文中提到苏邨圃时也说“敬爱其学佛之热诚”。

1951年初，苏芬将心得笔记编印成册，予以发行，名曰《秀峰山闻法记》。其师慈航法师亲笔作序：

……

江右苏子邨圃，从政多年，勤修佛学。此次全家来台，卜居汐止，与佛有缘，时来听法，偶有所得，辄随笔记之，经年无间，竟数十万言，名曰《秀峰山闻法记》；深入浅出，摄收江洋。请示于余，余不禁欣然色喜。苏子诚有心人哉，若非乘愿再来，助扬发化者，焉能精进如是耶？李飞雄女士其贤伉俪也，共悟宿因，同宣法化；襄辅事功，仰止如来……

接着，苏芬又根据自己几十年对静坐的心得体会，结合佛教经典和慈航师父的讲经精髓着手编撰《静坐须知》。

民国初年，苏芬在中学读书时常常于夜深人静之时放下蚊帐，在床上静坐，并以“因是子静坐法”为静坐指南。1919年，苏芬考入北京大学仍然常常修习静坐。一次，苏芬与老师梁漱溟先生探讨静坐法，梁漱溟先生说：“因是子的静坐法是外道思想，不可学步。”苏芬从此信心动摇，不再静坐。1922年，苏芬看到一本《因是子静坐法续编》，认真阅读后才明白梁漱溟先生所批评因是子的思想只限于静坐法的前编，而续编就和前编内容截然不同。续编是依据小止观及《释禅波罗密次第法门》而作，完全是大乘佛法。可惜苏芬在求学时代因为功课紧张，不能专心修习，一曝十寒；大学毕业后，又政务繁忙。因此，苏芬静坐工夫虽没有间断，然而收效甚微。1950年，苏芬来台后一心向佛，潜心研究佛学，对静坐更有新的体验和感悟。苏芬对静坐养生下了很大的功夫，对修炼静坐养生之道有自己独特的系列和创新之见。一个能够安静下来的人是极有力量的人，起码是潜藏了某种大能量的人，这种人不是体能过人，就是思想过人。

安静是浮躁的对立，而浮躁来自对欲望的追逐。安静是生命的力量，也是生命的艺术。静坐能使人心清静收敛，获取一种内在的力量，而不是虚浮的力量，从而向人欲发动攻势，克服自我私欲。只有坚持修炼静坐养生，才能强身祛病，才能使自己处于一个相对超然的空间，以摆脱世俗之扰，求得一种沉潜，继而开悟得道，用正确的思想、顽强的意志指导自己的行动。有了这样的力量，定在一个地方可以牢实不倚，移动出走也会步步踏实。

苏芬从笔记中拾取多种资料，参照楞严经、解深密经、圆觉经、憨山大师遗著、虚云老和尚法语，旁及《因是子静坐法续编》，附以己意，编成了近八万字的《静坐须知》，于1953年年底出版。

慈航法师认真看完《静坐须知》清样后说这本书写得很好，正合需要，因为有许多人常常来秀峰山询问静坐的方法。慈航法师为有苏芬这样热心好学的弟子而由衷欢喜，于是他又为苏芬的大作《静坐须知》欣然作序：

……

苏子邨圃，法名慈引，籍贯豫章，业于北大，服务党政经年，因缘会于台岛。秀峰山上，时听法音，弥勒台前，管于笔记；其精进为学，实有足取焉。

今者，为利人计，编著《静坐须知》一书，在无说之中，而方便言说；望观指而见月，得鱼即忘筌，若门已开，应毋坚执敲门瓦子于手。尚冀修观之士，渡河须求筏，到岸不用船。然而一灯引千灯，而灯灯相照，灯灯无尽，名之曰：“无尽灯”。

是为序。

中华民国四十二年国历十二月廿八日之初夜

慈航于法华关中

《静坐须知》一经出版便倾销一空，最后连苏芬手头的几本自存书也被人要去了。

后来，为了纪念慈航法师遗体开缸，苏芬选定1959年5月19日将慈航法师亲笔作序的《静坐须知》予以再版。并就岛内外各方之质疑者予以解答，增益资料，力求尽善尽美，此书对裨助世道人心，解脱“烦恼”、“所知”二障，虚怀精研，以及为治学者之参考，为养生之正道，为政之指南均有裨益。

苏芬请优昙法师作序二：

……

苏子邨圃居士，为家师祖慈老人之皈依弟子，宿根深厚，幼年好静，习学静坐，长而弥笃，虽经宦海，不慕荣利。民卅九年居台，从慈老人学习经教，参阅佛经要义，编成《静坐须知》，简易浅近，贯以条理，初学习此，颇易入门。民国四十三年，余因慈老人证灭，奉安赴台，一见如故，晤谈甚欢，亦一外现居士身，内秘菩萨行，慈悲救世之大心菩萨也。据居士云：初版已售罄，拟欲再版，并索叙于余。居士欲于末世提示上乘，普示一切众生，衣里明珠，各人本具，不假外求；若能人手一编，则转凡成圣，背尘合觉，亦何难之有哉？

该书影响遍及大陆、港澳和东南亚佛教界，成为很多出家人和居士静坐选修课本。

苏芬对《坛经》也颇有研究。《坛经》作为禅宗思想的根本依据是不可移易的事实，禅宗思想就是以《坛经》理论思维为张力，全面征服了其后的中国社会。因此完全可以说《坛经》是禅宗的发端与圣经，是中国禅学的集大成。

胡适在1953年的一些演讲中特别强调他对禅宗史的新看法。然而，惊世骇俗的是，他居然“考证”出《坛经》是假的！（见《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原载于台湾《中央日报》1953年1月12日）

早在北大求学期间，胡适就对苏芬非常赏识。后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与当年北大的学生苏芬同为国大代表，师生常在南京会晤，胡适更是视苏芬为得意门生。1948年胡适旅美后几次从美国回到台湾，苏芬也曾拜访。一次，胡适由台返美，临行还写信给苏芬说：“下次回国，要赴汐止，看看你们的静修院”云云。

苏芬看到《中央日报》上的《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马上写了一篇批驳胡适的文章——《给胡适的两封信》，然后请慈航法师鉴定。慈航法师是直性直心，想到写到，他立即在《给胡适的两封信》加上“按语一、二、三”一并发表于台湾佛教重要刊物《菩提树》。这完全属于学术争鸣，却不想一石激起千层浪。

圆明法师是胡适的崇拜者，他看完苏芬的文章后写了一篇《读后》对苏芬的文章大加批评，并对慈航法师的三点按语也一一评斥：

……阅第三期《菩提树》刊，《给胡适的两封信》的按语人，笔者颇敬服其私德；对写信人，笔者住汐止时也曾敬爱其学佛之热诚。无奈现在笔者对这僧俗两大德的所述认为稍有加以解释的必要，乃不得不本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和佛教依法不依人的精神作一表示……

本来大陆来台的法师和居士几乎是一致的痛恶圆明，圆明在批驳苏芬的文章中三次提到印顺法师，首先是将印顺考证佛教须弥山四大部州之说为当时印度外道说法之论来驳斥苏芬文中“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不能概括整个佛学均合乎科学之说，并责令苏芬居士、慈航法师在未理清何者是来自外道，何者是释迦牟尼佛真意之前多虚心学习，少武断……最后还要慈航法师向印顺法师学习（见《觉生》月刊第34期，1953年4月1日）。“这真是岂有此理！慈航法师是菩萨心肠，但到底没有成佛，对这些有损尊严的话也还不能无动于衷。”（摘自印顺法师《平凡的一生》）很多人认为圆明对苏芬《给胡适的两封信》的评斥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矛头直接指向慈航法师，并误以为圆明的一切行动都有印顺法师在他背后支持，因而引起了慈航法师对印顺法师的误会，致使彼此产生隔阂。

以苏芬的《给胡适的两封信》为导火索，顿时引起了学术界和佛教界对《坛经》是真是假的争鸣以及台湾佛教界对圆明的围攻，有批评的，有痛骂的。

1953年8月，慈航法师为苏芬专授《唯识音响补遗》，慈航法师认为这部书虽然有些错误，但略加修正，还算是唯识学的一部杰作，研究唯识学的人不可不读。于是，苏芬马上着手将《唯识音响补遗》翻译成了白话文。

1954年5月6日，慈航法师因突发脑溢血入寂，世寿60，苏芬痛失良师。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惊悉慈航法师圆寂，不由想起1951年春自己一病不起，是慈航法师在弥勒内院率领圆明法师暨该院学僧20余人自2月20日起连日朝夕祈祷，虔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持诵大悲神咒千余遍，求佛菩萨加庇于右任前辈政躬康复。噩耗传来，于老不禁声泪俱下，他当即挥毫疾书“光明自在”四个大字，送到弥勒内院以示志哀。

道安法师很快出面组织了“慈航法师永久纪念会”，并筹备加速《慈航法师全集》的编缀和付印工作。“慈航法师永久纪念会”全体动员，分工合作。由律航法师总管经费，优昙法师、自立法师、清霖法师、钱召如居士等负责校对，陈慧复居士、黄奎居士接洽经销，并聘请印顺法师、南亭法师、白圣法师、道源法师、道安法师、赵恒惕居士、钟伯毅居士等为审查委员。三年前的1951年9月，慈航法师就他本人的文集编印事宜写了一封信给苏芬：

慈引吾徒：

师父本来对于印刷无心，但有人发心也不制止，听其自然。师父文字分为两种，一是自写，应付各佛教刊物之用，多是护持佛教言论，故无底稿，不易搜集，纵有几篇，也不想再起波澜，庶免翻天覆地；二是讲稿，多系各处居士或学僧所记，已出正续两册。来台以后，未遇尔之前，所讲者系自立、妙峰、惟慈、幻生所记，已交韩居士编印小丛书；除此之外，皆尔一时所记也。师之意见，如无机缘，固不必勉强；倘机缘成熟，其办法分为二种：

其一，先将尔所编之《秀峰山闻法记》出版，盖系尔一手所写，较纯洁也。

其二，将旧有两册原本以及来台讲稿一概交尔删正修改，分成四类：

①破疑类：关于解释一般人误会佛教为消极、亡国、灭种、迷信等，这一类的文字汇为一册。

②开导类：关于开示一般人学佛先从做人起，如常常讲的通俗演讲，你是听惯了的，一一知道。

③佛学类：关于唯识、因明以及八宗胜义等。

④散文类：师父自己写作的比较平和的文字。

如此，既然都经过你一人修改，那就是你一人手笔，不必分你分人。你如果不怕辛苦，专心修改，则不管印得成印不成，先做修文的工夫。假若印得成的话，就分为《释疑》、《导俗》、《佛学》、《护教》四类，未知尔意云何？

苏芬遵师遗训，志报师恩，牺牲一切，独力苦干。《慈航法师全集》由他负责一手编纂，同门无不称赞。一年后《慈航法师全集》正式出版。该书共5编，14册，全书120余万字。苏芬提议该书封面底色用粉黄色，书名请于右任老前辈题签，封底书明出版年月、著述者等。由于编者的特殊身份和所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及较为公允的评述和平实的文风，此书一出，竟成煌煌巨著，传世之作，在中华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慈航法师圆寂前在遗嘱中交代：“遗骸不用棺木，不用火化，用缸跏趺盘坐于后山。三年后开缸，如散坏则照样不动藏于土；如全身，装金入塔院。”

1959年，在慈航法师圆寂五周年纪念大会上正式票决开缸。5月19日清晨5时，由“慈航法师永久纪念会”主任委员道安、副主任委员律航、玄光、总干事苏芬等50余人举行神圣的开缸仪式。

开缸后，人们惊喜地发现慈航法师肉身未坏，袈裟完好，面呈紫色，眼睛发亮，耳鼻口俱全，唇尚软，并长出稀疏的头发和髭须，眉毛亦长了许多。经装金后，迎归于弥勒内院安座供养——成为台湾第一尊肉身菩萨。一日之间，国内外的报纸纷纷发布消息，照片在报纸上登了又登。21天之内，前往汐止秀峰山弥勒内院瞻仰的群众竟超过了80万人，消息一直传到海外各地，很多人都说台湾能出现一位肉身菩萨是万民的福气！

慈航法师的肉身菩萨在中国十大肉身菩萨排行榜中位居榜首：慈航菩萨、惠能法师、仁义师太、地藏菩萨、海玉菩萨、德清菩萨、海庆菩萨、隐莲菩萨、大兴菩萨、妙智菩萨。出家人修行到最高境界就有望实现圆寂之后肉身不坏，佛教用语将肉身不坏的躯体称为“全身舍利”，就是僧尼圆寂之后，身体经过多年不但未见腐朽溃烂，而且栩栩如生。因此，肉身不坏的僧尼被尊称为“肉身菩萨”。

众徒为了永远纪念慈航法师，“慈航法师永久纪念会”决定在台北汐止五堵（今台北县汐止市大同路三段68号）创办慈航中学。1959年，成立了“慈航中学筹备委员会”，1960年正式建校，申请立案，以道安长老为董事长，苏芬居士为首任校长。同年秋季招生，9月，第一期学生如期开学。

然而这所学校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学校在五堵附近的山坡上，地点偏僻，交通不便，设备也不够完善，招生自然不理想。而最大的致命伤是建校经费不足，学校一开始就债台高筑，教职员全是学校的债权人。学校从建筑到开学上课都困难重重，苏芬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无私奉献，日夜操劳。几年来，苏芬因为忙于筹建慈航中学校舍一事，以致所有写作都搁下笔，尽管各杂志社编辑和读者不断催稿，他都无法还这笔人情债，心中常常深感不安。经苏芬惨淡经营，慈航中学很快走上正轨。

1962年3月4日，天气晴朗，宏慈法师所住持的慈航精舍定于这天开幕。上午9时，苏芬由慈航中学乘车前往参加，人车拥挤，至11时到达。苏芬签过名，送过礼，拜过佛后，正想返回学校，门口遇见胡国伟居士，闲谈约30分钟。一边走，一边谈，刚上大路，突然看见净良法师由精舍出来，他俩停住了脚，想问问净良法师新近建设

的基隆道场在哪里？净良法师一见面还没开口，就来了一辆计程车，于是他们三人同车到续祥法师的吉祥苑午餐。大家围坐在续祥法师卧室，宽道法师也来了，续祥法师开口便关切地问慈航中学的近况，苏芬告诉他：慈航中学自创办以来值得欣慰的是，本校原来成绩不及格的学生经任课老师循循善诱，学习成绩很快得到提高并能够考取公立中学，学生家长多来信致谢；一些品行不良、屡教不改、不堪造就的学生被本校勒令退学，各方也表同情。这证明本校“管理严，功课紧”的教导方针是有成效的……

1957年10月18日，苏芬到秀峰山拜访师兄加挚友律航法师，不小心失足滑倒，跌伤腰骨，不能行动，不得已住院治疗。律航法师前往医院探望，并写了一副对联戏勉苏芬：

五蕴本空谁肯照，四大非有自幻生。

苏芬看后颇感有趣，于是回了律航法师一偈：

泥杯落地损一边，略加填补又重生。

有人识得个中义，快活逍遥自在仙。

苏芬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肉体上虽感痛苦，可他仰首读书，几乎忘记了自己身卧病榻。屏息诸缘，“无世事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因此他说，这一个多月精神上非常愉快。一般来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还有一说“伤筋动骨，一岁卧床一天”，可58岁的苏芬卧床不到40天便能下床行走了，很多医生都惊叹为奇迹。不几天，苏芬出院回到家里。这时，律航法师送来一本《虚云和尚年谱》给苏芬作病中消遣，并嘱咐他不必急着回学校上班，在家多休息几天。

虚云（1840～1959），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绝世高僧，祖籍湖南湘乡，出生于福建泉州。虚云于咸丰年间出家，曾远赴印度、缅甸、斯里兰卡等地朝佛。他传法曹洞，兼嗣临济，中兴云门，匡扶法眼，延续沩仰，一身而兼五宗法脉。其禅悟和苦行为海内外所敬重，是名震中外、人所共仰的禅宗泰斗。

虚云老和尚见过慈禧、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备受历代政要、学界泰斗、佛教领袖推崇。他还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政协会议，担任过中国佛教协会首任名誉会长。当时大家是公推他担任会长的，他提出让赵朴初任会长，自己和达赖班禅任名誉会长。

1951年2月，虚云老和尚在广东曲江云门寺以112岁高龄遭受云门事变受尽酷刑，死而复生，仍能入定神游，足见其禅悟境界之高深。事变后，虚云曾撰一联，以抒感想：

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

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

1959年10月13日，虚云在江西省永修县云居山真如寺圆寂，世寿120岁。虚云和尚一生习禅苦行，以长于整顿佛教丛林，兴建名刹著称。虚云不仅在东南亚诸国蜚身佛坛，在北美大陆也有一定影响。1982年，美国纽约佛教禅宗中心为他修建纪念堂，将其传记用英文刻于石碑。

苏芬手捧《虚云和尚年谱》爱不释手，一读再读，颇有心得感触，“更觉己身之渺小，不及沧海之一粟。”苏芬将虚云老和尚一生分为两个阶段：56岁前是“福慧双修，随缘消业”的自度时期；56岁之后，则是“无我无私，到处开荒”的度他时期。

苏芬认为年谱卷帙浩繁，文字艰涩，一般人很难顺利看完。为了能让世人普受虚云老和尚的感召，彻底扫除心中的“贪”、“嗔”、“痴”三毒，绝对不作行为上的“杀”、“盗”、“淫”三恶，苏芬立即着手就年谱中的真实资料分门别类，然后译成白话文，并详加注解，编述成九万字的《虚云老和尚十难四十八奇》一书，以便讲授者和学习者分章节讲和学。如此一来，虚云老和尚的平生遭遇、修持以及道力神通、种种奇迹就不难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这本书主要叙述虚云老和尚以“大事因缘，出现于世”的种种传奇事实。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虚云老和尚十难四十八奇》终于编撰成功，并由台湾正一善书出版社出版。此书一出，在台湾便一版再版而为佛教畅销书，直至苏芬身后40余年的2006年，台湾仍在出版《虚云老和尚十难四十八奇》。

编完《虚云老和尚十难四十八奇》，苏芬欲罢不能，接着又着手编著《虚云老和尚传奇故事禅七开示》，为学佛者指点迷津、快速悟道！

1958年，胡适由美国返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1959年11月29日，胡适应台湾教育部科学教育委员会及中华科学协进会的邀请，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讲《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同时借题发挥，质疑《虚云和尚年谱》初版（岑学吕居士编）史实有误，并表示虚云和尚年龄亦不大可信：

前些时候，报上登了大陆死了一个很有名的佛教大和尚，他死的时候，一百二十多岁。一个人活了一百二十岁，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但这个和尚生前有一本年谱，详细记载了他一生的事迹。年谱里他俗姓萧，他的父亲名叫玉堂，做过福建三府的知府。这位大和尚出生时，他父亲正做某一府的知府，他就生在知府衙门里。他三岁时，父亲调某府知府；他五六岁时，父亲又调某府知府。这些话是很容易考据的。在他所说的这三府的府志，曾查了两府。这两府志对那大和尚所说的他父亲在任的年代都有明白的记载，但知府的姓名中并没有姓萧名玉堂的。因此，我就不敢相信这大和尚真是活了一百二十多岁了。

胡适的话语暗含这样的推论：由判断“虚云之父萧玉堂做过福建知府”是假的，进而推测“虚云活了120岁”也可能是假的。对于那些景仰虚云“坚节苦行，禅定功深”的佛教徒而言，这可能意味着对虚云之修持与人格的否定，堪称是不容置疑的“胡说”了。

该演讲稿被刊在台湾各大报刊上，影响很大，岛内一片哗然。胡适的这篇演讲算是捅了马蜂窝，由此很快引发了台港佛教界及海外侨僧界的强烈反响，反胡声一浪高过一浪，与当时中国大陆方兴未艾的批胡运动不谋而合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反胡热浪甚至掀到香港及海外的地区与国家。

胡适堪称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灵魂人物。在诸多学术和思想领域里，他皆“但开风气不为师”，做了令人瞩目的开拓工作。但自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之后，围绕他的赞毁和聚讼就一直此起彼伏。

亚力士多德说过：“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由此可见追求仁道与真理是何等需要坚定不移的态度，在真理面前，是没有情面可讲的。但追求真理不是打击异己的手段；不是无限上纲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做法；它是在宽容和自由的争论中，共同努力寻找并走出误区的必然过程。

苏芬对老师胡适的演讲内容也非常愤懑，他认为胡适不去观察审视虚云老和尚的生平事迹和为人，却枉费精力去考证虚云老和尚的年龄，作为一个学者，未免本末倒置，其严谨治学的态度实在是过头了。

自从胡适11月29日在台湾大学法学院讲演《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时，其中涉及虚云老和尚家世和年龄的讲词确实增加了苏芬不少麻烦；很多读者要苏芬出来说话，写文章反驳胡适，他都只好请张龄居士处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2月5日《中央日报》又登载了胡适另一封给《中央日报》两千多字的长信，再考证虚云老和尚年谱疑义并答张龄先生。过了两周，苏芬未见反应，以为苦海风波暂时可息；想不到不少读者又纷纷来信催促，并送来《自由中国》所转载胡适给《中央日报》的信要苏芬阅读，迫使苏芬顾不得师生情面，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终于再次拿起了笔，写了《向胡适先生恭进一言》，发表在台湾《今日佛教》1959年12月86期，文中指责胡适是“大胆的求证，粗心的假设”：

一、胡适先生是我北大的老师，他的治学精神大部份可以做我们的模范，不过他的精力浪费过多，实在是不经济的。曾记得顾孟余先生给我们讲经济学原理时曾说：“以最小的劳费得最大的效果”，这才合乎经济原则。胡先生一生治学，就忽视了这个经济原则。例如考证《红楼梦》等小说，费时若干年，耗精不可计，所得的结果等于零。假如胡适先生把全副精力集中研究佛学，不但《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二集早已杀青，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如今我们想编一部《中华大藏经》，编了几年还没有成就，就是缺乏科学方法。

二、胡适先生得天独厚，不但身体好，精神足，而且家学渊博，如果尽心尽力在学问上做工夫，那媲美古圣先贤是很有希望的。可是六十几年的光阴过得真快，他不应该追求政治，不应该角逐官场，做了几年驻美大使，对国家既无法贡献，对自身却为害甚大。“人生七十古来稀，前十年小，后十年老，算来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胡适先生如果珍惜这几句名言，应痛悔从前不该做大使，如今不该做院长。须知北大同学研究学问是一等人才，做官是二等人才，办外交是三等人才；何必弃一己之长而趋附一己之短呢？

三、孔子删《春秋》，已经被删除的部份是不是要检来再读呢？如果不需要，那么，虚云老和尚第一版年谱，老早变成了废纸，为什么又拿来做考证的依据呢？胡适先生写给《中央日报》二千多字的信，除龙头凤尾外，其余都是抄录新旧年谱及府志县志。这样浪费精力，实在是不值得的。

四、“佐治”二字的意义是佐治人员帮助主管官做事，例如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是主治人员，而副院长以下以及雇员都是佐治人员；将来编国史的人，院长、副院长及总干事历史上提名，至于总干事以下的人名，恐怕就不能占领那浩大的篇幅了。萧玉堂不是院长、副院长、总干事之流，但他可当一名雇员，怎么能在府志县志上找出一个雇员的名字呢？

五、“科举”二字，不一定是有“功名”如举人、副榜、贡生等等，那怕是一位老童生，只要是读书人，曾经参加考试，名落孙山，也可做一名小吏，都可叫做科举出身。满清末年，“废科举，设学校。”是说废除科举制度，并不是废除举人等等。萧玉堂也许仅仅参加过科举考试，当然查不到他的姓名。

六、我认为胡适先生这种考证是不必要的，纵使考证确实，对于天下后世有什么裨益？胡适先生能考证我所编的《虚云老和尚十难四十八奇》是真的呢？还是传奇呢？我以为考证这些倒是有意义的，例如猛虎皈依、枯梅复活、力移巨石、死而复苏等等，只要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可能或不可能，那就算是科学进了一步；否则，我敢说，今天的科学还是幼稚得很；好像医学博士硬说“舍利”是“胆结石”，慈航法师肉身不坏，硬说是“木乃伊”，真是笑话百出。

七、我今向胡适先生恭进一言，最好摆脱一切公职和应酬，闭关三年，专心阅藏，门上加上几十重锁，不接见任何消耗一己精力的人和物，把师母由美国接回来照料饮食，由关房小窗口上送进日常必需品。另外请印顺法师和李炳南居士做亲教师，每日讲解佛经二小时，讨论二小时。这样，我保证出关后必可大彻大悟，再也不会想做那费时失业无益的考证。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岁时问礼于老聃，当时孔子以为天下人的学问没有比他更高更深的，所以见到老聃时不免现出一股骄气；后来老聃教训他：“去子之骄气”，孔子豁然贯通焉。归来后对弟子们说：“鱼，吾知其能游；鸟，吾知其能飞；惟老子其犹龙乎？”故孔子五十岁后方得到知天命的境界。胡适先生如果肯下苦工夫，闭关三年，专阅大藏经典，必定能够用科学方法编出一部《中华大藏经》来。

八、胡适先生写了不少的关于佛学方面的文章，有的资料是根据敦煌石室的，有的资料是在外国图书馆找出的，独出心裁，加以辩证，这是值得钦敬效法的，不过因为胡适先生灵性好像在那里钻牛角尖一样。假如闭关三年，再经名师指点，那七情六欲的云层就会一扫而空；那时“真如”显现，就是自利利他的菩萨摩诃萨。

九、几年以前胡适先生由台返美，临行的前夕曾写信给我说：“下次回国，要赴汐止，看看你们的静修院。”后来胡先生再度回国，先师慈航业已圆寂，指导无人，那一段因缘顿成流水。今天我应读者之要求，聊向胡适先生贡献上面几句箴言，希望“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却不可“大胆的求证，粗心的假设。”

一时间胡适受到各方“围剿”，这与他力倡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存在着理论缺陷以及一向的反佛态度相关。而对中国佛教处境之深切的危机感，是佛教界“辟胡说”的深层次原因。这场争辩既是学术争鸣，更牵涉到双方对宗教信仰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问题。

1960年7月4日律航法师圆寂，苏芬又痛失挚友。

1960年8月28日，中佛会在善道寺召开第四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由白圣法师主持，选出苏芬等31位理事。

第六章

魂兮归来

苏芬一贯身体强健，一生只生过两次病：1941年抗战时期在大陆江西抚州患过一次疟疾；1952年9月下旬，与甘师、慈师在台南车站握别后，一病两月。另外伤过两次腰：1949年5月3日在家乡贵溪五弟苏馥家，晚上去后花园散步，心不在焉摔过一次腰；1957年10月18日，苏芬到秀峰山拜访师兄律航法师，不小心失足滑倒，跌伤了腰骨，不能行动，但经住院治疗，很快痊愈。

1962年，苏芬常感鼻塞，鼻涕中带血丝，开始以为无大碍，后来感到异常时，经医院检查，确诊为鼻癌。医治无效，不幸于1963年初赍志而殁，终年65岁。苏芬临终之时再三交待儿子苏映虹：等到祖国统一了，要将他的骨灰运回大陆，安葬在贵溪的中坊渡苏家山上。

14年来，苏芬身在台湾，心系大陆。1949年，他带着妻子和小儿逃到台湾，可三个女儿苏映霞、苏映莲、苏映雪和众多亲友却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生死茫茫。牵肠挂肚的苏芬是多么渴望两岸统一叶落归根啊！

南宋谆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陆九渊在贵溪县上清应天山创办了象山精舍，清同治年间迁至贵溪县城东建象山书院——我国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后书院又迁至贵溪城南三峰山下，因着象山书院，贵溪城南方圆十里统称为象山。1941年，苏邨圃在象山书院遗址创办了江西私立扶风中学。

苏芬无论是在北京、在南昌还是在台湾都非常热爱家乡贵溪，对象山更是桑梓情深。1945年11月，在江西省城南昌的贵溪同乡一致推举苏邨圃为旅昌贵溪同乡会常务理事。他在江西为官时，将坐落于南昌复古巷43号的私宅命名为“象山别墅”；到台湾后，又将自己坐落在汐止镇的住房取名为“象山精舍”。此外，他著书立说，发表文章，与友人通信等落款都署名为“江西贵溪邨圃苏芬”，以此寄托他乡游子思念家乡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祖国统一，是他一生的强烈追求。

在台湾的14年，苏芬夫妇常在秀峰山上遥望大陆，海峡波涛汹涌却隔不断、阻不了他望大陆、念故乡、思亲人的深情。他从未失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弥勒内院梵音唱起淹没不了苏芬坚信海峡两岸迟早必将统一的不泯信念。

65岁，65岁的苏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刚刚兴办的慈航中学万事待兴，而学校已经负债累累，脚前的办学之路举步维艰。很多俗事和佛事文字工作堆积案头，有待学校走上良性循环后再来处理。与大陆骨肉亲人的相见还只在梦中，遥遥无期，回家的路啊，这么漫长，还要走过多少年华？

想不到天不假年。苏芬病逝后，慈航中学很多年都没有物色到合适的校长人选。第二任校长是原任教务主任暂时代理，第三任校长就任不久便一走了之，令人不可理喻的是，此人竟连校印一起带走，最后学校花大钱将校印赎回。六年中换了七个校长，致使学校难有发展。董事长道安法师为慈航中学疲于奔命，焦头烂额。

1967年11月，慈航中学在无力维持的情况下，与慧岳法师签订协议书，将慈航中学交与慧岳法师接办。不久，慈航中学又转让给了社会人士。此后，该校便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海茫茫，

山之上，有国殇。

在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临终诗《望大陆》抒发的不仅仅是他的个人情感，更是所有大陆去台人员共同的心病。

然而，在苏芬身后发生的家事、国事、天下事应该让他含笑九泉：苏芬的长子苏映虹随桂永清去台，后升为国民党海军少将，现定居美国洛杉矶；次子苏映苍获两个博士学位，成为德国科学家；长女苏映霞1949年与丈夫（去台后任台湾大学教授）失散后下落不明，30多年杳无音信。1981年贵溪县委、县政府组织人员为苏氏家族千里寻亲，他们大海捞针，费尽周折，终于在江西赣县大山深处找到孤苦无依的弱女子。为此，侨居加拿大的苏醒（苏芬六弟，加拿大华侨领袖）感动得老泪纵横，不能自已；次女苏映莲在南昌市新华书店工作；三女苏映雪是吉安市第四中学优秀数学教师。他们的儿女都学业有成，事业兴旺发达。

1982年5月，应国务院邀请“来华观光”，苏芬的六弟苏醒第一次走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办理了入境签证手续。“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苏醒终于踏上了阔别30余年的故土，家乡政府七年来的统战工作取得了初步成功。在大陆，苏醒得到各级政府高规格的热情接待，并出席了国务院侨办特意为他安排的座谈会，会上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常委黄维等在京国民党元老参加座谈，大家就中国统一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都说“和尚出家不认家”，其实不然，就连著名高僧慈航法师也念念不忘家乡。

慈航法师曾经给苏芬写信说：“目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在台湾办一所佛教英文学院，栽培国际弘法人才。另一条是回福建家乡实行小乘戒、大乘行……永远在家乡做起……”

2007年9月14日，台湾首尊肉身菩萨慈航木雕仿真圣像由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净良长老带队，象征“两岸顺利发展”的268位佛教界人士和信众组成了圣像护送团，他们先搭机抵达金门，金门县长李炷烽亲往迎接。然后，护送团再乘新金龙号客轮迤逦浩荡前进厦门，由著名的南普陀寺安排奉迎仪式，随即转往福州。最后经由福州前往中国大陆慈航法师出家地福建省泰宁庆云寺安奉。17日在泰宁县庆云寺举行慈航菩萨圣像回归祖庭奉安开光仪式和大雄宝殿奠基动土仪式。

此番奉迎慈航菩萨圣像回闽，不仅是完成慈航大师本人希望回归祖庭的夙愿，也有利于加强两岸佛教界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同时促进了两岸的和平与发展及中华民族大团结。

苏芬居士的恩师慈航法师已经魂归故里，苏芬的在天之灵也一定在盼望着这一天。

苏芬的家乡江西贵溪信江河畔耸立着一座巍峨的挂榜山，乡亲们世代传说：因着挂榜山，贵溪儿女远在异国他乡总是格外地牵挂着家乡的亲友和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有灵性，水有感情。故乡的群山松涛阵阵，故乡的江河流水淙淙，夜深人静之时那阵阵松涛、淙淙流水是在声声召唤着客死他乡的英灵：

魂兮——，归——来——